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窗洞位置的不同可分为天窗采光、侧窗采光及角窗采光。
1.1天窗采光
天窗是顶面采光的主要方式，采光效率比侧窗高出2~3倍，可以引入不同方向的自然光，但容易出现室温过高，垂直照度不均匀，产生眩光等问题。天窗采光应避免室内热能的损耗，根据所处地理位置不同采用合适的开窗比例，我国南方温暖地区，开窗率为5%时节能率达到13%，节能效果明显，而北方严寒地区节能效果不明显。为使室内照度更加均匀，顶面开窗可以化整为零，将大的天窗分散为多个小天窗。路易斯?康是运用自然光的大师，他在金贝尔艺术博物馆的天窗设计中将德克萨斯州强烈的自然光优雅地引入展厅的内部空间，解决了一个进深过大的直线性建筑的采光问题。他在拱顶中央设计了一条水平的窄缝，下部安装了弧形的反射板，直射的太阳光被反射到拱顶上，转化成柔和的散射光，均匀地撒满展厅的每个角落。他在菲利普?埃克塞特图书馆的圆形天窗里面设置了一个三角形板，自然光经过反射进入室内，获得柔和而优雅的室内漫反射光线。
1.2侧窗采光
侧窗采光是在房间的侧墙上开采光口，是最常用的一种采光方式。侧窗光线具有明确的方向性，有利于形成阴影，但是照度不均匀，从近窗处往里衰减速度很快。一般房间的窗洞上口至房间深处的连线与地面所成的角度不小于26度，则可以保证房间进深方向的均匀性。侧窗通常做成矩形，就采光量而言，在相同房间和窗台高的情况下，正方形侧窗的采光量最高，竖形次之，扁形最少。窗户的大小应根据所处地理位置选择合适的窗墙比，提高窗周围墙面的反射能力，减少与窗口的亮度对比，改善室内亮度分布。斯蒂文?霍尔在西雅图大学的圣依格那修教堂设计中利用彩色玻璃和垂壁将侧窗的自然光反射到室内空间，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光照效果。东侧圣坛上方有一扇巨大的高侧窗，窗户内侧悬挂的窗板背后被涂成明亮而厚重的黄色，阳光从高侧窗射入，将明亮的黄色光线反射到室内，十字架的轮廓也被清晰地投射在墙壁上，运用自然光便达到一种神秘的灯光效果。在忏悔室中，自然光从装有紫色玻璃片的高侧窗射入，与下方墙面的橙色表面结合起来，紫色的反射光中漫射着橙色光芒，将北侧的墙壁烘托的暖意洋洋。
1.3角窗采光
角窗是建筑物四角的纵横墙交接处的折线形窗户，具有良好的视野和采光。卡洛?斯卡帕在卡诺瓦石膏像博物馆的改造设计中使用了独特的角窗采光，将地中海充沛的阳光引入室内。内凹的玻璃角窗仿佛是一个发光体，照亮了四周的墙壁，墙壁的抹灰面层采用威尼斯抹灰工艺，具有极好的漫反射效果，将光反射到室内每个角落，墙面和角窗之间设计成适宜的角度避免了眩光的产生。
2中庭采光
中庭就像一个光通道”，为进深较大的建筑实现了天然采光，至于庭院、天井和建筑凹口可以看作中庭的特殊形式。对于中庭顶部采光，其它条件相同时，随着中庭采光面积的增大，中庭采光系数也会随之增大，但面积和高度越增加，采光系数增长越缓慢。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研究中心研究表明，中庭高宽比在3∶1数值范围以内，中庭相邻空间就能得到符合工作照度要求的足够的天然光线。德国国会大厦曾因战火失去了中央的穹顶，只剩几尺厚的外墙。福斯特在改造时，利用新技术模拟了一个玻璃穹顶，同时保留了原来的庭院。玻璃穹顶的内侧是可供市民参观的盘旋坡道，底部是议会大厅的玻璃天窗，核心部位就是被称为光线雕刻家”的倒锥体光反射装置。巨大的锥体上覆盖着360块各种角度的镜子，将水平光线反射成柔和的漫射光，均匀地散射到下面的议会大厅里，再加上两侧庭院的天然采光，基本可以确保议会大厅的日间照明需要，降低了人工照明对电力的消耗。班尼士在美国剑桥市的辉瑞中心的中庭内营造了光瀑布”。他将中庭内侧南向的墙面设计成反光栏板和光墙，增强自然光的反射。中庭内悬挂的枝形吊灯”，下面垂下768个可自由移动的光偏转板，不仅能将光线折射到四周房间和中庭底部，还可以控制折射角度避免眩光，同时又成为中庭内极具美感的立体装饰，兼具了节能性和艺术性。
3导光装置
导光装置主要是利用光的反射、折射或衍射等特性，利用技术手段将自然光引入到需要的地方，主要有反光板、导光管、光导纤维、导光棱镜窗。
3.1反光板
反光板的应用非常普遍，通常是在高侧窗内下方安装的一块水平或者倾斜的挡板。根据窗户形式的不同，可分为反光板下部有观景窗和无观景窗两种。反光板安装于观景窗和高侧窗之间时，上部采光窗的玻璃透光率要高，以便使更多光线进入室内被反射到房间后部，下部观景窗的透光率要低，降低近窗处照度，减少直接眩光。反光板的上表面要采用浅色饰面以提高反射率，表面光滑程度要适当，避免晴天由于光滑程度过高导致天花板上产生过亮的光斑。
3.2导光管
导光管主要由日光集光器、传输光的管体和室内出光口三部分组成，集光器有固定和移动之分，移动的集光器可以跟踪太阳轨迹，最大限度地收集日光。导光管传输光线的距离可以达到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易于安装和维护，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天然采光装置。美国华盛顿的摩根?刘易斯国际法办公总部的中庭是一个高42.7m，宽仅2.4m的狭窄空间，自然光无法深入，利用导光管获得了足够的天然采光。这套导光管在屋顶有一个日光反射装置，可以追踪太阳轨迹，将阳光引入到导光管中；导光管的中心是由棱镜玻璃组成的锥体，能够向外折射阳光；导光管外层是合成弹力纤维制作的表皮，引入的光线透过这一表皮发散到中庭的墙面和窗户上，最后还在底层休息厅的地面上投下美丽的放射状图案。
3.3光导纤维
光导纤维采光系统是由聚光、传光和出光三部分组成，聚光部分将太阳光聚在焦点上，对准光纤束，使光线进入光纤束后经过不断的全反射传输到另一端，由室内的散光器输出光线。光导纤维相对于导光管不仅要细很多，而且可以随意弯曲进入每个楼层的吊顶内，按照需要布置出光口。
3.4导光棱镜窗
导光棱镜窗的一面是平的，一面带有平行的棱镜，利用棱镜的折射作用改变入射光的方向，有效地减少窗户附近的眩光，提高室内采光的舒适度。同时棱镜窗的折射作用，可以在建筑内距较小时，获得更多的光线。由于导光棱镜窗呈现的室外景象是模糊或变形的，所以多用于天窗。德国波恩国会大厦执政党厅使用了导光棱镜窗作为天窗，室内光线均匀柔和。
4遮阳措施
路易斯?康说过：在没有人工控制的情况下，太阳光有时对人类来说是充满暴力的。”太阳光虽然能带来光亮，但是过多的眩光和太阳辐射热也会影响室内环境的舒适度，采取适当的遮阳措施可以改善室内的自然光环境。常用的遮阳措施主要有选用镶嵌材料、中空内置百叶窗和遮阳设施。
4.1镶嵌材料
采光窗的镶嵌材料多以玻璃为主，我国北方采暖地区通常采用透光率较高的双层中空玻璃，南方夏热地区可以选择折光型或漫射型的印花玻璃，单银或双银Low-E玻璃，阻挡紫外线的光致变色玻璃或阻挡红外线的电致变色玻璃，还可以选用环氧树脂玻璃钢替代普通平板玻璃，降低太阳辐射热的同时减少眩光。
4.2中空内置百叶窗
近几年，我国已有厂家研制生产出中空内置百叶窗，它其实是把中空玻璃和百叶窗结合为一体，将可调百叶窗密封在中空玻璃的内部空间，靠手动磁控变换叶片的方向。中空内置百叶窗除了保留中空玻璃的全部特点外，还具有更好的遮阳隔热效果，用最普通的透明玻璃便可达到镀膜玻璃制作中空玻璃的节能效果。
4.3遮阳设施
在室内设计中宜采用结构简单、安装方便、便于维护、经济美观的遮阳设施，主要有遮阳百叶、遮阳帘和遮阳纱幕等。遮阳百叶的材质有帆布、玻璃钢、玻璃、金属等，其中金属的遮阳效果最好，其次是玻璃钢和厚帆布，最后是玻璃，而深色玻璃又比浅色玻璃的遮阳性能好。德国国会大厦玻璃穹顶内安装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叶片状遮阳设施，它可以跟随太阳的运行轨迹运转来更好地遮挡耀眼的阳光，圆形金属管做成的百页使透射下来的光影更加柔和。遮阳帘有竹帘、布帘、纱帘及再生材料等，最显著的优点就是可活动性，对光线的获取完全随心所欲。布帘的质地厚薄疏密不同，能满足遮光的不同需求，南通火车站玻璃幕墙利用可收缩的布帘减少室内眩光。纱帘具有半透明的遮光效果，可以采用不同面料达到上部透光而下部遮光，增加房间深处光线的同时避免近窗工作面上形成眩光。遮阳纱幕是一种新型遮阳材料，主要由玻璃纤维制作，紧贴窗户外侧安装，几乎不影响建筑外立面效果。纱幕的稠稀度决定射入室内阳光的多少，不仅保持了玻璃的天然采光，而且可以清晰的观赏室外的景色，纱幕的颜色越深，视野越清晰。GSW总部大楼的遮阳纱幕密集而细小，窗外的柏林都市全景清晰可见，室内光线非常均匀，同时冬天又不会减少热能的获取。
5结语
