论文关键词:李长之;感情的批评主义;传统文化;西方古典哲学
李长之这个名字现在已不为许多人所知，即使文学圈内人，不知的恐怕也不在少数。然三、四十年代，他却是声名显赫的学者。司马长风把李列为30年代五大批评家之一，他说:"30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文艺批评家，他们是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由于种种原因，沉寂多年的李长之已从历史的尘封中向我们走了过来擦去他表层的灰尘，我们会发现这个名字是如此的鲜亮，甚至有些耀眼。30年代初，李长之在清华园求学时就同季羡林、林庚、吴组湘以文章才气被称为清华“四剑客”。25岁时，写出了《鲁迅批判》，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学者批评家的位置。当时著名的日本学者竹内好对该评论推崇备至，许多观点被介绍到日本。此后，李长之有近百万字的论文以及近乎年出一书的速度发表评论，涉及文史哲各个领域，显示了独特的批评风格。著名的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苦雾集》、《梦雨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国文学史略稿》(1-3卷)等。
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世纪，批评流派，批评方法纷繁众多。单30年代中国文坛就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社会一历史批评、印象主义批评等显示李长之自甘独步的是他标举的“感情的批评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本的解读。艾布拉姆斯称“文学批评是有关解释、分类、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一种研讨。这种解读、分析首先应是客观公正的。对于一名批评家而言，批评的公正性、客观性是最基本的要求，正如鲁迅所言:“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李长之认为要做到客观公正，面对作品“除了得一个‘是什么’的答案以外，还要追求‘那为什么’的来历”。然后对一个作品的好坏，下以褒贬。在此基础上李长之提出他的感情主义的批评的主张。他说“我倒以为该提出似乎和客观相反，然而实则相成的态度来，就是感情的好恶。我以为，不用感情，一定不能客观。因为不用感情，就不能见得亲切……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我明目张胆的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批评家应“跳进作者的世界”和“作者的悲欢同其悲欢”。这是一种颇具艺术心理学特征的批评解说。体验标志着批评主体在批评过程中的特殊方式;体验借着主体与对象的交流达到对生命的占有。由此他进而主张“以写出感情的型，作为最高文艺标准”。分析一部作品象层层剥笋，最后“便只剩下令人把握的感情，感情的对象都已经抽掉了。这种没有对象的感情，可归纳入两种根本的形式，便是失望和憧憬，我称这为感情的型。在感情的型上，……它正是不受时代的限制的了，如果文学的表现到了这种境界时，便有了永久性”。他的批评主张在一种远离政治的基调上生发对思想自由的意见。摆脱了文艺社会学的机械束缚，强调批评主体的能动感受，批评过程与体验过程统一，倾向于情理结合，情中见理，理中渗情，向文艺心理学和美学的领域发展。
马蒙泰尔认为:“只有感情才能判断感情，把感人的东西让精神去作判断，无异于让耳朵去判断和弦。pm《鲁迅批判》用审美的眼光，实践着他“感情的批评主义”，眼光锐利，感情热烈。用“感情判断感情”处处显示出一个天才的批评家对一个天才作家作品的灼见卓识及两个感情丰富的心灵的沟通。“阿q已不是鲁迅所诅咒的人物了，阿反而是鲁迅最关切，最不放心，最为所焦灼。……阿q还不安分，也有他生活上糊涂的幻想，有人了解，而且垂听，又加以斟酌的么，也没有的，除了鲁迅。批评家用自己的灵魂，情感去体验、感受，用感情的火去温热每一行文字。
与感情的批评主义相联系的是浪漫风格。浪漫的最大特点是情感化、理想化。批评家李长之同时具有诗人的气质，自称是“近于屈原一流的”。他本身就是一个抒情诗人，以诗人的气质去赏析批评，情绪自然是浪漫的。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他写道:“齐人的调倪风流，楚人的多情善感，都丛集于司马迁之身。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以《诗经》为传统的‘思无邪’的科条是不复存在了，这里乃是《楚辞》的宣言:‘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直然是第二个屈原。抒情性的笔调，饱含着激情与浪漫。思辩与抒情相济相生，批评是本分，抒情是灵魂。在谈到孔子对司马迁的影响时，更是放言直书，气势充沛，洒脱又瑰丽;飞扬而又充满灵气。“总之，由于孔子，司马迁的天才的翅膀被剪裁了，但剪裁得好，仿佛一绝世美人，又披上了一层华丽精美而长短适度的外衣似的;由于孔子，司马迁的趣味更淳化，司马迁的态度更严肃，司马迁的精神内容更充实而且更有着蕴藏了一个伟大的巨人遥遥地引导着一个天才，走向不朽!
