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医学生医师职业精神理论与实践教育研究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高职高专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的教学改革与实践》2012―2013年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医学的对象是人，人是社会的人，具有不同的思想，文化，，经济和社会地位，经历，感情等方面的差异。医学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传统之中，医学和人文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宗教等交错在一起，一名好的医务工作者为了更好地治病救人，除了具有广博精神的医学知识和技能外，还必须具有深厚的医师职业精神。医学生是未来的医务工作者，他们的职业精神如何，关乎人们的生命和健康。职业价值、职业态度在医学教育能力培养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具备医师职业精神是成为一名合格医生，成为一名名医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医学生的职业精神教育十分必要。职业精神养成教育贯穿于医学生培养过程中，要讲究方法和途径。
1.医师职业精神的内涵。
职业精神，是人的一种内在意识，是一种理想信念，敬业与责任，是一种在职业认知、情感意志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对职业理想与信仰的追求，再通过行为进行表达。
医师职业精神是指在医学领域医务人员应确立的理想和信仰，即在医疗实践整个过程中，在任何情况下，医务人员要始终坚持医学职业精神和专业精神的统一。表现在时刻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以病人为中心，关爱病人的健康，重视病人的权利、人格，维护病人的利益与幸福，维护医学的圣洁与荣耀。
2002年由美国内科基金会、ACP基金和欧洲内科医学联盟共同发起和倡议的《新世纪的医师职业精神――医师宣言》充分体现了当代医学的职业精神。到目前为止，已有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和中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的120个国际医学组织认可和签署了该宣言。《医师宣言》为当代医师提出了21世纪医师职业精神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可以概括为：患者利益至上，医学诚信第一，提高业务能力，促进社会公平。其基本原则包括三点：一是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二是患者自主的原则，三是社会公平的原则。医学知识虽然是在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却都是把治病救人、患者的利益放在首位的，这是由医学职业本质所决定的。医师职业精神是医学与社会达成承诺的基础，是一种态度，是人格和人性的真善美在职业生涯中的体现，是医师临床能力中最重要的要素，其核心是指医师富于谦逊、正直、责任心和诚实等品质。
2.培养医学生职业精神的意义。
2.1医学生职业精神教育是医学教育的内在要求。
医学生的特殊性决定了培养的必要性。我国的医学教育过分关注医学生的专业知识教育，忽视了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置严重失衡，很多医学生主观上也认为专业课比较重要，而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者要有爱心、良心和责任心，要以人为本，要为病人服务，要想方设法为病人看好病，所以医学生要成长成为合格的医学人才，就必须要加强学生的医师职业精神培养。
医学院校承担着培育高等医学人才的重任。随着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新的医学观愈加深入人心，这一切都对医学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对于医学院校的人才培养，除了良好的职业技能之外，学生的身心、情感、责任感、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同样是人才培养的关键课题。培养学生走上岗位所需要的敬业精神、自我提高、创新精神、良好人际关系等能力，这就是职业精神培养关注的内容。作为以培养未来医护人员为己任的医学院校，必须在医学教育中，围绕专业特色，大力创新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体制机制，从教育的手段、方法及内容上，突出时代性，彰显专业性，追求实效性，医学生职业精神教育是医学教育的内在要求。
2.2医学生职业精神教育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利益关系以及人们的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看病求医”的医患关系越来越向合约式医患关系转化。随着人们对生命、健康、疾病认识的提高，从我国医疗卫生发展来看，社会对医学人才的综合素质、职业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现实社会中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和不断被曝光的有悖医德的人和事，也从反面证明了加强医德医风建设的重要性，医师职业精神对于当前医生素质的全面提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职业精神培养的终极目的是将职业精神内化为医学生的品质，物化为医学生的自觉行为，培育出医学生践行国家、社会和职业要求的自觉精神和人生态度。医学生要成长为合格的医学人才，必须具备一定的人文知识、人文精神，这样才能在此基础上形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因此，加强新形势下医学生的职业精神教育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3.新时期培养医学生医师职业精神的方法和途径。
3.1加强爱心责任心教育，培育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道德规范。
医学院校大力培养医学生的职业精神势在必行，在实际的教学中，可以组织针对性强的社会实践，通过丰富多彩、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培养学生树立一种良好、友好的心理和人道主义情感，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了解多元化的社会变化和医学科学的发展，要求学生关注弱势群体，奉献爱心。通过案例教育，课外实践如志愿者劳动、假期社会调查、跟随教师义诊、以及暑期“三下乡”活动等情景教学活动，加强学生专业进取和奉献精神的培养，将每次社会实践纳入成绩考核，这样不仅能让学生更多地了解生活，了解社会，而且能激发爱心、责任心。加强对医学生责任心的培养，意义重大。医学生只有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医德高尚的医务人员，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医者父母心”。
3.2完善课程体系改革，帮助医学生明确目标和坚定信念。
在医学生职业精神养成教育中，课堂教学环节是基础环节，除了思想道德教育、职业生涯规划、医学伦理学等针对性较强的学科外，还可以形成多学科渗透的课程体系。高校医师职业精神教育要以教师指导和引导为主，指导和引导要通过课堂理论教学、榜样感召、社会实践活动等多种形式，循循善诱地感化和启发学生，帮助学生树立医学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念。教学方法要多样化，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教师应该以身作则，教师的言传身教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要用自己高尚的人格和渊博的知识告诉学生学什么、怎样学、做什么、怎样做是正确的，注重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探索能力、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让学生能够辨别并自觉实践。同时职业精神培养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医学生的自我教育上，要为医学生营造浓郁的职业精神教育氛围，用医学事业的崇高、用医学先辈和教师的伟大人格、用身边榜样的示范深深打动学生的心灵，激励学生，深化其对医学职业精神的认识。医学生一旦牢固树立了医德信念，就能依据自己确定的信念来鉴定自己行为和他人行为的善恶，自觉地依照自己确定的信念去选择行为，所以，确立医德信念是医德教育中的中心环节。引导学生自觉地投身医学实践，服务社会、服务患者。
3.3营造积极校园文化氛围，注重医学生自主创新和团结协作。