两论在对学派称谓的辨析中，也辨析了各自的学术缘起，在学理资源的“认祖归宗”中进一步厘清了两者的不同。媒介环境论论者批评媒介生态论者并不是一种对于北美学派的继承与推介，在引入MediaEcology（媒介环境学）概念之时，就没有真正地对其进行全面地介绍与阐释，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媒介生态进行了中国式的阐释和发挥。其对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阐述及其在中国的确立，没有起到真正廓清认识并加以推广的作用，并且在此后的研究与发展中，也并未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与融通。而媒介环境论本身则是从译介出发，在对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理论的梳理中确立的学派。媒介环境学派的贡献在于，集中而大量地引入并译介了相关著作，从学派的历史、理论、应用三个领域，全面地介绍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从而让学界重新认识了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相关理论。媒介环境学派是正宗的北美学派的中国代言。他们汲取北美学派有益的学术思想，开拓思维，为中国学界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与角度。媒介生态论论者早就对自己的学术缘起有清醒的认识，崔保国在2003年就提出“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不同于传播学研究那样是从海外引进。尽管美国学者开展媒介生态研究和日本学者开展媒介环境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似乎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最初的展开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渊源。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在后来与媒介环境学派的厘清中，媒介生态论论者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是在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学科，并不是对北美MediaEcology的简单继承和推介，其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这是中国媒介生态论论者独树一帜所在。3.对于研究向度的辨析。在对“环境”与“生态”二词的常规理解与表述中，两者常常会互为解释和相互融入，这也是最初造成两论难以厘清的原因所在。两论以“环境”与“生态”名号加以区别后，便各自在自己的名号下强调着研究向度上的侧重和差异。媒介生态学从一开始就直接汲取生态学原理，将其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结合。从邵培仁早期的相关论文和著作的阐述上来看，媒介生存是中国媒介生态学主要研究向度，媒介生存即媒介所处的生存状态，包括媒介与人的生存关系状态、媒介与自然环境的生存关系状态、媒介与社会环境的生存关系状态。让中国的媒介能够熟悉和了解自己所处的媒介生态，进而保存自身并求得发展，是中国媒介生态学派展开理论拓展与研讨的动力和起点。在与媒介环境论的争辩中，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向度越加明晰，更加关注媒介在所处生态中如何自处与如何他处的相关策略研究、媒介与社会间的子母系统互动研究，他们提出“这些互动不仅仅有媒介系统的内部要素互动，还有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些纷繁复杂的整体互动关系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的交换、交流与共享，还有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2006年以后的研究中，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派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向外拓展，除了大量采用了实证研究与调查实验等方式与方法，邵培仁又在媒介地理与媒介时间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拓展大大扩展了中国媒介生态学派关注的领域与范畴。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对于“生态”或者“环境”的阐释则与媒介生态学不同。在与媒介生态学的争辩中，媒介环境学派强调指出，媒介本身即构成环境，媒介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指媒介技术的变化与提升，使得由媒介构成的环境不断地发生变化）必将对环境中的人产生影响。因此，媒介变化、媒介所构成的环境及其变化对人产生的种种影响及人在媒介环境中的自处与他处，是媒介环境学越来越明晰的研究向度。他们对此深入地分析与探讨，力图明白有力地指出媒介作为环境对于环境中的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其现实意义在于让研究重新回归到人的逻辑起点，从人的角度去审视所处环境因媒介的衍生与演进带来的变化，人当如何正视汹涌而来的媒介技术大潮的裹挟与冲击。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及对当下人类生活的贴近性的阐释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差异
中国媒介生态论与北美媒介环境论的碰撞，使我们得到了两种研究范式和方法，这对于拓展学术研究的思路，拓宽研究视野是大有益处的。但有必要从学理上对其差异进一步分析。从词义上分析，“生态”指主体（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任何研究对象）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生态”概念中包括主体，由主体与其生存的环境共同构成，是两者关系状态的表述。所以，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Haeckel）首次提出这一词汇时，将其描述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媒介生态学这里，主体指媒介，它是研究媒介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它包括如前所述的媒介与人、媒介与自然环境、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状态，是研究两者间的互为与互动，是关系研究；“环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外界事物“，环境”概念中不包括主体。在媒介环境学这里，主体指人，媒介是构成主体人所生存的外在环境的重要因素。媒介环境学将媒介作为一个环境构成的要素来研究，研究其在技术的迅猛发展作用下所带来的环境变化及其对人产生的影响，所以它立足于人，重在研究媒介。但无论哪一学派都必然研究媒介与环境，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自然的三个向度上来观照两论之间的差异。
（一）关于媒介与人
媒介环境学重在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属于影响研究。他们以媒介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从而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结构性的变化入手，试图辨明这其中隐含的结构，并试着探明这种由媒介变化而导致的环境改变，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情绪的影响。波兹曼曾有过如下表述“：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7〕。媒介生态学重在研究两者的关系，是在两者共在互存的认识下的两者间性研究。媒介生态学更为关注媒介与社会系统间的互动，它对于人的关注，体现在对于人与媒介间互动的关注。因为在媒介生态学论者看来，人与媒介间的互动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等的相互传递、沟通与共享，其中也必然体现出影响与建构的交互性。“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在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现象和媒介生态规律的漫长认识过程，也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经验和媒介生态知识的逐步积累和系统建构。”〔8〕媒介生态学中的人仅仅作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系统中的一环，对于其观察主要体现在对于人与其他范畴发生相互关系时的认识与体悟。媒介生态学所观照的是作为生态的整体中的人与媒介、自然及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以人类为关注焦点展开的研究。
（二）关于媒介与社会环境或社会生态