当时批评界流行的是政治和阶级分析的批评，离开了大学的特性去评价作家作品。李长之抓住了现实同创作之间的中介，即作家的“精神情感”因素，避免了将文学现象简单地还原为政治经济原因的机械论。“感情的批评主义”抱着一腔对艺术的挚爱从事批评，以超脱的审美的态度看待人生。强调渗入主体意识，心理氛围，这是它不同于社会还原批评家的地方。
李长之文学批评又一突出之处是精细广博体系严整，分析细密。较之极左批评的机械解读要严密、灵活，较之单调、枯燥的“一点二线”刻板阐释要丰富、精细。这种精细广博决定于批评家的文学素养、知识结构、视野和胸襟。李长之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在北大、清华读书时又倾心西方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的批判哲学，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向东方求善，向西方求真，求美。然后细寻文内奥义，广插文外因缘。《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先为李白写了详细的传记。论述了他的求仙学道生活、道教思想体系、李白的从政、李白的情感生活、李白与杜甫、李白之痛苦等。把诗人的经历、交往及时代文化的影响整体地进行了梳理。爬梳到了李白灵魂的底层。探寻出李白浪漫奔放的形象下面那种“超人的痛苦”。进而分析李白的诗歌的特点，是“清真”、“豪气”一无形式，“所有这一切，只是由于生命力充溢之故，而这生命力，又经过道教的精神洗礼之故。因此，他豪无尘土气……(万物)跑到了他的笔端的也便都有着剔透玲珑的空灵清新之感了!“这种批评有人称之为传记式批评，具有整体意识。对此运用得更突出的是《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全书共九章，从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写起，叙述了司马迁少年时的牧耕，受教于大师孔安国，接触飞将军李广，中年时的壮游(探禹穴、访曲阜、游燕赵等)，以及入仕之后，李陵一案的牵连。同时从思想上追述了他的批评精神，道家立场，孔子的影响，归结为他浪漫的自然主义人格，进而到司马迁风格之美学上的分析，将人格与风格的评析上升到美学的层面。这种细密广博的人格与风格结合的分析，重视人格与风格的互相辉映阐发，穿透对象的“密码”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深处。把创作看成是作家生命的流露，进而理解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精神。众多的评论对象，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直到鲁迅，勾勒出了时代与时代的转承关系，显示了中华文学的内在精神。显示李长之广博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往往把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文化伟人和艺术家放在一起进行比照，互相衬托，给人们以开阔的思路。“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评价。你得到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这是一个不仅是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对比的意图不在决高下，而是肯定各自的特征。进而了解对比双方不可取代的价值及应有的位置。李长之的批评对照式时时可见，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展示着见解的深刻，对照有“同中之异”，也有“异中之同”。
对表面风格趋同的作家，李长之往往能在肯定其风格近似处的基础上指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如鲁迅和老舍作品都显出幽默的特点，李长之同时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同中之异”:“老舍的幽默是理智的成份多些，即幽默往往是出发自一个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的知识，他是把事情看松活。鲁迅是彻头彻尾的情感的。‘记忆’和‘憎恶’，见出他的决不放过和决不释然。鲁迅的幽默往往是用现成的观念或名词，在人冷不防的时候忽然冒出来的，使人恢复一种在潜意识里的同感。又如把孔子和屈原作了多方对照。“孔子是古典的，屈原是浪漫的……孔子是理智的、屈原是情感的”。“和孔子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浑朴的周代鼎彝，是汉代的玉器，是晋人的书法，是宋人的瓷，单纯而高贵，雅”“和屈原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汉人的漆画，是司马迁的文章，是宋元人的山水画。雄肆而流动，奇这样的对照，气魄阔大，眼界深广，指出了中华文化史上两个伟人互相不可取代的作用。