高校是文化传承的圣地，从医学生的成长来说，积极进取的校园文化是培养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土壤，医学院校应结合实际，培育有医学特色、催人奋发的校园精神，建设内涵丰厚、“医”色鲜明的校园标志。学校应积极营造博爱、奉献、遵从伦理道德的校园人文氛围。比如每年的护士节，医学院校举行隆重节日庆典活动；学生在第一次进行解剖学课程学习前，都会在教师的指导下向那些曾经的生命默哀，感谢他们身后对医学的贡献；建立校史陈列馆，让学生不断地接受着校史的熏陶等。这些都构成了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开展与医学文化相关的社团活动，为医学生的探索、创新，提供一片天地，让志同道合的学子们可以在校园里，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讨，交流和学习，既增强了学生的专业兴趣，也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的职业精神。
3.4充分利用实习阶段，延续医学生职业精神教育的完整性。
医学生的职业精神教育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教育，它根据医学生所处阶段不同，侧重不同。临床实习一般安排在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是医学生从学校跨入社会，由学生转变为医师的过度阶段，这个时期，不仅可以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也是医学生医师职业精神理念渗透的最佳阶段。学生进入临床实习，接触的人、面对的事都是形形、错综复杂的，学生势必会受到来自不同渠道和负面功利色彩的影响，而现实与理想毕竟还是有一段距离，造成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和心态失衡。面对具体的现实问题，学生的思想会随之产生波动，这更需要带教老师的及时引导和沟通，晓之以理，带教老师还可以利用网络优势，以论坛、微博、QQ群等形式，加强与带教班级实习同学的交流沟通，及时解决医学生的道德困惑，正面导向观点，使医学生在培养科学精神，严谨工作作风的同时，将医生天职是治病救人的职业道德观念形成为道德习惯。通过良好的实习环境和带教老师的言传身教，使学生耳濡目染，坚定服务人民的决心，充分利用实习阶段，延续职业精神教育，提高医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人文素养，促进行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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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四川绵阳四0四医院
作者简介：
1．1人性的内涵与教育在人性发展中的作用
所谓人性，一是指人的性格；二是指人的属性。前者指人对人、物、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所表现出的心理特点；后者指人所具有的性质和本性。关于人的性质或本性，古今中外众说纷纭。一曰性善，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之心；二曰性恶，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如自私、贪婪、欺诈和残暴等；三曰无善恶，人既不性善也不性恶，人性是可塑的，是后天培养的，通过教育可以使人向善；四曰或善或恶，认为人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即世上既没有绝对善的人，也没有绝对恶的人，而是善恶、是非兼具，但人通过修身可以去恶兴善。事实上，人是社会中的人，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只是人性变化的前提或基础，不管人性善、性恶，但抑恶扬善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正是对善的追求，人类才能得以繁衍、发展和进步。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教育场域中，即便承认上述人性假设，教育也不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在本质上是追求善的，性善论者主张通过教育发展人性，性恶论者主张通过教育改造人性，性无恶善论者主张通过教育塑造人性，性既善又恶论者主张通过教育抑恶扬善。不管他们对人性持有怎样的观点，但都认为教育对人性有重要影响。从教育的本质看，其要义为“善”的影响，或使人向善。［2］应从生成论的人性假设出发，张扬人性中的善，使人性中的善从潜在状态转变为现实；抑制人性中的恶，把人的恶性矫正到理想的善行上来，引导人的善性自觉，这是教育亘古不变的使命。我国古语“苟不教，性乃迁”，明确地指出了教育在提升人性中的巨大作用。西方近现代教育也有类似的思想，如，康德深刻指出，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人是教育的产物。卢梭也指出，植物的形成由于栽培，人的形成由于教育。［3］从上述论说我们可以断言，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人善性的生成，成就人的“圆满人性”。
1．2医学人性与医学人文教育
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医生是最富有人性的职业。医学人性是人性中的善在医学领域的表现，具体来说，它是指按照人性的要求，认识、理解、关爱人，从人的自然本能方面维护人的生命健康，珍惜生命，善待生命；在社会关系方面公正、平等地给人以关爱；从人的精神方面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为人施以终极关怀。我国传统医学将医术称之为“仁术”，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强调医生对病人要有仁爱之心、仁慈之心、仁义之心的仁者情怀；要求不仅要竭力为病人寻求治疗和缓解病痛的措施与方法，更要以同情、慰籍、关爱等态度和行为方式给予病人情感关照。正如大医孙思邈所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悲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就是对医学人性的精辟诠释。前已述及，教育对塑造人性有巨大作用，然而，教育又有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分野，二者在人性教化中的作用却是不同的。科学的功能在于探寻自然规律、发现客观真理，科学教育使人达理、求真、重利，它虽能给人带来实在的物质利益，却忽视人的精神。而人文的主要作用在于关注心灵、陶冶情怀，人文教育使人通情、求善、尚美，它虽能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但不能给人带来实在的物质利益。正是由于科学的实用和人文的虚空，科学压倒了人文。长期以来，医学界也出现了“技术至善论”，高等医学教育也遭到技术主义的深度控制，出现了“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医学教育更多地关注先进诊疗技术的传授，忽视人的精神理念与个性的培养。于是，人的医学变成了病的医学，医学教育变成了针对病的职业技能训练。事实已经表明，忽视了医学所蕴涵的价值理性和人文精神，必然造成医生人文精神的式微和人性的淡漠。当下医学技术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人们对医学进步的回应却是“做的越好感受越坏”———专科化消解人的整体性，技术化忽略了人的心理，市场化漠视人的情感。殊不知，医务“不仅仅是一项专业性工作，还充满了对社会的理解、对人性的认识、对人尊严的尊重和对人生活目的的终极关怀”。［4］如果医学技术不以人文精神为其进行价值定向，它不仅不能造福于人类，甚至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这就要求高等医学教育不仅应重视学会“如何做事”的医学专业教育，也应该注重学会“如何做人”的医学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性的教育，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趣，以人的心性完善为最高目标。［4］它通过对医学生人文知识的传授、人文精神的熏染与浸润和人文情怀的培育，对医学生的态度、观念、精神进行教化，对医学生的行为进行归训，塑造和提升医学人性，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因此，高等医学教育应该一只眼盯着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向医学生传授医学科学知识和先进诊疗技术；另一只眼关注医学活动中的正义、公正、义务、美德、仁慈、责任、同情等，培育医学生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的感知、对痛苦的倾听与理解、对病人权利的尊重和对社会的责任，用医学人文教育消解医学过度的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抵御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遮蔽与侵害，重建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之间的平衡。为此，《全球医学教育基本要求》明确提出，要通过医学人文教育培养医学生的“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通过“医学知识、临床技能”和“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的协调发展，使得“专家”不只是流于“专技”，而由“专技进乎道”，重塑医学的德性与灵魂。
