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共中央决定，从年开始，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全市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都要站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大意义。要深刻认识到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迫切需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步骤。要深刻理解和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切实把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作为统一思想、应对挑战、解决矛盾的重大契机，进一步提高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进一步奠定重要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组织基础。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突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这个主题，把握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贯彻群众路线、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市政协机关要按照中共市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周密安排，精心组织，积极投入到各项学习实践活动中，认真学习有关文件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认真查找工作中存在问题，切实落实整改措施，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二、充分履行政协职能，积极为推进城市转型建言献策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转型是全市的大局和中心工作，要把推进城市转型作为政协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市进入国家首批资源枯竭转型城市以后，中共市委广泛动员、全面部署，全市上下迅速掀起了人人关心、支持、参与转型的热潮。市委全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以强化基础、培育产业、改善民生、加快转型为主题，以经济转型为根本，带动社会、生态、文化全面转型的总体思路，制定了阶段性转型目标和实现转型的三个阶段步骤”市委全委会议进一步安排部署了年的工作，认真分析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强调指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增强加快发展的信心，坚定不移地推进城市转型，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转型”这一主线，以“项目建设落实年”和“全面效能建设”为载体，以“四个对接”为重点，推动经济社会的新一轮发展。市委提出的城市转型的总体思路和安排部署，完全符合中共全会精神，顺应了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体现了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时代特征，承载了造福人民群众、实现人民利益的庄严使命，寄托了全市人民建设美好生活、实现自身发展的热切期待。要按照市委的总体部署，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紧紧围绕经济、社会、生态、文化转型的重点问题，认真调查研究，积极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时刻关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认真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市带来的困难，研究思考应对的措施办法，重点就企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行调研，专题协商讨论，努力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为党委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积极参与开展“项目建设落实年”活动，研究对接国家扩大内需以及国家和省上支持转型的一系列政策，积极协助党委和政府凝练、争取、落实、建设一批转型项目，切实把抓项目、保增长、促转型的措施落到实处。充分发挥政协团结面大、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引强入银的招商引资活动，努力促进我市的重点企业与中央企业和大型企业形成战略合作伙伴，争取促成一些重点项目的实施，加快城市转型的步伐。
三、突出重点，不断加强政协自身建设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爱国人士长期团结奋斗的结果。各派和无党派人士是人民政协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在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不断促进参加政协的各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积极支持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人民政协参与重大事项的协商讨论及其履行职责的各项活动。尊重和保障各派在各种会议上以本党派名义发表意见的权利，尊重和保障各派、无党派人士开展视察、提出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以及参与调查和检查活动的权利。各派要不断增强参政党意识，注重发挥党派集体智慧和优势，更好地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
由界别组成是人民政协组织的显著特色。政协界别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渠道，也是决策机关广集民智的重要咨询渠道。充分体现和发挥政协的界别特色，使政协具有了组织上最广泛的代表性和政治上最大限度的包容性。丰富界别活动形式、完善界别活动机制、积极探素发挥界别作用的方法和途径，人民政协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政协各专门委员会要认真总结研究、探素创新，积极开展界别座谈、调研、考察、讲座、联谊等多种形式的活动，逐步完善界别活动机制，使各种界别活动更加规范有效。
人民政协实行委员会制，政协委员是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的代表人士，政协组织履行职能的主体。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决定着政协工作的整体水平。充分调动政协委员履行职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政协自身建设的关键。要继续抓好委员的学习和培训，使大家都明白政协是什么、政协干什么、委员怎么干。政协委员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既要有光荣感，更要有责任感。要严格按照政协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协商、监督和参政中献良策，出实招，充分体现自身才能价值。要按照“多党合作的代表、党委政府的参谋、反映民意的喉舌、本职工作的骨干”形象标准要求自己，规范行为。人民政协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会议，参政必须参会，自觉参加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发挥政协委员作用的前提，应成为我共同的自觉行动。
Abstract：Since1956，whenDartmouthinstituteputforwardtheAI（ArtificialIntelligence），ArtificialIntelligenceinthepast50yearshasachievedgreatdevelopment.ArtificialIntelligencegraduallyformedwiththethreefactions-symbolschool，behaviorismschool，connectionismschool-ledbythesituation，eachschoolhasitsownuniqueopinion.Basedontheuniqueangleofview，thepaperputsforwardsomeopinionsonthedevelopmentofArtificialIntelligence.