在看似不同的作家中，李长之往往发现他们的“异中之同”，老舍与曹禺，一个是受欢迎的小说家，一个是受爱戴的剧作家，老舍更了解同情于北京市民的艰难，作品贴近现实，认为“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骆驼祥子》写出了对于这个世界上苦难灵魂的共鸣。曹禺有一种邻于神秘主义的理想主义。《屈原》、《北京人》都很显著。但李同时指出“他们在精神和性格上也有多少相似。”他们都是带有进步性的自由主义者，对不同的人间有着正义感。性格上他们都有点知识分子的忧郁、脆弱、多思，“《日出》里的方达生，《四世同堂》里的瑞宣都是一点影子。”
精细广博体现了他批评的整体性，时时把文化一文艺一教化三者结为一体，将文学与文化时代精神汇通，在文化的整体构架中，揭示文学的真谛。
李长之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又有较好西方现代批评的理论素养。传统的文学批评和西方现代文学批评都会体现在他的分析解读中，使他的感悟有别于李健吾的“灵魂探险”式的印象主义批评。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受儒释道及中华文化重视整体思维的影响。重感悟，相信刹那间的感受，以之为永恒，体式则为评点式，从容安祥，薄言情语，悠悠天韵。西方现代批评，讲究理性，逻辑严密，长于雄辩分析。李长之前期的《鲁迅批评》传统的影子更浓一些。后来显出了二者的结合。论《孔乙己》中“奚落、排斥、哄笑，这终于是愚妄者的面目。”论《离婚》众人围观七大人手中“屁塞”，则用“多么刻画传神!用字是那么简洁，峭拔，所以说我凝炼。”所下判语，精彩简洁又鞭辟入里。没有繁复的推理演绎，靠批评者自己的审美知觉感受、省悟。《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洋洋洒洒，如风行水上，“李陵案始末”一节写到“司马迁的受刑，在他个人当然是一个太大的不幸，然而因此他的文章里仿佛由之加上浓烈的苦酒，那味道却特别叫人容易沉醉了!又像音乐中由之而加上波折，急骤，悠扬的调子。那节奏便特别酣畅淋漓，而沁人心脾了!灵妙与雄辩共存，传统的评点与现代的分析调合。严密的逻辑推理中时时闪现吉光片羽似的妙语精言，神龙见首不见尾隐喻式的感悟。通过形象、类比等直观的语言形式引发读者的直觉性思维把握文本的审美内容。李的文字所到之处无不意气风发，飞扬灵动，如风行水上。那恢宏的气魄和情感的结论，又象奔流到海的江水，行于所当行，止于其不可不止，不带一丝含糊。他曾分析司马迁的散文风格到:“疏宕而从容，不拘于整齐的形式，但却十分有着韵致。……大概只有宋元人的水墨画是和这相近的。这就是所谓奇，所谓逸，而司马迁都是这种风格之中之更精炼，更纯粹，更高贵，更矫健。”这种风格是司马迁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
把传统的灵悟妙识同周密逻辑理性相结合，这应是批评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的一条大路。90年代文学批评走入穷途，批评的“失语”、“错位”症状明显。批评者普遍的浮躁，使之失去了学理性。批评要走出困境，这种传统与现代调合的方法对我们应是有意义的。
（江苏省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215011）
《史记（选读）》是苏教版高中语文的选修教材之一。历来，解读《史记》的视角有很多种，我认为，如果从“司马迁笔下的悲剧人物”、“司马迁为何对悲剧人物情有独钟”这两个视角切入，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本。
视角1：司马迁笔下的悲剧人物
司马迁是史学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是悲剧抒情诗人。《史记》倾注了作者满腔悲愤和抑郁之意，因而，悲剧氛围无所不在，悲剧人物贯穿了整个篇章。无论是君皇王者、皇亲国戚，还是忠臣良将、慷慨义士，都具有悲剧色彩。
比如，商鞅四次求见秦孝公，取得后者的信任，被封为商君。执政18年间，他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改革弊政，“变法易俗”，使秦国由落后变为强盛，一跃成为称雄诸国的强国，为后来秦的统一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商鞅却受到秦国宗室贵族的反对，被无端加上反叛的罪名，车裂而死。吴起在楚国任相，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改革卓有成效。但他的新措施损害了楚国宗室大臣的既得利益，同样受到他们的联合迫害，楚悼王一死，这些人便起而作乱，将吴起害死。陈涉起义，给貌似强大的秦王朝以致命一击，但却遭到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终被叛徒设奸计毒杀。