媒介环境学鲜明地提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的观点。从自然媒介到社会媒介的变迁过程，不难得出如下认识：媒介已日益深入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中，媒介与自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难分彼此。媒介环境论者发现我们与世界交流的媒介传播手段，即我们使用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恰恰是参与现实构建的基本因素，并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口语文化的社会、书面文化的社会、印刷文化的社会和电子文化的社会，其经济、政治、文化的特征也因为在不同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的参与下各有不同，这种媒介环境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正是结构性的。在观照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时，媒介生态论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已然构成一种彼此平等且共生的关系。媒介犹如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和生态系统，从属于社会生态系统，是其子系统之一，在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相互作用时，甚至还会与其他子系统产生竞争的关系，而媒介要生存于社会大系统中，就要促使自己内外兼修，要适应社会的大生态，还要维系自己内部的小生态，同时还要适应媒介行业内部的中观生态，试图在各种关系的适应与掌控中达到生存、平衡与和谐。
（三）关于媒介与自然环境或自然生态
媒介环境学很少讨论媒介与自然环境的话题，两者关系基本不在其关注的题域。但是在媒介环境论者对媒介环境学起源的梳理时，曾经提及对芒福德（LewisMumford）启发颇深的帕特里克•格迪斯（GeddesPatrick），格迪斯是英国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也是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理论先驱之一。他对于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以及人类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给了芒福德深刻的影响。他提出的“人类生态”概念，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探索的方向。格迪斯的著作，证明了生物学原理能够给人类文化研究提供信息。作为媒介环境学公认的早期思想奠基人，芒福德的论著得以从城市这样的人造环境入手阐述其对于人和人类文明的影响，从而为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奠定基础。但在此后的研究中，媒介环境学已经完全进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领域。在林文刚《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一文的结尾处提到“：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传播研究领域并不是在研究什么自然现象（如天体或相对论）的规律。媒介环境学者探寻的是人类社会文化,它们牵涉到很多难以捉摸和不可预知的变量（variables），例如各种各样的人类情绪、感觉以及动机,而这些变量由于时空或背景的迁异而千变万化。因此,媒介环境学是一个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媒介生态学则特别强调媒介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媒介生态论者看来，人与媒介不仅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必然会与其产生相互关联与影响。媒介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媒介所根植的自然地点，所在区域的自然状况是媒介生存与发展不可回避的必要条件。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基于媒介生存与发展所在地点的自然状况，并探讨自然环境与媒介发展间的关联而进行。事实上，自然环境状况与媒介生存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形成有着毋庸置疑的关联性和必然联系。这种地理、气候、历史、文化间潜在的关系是不能在研究中回避的。媒介生态学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和研究的拓展，是媒介生态学能够生发出最为直接和切近现实的指导作用的所在。
三、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同一与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在相互碰撞中实际上又相互启示，从学科研究的同门、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同与相近来说，两个学派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一与融合。
（一）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同一
两论虽然在差异中各自成长，但其在研究方面的同一性也愈加明显。其一，两论汲取的理论资源具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性。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初期技术的迅速进步给环境带来的后果，对于生态意识的崛起以及在学界也随之刮起一阵生态学范式及思维方式的旋风所产生的强大推动力。人们开始关注和思考生活中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媒介环境论者沃尔特•翁（WalterOng）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宇宙的整体联系和演化史有了深刻而精细的知识，我们的确生活在名副其实的生态的时代。我们时代的特征是事物的相互联系，至少就人类的感知能力而言是这样的。”〔10〕无论是媒介生态论者还是媒介环境论者，他们受生态学的影响，都汲取了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养分。媒介生态论者驻足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论者则从肯定人在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出发，更为关注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其二，两论研究目的的同一性。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其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谋求人与其所生存环境的平衡良性的互动与发展。生态论论者是在承认人与媒介共生的前提下，具体而微地关注媒介一方的发生与发展，并对此种状况进行相应地描述及对策研究。其研究根本旨在寻求媒介与媒介所在环境的平衡，根本上说是媒介与人生存环境的平衡。媒介环境学则更多地从批判的眼光指出现代社会的媒介本质，越来越多的媒介构成了人生存的环境。媒介构成了人生活的生态。媒介如何构成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媒介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或者改变了人，人又当如何应对，如何寻找到媒介现实下的人与媒介环境间的平衡。探寻人与媒介间的关系，在批判中寻找人与媒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良性互动，这正是同一称谓下的两论研究的共通之处。
（二）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两者必然存在着交叉和涵容。首先，都以媒介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都是在媒介发展迅猛的当下，对于媒介的一种关注与研究。两派都强烈地意识到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彼此之间的这样一种共生的关系。媒介已然是世界构成中的一部分，是人类交往不可规避的手段，并且彼此间交融互生。媒介生态学对媒介及其生态关系的研究，往往具体而实际，致力于为业界提供策略方面的指引与指导。而媒介环境学对于媒介的研究，则以人为关切对象，致力于媒介技术的宏观视野，力图指明媒介技术对于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但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无论是具体而微的媒介，还是线条粗犷的技术分野，媒介始终在两论共同关注的视野之中。不论是出于传播研究的考量，还是文化研究的思索，两论都承认媒介业已成为构建当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对象的同一关注，必然带来研究内容的涵容。其次，都以生态环境为研究题域。媒介生态学所关注的环境，是以媒介为中心，媒介所在生态圈层的其他因素的综合。