关键词：人工智能；研究现状；发展趋势；社会力量
Keywords：ArtificialIntelligence；researchstatus；developmenttendency；socialforce
中图分类号：TP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8-0005-03
0引言
人工智能是自1956Dartmouth学会后发展起来的新型学科，其有着涉及学科广、需要技术高端、使用范围广等特点。在过去的50多年时间中人工智能经历了学科发展中都会遇到的发展——否定——否定的否定阶段，现在人工智能大致分成了符号主义学派、行为主义学派、联结主义学派三大学派。其各有优势，独树一帜。一直以来重大前沿科学研究都是以国家牵头，等到时机成熟了再转为民用。这样无形中浪费了很多社会中的人才，比如android智能机的问世，当开发商源代码公布后android智能机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这是社会资源集体作用的结果，人工智能能否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飞速的发展呢，文中给出了问题的答案。
1人工智能的现状
1.1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人工智能是由“人工”与“智能”组成。“人工”十分容易理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类开发研究出来的事物。“智能”则是十分复杂的一个词汇，是指如由意识（Consciousness）、自我（Self）、思维（Mind）（包括无意识的思维（Unconscious_mind））等等组成的有机集合。通常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是指人本身的智能。总体来说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关于人工智能的传说一直可以追述到埃及，直到电子计算机的问世才使人们真正具备了发展人工智能的基本技术，而直到1956年的Dartmouth学会之后“人工智能”才逐渐地被大家所熟知接受。人工智能作为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交叉的边沿学科，涉及哲学和数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神经生理学，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不定性论，信息论，社会结构学，仿生学与科学发展观等众多前沿学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被称为世界三大尖端技术之一（空间技术、能源技术、人工智能），也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基因工程、纳米科学、人工智能）三大尖端技术之一[1]。
人工智能在其过去的50多年时间里，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并不是十分顺利。目前人们大致将人工智能的发展划分成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萌芽期（1956年之前）
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在寻找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工作强度的工具。只是受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人们只能制作一些简单的物品来满足自身的需求。而人类的历史上却因此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传说。传说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人们制造出了可以自己转动的大门，自动涌出的圣泉。我国最早的记载是在公元前900多年，出现了能歌能舞的机器人。这一时期出现了各种大家：法国十七世纪的物理学家、数学家B.Pascal、德国十八世纪数学家、哲学家Leibnitz以及二十世纪的图灵、冯·诺伊曼等。他们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第二阶段：第一次高潮期（1956年-1966年）
1956年夏季，以麦卡赛、明斯基、罗切斯特和申农等为首的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年轻科学家在Dartmouth学会上引发一场历史性事件——人工智能学科的诞生。Dartmouth会议结束后，人工智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会议上诞生了几个著名的项目组：Carnegie-RAND协作组、IBM公司工程课题研究组和MIT研究组。在众多科学家的努力下，人工智能取得了喜人的成果：1956年，Newell和Simon等人在定理证明工作中首先取得突破，开启了以计算机程序来模拟人类思维的道路；1960年，McCarthy建立了人工智能程序设计语言LISP。此时出现的大量专家系统直到现在仍然被人使用，人工智能学科在这样的氛围下正在茁壮的成长。
第三阶段：低谷发展期（1967年-八十年代初期）
1967年之后，人工智能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发展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阻碍。这一时期没有比上一时期更重要的理论诞生，人们被之前取得的成果冲昏了头脑，低估了人工智能学科的发展难度。一时之间人工智能受到了各种责难，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到了瓶颈期。尽管如此，众多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并没有灰心，在为下一个时期的到来积极的准备着。