2医学人文教育的进路：以医为核心整合人文教育资源
如上所论，提升医学人性需要医学人文教育，通过医学人文教育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精神，重建医学生内心崇高的生命意识和道德法则，使他们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交融、医术与医德并进，这既是医学教育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医学目的的必要条件。在这一点上，目前高等医学教育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如何通过医学人文教育全面发展医学人性、提升医学的人性自觉，还有许多问题亟待探索和深入研究。为了避免目前医学人文教育边缘化和外在化的倾向，医学人文教育应深入医学、置身医学，与医学融为一体，使医学人文教育真正成为医学的人文教育，这样的人文教育将不再是附加于医学的，而是医学自己的。
2．1以医为核心整合人文教育课程，使医学生的医技充满人性关怀
医学不仅是关乎人的科学，也是一项社会事业。这就决定医学人文不仅涉及人文学科，也包括社会科学，这些学科对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无疑都具有重要价值，但医学专业的学制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既掌握精湛的医学技术，又提升医学人文素养。笔者认为，以医学为核心对上述人文社科学科知识进行重组、整合，是加强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如台北医学院开设“医学与艺术”课程，包括：“美”的概念在中西方美学思想发展史中的逻辑概念，美学范畴系统中之“美”“丑”“崇高”“悲剧”及“喜剧”，艺术、音乐、文学创作与医学的关系，天才之悲剧，莎士比亚作品内的医学，红楼梦里的疾病及影响，三寸金莲———从妇女的足痛到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屈原创作的源泉———抑郁症，曹操的头痛与他的性格，李白之死，杜甫的创作心理，贝多芬的耳聋，严复的气喘病与返本复古，宏通的心灵世界等共16讲［5］。试图以医学为主线，用伦理、历史、社会、文学、艺术等方法探寻人性的本质、生命的价值和人性的崇高，涵育医学生的人文精神。又如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等，以病人和社会为主线，将医学伦理、卫生政策、医患沟通、行为医学、预防医学、文化多样性等内容整合起来，开设“医生、病人与社会”跨学科课程，其目标在于发展同病人相关的技能，并在医疗实践中同病人建立良好的关系。［6］这种打破原学科体系的课程设置，有利于医学生利用多门学科的方法、概念审视所学专业，达到开阔视野，培养综合能力的作用。鉴于许多高等医学院校人文教育师资等教育资源较为缺乏，开设这样高度综合的课程有较大的难度，可开设适度交叉、综合的课程，如，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卫生法学、医学文学等。通过上述课程的学习、讨论，使医学生了解生命、死亡，健康、疾病，快乐、疼痛，治疗、康复之于人类社会的意义，理解医学和卫生保健之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和道德责任，从而激发他们珍视生命、关爱病人、维护尊严的人文情怀，唤起他们对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执守，形成惠民济世、兼善天下道德人格。
2．2充分挖掘医学内涵的人文元素，“以医载道”，使医学生医术与医德共生共进
医学技术虽然给我们带来了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离不开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类正是凭借医学技术才使原来的不治之症得以攻克,才使自己的预期寿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才使生命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如果我们因为问题的出现而不顾一切地拒斥新的医学技术,则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更为严重的问题。我们摆脱自然的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必然性力量的控制无疑是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只有整体的科技水平和医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类的理性才能发挥校正医学科技价值取向的作用。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达到了这种要求。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协调发展是文明进步的健康之路。当今时代,“先工具理性,后价值理性”的安排必然导致大的社会偏颇,而且也不符合现代文明史的实际进程[1]。因此,在现代医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大潮中,我们既要求证医学技术的本质,还要探索走出医学技术崇拜和工具理性的死胡同的正确答案。这就是要在广大医学工作者中,重塑现代医学人文精神,让医学技术始终如一地发挥对人们生命和健康长远关爱的作用,同时体现出对人们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即达到WHO在其中所表述的,使人们不仅在躯体上而且在社会心理方面都得到健康的完满状态。这应当成为一切医学工作者的基本良知和基本追求。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工作者之所以为医学工作者的一种职业理性知觉,它包括对医学工作者的立身从业的现实规范,也包括自己对医学精神和医学价值追求的理性提升。所以,我们所说的现代医学人文精神,是广大医学工作者以其职业群体的文明之道普济天下众生的友善良行,是医学工作者在现代条件下从事医学技术事业的精神支柱,当然也是他们的理性精神基石。
1.1从医学高技术与人的角度上看,现代医学人文精神表现为医学技术对于真善美的自觉体认和永恒追求,表现为对根本的生产力的修复和解放,表现为对人类生命潜能的张扬,一句话,医学技术延长了人的生命,为人的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
1.2从医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上看,医学人文精神不但重视医学高技术对社会境况的世俗关怀,更为关注医学高技术德化天下的人文关怀,成为促使社会通向富强、繁荣、文明的现实桥梁。如: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几代试管婴儿的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医学工作者不但为人类后代的繁衍提供了人性自身所需要的适宜技术,同时十分强调实施这一技术的社会伦理条件及其保证措施。这种自觉的理,堪称人类医学技术与社会关系协调上的典范。
1.3现代医学人文精神还应该是医学工作者对人的现实存在的思考和未来走势的殷切关注,包括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命生活质量的极大关心,特别是对事关人类未来命运与归宿问题的探索中,应该不折不扣地采取科学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相一致的原则,以及健全而深邃、理性的而又具有终极价值的态度。当然,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这一内涵的本质要求,实际上已超出了医学工作者所及的范围,但又有谁能否认这是医学工作者首先应该十分明确而又必须具备的基本特质呢?在对待“克隆人”的问题上,那些一流大家的极其负责任的态度和做法是值得全人类敬重的。
2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
医学工作者现在掌握的不仅仅是修复和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现代医学技术,同时他们也把可能使人类自身出现灭顶之灾的多种高新技术握在手中。不难设想,“造福人类”和“灭顶之灾”很可能就出现在一念之差的瞬间。这也许是一种极端的设想,但为某种利益所驱动而将医学技术用作杀人的事情却从未在历史上消失过。因此,医学技术行为、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三者的一致性对于医学工作者是多么的重要!以人为本,确立科学理性对医学技术的指导地位,适时约束医学技术行为,应该成为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
2.1基点———以人为本