在媒介生态学的有关研究中，媒介生存脱离不了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外部环境的作用，研究这些外部环境与因素，才能够为媒介的生存与发展提出因地制宜的策略。媒介环境学所指向的环境，则直指媒介技术本身。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媒介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容器”（芒福德语）。这种环境论，既提供给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以新的视野，但也并未脱离具体的媒介而成为虚无的想象。媒介环境论者往往植根于某一媒介形式，但也必须结合这种媒介形式所存在的时代、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其他具体因素。换句话说，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中也必然考虑到媒介与其他文化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也即媒介构成的生态与媒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共生关系的肯定和强调，正是两论的共同认识，也必然会因此在研究中出现相互涵容。第三，都研究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两论从不同的向度出发，但关注的却都是媒介与环境间的关系。媒介环境学关注的是媒介形式构成环境，进而构建社会，形成文化，产生影响。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该书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印刷技术媒介产生的时间与背景，及由此产生的印刷文化，并进一步阐释印刷技术对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及近代科学的影响，从而导引出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存在必然关联的宏大主题。而媒介生态学也关注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从而实现为媒介生存提供最佳策略的研究目的。如许多媒介生态学视角下的对具体媒介及媒介现象的观察，像《媒介生态学视阈下作为空间的华莱坞电影》《从媒介生态看城市台民生新闻的困境》等媒介生态学领域的研究往往针对具体的媒介或者媒介形式，分析媒介与所在环境间的关系，有的放矢地找到媒介生存与发展的规律，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或办法。显然，两论都承认媒介对社会的参与作用，并从媒介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与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因素所起到的作用皆持肯定并审慎的态度。这种共识指引下的研究，虽因目的不同，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必然出现彼此涵容。
四、结语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着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
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着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着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
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着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着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
【关键词】跨国公司；环境治理；哲学思考
一、以义务本位为核心的和谐哲学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了环境法的公益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的“社会利益本位”和“社会责任本位”。这两种观点可以看作是义务本文论和权利本位论的雏形，直到21世纪初期，有学者在环境法哲学的领域明确提出了环境法的义务本文论。当时，我国法哲学研究者一致认为义务和权利是法律现象的一对基本范畴，但是就义务和权利哪一个是本位的问题上却存有不同看法，并就此产生了广泛的讨论。
环境哲学本质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考，是把“人-自然-社会”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的整体，对自然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重新认知，人作为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积极调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义务。跨国公司在如今越来越多的被看作是“企业公民”，同样具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义务。
以义务本位为核心的和谐哲学强调义务是权利的先决条件，人对自然的利用不是从主张权利开始，而是从履行义务开始的。因此，跨国公司对于东道国义务先于权利，即跨国公司对于环境治理的义务先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权利。无论其投资是否污染或可能污染东道国环境，跨国公司都应承担环境治理的义务，所以提倡和发展义务本位具有必要性。
二、环境正义理论
环境正义运动最早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运动最初的起因是针对美国政府在选择有毒废物填埋场时的不平等现象。此后几十年，很多学者投入到环境正义理论的研究中，世界上各国也开始广泛关注。虽然环境正义主张起源于美国，但环境正义的研究不仅限于美国，并且由于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区别而呈现多样性。国际环境治理具有主体多元化、利益多样化的特点，跨国公司作为其中重要的主体，首先需要的是规范的约束和引导，这种规范主要是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跨国公司的行为始终是以盈利为目标，这就导致一旦环境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与跨国公司的价值取向冲突，这些规范就很可能给跨国公司的价值取向让步。所以环境正义的真正价值在于以主体的伦理德行为基础，使环境正义规范真正发挥作用。由于环境权既是个体权利，同时也是集体权利，对个人环境权造成损害的同时，也往往损害其他多数人的共同环境权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实体性的环境权属于一种‘社会’权利，明显不同于人格权、财产权等典型的‘私人’权利”。环境权的确立，不仅明确了环境资源的公有性，更加强调了环境正义的重要性。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
在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向42届“环境与发展会议”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联合国发展与环境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标志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已经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组织所承认。国际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可持续发展是环境保护的指导，环境保护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环境保护的指导，要求改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更加高效的利用环境资源，减少废物排放，实行清洁生产，节约能源和文明消费。可持续发展理论肯定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自然进化过程中的观察者和调控者。