第四阶段：第二次高潮期（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初期）
随着其他学科的发展，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制成功，人工智能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人工智能开始进入市场，人工智能在市场中的优秀表现使得人们意识到了人工智能的广阔前景。由此人工智能进入到了第二次高潮期，并且进入发展的黄金期。
第五阶段：平稳发展期（九十年代之后）
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人工智能的开发研究由之前的个体人工智能转换为网络环境下的分布式人工智能，之前出现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解决。Hopfield多层神经网络模型的提出，使人工神经网络研究与应用再度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人工智能已经渗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2人工智能的主要学派人工智能发展的50多年时间里，经历了符号主义学派、行为主义学派和联结主义学派，三大学派各有特点，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人工智能，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1.2.1符号主义学派符号主义学派，又称为逻辑主义、计算机学派或心理学派。符号主义学派理论基础是物理符号系统假设和有限合理性原理，他们认为人类的认知基元是符号，认知的过程是对符号的计算与推理的过程。人与计算机均可以看做物理符号系统，因此人们可以使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行为。符号主义学派认为人的认知基元可以通过计算机上的数学逻辑方法表示，然后通过计算机自身的逻辑运算方法模拟人类所具备的认知系统的机能和功能，进而实现人工智能[2]。
符号主义学派无视了认知基元的本质，对于所有的认知基元均使用数学逻辑方法表示。符号主义学派重点研究认知基元的逻辑表示以及计算机的推理技术，早期的众多人工智能的研究都是在这一思想的推动下进行的。符号主义学派在归结推理、翻译、数学问题证明以及专家系统和知识工程做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为后期的人工智能研究打下了基础。专家系统的出现更是将人工智能的研究推上了一个顶峰，其在矿业探究、医疗诊查、教育推广、工业设计的应用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1.2.2行为主义学派行为主义又被称作进化主义或控制论学派。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智能取决于感知和行动，不需要像符号主义学派的逻辑知识以及推理。行为主义学派认为人的本质能力是行为能力、感知能力和维持生命及自我繁殖的能力，智能行为是人与现实世界环境的交互作用体现出来的。人工智能应像人类智能一样通过逐步进化而实现，而与知识的表示和知识的推理无关[3]。行为主义学派的与传统人工智能截然不同的观点吸引了众多的科学家，虽然到现在还没有独立完善的知识理论系统，但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独树一帜还是奠定了其霸主地位。该学派重点研究人类的控制行为，目前已有的机器昆虫已经证明了行为主义学派的理论正确性。虽然大部分人认为机器昆虫不能导致高级行为，但是行为主义学派的崛起标志着控制论在人工智能领域有着独树一帜的作用。
1.2.3联结主义学派联结主义学派是近年来最热门的一个学派，又被成为仿生学派或心理学派，建立于网络联结基础之上模仿人类大脑的结构和工作模式。联结主义学派主要研究能够进行非程序的，可适应环境变化的，类似人类大脑风格的信息处理方法的本质和能力，是基于神经网络及网络间的连接机制和学习算法的人工智能学派。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认知的基本元素不是符号是神经细胞（神经元），认知过程是大量神经元的联接，而大脑是一切智能活动的基础，因而从大脑神经元及其连接机制出发进行研究，搞清楚大脑的结构以及它进行信息处理的过程和机理，就有望揭示人类智能的奥秘，从而真正实现人类智能在机器上的模拟。[4]
联结主义学派通过模拟人类神经网络模仿人类的认知行为，由此进行人工智能的学习记忆、模式识别。联结主义学派构建了大量的神经网络模型，方便在不同的情景模式下选择相应的模型，进而快速的得出答案。联结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式存储数据，对数据进行并行处理，这样使得人工智能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的速度有了明显的提升，由此联结主义学派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受到大家的一致热捧。
三大学派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一个学派的兴起都代表人工智能的一个新高峰。三大学派各有优缺点，在人工智能领域三者相辅相成，人工智能学科在三大学派的带领下正在茁壮成长。
2对人工智能主要理论学派的评述