渊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这个希腊理性哲学所信仰坚执的真善美的故乡观念,在启蒙之后已转化为人文精神的“理想”观念[2]。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乃万物之本”,他们推崇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斯的名言:“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从这一观点出发,人文主义主张尊重自然和人权,主张个性的自由和发展,反对天主教会用神权扼杀人性;提出主宰世界的不是上帝而是人,从而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力量和人的伟大;他们颂扬人、赞美人生和自然,崇尚科学和理性[3]。特别是20世纪的许多哲学家,他们从人和自然的关系出发,虽然创建出了不同的哲学理论,但在肯定人的主体性和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上,则持完全相同的看法。因此,马克思指出,16世纪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引伸出国家的自然规律。”[4]由此不难看出,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以人为本的思想明晰可见。所以,在医学这个研究人的生命和疾病现象的大学科群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当然应该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它成为现代医学人文精神核心理念的基点也不应该有认识上的分歧。尽管医学技术和人文在关注的对象和获取的成果上有所不同,但在精神实质和深层底蕴上是沟通的和互补的。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把医学技术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统一起来。医学技术发展的直接动因是医学工作者要探索生命与疾病现象的本质,并为人类生命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做出自己的贡献。人类生命现象伟大、神秘而又奥妙,人类疾病现象的真面目至今无法让其完全暴露于世。试图认识并把握这一切,始终是医学工作者的精神目标和理性愿望。诚如成功分离出遗传性乳腺癌基因的著名女科学家玛丽•克莱尔•金所说:“人为三个原因搞科学研究:好奇心、利他主义和雄心壮志。对于我来说三种动机都有。我喜欢研究那些能有一个有用的答案的问题。乳腺癌无疑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从来就不相信,我们对于科学的思考可以脱离对生活的思考。”[5]可见,体现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命与健康现象关怀的医学人文精神,较之医学技术的工具理性有更本质的规定和更丰富的内涵;医学人文精神既是医学技术行为目的价值的组成部分,又是医学工作者为医学事业而献身的内在动力。失去了医学人文精神,现代医学技术行为是盲目的;而为医学技术的医学技术,必然失去现代医学技术自身存在的价值。
2.2确立科学理性对医学技术行为的指导地位
科学理性是体现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原理中的人类理性和智慧。科学理论就其前提与方法而言是一种纯粹的理性活动,它来源于经验而又必须超越经验。所以,在科学理论中就有了理性的、自然的和历史的规定性,科学原理也就始终与科学家个人的良知以及对伦理、义务、社会责任的理解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理论是人类理性的创造,代表着人类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医学技术是科学理论特别是医学理论的应用,其本质是一种行为活动。医学工作者按照严格限定的医学技术行为规范去做,医学技术便可以达到对某一疾病的攻克,从而实现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宗旨。可见,医学技术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形成直接的生产力,是非至上的。也就是说,医学技术是为人的医学技术,是被人所利用的医学技术,它既可以改善和提高某个人乃至全人类的生命和生活质量,也可以用作杀死某个人甚至毁灭整个人类。如果我们不确立起科学理性对医学技术行为的指导地位,例如在克隆人的问题上倘若不能审慎对待的话,那么,我们被无数次自我陶醉的高新技术所毁灭的日子就会越来越近。因此,我们必须以科学理性为指导,来发展、利用现代医学技术,绝不能听任现代医学技术的盲目发展而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虽然医学技术活动可以强化医学工作者对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但还是要强调他们在进行那些未知的敏感领域的探索时,应自觉意识到医学技术成果运用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以保证自身行为的合理性。同时,医学工作者还必须明白,医学技术成果被用在何处和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在一定的条件下并非其个体所能左右的。原子能技术被用于核战争的惨痛教训难道不深刻吗?还是那句老话:这是把双刃剑!现代医学技术的探索和应用活动,不仅应激发出人类对道德和行为之善的追求,而且医学工作者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诚实、严谨、审慎、执著等品质和风格,也代表着人类的一种基本美德。这正是科学理性对医学技术行为指导作用的体现。
2.3建立约束医学技术行为的相关制度和机制
除了人文和科学理性的内部的自觉约束外,还应该从外部对医学技术行为进行约束。一是在医学技术行为群体方面应有相关的工作制度,特别是与科技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操作规范应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起来,成为业内人士必须遵守的基本制度。这些工作可由专业学会或协作组织牵头,在一国或全球范围内共同行动,协商制订,成为普遍认同和遵守的制度。二是用立法的形式进行约束。明确规定什么性质的医学技术在什么条件下可做,什么性质的医学技术在什么条件下不可做,出现了违法现象应如何依法处理等等,保证现代医学技术行为在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基础上发展。三是政府的强制性约束。必要时,由一国政府或多国政府甚至由联合国组成的机构强行介入,阻止那些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医学技术行为继续下去。如关于克隆人问题的多国政府宣言或政府首脑声明等。
3重塑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基本原则
面对医学技术行为失范以及极有可能被滥用的情况,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在广大科技工作者尤其在医学工作者中提出重塑医学人文精神的响亮口号,并扎扎实实地做好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基础性工作。
3.1坚持医学技术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的原则
现代医学技术高度发达以后,给予其自身的研究方式和服务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有两点:一是随着整个科技水平的发展,学科的分化越来越细,导致了医学技术工作的职业部门越来越多,工作环境的人造色彩浓厚,诊疗设备的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工作的计算机化、数字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二是诊疗工作的系统化、一体化、程式化与人的个性张扬、生命自由和创造性工作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些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所酿成的苦果,正在被我们自己所吞食。医学技术工作者受役于严格的工作流程的限制,成为设备的傀儡;数字、图形代替了真实的病人,医学技术工作者已没有更多的机会与病人同担忧愁、共享欢乐。这样的结果是与人的全面发展背道而驰的,当然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晚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6]这种高瞻远瞩的科学预见包含着马克思对理想化的人的生存状态的迫切吁求。可见,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内容。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人类在充分利用医学技术时,更应该关注自身素质的提高和个性的全面发展,应该更加自觉地调整我们与医学技术发展的关系,并让医学技术的进步真正为人类自我全面发展所用。医学技术工作者要把自己放到促进社会发展的正确位置上,始终明确自己在现代医学技术进步中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坚持用科学理性指导医学技术行为,在为人类生命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努力探索的同时,丰富自己的人文底蕴,从而实现医学技术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致性。
3.2坚持医学技术进步与医学工作者道德健全相一致的原则
