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外贸经济效益评价是度量贸易利益的有效手段
对外贸易是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直接结果，也是分享分工利益的重要手段。在国际分工所产生的利益“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各国通过贸易分享的利益份额，反映出对外贸易的宏观效果（包括绝对效果和比较效果）外贸经济效益则是贸易效果的量化，无论对于国家或者企业，贸易利益的度量都是基于经济效益评价这一有效手段的。
2.外贸经济效益评价是决定贸易可行与否的重要前提围绕某种商品所进行的对外贸易活动可行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如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贸易政策与措施、货物供应与市场需求、竞争对手状况、经济效益等。从微观角度来看,贸易商决定贸易取舍的关键是经济效益的好坏。理性的贸易商常常将经济效益作为衡量贸易可行与否的重要前提。当然,贸易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既有眼前经济效益和长远经济效益之分，又有静态经济效益和动态经济效益之别。单就某一项具体的贸易活动而言,贸易商或许更注重眼前和静态的经济效益，而相对忽视长远及动态的经济效益。但是,企业的经营活动（包括贸易活动）是一个动态决策的过程,针对贸易经济效益所进行的科学的贸易行为决策应追求眼前经济效益与长远经济效益、静态经济效益与动态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实现效益总值的最大化。
3.外贸经济效益评价是衡量贸易质量的主要方式
企业经营活动实现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的迁升,是十分必要的。对外贸易经营同样需要这一转变若干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一直走的是一条粗放型、追求简单数量增长的发展道路；快速的进出口数量增长掩盖了贸易质量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导致规模不经济。转变对外贸易经济增长方式,以效益型增长替代数量型增长是今后若干年我国外贸发展的基本战略模式注重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基础是加强外贸经济效益评价，通过设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对于提高贸易质量无疑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评价的基本原则
1.实事求是,科学评价
外贸经济效益评价是对外贸易活动的重要内容。它既是决定贸易机会取舍的重要前提,也是指导外贸活动徤康发展的重要手段评价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科学评价的原则。
首先,评价所采用的数据必须真实、准确、合理外贸经济效益评价的基础是对外贸易活动中所涉及到的相关数据。数据选择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评价本身的科学性；数据不真实、不清楚,也会导致评价结果失真,继而导致贸易决策失误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评价,包括贸易前的评价和贸易后的评价两方面贸易前的经济效益评价其实是一种效益预测，评价所需的数据部分是已知的、不变的；部分则是未知的、可变的,对于后者,我们需要进行科学的假设或预测,避免主观性、盲目性。
其次,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应力求科学、合理根据对外贸易本身的特点，外贸经济效益的评价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应采用有别于国内其他经济活动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在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评价中，科学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应体现如下特征：①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对外贸易的综合经济效益；②体现经济效益变动的连续性与可比性，沟通效益变动的轨迹；③简便易行,方便操作。
2.贸易前的评价与贸易后的评价相结合
从外贸经济效益评价的作用来看，贸易前的评价与贸易后的评价应有不同贸易前的经济效益评价其实是一种效益预测，评价的目的在于决定贸易机会的取舍，选择确定合适的贸易对象与贸易条件；贸易后的经济效益评价则是对贸易效果的总结，把评价结论反馈到今后的决策中去,推进决策优化对外贸易经济效益与贸易决策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下面的基本程式,即：贸易前的评价—贸易决策—贸易后的评价—贸易决策优化对一项中间贸易决策而言，既要依据上一项贸易效益评价的结论反馈，同时也要依据本项贸易的经济效益预测。坚持贸易前的经济效益评价与贸易后的经济效益评价相结合,不仅能客观地检测决策的科学化程度,也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贸易前的经济效益评价（预测）结果与贸易后的经济效益评价结果之间的差异，是反映贸易决策水准的一个重要指标。
3.宏观经济效益评价与微观经济效益评价相结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的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一是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正相关，即微观经济效益的增长是宏观经济效益增长的基础和前提；二是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负相关，即微观经济效益的增长会损害宏观经济效益的增长。维持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正相关的状况，是国家调控对外贸易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企业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基本准则。因此，坚持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评价相结合，确保两种效益的协调同步增长，就显得十分必要。由于宏观经济效益是微观经济效益的矢量和，而不是简单的数量叠加，那么从微观经济效益必须服从宏观经济效益的基本原则考虑，必须剔除和修正有损宏观经济效益的微观经济效益。换句话说，任何建立在损害国家宏观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基础上的微观经营活动，不管其本身的经济效益如何，都必须加以制止在这一方面，宏观经济效益评价与微观经济效益评价同时进行所取得的相关结论，是政府行为发生的重要依据。
4.当前经济效益评价与长远经济效益评价相结合
对外贸易经营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由若干个相对静止的具体贸易活动连接而成的有序轨迹任何企业的外贸经营活动都必须考虑其当前经济效益的好坏,同时又不能忽视它对企业对外贸易长远经济效益的影响；有时为提高企业的长远经济效益，还必须以牺牲当前经济效益为代价，使眼前利益服从于长远利益坚持对外贸易的当前经济效益评价与长远经济效益评价相结合，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的。这样做可以避免企业的对外贸易经营活动走向两个极端，一是一味地强调长期经济效益而忽视当前经济效益，二是只注重当前经济效益而不顾及长远经济效益，特别是当二者存在矛盾之时.