商鞅、吴起都是新生力量的代表，在同旧制度的斗争中被杀，可谓改革者之悲。
又如，秦始皇死于沙丘，却因形式所逼不得发丧。李斯又用两车臭鱼“以乱其臭”，已是可悲之极！而赵高等人又立刻篡改诏书，杀扶苏、立胡亥，
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打击下，秦朝二世而亡，更令人
嗟叹！刘邦在楚汉相争中大获全胜，奠定西汉200年基业，暮年时，他却猜忌心日重，大肆杀戮功臣名将——韩信被斩，彭越成了肉酱，共敖、利几、英布相继被诛，连他最亲信的萧何、樊哙也几遭毒手。身边没有了忠义之士，
没有了沙场老将，加上后宫之乱，他发出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绝唱，这是悲凉凄怆的哀歌，也是
其寂寞孤苦心境的写照。秦始皇、刘邦都是曾握有生杀大权的帝王，最终却落得凄凉下场，可谓王者之悲。
再如，《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四位刺客。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刺杀王僚，“左右亦杀专诸”；豫让为报智伯被赵襄子所杀之仇，不惜以身涂抹油漆易容、口吞煤炭变声来乔装自己寻找机会，刺杀未成后，拔剑自杀；聂政杖剑至韩，在“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的情形下，直入，上阶刺杀侠累，未成，“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何其惨烈；荆轲在令秦舞阳色变的秦宫大院里闲庭信步，镇定自若，生擒秦王未得，左股断，仍“引匕首以掷秦王”，被“八创”后，“倚柱而笑，箕踞以骂”，亦是死得坦荡磊落。这些
刺客属草根阶层，或被人赏识，或为知己死，或反抗强暴；他们见义勇为、行事惨烈，落地有声，不掩其志，流传千古，可谓侠者之悲。
还有，“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怀石自沉汨罗江。他的行为令人惊叹、景仰，他的信念品质、道德精神都极为感人，可谓砥行立名者之悲。
综上可知，司马迁笔下塑造的悲剧人物都有着特殊的精神气质。首先他们有怀疑精神，怀疑天道的有无、鬼神的存在、君权神授的欺人之谈；其次，他们有着殉道精神，拥有一种不降低标准、不改变信念、不向一切邪恶低头降志的人生态度；再次，他们有复仇精神，复君国之仇、家族之仇还有个人之仇；最后，
他们均有奋斗精神，均胸怀大志。
视角2：司马迁为何对悲剧人物情有独钟
关于悲剧，亚里士多德说是“一个人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恩格斯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鲁迅则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由此，我们可概括出悲剧人物的三个特点：一是其遭到厄运，或自杀，或被杀；二是其悲惨命运能
反映当时社会的某些本质特征；三是其悲惨遭遇能引起人们对正义与美好事物的同情和对邪恶势力的愤恨。司马迁之所以对悲剧人物情有独钟，除了他笔下的悲剧人物客观上具有悲剧性外，我认为还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悲剧英雄”情结的影响。从春秋到刘邦建汉的几百年间，是一个急剧变动、战乱不休的惨烈时代，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而自古以来，人们就有一种“悲剧英雄”的情结——英雄必须死去，才能使悲剧达到顶点。这种情结也影响了司马迁，因此，他笔下的英雄人物往往带有悲剧色彩。
二是“英雄惜英雄”的情感外露。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捕入狱，家人无钱
替他赎罪，满朝文武没有一人敢为他说话，最终他被处以宫刑，无论在形体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他在《报任安书》中说道“最下腐刑极矣”，又说道“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可见他曾一度不能自拔，深刻体会
到君王的残暴寡恩、狱吏的刻薄以及人情的淡漠，心头笼罩着一股永远拂之不去的悲愤情绪。于是，在“悲剧”这一点上，司马迁与商鞅、屈原等悲剧人物达成心灵上的契合，司马迁为他们列传，正是“英雄惜英雄”的情感外露。