现代医学技术在卫生服务领域的无处不在以及各种诊疗设施的无所不能,极易将医学工作者的注意力、精力引诱到对“物”的重视上去,专注于诊疗技术的便捷与神奇,以致于把自己的服务对象误认为是冷冰冰的机器,而不是有血有肉的生了病的社会的人。由此而派生的另一个负面效应,是医学工作者也极易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等应有的基本东西置于脑后,造成了道德乃至人文精神的缺失,仁爱之心日渐淡漠,精神境界逐步退化,职业操守不再坚持,出现了医学技术发展水平与人文道德素质之间的深刻矛盾。收红包、拿药品回扣、索要物品、开大处方、滥用各种大型检查等现象屡禁不止;以种种借口难为病人、态度生硬、拖延诊治时间、急诊不急甚至致病人无辜死亡的情况时有发生;医患关系急剧恶化,病人冲击、打砸医院和随意伤害医学工作者的事情也不足为奇。这种医德滑坡和社会公德失范的问题,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吗?所以,我们在进一步发展高新医学技术的过程中,再也不能放弃对人的精神家园的培植。高新医学技术无论如何也不会简单地转化并提升人的道德水准。失去了道德,人与动物无异。“没有道德的上帝是可怕的”———大哲学家康德的这句格言构成了他的道德哲学的主旋律之一。“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索,它就会给人心灌注一种时时在翻新、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7]康德的这段话,曾经被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深深印在自己幼小的心灵里,使他终身不能遗忘。数学家的心灵都极易被道德问题所震撼,我们研究人类健康和疾病现象并直接为人服务的医学工作者能不为之心动吗?所以,如何使医学技术进步与医学工作者的道德健全一致起来,应该是医学人文哲学永恒的研究主题。
[关键词]医学模式；医学本体论；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R-02[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3-7211（2009）01（a）-156-03
Thehistoricevolutionofmedicalontology
WANGHua-sheng
(The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Department,YoujiangMedicalCollegeforNationalities,Baise533000,China)
[Abstract]Firstly,medicalmodelcontainsmedicalontology,medicaltheoryofknowledgeandmedicalmethodology.Medicalontologyistheprerequisiteandfoundationofmedicaltheoryofknowledgeandmedicalmethodology.Secondly,themedicalhistorysawthehistoricevolutionofthemedicalontologyfromgodsandspiritsontologytonaturehumanontology,theologyontology,humanbodyontology.However,itissaidtheessenceofmedicalscienceisscienceofhumanbeingincontemporarymedicalmodal.
[Keywords]Medicalmodal;Medicalontology;Historicevolution
自1977年恩格尔提出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来，理论界关于医学模式转变和现代医学模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但有相当一部分论者却忽略了医学模式转变中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医学模式中的医学本体论问题。因而，从历史上来追寻医学本体论思想的发展轨迹，对于当代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医学本体论
在哲学上，本体论是指“关于宇宙万物的”最普遍、最一般、最根本、最高的根据、本质或基础的知识或理论。医学本体论，是指“关于医学的”最普遍、最一般、最根本、最高的根据、本质或基础的知识或理论，它是医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基础或逻辑根据，简言之，是指关于医学在本质上是什么的问题。理论界一般认为，医学模式是指人们观察、思考和处理疾病与健康问题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它包括认知和实践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医学科学自身内在的科学发展问题，即医学认识论；后者是指医学科学实践或医药实践活动的问题，即医学方法论。我们认为，在医学模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思维模式，“关于医学的”思维范式，即关于医学在本质上是什么的思维框架问题。这是对医学是什么进行的哲学追问，即医学本体论。“关于医学的”思想是“医学的”思想由以出发的逻辑前提和基础。因之，医学本体论，既是医学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医学模式的本质基础或逻辑根据，它是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的前提和基础；对医学本体论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回答医学认识论问题和医学方法论问题的基本路线和方向。医学本体论发生变革，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也要随之发生变革。反之，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发生变化，也会影响医学本体论发生变化。从医史上来看，医学本体论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发生着量的扩张和变化；当医学本体论再也不能为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提供本质基础之时（表现为医学本体论不能诠释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医学本体论就会发生革命性变革，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医学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2神灵本体论
一切科学都发端于神话和传说。卡斯蒂廖尼认为：“生物界中的妊娠、分娩、生长变化、死亡等不可思议的现象，不是感官所能直接了解的，于是他们（远古时代的人―引者注）便将其归之于至大至远的神。”[1]远古时代各民族对这种超自然的力量的表述是不同的，如神灵、动物、祖先、生殖等。因之，史前巫术医学模式的本体论认为，人来源于神灵、动物、祖先或生殖。它以神灵崇拜、动物崇拜、祖先崇拜或生殖崇拜为表述。基于此，其医学认识论认为，生命与健康是神灵、动物、祖先或生殖的某种恩赐，而疾病与死亡则是魔鬼在作祟，或是动物、祖先或生殖的某种惩戒，对疾病的治疗主要依靠祈福与驱魔，从事这种仪式的人被称为巫婆或巫汉（巫医）。在神话和传说当中蕴育着巫术的医学和经验的医学。
3自然人学本体论
在古代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中，关于医学是什么的哲学追问在于人即自然的一部分，人即自然人，因而医学在本质上是关于自然人的科学。古代自然哲学是对神学的否定，即以自然否定超自然的神灵，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一种或某几种自然的物质。如西方哲学始祖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人也是水产生的；亚里斯多德认为，世界的本原同水、土、火、气四种元素构成。此时的医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属于自然哲学的构成部分。例如，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和生命由血、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元素构成，此四种液体配合正常时，身体处于健康状态；配合不当便生疾病，他在《论气、水和地区》一文中，把大宇宙（自然世界）和小宇宙（自然人）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直接联系起来。卡斯蒂廖尼指出，希波克拉底一方面使医学摆脱迷信，一方面使医学摆脱哲学的思辨而走向临床方面，其医学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直观性的特征。中医本体论来源于《周易》。《周易》认为，世界的本原叫“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构成了世界周期性的矛盾运动。人法自然，人也是由其内在的阴阳矛盾构成的。《黄帝内经》吸取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观作为指导思想，认为大小宇宙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人体处在身体内环境与自然外环境息息相关的制约平衡状态中，人体的脏腑不仅与宇宙相通，而且局部与整体相通，机体的情况都可以反映到局部和体表来。因此，中医本体论是一种自然生态本体论，充满了辩证法思想。