在过去的50多年时间中，人工智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基本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构建了基本完善的理论知识体系，构建了各种模型，形成各种技术方法，但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前景依然不容乐观。三大主义学派有着自身独到的优点，同时也有着各自的缺点，符号主义学派将人的认知基元符号用数学逻辑表示，通过计算机逻辑处理系统分析得出结果，但是在面对没有明确结果的非确定问题时经常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它对信息要求十分精确完整，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不能满足条件，因此符号主义学派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智能取决于感知与行动，但是缺乏足够的理论知识支撑学派观点，而且缺乏足够的成果表明理论的正确性。学派认为人工智能与知识的表达和知识推理无关，与人类认知的发展是不相符的。联结主义学派采用仿生学的方法，模拟人脑的神经网络，通过类似人脑的结构和运行机制模仿人类智能。这一观点十分有吸引力，在提出之后马上就有大量的支持者，但是人脑神经系统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预知，现阶段人们对人脑的构造以及运行机制还没有深入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想模拟出人脑的神经系统显然是有些不不切实际。联结主义学派的发展更多的受制于对人脑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研究，因此其发展相对缓慢。综上，三大学派固然有着自身的优势，各自的成果，但是其同样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人工智能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要对现有的发展方式进行创新。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经历了两次高潮期后再次回落到了平稳发展时期，社会公众对人工智能的热度有了明显的降温。人工智能的研究再次变成了国家以及一些超级公司的工作，拥有的资源有了大幅度的缩水，研究的进度也受到干扰。在此状态下没有重大的技术创新，人工智能恐怕很难再有重大的突破。
3对人工智能发展的评述
3.1对人工智能涵义的认识同样的词汇在不同时期的有着不同的解释，人工智能也不例外，大家都认可的人工智能是指在人类制造的机器工具上实现人类智能，即实现人类的认知能力、行为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人类智能有着一个明确的特点，在面对未知问题时，人类智能能够得出自身想要的答案，也就是消除答案的不确定性。符号主义学派的逻辑解决方式、行为主义学派模拟人的行为能力、联结主义学派的神经网络，三大主义学派各自以自身的方式实现了对问题消除或减弱不确定性。可见减弱甚至消除问题的不确定性也将是人工智能的一个研究方向。
3.2人工智能研究模式的发展目前人工智能领域中，符号主义学派通过数学逻辑表示人类的认知基元，对数学逻辑经过解读分析，得到答案，进而实现智能。该学派重点运用还原思想，将人类的认知基元全部使用数学逻辑表示。行为主义学派认为人工智能取决于感知和行动，不需要学习知识与知识推理，是一步步，由低级到高级慢慢进化的。联结主义学派是通过人工神经网络的形式模仿人类智能，理论上讲该方法是最符合人类智能的运行方式的。而在一系统中，最重要的是系统的运行机制，如何将接受到的信息转化为我们的知识并通过表述、行为展示出来，在了解了人类智能的运行机制之后，人工智能将会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
3.3人工智能研究方法的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是消除答案的不确定性，然后做出相应的反应。在消除答案不确定性的时候便有了各种方法，其中有一种便是突出解决问题的目标，在有明确目标的前提下会削弱干扰问题解决的条件，提高人工智能解决问题的效率。明确问题的目标便需要引入目标函数，在动态目标函数的引导下会减弱答案的不确定性。而在已有的人工智能基础上设立人工智能模型，通过人工智能自身的计算结果结合目前的研究成果去优化目前的人工智能系统，则会提升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
3.4人工智能时期的发展人工智能自发展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五个时期，在两次高潮期中人工智能均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然而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步入到了缓慢发展时期，如何将人工智能的发展缓慢时期加速度过同样是十分严肃的问题，传统说来需要重大的科学进步。我们往往认为人工智能属于顶端科技只能由国家和超级公司研究，却忽略了社会所拥有的重大的力量。小小的android智能手机在问世的短短时间内变改变了之前的市场格局，其中固然有着android智能手机的特点，但是我想他的市场策略同样给与了莫大的助力。人工智能应该向android一样，适当的开放出来一部分根基，放开其研究门槛，甚至鼓励民间研究。量变引发质变，当有足够专家在研究人工智能时，人工智能的研究会加快的。而且民间的研究成果也会作为经验反作用于人工智能的进一步研究，实现科学与社会的双赢。
4结论
人工智能是人们长久以来的梦想，同时也是一门很有挑战性的学科。像所有的学科一样，人工智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是，只要我们有信心、有毅力，我们相信人工智能终将会成为现实，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改变。
参考文献：
[1]朱祝武.人工智能发展综述[J].中国西部科技，2011，10（17）：8-10.