三、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评价指标
(一）对外贸易微观经济效益指标
1.出口换汇成本
(1)计算出口换汇成本所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
①出口总成本出口总成本是指到商品出口为止围绕商品的生产、流通和转移所产生的国内总成本。商品的出口总成本所涉及的费用较多，主要包括商品的生产及经营成本（收购出口行为中则属于进货成本）和各种国内费用，如加工整理费用、包装费用、保管费用、国内运输费用、证件费用（包括商检费、公证费、领事签证费、产地证费、许可证费、相关杂费等)、装船费用、银行费用、预计损耗、邮电费用等②出口外汇净收人出口外汇净收入是指出口外汇总收入扣除劳务、服务费用等非贸易外汇后的外汇收入，它是出口总成本与销售利润的合值，表现为FOB净价。
(2)出口换汇成本的计算及经济含义
①出口换汇成本的概念与计算出口换汇成本是指某商品出口净收入一个单位的外汇所需的人民币成本。其计算公式为：屮口换汇成本-出口总成本_(人民币)出口换汇成本—出口外汇净收入（外汇）②出口换汇成本的经济意义
从上式可以看出，出口换汇成本与出口总成本成正比，与出口外汇净收入成反比出口换汇成本是衡量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V它与外汇牌价进行比较能直接反映出商品出口的盈亏状况。例如，在一笔出口交易中，计算出口的出口换汇成本为7.3人民币庚元，收汇时的外汇牌价为1美元折合8.3元人民币（买入价），则出口1美元的该商品取得1元人民币的盈利；反之，如果计算出的汇换成本为9.3人民币美元，则出口1美元的商品，就会出现1元人民币的亏损。
2.出口商品盈亏率
(1)出口商品盈亏额的含义
出口商品盈亏额是指出口商品人民币净收入与出口总成本的差额如果差额为正数，则表现为盈率；反之，则表现为亏损。
(2)出口商品盈亏率的含义及计算
出口商品盈亏率是出口商品盈亏额与出口总成本的比率，用百分比表示，其计算公式如下：出口商品盈亏率-出出口总盈本额X100%=出口外汇净收入（人民币）-出口总成本-出口总成本100%
(3)出口商品盈亏率的经济意义
出口商品盈亏率是衡量商品出口最直观的评价指标。也是衡量静态出口经济效益的核心指标v将出口商品盈亏率同国内商品销售利润率指标进行比较，可以判断出口与内销的优劣，指导企业决策
3.外汇增殖率
(1)计算外汇增殖率所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
①原料及零部件外汇成本在来料加工、进料加工、来件装配等业务中，出口商品生产所使用的原料或零部件进口需要支付外汇，或以外汇计算成本原料和零部件的获得方式不同，外汇成本的计算也不尽相同。
——进口国外原材料和零部件要支付的外汇成本以CIF价计算；
——进口替代的国内原料、零部件的外汇成本以实际购买价计算；
——国内部分的原材料，零部件的外汇成本以该原料、部件出口的FOB价计算。
②制成品出口的外汇净收入
利用原料、零部件进行加工、装配后所形成的制成品出口所获得的外汇净收入以FOB净价计算。
③外汇增殖额
外汇增殖额是指制成品出口外汇净收入与原料、零部件外汇成本之间的差额。
(2)外汇增殖率的含义及其计算外汇增殖率是指加工、装配出口商品所产生的外汇增殖额与原料、零部件外汇成本的比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外汇增殖率-原料、外零汇部增件殖额汇成本100%制成品出口外汇净收入-原料、零部件外汇成本v原料、零部件外汇成本100%
(3)外汇增殖率的经济意义外汇增殖率反映的是加工装配贸易业务中获取外汇增殖的能力,在原料零部件外汇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出口制成品创汇额越高，加工贸易经济效益越好，反之越差。外汇增殖率是衡量取舍加工贸易的重要指标。
4.进口商品盈亏率
出口要讲求经济效益，进口同样也要讲求经济效益。进口商品盈亏率是指进口商品盈亏额与进口商品总成本的比率，其中：
一一进口商品总成本是指商品的进口价加上进口关税及各种国内费用，如各种国内税、进口商品运输及仓储费用、保险费用、促销费用等。
一一进口商品盈亏额是指进口商品国内售价与进口商品总成本的差纸
进口商品盈亏率的计算公式可以写成：进口商品盈亏率-进口商品盈成额x1曝一进口商品国内售价-进口商品总成本x=进口商品总成本100%。
(二）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评价指标
1.贸易条件
(1)贸易条件的含义
贸易条件又称贸易条件系数或贸易条件指数，它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率
(2)贸易条件的计算
贸易条件的计算引用下面的公式进行：
T-上Pm
式中：Px表示出口商品价格指数，Pm表示进口商品价格指数
其中，出口商品价格指数（Px)和进口商品价格指数（Pm)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Px=2PxiXii=1
Pm=Pm1mi
式中Ximi为权数，分别表示基年第i种商品的出口额或进口额占总出口额或总进口额的比重，PxhPm,是第i种商品出口或进口的价格指数。
(3)贸易条件的经济含义
贸易条件是反映一国对外贸易对生产、消费及贸易利益影响大小的重要指标v当贸易条件大于1时，表示贸易条件改善，贸易对国内生产、消费影响的效应扩大，当贸易条件等于1时，表示贸易条件不变，贸易对国内生产、消费的影响效益凝固，当贸易条件小于1时，表示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对国内生产、消费影响的正面效应减小。当然，单纯考虑贸易条件，并不能很好地计量贸易利益，因为贸易条件变动的方向有时与贸易利益变动的方向是一致的，有时则是相反的或“无关”6的例如，当一国的贸易条件恶化时，其同样数量的出口商品创汇数量减少。但如果该国采用了新技术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劳动成本下降，则同样可以实现贸易利益的增长，另外，从薄利多销的原理出发，出口数量扩大带来的效益增长也可能弥补出口价格下降所导致的效益下滑
2.对外贸易净出口总额
(1)基本含义及计算
对外贸易净出口总额是指一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的差纸如果差额为正，则表现为贸易顺差或出超；如果差额为负，则表现为贸易逆差或入超。对外贸易净出口总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外贸净出口总额-外贸出口总额-外贸进口总额=么F(mi=1—1其中：FOBrT=第i种商品（Gi)出口的外汇净收入总额CIFGj-第j种商品（Gj)的进口总金额(2)外贸净出口总额指标的经济意义对外贸易净出口总额是计算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重要指标之一，反映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分配的能力与水平。考察对外贸易净出口总额指标，有助于国家制订宏观的对外贸易政策和措施,改善对外贸易状况能培训，使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顺利实现。
3.加强行政性措施，对科技投入实行优惠政策导向和科学管理，提高投入产出效益。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政府随时制定和调整有利于鼓励科技投入的优惠政策加强调控和规划布局管理，促进科技力量的联合和集成优化投资结构，继续发展科技基金制，运用价值评仪和同行专家评议等办法，提高资金利用效益。科技计划主要实行招标制，面向社会公开招标，保证立项的科学性和定标的公开、公正性^
4.严格执法，加强科技资金投入产出的监督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是我国科技工作的重要法规，其中对科技投入有硬性规定，比如“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的增长幅度，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等，必须加强监督检查，在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切实落实。
【关键词】公司金融课程建设教学方式工科院校
一、引言
金融学的研究起源于货币，金融学一开始就是对货币与金融及其漫长演进史的研究。金融学作为一门比较独立的学科存在则是从1939年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有两件:一是美国金融学会(TheAmericanFinanceAssociation)于1939年成立;二是《金融学刊》(TheJournalofFinance)于1946年出版。从学科领域拓展来看，经过近7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四个方面基本命题:有效市场理论、收益与风险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和公司金融理论。从发展的模式看，西方国家金融学演进主要经历了两种模式。第一，经济学院模式。货币金融学成为经济学理论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学专业主干课程为货币金融学、国际金融学和中央银行学，依托经济学院培养具有宏观金融经济分析与研究能力的金融人才。第二，商学院模式。公司金融学成为管理学理论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主干课程为公司金融学、投资学和金融市场学，依托商学院培养具有微观金融分析与实践能力的金融人才。对于我国，则经历了30年的“大财政、小金融”格局，只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金融学才真正获得新生，但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金融学科的发展相对滞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般的做法是:在开设主要课程《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公司金融学》等微观金融课程，这实际上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学发展模式。
二、工科院校金融学定位与重点建设公司金融学的意义