4神学本体论
在中世纪，医学与宗教思想再次融合，构成了神学医学模式。这是对自然哲学医学模式的否定，形式上看似是向巫术医学模式的复归。神学医学本体论即“神创说”，即人是神所创造的。医学认识论为“原罪说”，人类的一切肉体的疼痛和心灵的苦痛都是人类所犯原罪之故，基督耶和华被看作是一切肉体和心灵苦痛的救世主。医学方法论为“赎罪说”，主要医疗方法为祈祷、行按手礼、涂圣油。虽然医学是神学院的四大课程（神学、法学、医学、文法）之一，但医学在本质上是神学的附庸（僧侣医学）。简言之，人类由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果而犯了“原罪”，疾病和痛苦是上帝对人的惩罚，因而要向上帝忏悔和赎罪才能从根本上解脱肉体和心灵的疾病与痛苦。
5人体学本体论
在近代医学模式的视域中，医学在本质上是人体学。人体学本体论是对神学本体论的否定。首先，人体学是医学可分性方法和还原论方法的本体论基础。近代医学模式，是在反对神学医学模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它的特点是，以人性（人的理性）反对神性，以科学反对神学，张扬人的理性精神，高扬科学旗帜。它的哲学基础是近代西方哲学。近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身心二分、主客对立，无论是旧唯物主义把一切意识、精神现象归结于物质，还是唯心主义把一切存在、物质现象归结为意识或精神，都创设了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身体与心灵、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其典型则是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笛卡尔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真正始祖，笛卡尔认为，世界存在两类本体，即物质本体和心灵本体。物质的属性是广延，心灵的属性是思维，广延不能思维，思维没有广延。这种身心二分、主客对立的哲学本体论，为医学将人的心灵、精神、社会等因素从人中离析出来，着重研究人体――人的自然属性、生物生理属性方面奠定了本体论基础。事实上，近代医学在研究人的健康与疾病问题时，首先就已经运思了可分性方法。然后，在运思可分性方法的基础上，运思着还原论方法。医生、哲学家拉美特利在笛卡尔“动物是机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是机器”的著名命题。在他看来，机器由零件组成，人由器官组成，只不过人这一机器比动物机器多几个齿轮，距离更为和谐而能思维。这种哲学观点，为生物医学模式把生物生命现象还原为机械、物理、化学现象提出了哲学理论基础。既然身心二元、主客对立，医学就可以排除人的心灵因素，着重研究人体；既然“人是机器”，医学就可采用机械、化学、物理的方法来研究人体。因之，医学在本质上是人体学。其次，基于这种医学本体论，其医学认识论的特点是：将人的心理因素，人的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从医学中分离出去；重视人的生物属性、自然属性，重视人体器官之健全、身体之完整；健康也就意味着生理健康。正如姜柏生所说：“以桑克托、笛卡尔、鲍雷利等人为代表的医理学派，以西尔维为代表的医化学派就企图用物理和化学规律来解释生命和疾病现象。”[2]再次，其医学方法论的特点是：可分性方法、还原论方法和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仪器在医药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做到了医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准确定位。但是，随着心理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在医学中的广泛运用，交叉科学、横断科学的诞生，生物学医学模式的局限性也就凸显出来。
6人学本体论
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视域中，医学在本质上是人学。人学本体论是对人体学本体论的辩证否定，形式上似向自然人学本体论的复归。首先，现代医学模式，无论是恩格尔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还是其他人提出的诸如整体医学模式、生态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自然医学模式等等，其医学本体论认为，“医学的本质是人学”。[3]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是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从事着物质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实践、人类自身的生产实践。实践构成了物质与意识的中介，因而克服了主客对立、身心二分的形而上学观点。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这就是说，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人既具有生物属性、还具有精神属性、社会属性，但其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作为研究人的健康与疾病问题的医学，就不仅要研究生物―生理因素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影响，而且要研究精神因素、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换言之，医学本质上是以社会的人为研究对象的，相应地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性质和人文精神。同时，现代医学模式不是对近代医学模式的彻底否定，而是对后者的扬弃，自然科学性质和科学精神构成了医学核心和基础。因此，现代医学模式视野中的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综合科学，它表征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同时，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与哲学以人为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哲学视域中的人学比医学视域中的人学更一般、更根本、更高，医学视域中的人学是哲学视域中的人学的基础，哲学视域中的人学是医学视域中的人学的指导。其次，基于医学在本质上是人学，医学认识论的特点是：人既是系统，又是要素。人是系统，它由各要素组成，是认知、情感、意志的统一体，是生物（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统一体，是理性因素、非理性因素的统一体。人是要素，是社会系统之要素、环境系统之要素。因之，现代医学模式重视人的心理因素、精神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对人的生命健康的影响。再次，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其医学方法论的特点是：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信息论方法、控制论方法等现代科学方法在医学科学及其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但是，传统的可分性方法和还原论方法仍然构成了现代医学方法的前提和基础，并在现代医学方法中得以放大。
7结论
在医史上，医学本体论经历了从神灵本体论、自然人学本体论、神学本体论到人体学本体论，再到人学本体论的演变，其历史发展的轨迹历经了多次的否定之否定。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医学本体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因之，医学本体论是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的逻辑前提和基础；对医学本体论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回答医学认识论问题和医学方法论问题的基本路线和方向；医学本体论问题发生变革，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也要随之发生变革；只有在前提和基础方面，在医学本体论方面实现重大突破，才能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也就是说，在医学模式的转变之中，其前提性的问题就是，在医学本体论方面必须实现革命性变革。如果仍然固守在医学即人体学视野里，就不可能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因之，要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首先在思想上要树立医学在本质上是人学的本体论思想。
[参考文献]
[1][意]卡斯蒂廖尼.医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
[2]姜柏生.两种医学模式的方法论问题评价[J].医学与哲学,2000,（8）:9.