[2]陈庆霞.人工智能研究纲领的发展历程和前景[J].科技信息，2008，20（33）：49，234.
1IPE英美学派之争
在本世纪初，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IPE)界曾掀起一场大讨论，议题是关于IPE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间的差异和优劣，以及这两派间是否存在“架设桥梁”[3]开展对话的可能性。这场大讨论由美国IPE学者本杰明·科恩(BenjaminCohen)发起。他于2007年发表了论文《跨大西洋分歧：为何英美IPE学派如此不同?》[4]，随后在2008年出版了专著《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在这些著述中，科恩明确划分了IPE的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并对两派的优劣进行了深入剖析，就此拉开了这场跨大西洋大讨论的序幕。紧接着在2009年，英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5]把当年的首刊作为特刊专门探讨这个议题，这标志着IPE的英美学派之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本次跨大西洋大讨论有力推动了英美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双方“聋子间的对话”[3]状态。
自此以后，英美学派差异就成为了IPE研究中无法绕过的话题。本文主要探讨英美两派的研究范式和认识论差异，并以两国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和学术传统作为切入点，拟对该议题提供新的认识和见解。
2英美学派的研究范式和认识论差异
IPE英美学派的差异众多，本文主要关注两派的研究范式和认识论差异。
2.1研究范式差异
在研究范式上，英国学派趋向多元，包容性更强，而美国学派则相对单一狭窄。此外，英国学派具有多学科或跨学科的学术传统，能对不同学科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包容并蓄。而在美国，至少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自由主义学派就开始长期占据主导。
英美学派研究范式差异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持有不同态度。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一直是IPE研究的重要学术思想来源，阶级关系常被当作研究权力与财富互动关系的分析工具，很多著作都体现了“资本作为一套社会生产关系的概念”。[6]因此，马克思主义始终是英国学派的主流研究范式之一。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径，在美国却遭到长期漠视甚至不予置信。按照科恩的说法，在美国，马克思主义“处于受人尊崇的主流学术研究之外”。[4]究其原因，这主要由两国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和学术传统所决定。
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看，虽然英美两国都经历过“体系变革”危机，但是其所处的历史时期以及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都截然不同。英帝国的崛起发端于工业革命，当时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联系虽开始加强，但是彼此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并不深。而在当时的英国学术界，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都是主流学说，因此学者们自然倾向于运用这些学术思想来解释世界体系的变化，且这种学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而美国所经历的“体系变革”时期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已经非常紧密，其表现是众多世界性国际组织的存在，美国通过这些国际组织维系全球秩序。此外，当时世界深处冷战危机，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学者的学术范式选择。再次，美国的霸权虽然遭到挑战，但是其霸权地位并没有被它国取而代之。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美国的学术研究范式一直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所主导。而马克思主义，自然被隔绝到了主流的学术路径之外。此外，英国对于美国取代其成为世界霸权的心态非常复杂，所以科恩指出：英国学术圈存在“故意与美国唱反调的心态”[4]。