偏理工科类的多科性院校，尽管开设金融学专业较综合性院校和财经类院校要晚一些，经验和积累要少一些，但是这类院校也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一是具有现代金融学数理基础——理工学科方面的优势。长期以来，这类院校在数学、物理、计算机、信息技术等学科上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培养了稳定的教师队伍，集聚了相对良好的教学资源，非常有利于培养对数理技术要求较高的微观金融人才。二是具有历史积淀少、转型便捷多的优势。相对于以货币金融学、国际金融学为主要课程教研见长的综合财经院校、工科院校历史积淀不多、教师等教学资源较易重新组合、重新优化，能够很快转型而定位到公司金融等微观金融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三是金融产业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以及公司金融业务的不断创新，提出了对理工与金融等复合性人才的巨大需求，从而为理工科背景的院校拓展金融学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把工科院校金融学专业定位于商学院模式更适合大多数工科院校的办学特色:即强调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强调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与有效沟通能力，做到文理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因此，具体到课程开设和学科发展上，应该给予公司金融学等课程以核心课程的地位。就目前而言，工科院校将课程建设的重点放在微观金融领域和公司金融学，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第一，就改革可行性而言，西方的两种模式中，相比较而言，经济学院模式对宏观经济金融教学体系、教学资源的依赖性要强一些，理工院校一般不具备这些先天优势资源。而对于商学院模式，无疑更适合理工院校，办学成本较低，资源整合和优化更为便利，创设或转型更加可行。
第二，就服务国家建设而言，在世界和中国的经济、金融实践发生巨大变革的大背景和趋势下，我国高等院校金融学科建设显得严重滞后。21世纪的金融、经济实践，已不再局限于以银行为中心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以来形成的围绕货币银行学进行课程教学、以银行为中心来展开研究的格局，也已不能适应这一变革和发展了。“宏观金融”和“间接金融”正在与“微观金融”和“直接金融”相融合并向以后者为重点的方向演进。
第三，就金融学课程创新而言，有利于纠正两种不良创新行为或避免两种“误解”。其一是认为改革传统金融学课程，就是将宏观金融微观化，将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和中央银行学等加入微观金融的内容，在教学上增加个案研究或案例分析。实际上，以货币银行学为核心的金融学研究领域、方法和人才培养，与以公司金融学为核心的金融学差异很大，不可以简单处理为“微观化”，否则只能是“形式上”的创新。其二是将公司金融与会计学、财务学混同起来，认为加大会计学、财务学等课程的份量就是微观金融课程改革。尽管公司金融学与会计学、财务学都需要使用会计工具、分析财务报表等来从事教学与研究，但是两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出发点都是不相同的。因此，将公司金融学纳入金融学专业核心课程建设，可以少走弯路，有助于金融学进行“实质性”创新与发展。
三、工科院校公司金融学课程教学界定与内容拓展
公司金融学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融资理财为主的传统理财阶段;第二阶段，以融资、投资和并购为主的综合理财阶段;第三阶段，以MM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和期权定价理论等现代金融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金融理论与方法进行风险管理为主的理财阶段。一般认为，公司金融学讲授的是微观金融的基础性课程，其基础概念和原理是围绕“3C”展开:CapitalBudgeting(资本预算)，是企业为了增加企业价值，进行比较和选择长期资本投资项目的过程;CapitalStructure(资本结构)，是企业除短期负债以外的全部永久性和长期性资本占用项目的构成以及构成项目的比例关系，目的是企业通过安排企业资本中的负债和权益的比重，从而使股东权益价值最大化;CorporateGovernance(公司治理)，研究的是公司兼并收购行为产生的公司控制权转移问题和公司的治理结构问题。这三个部分构成金融学专业公司金融学课程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性教学内容。
在完成上述阶段教学的基础上，相应地拓展以下教学内容。
1、公司金融学研究领域的拓展。首先，需要进一步讲授公司融资、投资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并延伸到企业重组与并购领域，如结合当前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分析其对公司并购产生的影响。也可以延伸开设新的相关课程，如企业并购理论与实务、公司并购案例分析等。其次，根据工科院校的具体学时设计情况，进入到第三阶段，讲授风险管理理财的相关内容，如结合上个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讲授投资、融资、重组、并购中的各种风险，进而结合当前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和全球金融风暴讲授其对金融业、经济实体的影响等，也可以另外开设风险管理或金融风险管理与实务课程，完善公司金融知识体系，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2、公司金融学研究方法的拓展。为了在公司金融学的教学中反映该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需要突出两个方面的研究方法:(1)行为公司金融学主要从两个视角来展开研究:一是在假定公司管理人理性的条件下研究其对非理性市场的反应;二是在假定公司管理人非理性、存在心理偏差时研究非标准偏好与判断误差对公司投资、融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2)法和公司金融学是法和经济学的延伸与发展，其所侧重的是公司的金融行为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企业金融，而是经济活动中的合法主体法人“公司”的金融行为，认为公司理论是公司金融学的基础。
四、工科院校公司金融学教材教法改革与创新
现阶段可以归为公司金融学的教材繁多，教材名称也各不相同。1998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华东师范大学陈琦伟主编的《公司金融》，是我国较早的一部公司金融学教科书，是为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并按国家“九五”教材规划要求组织编写的。随后陆续出版的教材多达上百种，如《公司财务管理》、《财务管理原理》、《财务管理应用》、《公司理财原理与实务》等。但是，由工科院校金融学教师主编的公司金融教材非常的少，因此，组织编写适合工科院校金融学教学需要的公司金融学教材十分必要，围绕工科院校公司金融学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也势在必行。目前主要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1、加强教材建设。教材的内容体系主要体现在“增减三性”上。(1)减少宏观性，增强微观性，加强微观经济金融行为的课程内容，加强适应各种经济金融主体人才需要的培养力度。(2)减少理论性，增强应用性，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教材能促进学生应用能力的提高和应用型人才需要信息的归集。(3)减少封闭性，增强开放性，注重公司金融学科前言知识和研究成果的吸纳和掌握，教材要动态反映理论与实践中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
2、引导教师培养。教师队伍的培养需要积极引导。一方面，要“走出去，请进来”，通过与实力雄厚的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开拓一种“开放式”培养公司金融学科师资人才。另一方面，立足自身，积极转型，整合内部教师资源，培养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形成一批具有从事财会业务和金融业务资格、高级会计师(经济师、工程师)职称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和高级技师。
3、创新教学方法。要充分发挥具有绿色环保、直观形象、信息集聚特点的多媒体教学的作用，以此为基础深化教学方法改革。一是加大案例教学份量，精选案例和典型时事，启发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二是采用联合授课方法，聘请业界专业人士，分担部分教学与实践任务，将学校教学平台延伸到社会。三是增加模拟实验教学，在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教学中嫁接“中转站”，提高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四是创新考试考核方法，可以考虑课程考试、课程设计、案例分析、社会调查和撰写小论文等多种形式。
4、改革实践环节。现阶段，尽管各高校增加了教学中的实践环节，但份量偏低。财经院校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4级金融本科的培养方案显示，包括军训、实习、学年论文、课外活动在内的实践环节学分为26学分，占全部总学分162学分的16%。工科院校如吉林大学金融学专业实践环节占总学分的比重仅为12.6%。因此，需要花大力气来改革实践环节。一是大力拓展校外实习基地，实习基地要兼顾金融与非金融领域——应放在资本运作频繁且投资、融资业务较多的经济实体企业方面。二是积极鼓励课外上机实验，学生应充分利用大量的课外时间来实验室从事收集信息、研判市场、模拟投资、熟悉操作，乃至拓展视野、教学互动、发现问题和研究创新，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教学科研平台，最大限度地调动专业学习的积极性和科学研究的创造性。
参考文献
[1]张亦春、林海:金融学范畴界定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
[2]孙伟:工科院校金融学专业实践环节改革的研究[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6(2).