[3]周向阳,夏澍耘.论现代医学的人文理性回归[J].湖北社会科学,2003,（8）:89.
关键词:中医儿科学;课程思政;名医学术精神;教育实践
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提出要在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与学生成长规律的基础上，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使课程思政逐步渗透于各门课程之中［1－2］。我们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医儿科学教学工作中，将国医大师王烈教授学术精神融入中医儿科教育教学中，开展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临床教学效果较好，现总结如下。
1研究方法
1．1王烈教授学术精神梳理。王烈教授系第三届国医大师，吉林省中医药终身教授，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博士生导师。课题组通过查阅文献、阅读专著、临床跟诊、访谈调查等途径总结归纳国医大师的学术精神:王教授学习中医的“一信二学三研究”原则，即坚定学习中医的信念并付诸行动，真信中医;刻苦努力钻研，传承经典，真学中医;创新研究，提出了关于小儿哮喘病防治的理论体系等创新性成果，真研究中医。1．2课程设计。组织儿科教师深入学习王教授学术精神，以“专业研讨、课程设计、集体备课”形式，申报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交流实施方法，完善课程教学目标，尤其是情感目标，学设计、讲授策略及方法，明确课程思政内容和切入点以及考核方法等环节，利用课堂、互联网2个教学主阵地，融入中医儿科学教学过程中。1．3教学实践。分课堂教学和课外学习、临床实践3个方面开展教学实践，结合教师讲授、学生自学和国医大师现身说法形式开展教学。1．3．1课堂教学。在本校讲授中医儿科学的各个专业教学过程中融入国医大师学术精神。以本科教学“哮喘”章节为例，除了完成教学大纲的知识目标要求外，为更好地发挥“三全育人”的教育目标，增加了教学内容———“国医大师王烈教授防治儿童哮喘的创新性理论体系和临床应用”。在内容中讲授王教授基于中医经典理论而独创的三期分治理论、哮咳理论和哮喘苗期理论以及在系列理论指导下拟定的系列验方，并教授其在儿科临床的应用。重点突出王教授如何认真研究古今文献，归纳总结，结合现代生活环境、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针对儿童哮喘这一顽疾，运用中医药根治夙根，防止反复。在与学生的互动中，提问学生如下问题:你如何理解创新性理论?这些理论的形成需要经过哪些研究?给我们临床带来哪些启示?如何发挥中医药调理体质的优势?激发学生思考讨论王教授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学术精神。1．3．2课外学习。主要是利用网络教学优势，如大学的网络教学平台、微信群、QQ群等载体传播王教授学术精神，包括学术讲座视频、专业著作登载等，使学生在课内课外均能够感受到名医精神，调动学习中医、学好中医的积极性。1．3．3国医大师授课。使学生能切身体会到名医名家的成才之路和付出的艰苦努力。王教授坚持每年一次深入中医儿科学课堂，为中医学子赠送“婴童系列丛书”，并且现身说法，介绍如何带领团队上山采药，研制白屈菜的糖浆、颗粒、散剂等治疗百日咳并获得显著疗效。亲自试药，反复研究，最终确定白屈菜的安全并且有效的药物剂量，最终载入国家药典中。王教授用他坚定学习中医的亲身经历告诉学生们，学习中医要坚定信念、研读中医经典、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牢记“靠杏林真本事吃饭，让本草真疗效说话”，鼓舞学生们自强不息、奋发向上。深入浅出的讲授，让同学们感受到了他对中医的满腔热忱，使同学们深受鼓舞。1．3．4临床实践。跟师临诊学习，观察王教授诊治患儿时如何体现人文关怀、慈仁之心，细心和耐心善待每一位患儿，增加患儿的依从性，提高治疗效果。通过实践教学提升同学们的职业道德、职业修养以及责任意识，加深对中医药文化的认识，对中医药疗效充满信心。
2教学效果
课题组教师设计调查问卷，在实践中不断优化调查问卷内容，最终根据王教授学术精神融入中医儿科学教学的影响进行问卷设计，调查问卷涵盖王教授学术精神有哪些、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的必要性、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对学术精神的接受程度等多项问题。
3教学评价与统计分析
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融入王教授学术精神的中医儿科学教学实施情况进行评价，由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2016级一班和2017级一班的学生们完成调查问卷。课题组将124份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认为在中医儿科学教学过程中融入国医大师王烈学术精神是非常有必要的，绝大多数学生们非常喜欢融入国医大师学术精神的专业课程学习，并且他们中大多数认为对专业理论学习以及实践能力提升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详见表1。
4讨论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是每一位教师应该时时思考的问题。医学院校培养医学生不仅要有高水平的学识与技能，更要注重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3］。作为教师更要明确，思政教育已经不再只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责任，而是应在每门课程中都有体现［4］。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应抓好课程教学这个主阵地，深入挖掘拓展每门课程的思想政治元素，充分发挥每门课程的思政教育功能，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形成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格局，促进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协同育人，努力将“立德树人”落到实处。专业课教育是为了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中医医生，就中医儿科学专业而言，课程思政建设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教学管理部门、教师、学生等方面的配合，很多学校开展了相关研究和分析［4］。社会上儿科医生严重匮乏，针对的患儿年幼、语言表述不清、就诊时哭闹不安，更对这门职业有更高的要求。如何向国医大师王烈教授学习，培养更多的优秀中医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问卷结果显示，通过我们在教学中有机融入国医大师王烈教授学术精神，学生们了解到大师的成才之路、大医精诚精神，深深地被王教授“真信、真学、真创”的学术精神所感动，坚定了学好中医的信念，提高了爱患如亲的人文精神，促发了深入研究中医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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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学人文精神科学精神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的科学精神和技术作用被无限放大，其人文精神渐有式微之势，其后果是医学的纯技术化和机械化，人文关怀缺失，医患矛盾频现。为此我们呼吁医学人文精神复兴，关注医德医风的清正廉明，医者人文精神培养，以及“便民、惠民、利民”等具有人文关怀的管理举措。