相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可持续发展意味着跨国公司需要将自身、社会和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考虑，约束自身的行为限度从而达到动态的平衡。跨国公司追求利益的目的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仅仅考虑到自身发展，而是将自身看作自然系统的一部分并与自然和谐发展。很多跨国公司之所以在海外投资建立子公司是为了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的开发，那么就更应该注意到这种开发利用东道国资源的行为是否损害了后代人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
四、义务本位、环境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联系
可持续发展反映的是人、社会、自然环境、经济的相互关系的社会思想、理论、情感、知觉等观念形态的总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将人与社会、自然环境视为整体并列看待的综合思维，要求人自觉的为后代人的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将道德的客体扩大到自然。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中公平性原则有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代内平等、代际平等、种际平等。代内平等的重点在于对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上的平等，对于占有过多资源或过分开发资源的行为给予限制，从而达成对资源占有和使用的平等。代际平等则要求当代人承担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义务，不损害后代人的利益。种际平等则要求人要对其他生物承担义务，使之与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换言之，人类有义务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保护自然环境，对其他物种负责，避免他人（后代人）发展的权利受到损害而做出牺牲。而这恰是义务本位的精神所在。可持续发展是对义务本位在某种程度上的升华，可持续发展也同样需求义务本位，二者有机结合，共同发展。无论出于对人类自身发展的长远打算而保护自然环境还是因认为人与自然是整体而有义务承担环境责任，我们都有理由善待自然并重新构建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思维模式。
参考文献
[1]凌相权，蔡守秋.论环境法的公益性[J].法学评论，1983.Z1.
[2]吕忠梅.论环境法的本质[J].商法研究，1997（06）.
是对我国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进行检省后的一种明智选择，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需要全社会通力协作和持续推进。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明了何为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等问题。基于此，本期学术笔谈特组织刊发三篇有关生态文明的文章，以期对生态文明研究和生态文明知识的普及有所助益。
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创造新的生态文化与环境协同共进、和谐发展的社会文明形态，是人类摒弃了农业文明阶段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工业文明阶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与支撑文明的环境高度和谐的文明，是高效的循环经济、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在生态文明社会，人人享有生态民主、生态福利、生态公正、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社会能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保障。
生态的科学内涵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最先把“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命名为生态学。生态学概念的提出虽然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它是一门充满朝气的科学。生态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休戚相关。特别是近50年来，随着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胁迫效应的增加，人口、环境、资源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生态问题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人们用生态学的观点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用生态学的观点重新审视环境和环境资源的价值，产生了新的生态价值观；用生态学的观念来总结人与产生文明和支撑文明的环境之间的关系，诞生了新的生态文明史观。环境的内涵已从过去的物理环境发展到今天的自然与社会的综合环境。生态理念进入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新的生态经济观、生态文化观和生态政治观。
生态学思维也进入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人们反思早期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应用清洁生产方法和生态产业模式去发展生产、保护环境；人们开始抛弃那种高投入、高消费、高环境影响的生态不道德的生活方式，提倡低投入、适度消费、低环境影响的绿色生活。
生态学进入伦理学领域，产生了新的生态伦理学。人们有了新的伦理道德准则，有了对待自然、对待环境的道德规范，认识到人只是地球生态系统这个复杂的食物网中的一个网点。
随着生态学成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生态”二字有了更深刻的含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生态是一种竞争、共生、再生、自生的生存发展机制；生态是一种追求时间、空间、数量、结构和秩序的持续与和谐的系统整合功能；生态是一种保育生存环境、发展生产力的战略举措；生态是技术、体制、文化领域里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生态是一种追求人类社会不断进化与完善的可持续发展过程。
文明与支撑文明的环境
研究生态文明，首先要研究文明和支撑文明的环境的关系。因为文化是人类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而文明是某一地域文化对环境社会生态适应的全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文化的地理、时间、空间的三维进程。
探讨文明与支撑文明环境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某一地区的社会文化与环境组成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文明则是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一种动态平衡的时空状态。在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中，人类通过文化对环境产生生态适应，并达到一种动态平衡，而文明则是某一文化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的全过程。当支撑某一文明的环境发生变迁，人类可以通过文化的进步和更新、主要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来适应新的环境，这样，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明得到延续和发展。反之，当原有的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并且缺乏进步和更新时，就会产生生态破坏和生态危机。当变化了的环境遭到彻底破坏，已经支撑不了这一地区的文明的时候，文明便衰亡了。
许多历史学家把文明消亡的原因归结为战争和统治者的荒淫，而很少注意到与文明相依存的生态环境。实际上，文明是人类在保持与环境平衡的前提下不断进步的一种状态。古代的战争往往以争夺土地和土地上丰厚的自然资源为目的，战争不可能把一个辉煌的文明全部销毁。只要支撑文明的自然资源还存在，文明就只是统治者或统治民族的更替、朝代的变迁而已。而真正使一个古代文明彻底消亡的原因，是支撑这个文明的自然资源的彻底破坏。当然，战争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可以加速自然资源的耗尽。因此，建设支撑文明的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