内容摘要:本文从县域经济的发展和特征入手,分析其中微观主体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措施。文章介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史以及特征,分析了县域经济微观主体的特征,并重点探讨了在县域经济这个特殊环境下企业的法律风险,针对上述风险文章提出了对应的防范措施。
关键词:县域经济微观主体法律风险
县域经济的界定
县域经济是指以县级行政区划(包括县级市、旗等)为地理空间,以县一级独立财政为标志,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是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行政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中观层次。我国县域经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逐渐被提上日程,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呼声首先由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接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再次强调指出。
目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普遍现象。在对先行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研究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总是先在一个局部发展并形成增长极,形成集聚效应;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阶段,增长的边际效益趋于下降,这时就会形成扩散效应,并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强调县域经济的目的就在于减少不平衡性,也就是从集聚效应向扩散效应的过渡。
县域经济的地域性是指县域经济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范围,在地理上具有一定的位置和相互间可分割的行政界限。县域经济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在这一特定区域内进行的,县域的经济管理权限也局限在这一范围内。层次性是指县域经济是指一个县范围的全体经济的总和,它既有产业的总和,有产业的结构,也有各种经济所有制的总和;既有老百姓经济,即就业与收入,也有政府经济,即财政收入和财政收支平衡。综合性是指县域经济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运行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缩影,具有与国民经济相对应的各个产业、领域和部门。县域经济集三次产业为一体,集生产和非生产性活动为一体,集经营与管理为一体,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县域经济微观主体的特征
由于县域经济的特殊性,县域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即企业也有其独特的特征。而县域经济的发展程度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中微观主体的发展。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县域经济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在与其他经济体的对接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合作和沟通,导致县域内产业发展都自成体系,且区域间产业发展缺乏有效分工与整合,产业结构趋同,同时县域间的体制壁垒也阻碍着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由于受行政区划和其他人为因素的影响,大区域内县域与中心城市之间、各县域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仍然存在很大限制,在一些短缺要素的流动方面表现更加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区域内生产要素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不利于县域与中心城市的有效对接及其区域内经济的协调发展;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内各城市在积极发展对外合作时忽略了区域内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和协调发展,没有统一协调区域内各城市之间在城市发展战略,没有对在城市职能分工上进行统筹规划,导致县域经济发展缺乏准确定位,缺乏与区域中心城市和其他区域发展整体的协调分工。
近几年县域经济的发展速度逐年趋缓,平均盈利水平也进一步下降,这是由于县域经济中人才缺乏、产品的科技含量过低导致,工业的布局分散,无法形成集群效应也是县域经济不能吸引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特色经济发展不明显,没有很好地发挥县域经济的优势。我国大部分县农业基础比较好,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应当而且可以形成比较优势。但是由于缺乏对特色资源的发掘、市场营销、生产组织和县域内外的合作,潜在的比较优势没有发挥出来。也正是由于特色经济发展缓慢,本地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这就使得许多欠发达县的经济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况,并形成了恶性循环,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地区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
县域经济微观主体存在的法律风险及隐患
首先,公司治理方面,《公司法》中对企业注册时股东的出资额以及出资年限都有硬性的规定,但是县域经济微观主体往往由于带有政府色彩,在股东注册时带有瑕疵。调查发现,很多公司形式上均符合《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规定,但实际上的夫妻店、一人股东还是占很大的比例;企业章程制定流于形式,很多企业在注册公司时,根本没有对公司的章程认真详细的讨论,很多条款都是泛泛而谈,而并没有显示出章程对于公司和股东的重要性;企业不重视组织结构的设计,大多数县域经济企业并没有清晰的组织结构,这样往往导致权责不明,且很容易出现决策不民主、不科学的现象。
其次,合同管理方面,很少的县域经济主体在签订合同时会审查对方的主体资格和实际履约力,并且只有少部分企业会请律师参与起草合同,其余的则是采取订单或者是利用下载的格式合同,甚至是口头约定。在这种情况下,合同管理制度和合同监督机制极为缺失。
再次,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随着2008年1月《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导致企业用工成本提高、违法成本加重、用工难度增加、用工风险增加。新法对雇主(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仍旧按照以前的经验来处理劳动合同将对企业产生不利的后果。因此,在新法实施3-5年左右将是那些忽视人力资源风险管理的企业劳资纠纷的高发期。而县域经济主体企业中有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规章制度的很少,能够严格执行的就更少。劳动合同签订中很少企业采用规范的劳动合同签订以及由专业律师参与起草的劳动合同,其后果是导致劳工诉讼案的增加,进而使企业运营成本上升,风险扩大。
最后,知识产权方面,很多县域经济主体在政府的帮助下从事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利用,但是同时主体极容易忽略知识产权的法律风险防范。知识产权的内容主要包括商标、专利和著作权。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作为市场竞争利器的知识产权越来越为企业所认识和重视,但是也有很多企业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存在问题,关于知识产权的诉讼案也越来越多,这都是因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风险不够重视所致。