1.释义：医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1.1医学人文精神的概念和内涵
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把人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在人文精神的视野中，人的尊严高于一切，人性至上、生命至重、人格至尊。医学不只是对人体器官组织的疾病治疗，更是追求真善美的整体过程。医学人文是一种姿态:关注人，注重、思考人的价值；一种立场：基于一份学术与良知的平衡；一种理性与情感的张力：通过历史宗教的反思，文学艺术的滋润，实现医学目的不断廓清，医学价值的永恒追问。医学人文是医学技术中凝结的对人类生命关爱与尊重的精神，是以行善为目的医疗服务宗旨，是医学的灵魂。概括地说，医学的人文精神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医学人文关怀，体现在医学实践过程中除了为病人提供诊治和康复，还要提供精神、文化和情感上的服务。二是在整个医学领域倡导的关爱生命、以人为本且关注人和人性的普世价值，包括医院的人文管理、医学教育的人文情怀和从业者的人文素养。
1.2医学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关系
科学精神是实证精神、理性精神、逻辑精神，其本质就是符合逻辑和规律，具有可控制性。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的两种极端存在方式，他们对人类文化的创造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人文与科学具有某种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关系。相互补充，是因为它们各有长短、各有不同，它们任何一方都不是万能的；相互制约，是因为它们各自朝不同的方向、甚至是相反的方向发展，艺术天生具有反科学倾向，而科学也具有反艺术倾向。
2.流变：科学技术和人文关怀的博弈
2.1医学滥觞于人文
古代的医学充溢着人文精神的光辉，人们认为医学目的就是解除病人痛苦，医疗活动以疾病为中心，把病人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受损伤的机器。早在荷马时期就有关于语言有益于病人的应用，如祈祷上帝干预病痛；以魔咒驱赶恶魔等。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医院”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兴办的“普通医院”，都以照顾和医治贫困病人为己任，充溢着人道主义的关爱之情。我国传统医学也以人文精神为主导，提出“望闻问切”的方法，将“医乃仁术”作为医学的基本原则，悬壶济世。古代医学经典《灵枢・师传》对语言的治疗作用有精辟的论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远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
2.2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失落
现代医学科技在征服疾病的同时，更关注人体组织或器官复原的思维局限以及医疗的市场与效益，现代化医院装备了各种仪器设备，如X射线、心电图、内窥镜、CT扫描、核磁共振成像(MRI)等等，能准确、动态、自动地诊断、分析疾病原因和机体的功能变化。肾透析机、心肺机、人工脏器等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化学药物、器官移植、生殖技术、介入性治疗等提供了多种治疗手段。不断涌现的现代化诊断、治疗技术将医生的注意力从关注病人吸引到寻找致病原因、分析偏离正常值的数据、发现细胞或分子的结构和功能变化上。新技术对医生的行为和医患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医生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实验室，很少有精力和觉悟来关注患者首先作为“人”的情感需求和心理需求。
3.医医：现代医学呼唤人文精神
所谓医医，是指医治医学发展中非人性化的诟病，医治从医者有违医德医道的不良行径。
3.1人文精神的回归是现代医学发展的迫切需要
医学发展到今天已不只是一门复杂的科学技术体系，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服务体系。医学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不仅意味着对病人个体的关照，而且还蕴含着对群体的关照。在技术社会中，人们强调科学的定量资料，回避模糊性和多元化，对生命的价值和疾病的意义等哲学问题感到窘迫。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关注医学伦理问题，开始担心稀有卫生资源分配的公正问题，开始关注试管婴儿、脑死亡标准产生的负面效应，开始对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发展的不良后果出现恐惧，对医疗保健非人格化倾向表达不满，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生物机械论的局限性和人的整体的有机联系。医学界涌动着回归社会、回归人文的思潮，强调医学目的是以人为本，医学不仅是对疾病的治疗(cure)，而且更是对病人的关怀和照料(care)。
3.2人文精神的重塑是当代医者的共同责任
作为医生，首先应该是人道主义者，是具有悲悯情怀的善良人，还应该是具有深厚人文索养对人与生命有着丰富哲学思考的哲学家，这才是从医的最高境界。当代医务工作者要把重建医学人文精神作为己任，更好地践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誓言；现代医学教育必须促进人文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不仅要培养学生医学知识和专业技能，更要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和深厚的人文索养；医院管理者应具有人文情怀，尊重关怀员工，倡导并营造充满人文氛围的医院管理环境，努力培育和规范廉洁行医、勤政为民的人文思想，以高质量的技术服务和高水平的人文服务为患者解除生理、心理病痛，引领医患关系走向理性和谐。
参考文献：
1.张大庆.论医学的人文精神[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6(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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