用生态文化构建生态文明
人作为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既具有生物生态属性又具有社会生态属性。人类之所以成为世界最广布的一个生物种，就因为人类具有文化。作为生物的人，人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由于环境的多样化。人类的文化也是多样化的。环境与文化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在人类对地球环境的生态适应过程中，人类创造文化来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展文化与促进文化的进化来适应变化的环境。随着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尖锐化，为了使环境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化的方向发展，人类必须调整自己的文化来修复由于旧文化的不适应而造成的环境退化，创造新的文化来与环境协同共进、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文化，也是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先进文化。
用生态文化构建生态文明，既要建设物质生态文明，也要建设精神生态文明，更要建设政治生态文明。同时，要注重中华生态文化传统的弘扬。
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物质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以人为本，以人力资本为主要驱动力，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生态产业是物质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同时，为了保证社会的可持续性，需要认真管理人类生态系统，保证社会生态系统的各项生态服务功能的健全，并保障人类生态系统的健康。人类生态系统健康的指标包括人类生态系统活力的保持，使人类生态系统具有正常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以及系统遭遇各种自然灾害时的恢复能力；人类生态系统的产品提供、调节文化功能和支持功能等诸多服务功能的维持以及人类健康的保证。物质生态文明建设要以清洁生产为核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倡导扣除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绿色GDP理念，实现“循环、共生、稳生”的生态产业蓬勃发展。
精神生态文明建设应当以生态教育为核心，必须坚持把生态教育作为全民教育、全程教育和终生教育，把生态意识上升为全民意识和全球意识，倡导生态伦理和生态行为，提倡生态善美观、生态良心、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生态社会和生态社会风气是构建和谐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任务。在精神生态文明的建设中，要充分发挥生态文化对人们思想的引导和启发作用。要摒弃过度消费和用后即扔的不良习惯，培养节能环保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行为，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只有人民具备了生态道德和生态行为，只有全民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构建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才会实现。
政治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要保证社会生态系统生态功能的健全、生态系统健康和社会中人群的健康，保证人人享有生态福利和生态公正，就必须建设政治生态文明。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形成科学的生态政治空气，制定出适合自己国情的保护环境政策、法律、法规。而环境政策是保护环境的大政方针，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环境立法和环境管理，也直接关系到整体环境状况。这其中，要特别注意政治生态文明建设中干部的决定因素，一定要强调干部的生态意识和绿色GDP意识。
要推进生态民主进程，强调人人拥有生态环境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享有清洁的空气、洁净的水和所有绿色福利的权利，并把生态补偿机制引入人权概念之中。
必须看到，生态政策具有前瞻性和远见性，生态政策如果失误，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巨大的。因此，制定正确的生态政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同时，还应该看到，我国的环境立法和执法的距离相距甚远，不能把问题都归咎于法制不健全，应该在健全法制的同时，花大力气缩小立法和执法的距离。生态政策的制定还要注意国家抵御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应急能力，建立有效的应急系统。
建设生态文明，要注重弘扬我国博大精深的生态文化传统。在中国的古典哲学里，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智慧。中国的传统哲学主张“天人合一”。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讨论“天人关系”问题。孔子提倡“天命论”，认为自然——天命是不可抗拒的；老子主张“见素抱朴”，回归自然；庄子主张“不以心损道，无以人灭天”，认为人应该顺应自然；孟子认为“知其性则知天矣”；荀子虽然强调“明于天人之分”，但也承认天人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总的来说，“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就是主张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
我国56个民族，都有热爱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传统。我们需要对这些优秀文化传统进行政策引导，通过乡规民约和生态教育对它们加以保护和传承，因为这些文化传统正是我国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的根。（作者单位：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略论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在自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是天人关系的文明，涉及体制文明、认知文明、物态文明和心态文明，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面对全球生态安全和区域生态健康的挑战，生态文明的振兴和生态知识的普及已刻不容缓。本文试图从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出发，探讨如何在调节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关系中系统推进认知、体制、物态和心态范畴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学与认知文明
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文明是人类在认识、感悟和品味自然，保护、改造和管理环境过程中，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所积累的知识、技术、经验和系统方法在社会上的普及、宣传效果、观念意识的升华和风尚习俗的进步，包括生态哲学、生态科学、生态工学和生态美学。
生态是辩证的：和谐而不均衡，开拓而不耗竭，适应而不保守，循环而不回归。生态学是个体和整体、有和无、形和神、生和灭、分和整之间关系的学问。生态学的核心是处理生态系统中的复杂关系。生态文明的核心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理念基础上的生态整合观，是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体内部关系的系统观。