在存在诸多法律风险的情况下,县域经济主体仍然对其不够重视,这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隐患。企业中法务部门长期不被重视,没有一家企业的法务部经理由企业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担任。公司法务部作为企业至关重要的风险防范部门,并没有上升到企业战略的层面上得到高层的重视;另外企业对法律风险防范上的投入不够,企业法律培训存在空白与缺失,尽管很多企业都常年设置法律顾问岗位,但其聘请的目的多是事后纷争的解决,而不是事前风险的预防。由于法律服务没有渗透到企业发展进程的各个环节,从而使得法律隐患没有得到及时排解,一旦爆发便会导致法律危机,这对企业的伤害将是致命的,所以本文以下提出针对县域经济微观主体法律风险一些具体的防范措施。
县域经济微观主体法律风险的防范
(一)增强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大力推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并将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中法律风险管理的重点从事后处理法律纠纷向事前防范转移。法律顾问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企业适用的法律法规,分类、分层开展法制教育活动,提高企业员工特别是企业领导人员和经营管理骨干的法律素质和法制意识。
(二)构建一套完善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国外企业设立的法律机构形态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集中模式,即企业设立独立的法律机构;二是分散模式,即企业在每一个业务领域都有法律顾问,直接受分管业务的副总裁领导;三是混合模式,即企业既设有独立的法律机构,又在各个业务部门配备专业法律顾问,负责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事务。县域经济微观主体可以在借鉴国外企业的经验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开发出适合自己的一套法律风险防范机制。首先制定企业规章制度,对劳动合同管理、工资管理、社会保险、劳动纪律、操作规程、奖惩办法等做出规定,尽量把法律风险化解在规范的常规管理之中。然后要建立一套适合中小企业的法律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定期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进行调查,对可能遭遇的法律风险做分门别类的整理归纳,然后请资深律师或法律专家对相似法律风险进行集中评估,按风险的种类和大小将其分为不同级别,尔后对类似或相同法律风险形成较为成熟的防范模式。再次是要定期对生产经营的一线员工普及法律知识,培养全体员工依法办事的思维方式,在每个风险控制点各司其职,构建稳固的法律风险防范根基。
(三)加强企业内外部之间的沟通
国外企业的总法律顾问要依据企业业务发展的需要负责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处理、纳税、公益捐赠、公司与雇员的劳动合同关系、各种保险事务等。因为法律环境的千变万化,企业的法务部门一定要与外界保持良好的沟通,随时掌握法律的动态变化。另外,企业的法务部门也要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在法律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实现信息共享,逐步建立法律工作先期介入业务的工作模式,让法律人员全面了解业务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有效预防法律风险。
(四)加强企业的管理与控制
对法律风险的重大风险控制点要予以足够的重视和管理。建立重大经营活动法律审查机制、加强企业合同管理,防范合同陷阱和风险。将合同从订立到履行当作一个动态的过程来管理,从谈判、签约、担保、审批,到最后的履行结算,都应制定规章制度来定期考核,同时重视合同的证据保留工作,降低合同风险。加强企业总部与分支机构的纵向管控,保证了公司整体法律风险的防范。
参考文献:
1.Timothy.C.EarleandGeorgeCvetkovich,Culture,CosmopolitanismandRiskManagement,RiskAnalysis,Vol.17,No.1,1997
关键词：会计影响；组织影响；社会影响；制度
一、引言
将会计置于不同的范畴领域会直接影响会计的目标定位、影响范围，以及会计学科的地位。置于组织范畴的会计，主要服务与影响组织及组织的交易对象；置于社会范畴的会计，则既服务于组织目标，又要服务于社会目标。随着会计应用的影响领域与边界的一再扩大，会计由微观组织走向宏观社会已成必然。一直以来，由于认识上的路径依赖，会计被广泛接受为一种组织信息的加工技术和提供系统，一个反映组织经济活动的“快照”，是资本市场交易的依据。会计在宏观层面的影响研究较少，会计的影响也因此凸显出一定的外部性。如Arnold（2009）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很多人在国际顶尖会计期刊上探讨公允价值在资本市场的影响，但没人关注公允价值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AnthonyHopwood（1976）指出，虽然会计的应用主体属于组织层面，但是会计的影响早已突破组织的边界，应该将会计置于社会领域去研究与探索。郭道扬（1990）指出，会计由微观经济世界走向宏观经济世界这一重大变革，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Burchell等（2000）指出，会计不是一个技术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现象，会计越来越活跃并明确地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管理的工具，发挥着重要的宏观社会影响作用。《Accounting，OrganizationsandSociety》和《CriticalPerspectivesonAccounting》相继于2010年、2011年征稿呼吁关注会计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加强会计在自然灾害治理及人道主义领域的影响研究。虽然近年来，会计研究开始关注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但是由于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作用机理的理论薄弱，实证研究中时常呈现变量间影响路径太长、关系力度不够、论证说服力缺乏等弊病。因此，为了厘清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探索会计影响的范畴和机理，本文借助信息、交易、制度与市场等制度经济学原理，从会计不完全性与交易效率、会计非中性与治理效应两个维度，演绎了会计对组织和社会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
二、会计、组织与社会的文献综述
关于会计、组织与社会间关系的研究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探讨组织与社会环境变迁对会计的影响，另一类是探讨会计如何影响组织与社会。组织、社会对会计影响的研究可归纳为：组织和社会的发展推动会计的学习演变。如戚艳霞等（2010）就社会对政府财政收支透明度要求的提升，在环境动因分析和国际经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政府会计准则体系的总路径。沈洪涛（2014）就我国环境战略下环境会计向生态会计的转变，提出了对内生态会计、对外生态会计和环境审计的新构思。《AccountingForum》2010~2011年第34~35卷专刊针对当前的环境危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探讨了如何建立现实有效的环境会计、可持续性披露及社会责任报告。姜国华、饶品贵（2011）规范探讨了宏观经济政策借助于会计对微观组织行为的影响情况。Walker（2016）研究了如何从会计历史的角度发现会计对社会的影响，如何构建会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此外，我国于1985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1998年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2006年的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简称IFRS）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这些会计制度、准则的修订与变革，从历史证据上展示了组织和社会对会计的影响。