三是通过著史来抗争。司马迁一人完成了中国3000年的历史记载，而这位文学巨匠之死，后人竟没有记载，致使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司马迁之死永不可考”的史学之谜。由此
可知司马迁当时受到迫害的程度之深。他压抑、悲愤，他希望有人能解救他，可是，
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尽管如此，他的反抗精神却更加强烈了，他要通过著史来抗争，于是自然就想到了敢于反抗专制统治的刺客、游侠——他们为解救他人的困厄、反抗强暴，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司马迁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救人不恤生命的可贵精神，
《〈史记〉选读》主要分八个专题对《史记》作具体介绍。前六个专题以《史记》选文为载体，从司马迁其人其事和《史记》的体例、史家传统、理想人格、人物刻画艺术、叙事艺术等六个方面对《史记》作全方位、多角度的介绍，其专题名称分别为：“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学究天人体贯古今”“不虚美不隐恶”“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摹形传神千载如生”“善叙事理其文疏荡”。剩余的两个专题“正史鼻祖文章大宗”和“研究《史记》”则重点介绍了《史记》的影响与研究。
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史记〉选读》实施教学呢？我想我们应该将它放到选修课教学的大范畴中去考虑。选修课有别于必修课，必修课强调基础的夯实，而选修课则强调发展与提高，因此我们不能将必修课中的那一套完全照搬到选修课的教学中来。落实到具体的《〈史记〉选读》教学，即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文言文知识的传授，满足于对文言故事的了解，我们还要努力挖掘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其实，细心研究教材的人便会发现，教材的每一个专题都给了我们内涵的启示，作者司马迁的每一个伟大精神都在专题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具体来讲，这些精神内涵分别为：
第一，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众所周知，司马迁创作《史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当《史记》“草创未就”之时，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激怒了汉武帝，身陷牢狱，遭遇腐刑。可贵的是，在屈辱面前，为了不辜负父亲临终的嘱托，为了履行史官的神圣职责，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司马迁能够直面人生，从容就辱，自请腐刑而无愠色。也正因为司马迁以最大的勇气，忍受了“最下”的屈辱，才为《史记》的创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种为理想而忍辱负重，为理想而执著追求的精神，不亚于文王、孔子、屈原等任何一位古人，实在令人钦佩。《〈史记〉选读》第一个专题“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收录了《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存目）》两篇文章，对司马迁的远大志向、坎坷经历和执著精神，进行了详尽的介绍。
第二，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史记》是一部伟大的百科全书式历史巨著。全书囊括了政治制度、军事斗争、社会经济、学术思想、典章文化等各个方面，贯穿了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求索精神。《〈史记〉选读》第二个专题“学究天人体贯古今”选录了《夏本纪》《鲁周公世家》《河渠书》和《六国年表》四篇，极好地体现了作者探究天道人事关系、通晓古今变化规律的修史宗旨。在《夏本纪》和《鲁周公世家》中，作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在客观史料的基础上，通过苦苦思索，深刻揭示了为民救民则兴、祸民害民则衰的历史发展规律。在《河渠书》和《六国年表》中，作者则以史讽今，既对汉治水的迷信思想做了揭露，又力挺秦国，批判了汉完全否定秦之贡献的偏见。