另一方面，英美两国的学术传统也不同。首先，IPE在英美两国的学科归属不同。在美国，IPE隶属于国际关系学科。在美国IPE的初创期，政治学家们尝试运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美国IPE所关心的议题如权力与安全，都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关注点一致。与此相反，IPE在英国被认为是一门独立的与国际关系平行的学科。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苏姗·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甚至认为，国际关系应当隶属于IPE，而不是恰恰相反，因为英国的IPE研究借鉴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知识，有着更为丰富的学术内涵。正如本·克里夫特(BenClift)和本·罗森孟德(BenRosomond)所说，“(IPE的)多学科性意味它并不紧密依附政治学科的传统。行为主义革命在英国，从没有像在美国一样站稳脚跟”。[7]
此外，在英国，关于政治与经济互动性研究的传统早就存在。十八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对道德哲学的研究，都是英国IPE的重要灵感来源。政治与经济的勾连，以及对世界进行描述并做出价值判断，对于英国学派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帝国主义》的作者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AtkinsonHobson)很好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霍布森赞同拉斯金对(新古典主义、边际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控诉，认为“把‘财富’，‘价值’，‘利润’这些名词仅限于商业领域使用，是蓄意和系统化地贬损了这些名词真实和已被认可的意义。”[6]他认为，政治和经济关系错综复杂，根本不可能对政治与经济进行分离和专门化研究。霍布森完全反对“当前采纳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专业化了的政治科学。”[7]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正是通过这些学者得以不断传承和发展。这也是斯特兰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重新发现”或者“重新强调”的政治经济学传统。
要理解英国IPE学派的特有传统，还应当把它置于英帝国衰落的特定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如同克里夫特和罗森孟德所说，“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关于英国经济的争论都是与帝国的衰落交织在一起，(这些争论)是为了总体的英国经济和具体的英镑，在这个过程中找寻一个合适的角色和定位。”[7]因此不难理解，英国的IPE研究特别注重国际和国内因素的紧密勾连。斯特兰奇后来延续了这种研究路径，并将它用于对英镑的研究。而斯特兰奇本人作为IPE英国学派的奠基人，她的研究路径选择也对英国的IPE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在美国，由于IPE从创立以来就隶属于国际关系学科，其研究视野也受到了学科限制。美国IPE更多关注的是公共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对于跨学科研究也并不热衷。此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由于担心纯经济学的研究会受到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有意摒弃了对美国霸权衰落的研究。与此同时，越战暂时缓和了美苏关系，政治学家得以把注意力转向衰退中的美国经济并因此创建了IPE的美国学派，而其方法论也和其他社会学科一样，受到了当时科学行为主义革命的深刻影响。现今，自由主义学派始终占据主导的根本性原因，是因为其学说能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在全球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
2.2认识论差异
认识论关乎研究方法和认知立场，双方的本质区别在于：英国学派主张多科学的兼容并蓄，而美国学派则倚重科学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依靠演绎性逻辑和致求精简的形式化建模，把事实还原为基本要素。”[8]此外，在方法论层面，英国学派长于质性分析，强调规范性，更关注整体性的理论构建;而美国学派则偏好量化研究，更关注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理论建构。
英美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科学研究是否应当遵循简约的原则。英国IPE学者认为美国学派的还原论方法排除了太多因素，这些因素对于理解政治经济的动态相互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样做的结果是“为了实现简约而牺牲了描述性的事实和可信度”[3]。而美国的IPE学者则认为，英国的IPE研究过于偏重体系及历史性分析，阐释性太强，且因为过于包容万象而丧失了研究重点。