会计对组织的影响研究主要包括会计准则、会计核算、会计信息等对组织的影响。如会计准则对企业投资理念与行为的影响（顾水彬，2016），会计信息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Biddle等，2008；顾水彬，2013），会计核算对股利分配行为的影响（Gao等，2009），会计核算、会计信息对公司治理的影响（Lo，2003；Wang等，2010）等。会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可归纳为：会计通过交易费用影响宏观经济，以及会计的宏观社会治理功能。如Defond等（2010）、Chen等（2011）和Marquez-Ramos（2011）研究了会计准则变革与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实施IFR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减少了国际会计信息的转换成本，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Crawley（2015）研究了公司层面的会计保守性是否会改变宏观经济度量指标和影响货币政策决策，发现会计保守性在宏观层面具有影响。Neu等（2010）研究发现，会计在世界银行南非艾滋病控制方面、在加拿大亚伯达省（Alberta）教育事业发展方面，以及在民主和平、国家腐败等问题上具有治理作用。综上所述，分析社会和组织环境变革对会计影响的研究较多，而反向探讨会计对组织和宏观影响的研究相对不足，仅有少部分学者利用宏观数据或历史资料来研究会计的宏观影响。张先治、张晓东（2012）指出会计研究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拓展，会计的作用和影响有待进一步开发与挖掘。此外，利用文档数据验证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影响的研究居多，而全面构建和深入论证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有待加强。
三、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基础——会计内涵的深层解析
探究会计内涵与本质是发现会计影响原动力和影响传递路径的重要基础，也是开展会计研究的基本条件。Hopwood（1976）指出：“尽管我们的欣赏能力在不断提高，但是我们仍然对会计性质本身系统性的理解存在不足，而这个理解对于满足现实需求和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引导会计实践是非常必要的。”Dyckman和Zeff（2015）指出：“现在的年轻研究者对于会计的制度背景，甚至是会计，仅仅只形成了表面的大概了解，而这无法使其提出较为有意义和价值的研究假设。”
（一）会计具有语言特征所谓语言是指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它包括语音、语汇和语法三要素。会计依照会计规范（会计制度或会计准则）和借贷复式记账法原理（语法），借助于会计要素和账户设置（语汇），以文字和数字等表达形式（语音），通过确认、记录、计量与报告等技术环节，对组织与社会发生的交易进行实质萃取、真实刻画、科学归类和可视呈现，最终实现以一套共同的沟通符号、表达方式与处理规则来表述不同经济实质的交易。约翰?A?克里斯滕森（2006）指出会计是使用估价语言和代数式来传递信息。会计不同于统计，它是对事实的一种表达，人们看到的并非交易发生的现场，而是业务或事件发生后经过会计语言编译的会计记录（洪剑峭、李志文，2004）。会计不同于直接的语言文字记录，它剔除了冗余的信息，直观呈现了交易实质，有效分类、归纳与汇总了异质易。Toms等（2015）指出会计同时具有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会计的语言特征体现出会计的技术性。
（二）会计具有不完全性所谓不完全性主要是指人们由于外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人的有限理性，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无所不含。会计的不完全性源于会计制度（准则）、会计确认和计量以及自然语言等的不完全性。首先，会计制度（准则）具有不完全性。会计制度（准则）是会计工作的规范标准，是会计的起点与指引。会计制度（准则）制定者认知的有限性决定着交易的会计制度安排的有限性，即会计制度仅能对有限的交易提供制度安排。其次，会计确认和计量具有不完全性。诺斯（1992）认为作为交易对象的商品或服务都具有许多属性和价值特征。会计以货币作为主要计量单位，仅能反映交易的金额，且多以合计数形式呈报，与交易相关的其他属性无法一并计量与呈报。此外，会计确认和计量的标准缺乏弹性，部分交易无法满足会计确认要求或可靠计量原则，或者计量成本不经济（CostConstrain），而无法进行会计处理。最后，自然语言是会计的重要载体，自然语言本身存在不完全性，只能进行大致性的描述，这导致会计也呈现出不完全性。会计制度（准则）、会计确认与计量和语言表达的不完全性体现出会计技术上的不完全性。
（三）会计具有非中性会计的非中性源于会计是一个人造系统，会计应用的范式和遵循的规则存在非中性。范式是指公认的信念、标准、思想方法、条理化的规则（库恩，1980）。早期会计借鉴数学的范式旨在利用数字记录产品生产、消费和结存情况，是一种计算及记录的簿记技术（乔帕利，1494）。后来会计引入了古典经济学概念，套用经济学的范式，开始用于反映资本、利润，体现“投入产出”与“剩余”思想等（葛家澍，2008）。Marx（1861）认为会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资本家最大化剩余价值的武器。Littleton（1953）指出，本质上会计不容置疑地带有经济学属性。此外，会计制度具有非中性。1940年Paton和Littleton指出会计准则应是“不带个人色彩和不偏不倚的”，然而现实中很难实现。因为不存在一种完全独立且公正的会计准则能够满足所有不同使用者的效用偏好，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受损，会计制度（准则）的制定体现了一种社会的选择。Zeff（1978）指出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决策行为具有影响”，而这些个人或团体行为的后果又可能影响其他个人或团体的利益。Leuz（2008）指出会计准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规范，它是有意识地设计的结果。会计制度或准则贯穿于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整个过程，在会计制度（准则）规范下生成的会计信息，并不是单纯的一些抽象数字的简单组合，不同的会计准则选择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诱导出不同的会计经济行为，从而影响资本市场资源配置选择和不同主体的利益（葛家澍，2008）。姜英兵（2010）指出会计实际上是作为“制度”，而不是纯粹的信息系统而存在的。会计的非中性体现出会计的社会性。
四、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机理
交易与制度构成了制度经济学的主体内容。交易经济学指出交易依赖于信息，会计信息是组织与市场中交易的重要基础。会计语言精准性和会计不完全性程度决定着组织与市场内交易的效率；会计的不完全性程度和会计的非中性引导着理性人的行为选择，会计制度代表激励与约束的环境，其对组织和社会具有治理功效。
（一）会计不完全性与交易效率：信息、组织与市场康芒斯将交易分为：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市场交易基本属于买卖的交易，依赖于价格机制；而组织内部交易属于管理的交易，依附于科层体制（Hierarchy）下的命令与服从关系。组织中，资源由权威和命令进行配置，而执行在多级的结构体系中完成，信息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成为影响组织内部交易效率的关键因素。张五常（2014）指出，交易中至少需要确定交易的两个方面信息：一是获取关于物品本身的知识或信息，二是获取有关交易方面的信息，前者旨在弥补信息的不完全性，后者旨在改善信息不对称。命令形成和执行环节需要借助会计对组织内部整体或部分的“快照”与会计对组织外部熵值的吸收和呈报，来准确和完全地认识决策对象。因此，会计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和完全性程度决定着命令形成和执行环节的质量。戈登?塔洛克（2010）指出由于监管者在每一层都没有完善的控制，随着层级数目的增长，层级间的背离程度呈指数化增长。命令监督环节中各级委托人需要借助于会计对各级人的行为进行估价，通过及时调整支付报酬与行为间的松散程度来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改善组织内部交易的效率。直接对人的每一项投入和行为进行度量一般存在度量成本不经济和度量不可行的问题，对与人相关的阶段性经济业务的会计度量，可以实现对人行为的间接估价。