生态科学是研究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其自然和社会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系统科学。19世纪的博物学、进化论以及20世纪的人类生态学与生物控制论奠定了生态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态科学，包括自然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前者有动物、植物、微生物生态学，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和景观生态学，还有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如草原、湿地、森林、农田、海洋、流域生态系统的生态学等。后者包括心理生态学、伦理生态学、经济生态学、产业生态学、城市生态学与文化生态学等人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学问。总的说来，自然生态研究的学科比较齐全，而人类生态研究则比较薄弱。
生态学还是一门工程学，是一种设计工艺，一种生存艺术，研究怎样把自然生态的原理应用到人工生态系统的建设当中。生态工程学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一门着眼于生态系统持续发展能力的整合工程技术。生态工程是模拟自然生态的整体、协同、循环、自生原理，并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去分析、设计、规划和调控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工艺流程、信息反馈关系及控制机构，疏通物质、能量、信息流通渠道，开拓未被有效利用的生态位，使人与自然双双受益的系统工程技术。不同于传统末端治理的环境工程技术和单一部门内污染物最小化的清洁生产技术，生态工程强调资源的综合利用、技术的系统组合、学科的边缘交叉和产业的横向结合，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技术有机结合的产物。
生态学和美学的结合点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对人类理性的必然性和功利性的挑战和超越。生态美学研究生物、环境与人类社会间相互关系的审美状态与自然潜在的审美性，其美的内涵包括整体和谐美、协同进化美、循环反馈美、自生自然美。竞生、共生、再生、自生，对称、均衡、对比、秩序、节奏韵律，多样统一，是生态审美的共同规律。用生态美学去格物、处世、待人，你会发现，大自然既是美的，也是理性的。自然以她特有的色彩、线条、形状、位置和声音，以她特有的有序、和谐与统一，在人们心中唤起美的形象、美的愉悦、美的追求和美的感悟，使人怡神、悦目、清心、节欲，陶冶情操。生态美学在揭示自然美的实质和规律的同时，还向人们介绍如何创造一个适合于人类身心健康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的保护，城市环境的布局，人居环境的美化，园林庭院的绿化与美化，人的衣着、服饰，环境中色彩的搭配、形与神的融合等。生态管理与体制文明
人与自然关系的体制文明建设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先污染后治理、先规模后效益、先建设后规划、先经济后生态”的发展阶段论思路，推进从基于资源承载力无限、环境容纳能力无限的链式生产到从摇篮到坟墓再到摇篮、生产—消费—还原一条龙、信息反馈灵敏的循环经济转型，完善生态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政策法规，建立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绩效考核制度，逐步实现从体制条块分割的纵向管理走向合纵联横的生态系统管理，保障生态资产（水、土、气、生、矿）、生态服务、生态网络和生态安全的科学管理。
生态管理是运用生态系统方法对人的资源、环境开发、利用、破坏和保育活动的系统管制、诱导、协调和监理，营建人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共生关系，孕育生态系统的整合、适应、循环、进化能力，维系天人生态关系的持续发展。
体制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九个统筹提供科学方法。循环经济与物态文明
物态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适应环境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及消费行为，以及有关自然和人文生态关系的物质产品的发展态势，包括生产文明和消费文明。
我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是环境友好、生态持续的，其认识论基础是顺天承运，生态学基础是循环再生和自力更生，但这种持续是在低技术、低效益、低规模、低影响基础上的持续；以大规模的化石能源消耗、化工产品生产以及自然生态系统退化为特征的工业文明推行的是一类掠夺式、耗竭型、高经济效益、高环境影响的生产方式，其认识论基础是还原论，追求的是局部的、眼前的经济效益，生产力虽高，可持续能力却很低。
产业生态文明必须在吸取传统农业生态文明再生和自生机制以及工业文明高效活力的基础上推进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型工业文明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生态产业转型，发展以竞生、共生、再生和自生机制为特征的生态经济，推进传统生产方式从产品导向向功能导向、资源掠夺型向循环共生型、厂区经济向园区经济、部门经济向网络经济、自然经济向知识经济、刚性生产向柔性生产、从减员增效走向增员增效、职业谋生走向生态乐生的循环经济转型。
消费文明旨在弘扬一种勤俭节约、低环境影响、有益健康的适度消费模式，倡导从以金钱为中心的富裕生活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和谐生活、从以数量多多的占有型消费到以功效优化为特征的适宜型消费、从以外显为中心的摩登消费到以内需为中心的科学消费过渡，涉及每个人的居息、代谢、行游、交往活动，以及水、气、土、生物、废弃物等环境影响方式。
经过近两百年工业化的正反教训，文明的生态消费方式已经在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人口密集、资源压力大的欧洲和日韩等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中蔚然成风。主要表现在生活方式的转型和价值观念的更新、体制法规的健全和生态管理方法和技术的创新，以及全社会生态知识的普及和生态意识的提高。和谐社会与心态文明
和谐社会的生态内涵有四层：一是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包括水、土、气、生、矿等自然生态因子、生态过程和生态服务功能的自然生态和谐；二是人与其社会生产、流通、消费、还原和调控等物质生产环境的经济生态和谐；三是人与人之间竞争、合作、集群、分异关系的社会生态和谐；四是人类社会的技术、体制、文化在时、空、量、构、序管理层面的系统生态和谐。
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要处理人和天、地、事、物之间的关系。天是指气侯、可更新能源等外部环境，地是指土地、土壤和景观，事是指人类的生产、生活、流通、服务及决策管理活动的运筹，物指水、土、气、生、矿等物质的开发、利用和循环。要协调、整合好自然和社会、有形和无形、物态和生态间的系统关系。
心态文明是人对待和处理其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关系的精神境界，包括五类：一是温饱境界，这是人的动物本性和生存本能；二是功利境界，是市场竞争和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力；三是道德境界，能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惩恶行善、扶弱育生，是人的社会性；四是信仰境界，有明确的超越物质需求的人生奋斗目标和精神追求；五是天地境界，有能超越自我、超越环境，融时间与空间、有限与无限于一体的生态整合观。五类境界相辅相成，才是一个物态、事态、心态和谐的文明人。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渐进过程，是一场技术、体制、文化领域的社会变革,需要全社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通力协作和持续推进。我们坚信，有着生态文明优良传统的中华民族，既能创造经济连续增长的奇迹，也一定能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生态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作者单位：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论生态文明的制度维度
如何理解和把握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近年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探索的共同缺陷是只注重对生态文明的价值维度的考察，不注重对生态文明的制度维度的探讨，其结果是生态文明往往被归结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无法有效地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一