第三，秉笔直书的求实精神。求实，即要求史学家作史有根有据，求是存真。这就要求史学家既要持严谨审慎的态度去说真话，又要有勇敢无畏的胆量去抒真情，真正做到不掩盖历史真相，不作出有失公正的评价。司马迁在这方面做得就非常优秀。他记述历史事件和人物，一般不作全盘的肯定或否定，而是依据事实给予客观辩证的评价。即使是一些大人物，到了司马迁笔下，也被拂去神圣灵异的光环，还之以普通人的本来面目。《〈史记〉选读》第三个专题“不虚美不隐恶”有《高祖本纪》和《李将军列传》两篇，其中既有刘邦的雄才大略、礼贤下士，又有刘邦的奸诈圆滑、不讲信义；既有李广的勇武不凡、廉洁爱士，又有李广的小肚鸡肠、公报私仇。此两人一为当朝的先祖、开国的皇帝，一为后世的英雄、人民的偶像，在作者笔下却依然瑕丝缕缕，其秉笔直书的求实精神可见一斑。
第四，凸显灵魂的人本精神。司马迁是极具人本精神的人。他善传游侠，是第一位以人为本来记载历史的人。他为人作传，重视挖掘人物内在的灵魂，不仅仅满足于人物做了什么，更要探寻人物为什么这么做。他喜欢将人物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结合人物所处的环境氛围，思考支配人物命运发展的潜在力量。当然，司马迁的人本精神最主要还体现在，他推崇、赞美拥有高贵品格和精神的人，并竭力以此为范，去教育、感召后人。在这层意义上，《〈史记〉选读》第四个专题“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节选了《孔子世家》《管仲列传》和《屈原列传》三篇。读《孔子世家》，我们会感受到孔子的博学乐学、沉静坚强，为他的高贵品格和永不言弃的精神所折服；读《管仲列传》，我们会感受到管仲务本求实、以民为本的为政见解与才能，被他因势利导、转败为功的政治家风范所折服；读《屈原列传》，我们会感受到屈原爱国忠君、坚贞不渝的情感，为他出淤泥而不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洁人格所折服。
第五，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司马迁的为文精神是一丝不苟的、认真的。他善于通过尖锐的冲突、生动的细节、个性化的语言、精彩的议论写人，善于采用烘托、描写、夸张以及互见互补等手法，细致认真地将人物写得有血有肉、形神兼备。《史记》全书记录了上自帝王将相、国戚朝臣，下至刺客游侠、士农工商，乃至医卜倡优、番夷首领等四千多个人物，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就有一百多人。司马迁的叙事也是极其认真讲究的。他叙事脉络婉转多变，有合传有分传，有详写有略写，常常追根溯源，揭示隐藏在深层的决定性因素。他尤其善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他能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手法，将宏大场面与琐碎细节自然和谐地组合为有机的整体。《〈史记〉选读》“摹形传神千载如生”专题有《项羽本纪》一文，文章以极尽辗转腾挪之能事的笔法，描绘出项羽性格的多个侧面：或英雄气短，慷慨悲歌；或愤懑不平，决死快战；或叱咤阵前，神威不减；或兵败自刎，坦荡磊落……淋漓尽致地传达出项羽这一悲剧英雄的形象与神采。另外，“善叙事理其文疏荡”专题中《秦始皇本纪》的叙事手法也堪称一流。文章以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活动为中心，逐年叙写，简中有繁，概括与重笔相间，通篇读来，不仅给人以历史的原貌，还可以使人感到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两代帝王的形象活脱脱地呈现在眼前。
第六，不拘一格的开创精神。《〈史记〉选读》第六个专题“正史鼻祖文章大宗”分别从史学和文学两个角度对这一精神进行了阐述。就史学而言，首先，它开创了纪传体的先河。《史记》以纪、传为干，综合古体体裁，体例完备，是中国第一部“纪”“传”“表”“书”俱全的正史。其次，它开创了全面摹写历史的先河。以记载人事而言，“本纪”“世家”“列传”各有侧重，它所要记载的人物不限于王侯将相，而是遍于社会各阶层；以记述层面而言，它包罗万象，不限于政治范畴，学术思想、典章制度、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有所涉及。再次，它还开创了通史体裁的先河。在《史记》之前，古史大多以编年为主，且多缺乏完整性与统一性，惟有《史记》贯通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通史体裁。当然，在文学方面，《史记》的开创性也是很明显的，无论是传记文学，还是小说、戏剧、诗歌，都受到了它的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