威廉姆森指出，由于人拥有有限的信息和具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加上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交易效率会受损。由此可见，反映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对各级人行为的估价有效性与反馈效率，直接影响着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效率。从管理的职能来看，会计服务于组织内部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与激励等职能，并影响着这些职能的效率。市场是交易的场所，具有资本配置的职能。市场以价格为基础引导资源的流动，而有效的价格机制依赖于完善的交易信息。当前，资本市场是各国资本配置的重要市场，交易的主要商品是组织的产权，而组织定期公布的会计信息成为资本市场上交易者定价的依据。会计的语言特征决定着对交易对象进行反映的清晰与准确程度，会计的不完全性决定着对交易对象进行描绘的完整程度，两者共同影响着投资者对交易估价的准确性和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此外，会计信息的“反映”程度对于投融资成本、交易的活跃性以及实体经济均具有深远的影响。统一会计制度（准则）下，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有助于减少交易费用（如获取信息的成本、审核信息准确性的费用等），增强交易的确定性和交易合作各方的信心，活跃市场交易，促进经济增长。如随着IFRS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步实施，IFRS下的会计信息减少了不同国家会计信息的转换成本，增强了会计信息的可信度与交易各方的信心，推动了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增长。国家会计（国家账户）是以国家为会计主体，对国家某一时点或某一时期的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的反映，它是在微观组织的基础上汇总形成的。宏观决策者可能认为他们在观察经济，其实他们观察的是会计数据，宏观社会治理者正是利用会计数据了解社会和治理社会。当前，会计信息汇聚成各项指数（如财务指数、公司治理指数、会计指数），通过利用微观个体组织会计数据的汇总，呈现出宏观总体的特征，帮助宏观决策者了解宏观情况与进行科学决策。罗宏等（2016）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具有很好的宏观预测价值。由于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的描绘依赖于微观组织基础，因此，会计对微观组织的反映的准确程度和完整程度，也最终会影响宏观“快照”的质量和宏观决策的效果。综上所述，会计可以通过会计信息对微观组织与宏观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具体影响的机理和路径如图1所示。
（二）会计非中性与治理效应：制度、组织与社会付磊（2012）认为治理功能是会计的本质功能。由于会计存在不完全性和非中性，当会计对一项交易的收益权利和支出义务在确认上存在不配比、有偏差或不完全（即存在外部性）时，行为主体会理性选择成本正外部性和收益负外部性的行为或交易，从而导致某一类行为或交易的供给过度或供给不足，产生会计的治理效果。另外，制度决定行为人的机会集和激励结构，影响行为人行为的收益和成本，理性的经济人都会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选择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组合。当会计制度（准则）对上述外部性边界或结构进行调整时，理性经济人的利益结构或激励结构也随之调整，理性经济人会重新进行“租金”寻找与行为选择，形成会计对组织行为的动态治理效应。此外，组织是会计制度（准则）的执行与遵循主体，组织在构建激励契约、组织目标、组织环境和组织实践时，均会受到会计制度（准则）的影响（Sk?rb?k和Tryggestad，2010）。例如当会计制度（准则）引导“损益表”观时，组织需要构建基于成本控制的管理环境和实践；当会计制度（准则）引导“资产负债表”观时，组织需要构建基于价值增值的管理环境和实践。经济学家指出宏观总量是微观的一个推演与累积，宏观政策执行的效果依赖于终端微观组织和个体的有效落实。社会作为组织的一个集合，当会计对各单元组织产生一致的治理效应时，宏观上便会显现出显著的定向痕迹或趋势，产生会计的宏观社会治理效应。制度提供了一个引导和强化行为的信念系统（FriedlandandAlford，1991）。会计的宏微观治理效应不仅显性地表现为直观的经济利益诱导，还可表现为隐性的理念心智引导。卢现祥（2014）指出制度不仅影响人们的重要的行为，还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及追求的目标。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随着制度的执行、行为的反复强化，慢慢深入行为人的理念与习惯，逐渐演变成为非正式制度。组织内部管理与外部市场决策等均需要参照会计制度，随着对会计标准的反复执行与决策引导，会计制度的某些理念或模式融入与渗透至企业文化、人的思维习惯与日常行为中，影响人的心智与行为，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理念。而且，这种制度规范与信念、人的行为之间的选择关系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自增强效应。当前的会计借助于经济学的范式，用收入、成本和利润等概念引导着企业与个人相关行为追随经济目标，将社会构建成“经济体”，发挥着“构建”作用。综上所述，会计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对组织与社会产生治理作用，具体原理如图2所示。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要充分发挥会计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厘清会计的内涵以及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指出会计研究与认识上宏微观割裂性的基础上，借助于对会计本质的诠释，从会计信息和交易效率、会计非中性和治理效应两方面构建了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传导机理，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框架。此外，还得出以下启示：1.要丰富会计要素的内容，实现会计的全面反映。会计需要对组织的管理行为、关系、价值观以及社会上的相关内容等进行全面反映，而不应局限于可计量的经济业务；需要将大量外生内容或表外因素进行内生化与表内化处理，改善会计决策支持的全面性。Suzuki（2003）指出国家会计忽略了很多内容，如人口、全球变暖、性别、道德等，很多内容被认为是外生或表外内容，然而作者认为这些被忽略的外生或表外因素越来越重要，若缺乏这些因素，相关决策者会对数量化经济“反映”产生质疑，认为度量存在偏差，反映不全面。2.要重视会计的社会性，关注会计的社会治理职能。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指出会计不仅呈现技术性，还兼具社会性。会计制度设计时既要考虑规范会计行为的技术性，也要重视会计制度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在组织和社会治理中，除考虑常用的经济手段之外，会计手段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实践中，要善于利用会计对微观组织和宏观社会影响的传导机理，引导组织理念与社会理念以及治理社会问题。Killian（2016）研究发现社会会计对于公司具有合法性的约束，并引导公司重构与社会间的关系和责任。3.要注重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将微观与宏观融合起来认识和研究会计。斯蒂格利茨指出，21世纪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脱节后回归交合的时期，宏观经济学正在寻找微观基础，微观经济学也正从微观个体的行为影响着宏观总量。会计的应用主体属于组织领域，而会计的影响范畴涵盖组织与社会两个层面，因此需要将微观与宏观融合起来认识和研究会计。另外，政策制定部门应考虑将企业会计与国家会计的口径统一，避免统计、会计两条线，加深企业会计在国家会计中的应用，提升会计信息在发现宏观问题与制定政策中的决策参考地位。4.要用发展的眼光和科学交叉的思想来看待与研究会计。从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到现代社会的治理功能，从原先的国有资产监督到现在的社会信息系统，从以前的简单数据整理到现在的全面信息披露，会计除了在技术、内容与功能上体现出进步与发展，在应用范畴与影响范畴上也呈现日趋扩大的趋势，认识会计和研究会计的视角与眼光需要与时俱进。此外，会计学学科根基源于数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会计学应用和影响的范畴又与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存在交叉，鼓励多学科交叉开展会计研究和发展会计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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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体系