此外，双方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英国的IPE研究一开始就注重从其他学科吸收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而美国的IPE研究从二十世界九十年代的第二代IPE学者开始，在研究方法上趋于单一。而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半叶前，美国IPE也是以其丰富的方法论著称。但是，当政治科学家们设置了IPE的研究议程后，在研究方法上却偏好使用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热衷于实证分析，形式化建模以及对于经验数据的系统性搜集和评估”，被贴上了“蹒跚学步的经济主义”[7]的标签。
美国学派的研究方法之所以发生了转向，可归结为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大学里的学术训练更偏向量化研究。其次，美国社会科学的期刊编辑们对于数理与统计技巧更为偏好。再次，经济学的复杂公式和形式建模总让外行望而生畏，因此在解释经济学现象时，政治学家们总感到力不从心。还有，经济学在美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美国，经济学因其善于以小见大而被尊为“统领社会科学的国王”[9]，正因为如此，美国的IPE学者也想运用“硬科学”的建模来增强IPE分析的形式力度，降低政治分析过程的不确定性。按照科恩的说法，这是因为“IPE的专家们也想赢得尊重。”[3]因此这种“仿效式科学主义”[10]的方法也得到了重视和强化。
英美学派对待价值判断也持有不同态度。美国学派认为研究者应当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以确保研究的客观性，而英国学派则认为价值判断必不可少。在英国学派看来，研究者理当置身于研究对象之中，发现问题并匡正错误，以此不断改善世界。总体而言，英国学派更具开放性，其核心研究问题更具普世关怀，涉及所有社会和道德领域，其目的是实现对世界的改造。此外，英国学派还认为“实证研究无法解释类似于情感、恐惧、迷信、欲望、贪婪等这样无形之物的决定性作用。”[11]
英美两派在价值判断上所持有的不同立场也与两国的学术传统紧密相关。美国学派从“发展于十九世纪末期的传统社会科学规范中汲取灵感。传统社会科学并不否认社会道德的重要性，但却坚持首先要进行客观地理解，其目的是为了给下一步的变革打下坚实基础。”[11]而英国学派的学术根源更为久远，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对于道德哲学的研究。如马修·沃森(MatthewWatson)所称，英国IPE“根植于以价值为基础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12]正因如此，英国学派“不仅要进行价值判断，又兼具很强的包容性，这无可避免。”[3]
3英美学派的学术对接可能性
有鉴于IPE英美学派在研究范式和认识论上的差异，对于双方能否如科恩所说通过“架设桥梁”实现学术对接，学者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3.1积极的观点
以科恩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英美学派的差异性也是双方能够实现学术互补的前提。一方面，科恩认为英国学派过于兼容并蓄，并且“理论建构和验证的方法不够严格缜密，这使得知识的普及和积累几无可能。”[3]而另一方面，美国IPE学派过于倚重标准化的量化研究方法，致使研究议题的设置过于狭隘。因此双方如果积极开展学术对话，可互为取长补短，更好促进IPE的发展。
3.2消极的观点
但不少学者质疑两派实现学术对接的可能性。理查德·黑格特(RichardHiggott)和马修·沃森(MatthewWatson)认为，英美两派的认识论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双方无法比较，更无可调和。[13]戴维·莱克(DavidLake)对此表示认同，他对科恩所倡议的“双方应当在彼此的认识论鸿沟上架设起一座稳固结实的桥梁”[14]的说法深表怀疑。而且莱克认为，无需担忧英美学派的差异性，相反，应鼓励这种差异的继续存在，这更有利于IPE的发展。
除了本文所专门讨论的研究范式和认识论差异之外，IPE英美学派之间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差别。比如在本体论上，美国学派以国家为中心，把国家置于其他利益单位之上。而英国学派仅把国家视为利益单位之一，并不把国家凌驾于其他利益单位之上，有时甚至不把国家纳入分析之中。因此，两派之间要实现学术对接，彻底结束“聋子间的对话”状态并不容易实现。
作者简介：朱振华(1982-)，男，浙江永康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方向博士生，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