对于生态文明理论基础的探讨，较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学术界，其主要特点是拘泥于哲学—价值观的视角，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并由此形成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生态中心论强调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由此侧重于从生态本体论、生态方法论和生态价值论三个方面对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和内涵展开论述。从生态本体论的视角看，就是要求实现扬弃近性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机械自然观，确立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从生态方法论的视角看，就是要求放弃自笛卡儿、牛顿以来的还原论思维方法，确立以生态科学为基础的整体性生态思维方法；从生态价值论的视角看，就是要求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观价值论，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价值观。与生态中心论相反，现代人类中心论强调，生态运动只有以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中心才会有内在的动力，因此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本身并不存在问题，仅仅需要用以“理性偏好”为基础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代替以“感性偏好”为基础的“强式”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危机就会得到缓解和最终解决。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区别，但是其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却是共同的。从其思维方式上看，它们都仅仅拘泥于从哲学价值观的视角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从其价值取向上看，它们都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因为从当代人类生态危机的本质看，它反映的实际上是在存在着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条件下，由于全球自然资源在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之间的不公平分配和占有，从而形成的人和人之间利益的矛盾、冲突和危机。生态危机表现的不过是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关系的危机。而无论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历史看，还是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当代生态危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意味着虽然哲学价值观的变革对于缓解当代生态危机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仅仅拘泥于从哲学价值观的视角探讨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而且在客观上模糊了当代生态危机的本质以及西方国家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只能形成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要使生态文明真正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制定切实可行的关于环境管理和环境治理的环境政策，实现环境资源公正合理地使用，就必须扬弃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把调适人和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维度作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二
把调适人和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维度作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既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扬弃，同时也是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必然结果。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根本失误在于它只关注到了调适人和自然关系的价值维度，“忽视了社会同自然—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福斯特语），看不到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其结果是必然找不到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之路，最后甚至陷入到“生态法西斯主义”的误区之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要求我们在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时必须坚持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把解决和调适好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解决人和自然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从而实现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我为学生选择了一些有趣的、浅显易懂的课题内容。春天，带孩子到户外观察小草的生长，每周给小草量身高；看各种树叶是怎么一点点从枝上长出来的；把小蝌蚪养在鱼缸里，看着它们玩耍和成长；看燕子怎样衔泥做窝；看苹果树从长叶开花到长出小苹果。夏天，到村里的果园里看果实的长大和需要的各种管理，体会劳动的艰辛和快乐；从园里的种植园内摘来西瓜、黄瓜、西红柿等，和大家一起分享收获的喜悦；到田间看农民伯伯收小麦，看脱粒机怎么脱粒，感知颗粒归仓的意义。秋天到田野认识棉花、玉米、大豆、谷物等，采摘果实做标本；在树林里用双臂合抱的方法比较树的粗细，观察什么落叶，什么不落叶。冬天呢，则和孩子一起到户外感受冬天的天气变化，锻炼孩子的意志；下雪了和孩子一起堆雪人，打雪仗，在雪地上感受雪后空气的清新，进而进行环保教育等等。农村自然环境中蕴藏着无数的课题与秘密，等待我们和孩子一起去用心发掘。
二、直接利用自然物进行教学活动
为了使每个孩子能自然主动地进入教师所希望的状态之中，我总会设法用直观形象的教具或情境，生动浅显的语言与动作激发他们，带他们入境，帮助他们理解记忆与思考。在这其中，利用自然物进行教学活动，效果很好。自然物以其形象具体的特点一下子就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且还能使学生的观察保持一定的时间，便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掌握知识。例如，在小班“蚂蚁的触角”这一活动中，我把学生带出活动室，问“我们在哪儿能找到小蚂蚁？”孩子们兴致很高，在院子里有土的地方找到蚂蚁。我在地上放下面包渣，让大家仔细观察蚂蚁是怎样招呼小伙伴，大家一起把食物搬进洞的，学生个个睁大了眼睛，仔细观察，最后引出蚂蚁的触角的作用：没有触角，蚂蚁就找不到家，找不到吃的，也不能和小伙伴交流信息。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好不热闹，在玩中就学习了知识，完成了教育目标。在“认识桂花”这一活动中，恰巧我们校园旁边有一棵桂花树，我把孩子带出活动室，从能闻到桂花香味的地方开始，让孩子根据香味的浓淡，自己找一找香味是从哪发出来的。大家最后都聚集在了那棵桂花树下，然后我们在树下观察桂花长哪儿、什么颜色、花瓣有什么特点、桂花的香味像什么的气味等等，我们围着树，以交谈的方式，轻松完成了活动目标，并且效果良好。
三、随时发现科学素材，及时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