2012年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新增1.1万公里，达9.6万公里，仍居世界第二。回顾高速公路发展历程，对高速公路管理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在实践中摸索与升华，在管理体制、政府监管、资产管理等战略问题上还未形成成熟的共识，管理的法制滞后、体制不顺、内容不细、手段不强等问题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2013年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势必超过美国的10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一，届时我国拥有了世界最庞大的高速公路资产，高速公路发展也将很快实质性进入“管理重于建设”的时期，要回答如何平衡国家、高速公路投资者、高速公路使用者、公众等各方利益，在数量第一的形势下实现管理品质的第一，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体系问题的再探讨显得至关重要。
1.政府监管概念内涵
明确政府监管概念内涵是解决高速公路政府监管问题的前提。高速公路政府监管是监管主体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依据明确的法律规定对高速公路市场经济行为的微观干预和控制[1]。根据政府管制领域著名的日本经济学家植草益的观点，高速公路政府监管应属于“公的监管”，监管实质是国家及其机构运用强制权利对市场经济进行的干预和控制，对已经不能通过社会私有主体之间的合同达到约束效果的经济活动实施约束[2]。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是国家，由立法、行政、司法等机关来共同实现监管权力的取得、事中执行、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行政机关是由立法机关设立以贯彻政策目标的政府单位，从监管的具体实施看，行政机关是监管的实施主体，监管更多的体现出的是行政权力的作用。高速公路与其它领域的政府监管权力一样，随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成为了集准立法权、行政权、准司法权于一身的权力集合，完全超越了传统政府行政权力的界限。划分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主体不能以组织类型而应以是否拥有监管的权力为标准。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主体广义的是经法律授权监管高速公路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监管高速公路的授权组织，狭义的是拥有高速公路监管权力并且独立于传统行政部门具有一定独立法律地位的政府行政机构。政府对高速公路领域经济运行的介入和参与主要是宏观调控、微观监管和资产管理等三方面的内容：
1.1宏观调控
高速公路政府宏观调控是政府运用财政、货币、税收等宏观经济政策对高速公路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控制”和“调节”，概念特征是间接的总量的。
1.2微观监管
高速公路政府微观监管是政府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在微观层面上，依据法律授权对高速公路市场主体及其活动予以规范、限制和约束的行为，概念特征是直接的、具体化的。
1.3资产管理
高速公路资产管理中政府是出资者以参与高速公路企业治理和直接介入市场等方式对高速公路国有经济主体实施的直接管理，概念特征也是直接的、具体化的。
明确政府监管的作为内容，需要把握两点基本认识：一是参与高速公路市场经济活动的多面性政府主体，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都要求政府以公共机构身份持中立立场，资产管理要求政府以出资者的身份直接参与企业的内部行政管理，以使经营权与监管权分离，保证政府监管高速公路客观、中立立场；二是高速公路政府监管内容宜限于微观监管领域，宏观调控一般以间接方式引导高速公路市场利益主体的行为走向，微观监管以直接禁止和强制性要求方式更为直接干预高速公路市场利益主体的权利、利益和行为[3]。
2.重构政府监管体系
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体系涉及要素的主要包括：主体、客体是谁；职能、内容是什么；类型是哪些等。目前，国内高速公路政府监管的主体模式主要两种：一是国资委监管；二是交通部门监管。对这两种模式不少学者在研究中指出，高速公路产业仍然存在“政监、政事、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理论与实践中政府监管概念不清与其他概念混淆使用等问题。依据高速公路政府监管的概念，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体系是高速公路政府管理体系中的子体系，高速公路管理体系中的各子体系的管理主体、目的、内容、特征等是不同的（表1）。
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一般都通过公共政策予以实施，借鉴植草益总结的政府干预经济的七项公共政策得到结论[2]，政府宏观调控与微观监管高速公路的公共政策是不同的。
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体系的主要构成内容部分（表3）：
国外基础设施监管一般由独立的监管机构承担政府监管职能，基于我国高速公路管理体制，政府监管职能近期应逐步由交通部门承担发展到由交通部门内设立单独监管部门承担，中远期走向由独立于交通行业，直属于国务院的监管机构承担。
3.政府监管的法制环境和主要内容
3.1政府监管法规制度体系建设
完善的监管法规制度体系是高速公路监管的基础性保障。应加快此项工作建设，以《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为核心基础，制定和完善包括《高速公路特需经营管理办法》、《高速公路运营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实施细则》、《高速公路权益转让合同（协议）范本》、《高速公路权益转让动态监管办法》、《高速公路权益价值评估操作指导意见》、《高速公路保护条例》、《高速公路养护维修保证金管理办法》、《高速公路服务水平管理办法》、《还贷型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支管理办法》、《经营性高速公路收益动态监管办法》、《高速公路改扩建管理办法》等为主要内容的高速公路政府监管的法规制度体系。
3.2明确政府监管的主要内容
依据美国黑弗兰、英国安东尼・奥格斯等经济学家关于政府监管按经济性监管和社会性监管的分类观点，高速公路政府监管可以认为主要分为经济性监管和社会性监管（表4）。
政府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高速公路具有不同的监管内容（表5）。
4.结束语
厘清高速公路政府监管概念，依据政府监管概念内涵和政府宏观调控、资产管理等概念外延，可以重构清晰的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体系框架，为解决高速公路政府监管的主体、客体、法制环境、主要内容等问题，以及解决高速公路存在“政监、政事、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理论与实践中政府监管概念不清与其他概念混淆使用等问题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得到更为合理的答案。
参考文献：
[1]卢毅李庆瑞刘建江我国高速公路管制的必要性和思路【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6.3
[2]【日】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M】朱绍文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
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