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浅谈农牧畜牧教学素质教育
近年来，随着高校的扩招及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政策的放开，中职学校的生源素质与培养的方向、目标与以往相比有了较大的改变。以往中职学校的教育是学历教育，学生是中考成绩较好的；而今中职学校的教育是培养学生的技能，学生大多是中考成绩一般甚至没有参加中考的。
一、中等职业学校畜牧教学的不足之处
1、教师动手能力较差、实训指导能力薄弱
教师在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教师的实训能力、水平，决定着实训的成效。目前，在畜牧兽医专业教学中，教师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且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的比例较大，多数青年教师缺乏实训执教经验，实践动手能力差已成为现实。
2、教学内容陈旧，满足不了农业生产实践的需要
21世纪，我国农业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而作为职业高中畜牧兽医专业教学的教材却还是原地踏步，仍沿袭传统畜牧业的管理技术，现代畜牧业的知识内容占比例很少，让学生感受不到新技术发展的迅猛，更满足不了农村产业结构的需要。
3、办学模式封闭，服务功能单一
近年来，职业教育受大气候影响，招生和就业问题日显突出，因此工作重点有向招生、就业方面倾斜的趋势。职业学校在强化专业教学服务区域经济和农村经济方面较为薄弱。师资素质和知识结构与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不相适应，在社会服务和信息调查反馈方面欠缺，先进技术不能及时转变为生产力，学校开门办学教学改革力度不够。
4、综合实训环节薄弱、学生动手能力较差
实训教学规模化程度低，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实训基地建设步伐缓慢，校内实训基地规模小，设备简陋，只能开展一些传统兽医的实训，且校外基地的建设目前有些学校尚处于起步阶段，很难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畜牧产业实训基地。这样学生得不到应有的技能训练，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较差
5、学生学业成绩考核办法单一，只重视知识的考核。
当前农村职业学校中，学生学业成绩的考核办法一般采用闭卷笔试，考试重点也放在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核上，试题的题型基本是复习题的翻版，为了取得好的考试成绩，学生通常被这种考试方式引到题海战术和死记硬背的路子上去，直接扼杀了学生对畜牧兽医专业知识的学习兴趣。
6、教学方法不灵活，教学手段相对落后
畜牧兽医专业教学中，教师习惯于填鸭式的“满堂灌”。不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和现场教学及探究式教学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由于资金等条件限制，有些学校先进的教学设施短缺。先进的教学手段不能很好地应用到教学实践中。
二、中职学校畜牧教学中的素质教育内容
所谓素质教育，就是根据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目的，以尊重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潜能的开发，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特征的教育。素质教育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学生在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后，在思想品德、人文知识、心理及生理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发展。
那么，中职学校畜牧教学中的素质教育指的又是什么呢？具体来说，通过畜牧教学，让学生具备以下素质：
1、文化素质方面：（1）正确掌握教材理论知识，（2）具有用应用理论去指导实践的能力；（3）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
2、思想品德方面：（2）有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3）有刻苦耐劳的毅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3、技能素质：掌握一些基本操作，为以后更高的发展打好基础
三、在中职畜牧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具体措施
（一）提高教师的素质
首先，教师本身必须有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不断进取的敬业精神，面对教学的困难局面，不应悲观丧气，而应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来解决它；
其次，要加强自身的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人们常说，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先要备一桶水。因此，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要勤于钻研，勇于探索，锐意进取，不断加强自我进修，更新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
再者，教师必须更新教育观念。教师的教育思想和观念是教师的灵魂，一切教育行为无不受其支配和制约。
（二）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1、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要确认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认识、探索、自学、发展的主体，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2、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中扮演的就是牵马者。对学生进行引导、指导、劝导等。教师要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技能、思维水平、学习心理及情感，正确地引导学生由未知达到已知的彼岸。
3、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兴趣。
兴趣直接影响学习效果。教师应想尽办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要营造轻松的课堂气氛，尽量多扬少抑，对学生一点点的进步也要给予肯定和鼓励。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那么，就会变被动为主动。
（三）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注重学生学习自信心的培养
融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大面积提高学生的素质。当学生从教师那里感受到真诚的关怀和热爱，感受到热烈而积极的期待时，他就会有一种受到依赖、鼓舞与激动的内心情感体验而产生共鸣，产生亲切感和信任感，并愉快地接受教师的教诲，努力把这种教诲转化为行动，去实现教师的期望。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发展学生的潜在能力，从而达到教学的最佳效果。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四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政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动乱，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游牧民族一旦采用了农耕生产方式，其必然的后果都将是他们逐渐舍弃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汉族文化，包括汉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伦理观念和儒家思想体系等等——生业方式改变了，其他方面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当我们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时，不仅应该注意汉文化对他们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应该特别注意考察这些民族接受农耕，转变为农业生产者的特殊经历，因为在其走向“汉化”的历程中，与统治者接受汉人的治国安邦之道相比，或者与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学会吟风弄月、投壶博弈相比，广大族众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畜牧业；发展现状；趋势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273X（2013）07-0092-01
1现阶段国内畜牧业发展概况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畜牧业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1979年泰国正大于深圳建立我国首个饲料厂，这也是第一个畜牧业外资企业，其诞生具有深远的发展意义，展现出我国畜牧行业的勃发生机。目前它已经成为我国畜牧行业发展的引航者，也在此过程中培养了很多中国优秀的畜牧工作者。这30年的发展历程，是我国经济腾飞和经济制度转型的重要阶段，奠定了现在我国农业经济繁荣的基础。畜牧业发展也由原先的小农经济转变为散户养殖模式，其中部分散户养殖企业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和标准化生产发展的模式。目前我国畜牧养殖业的主体是个体养殖散户，在实际的生产环节中属于最底层的生产者，是农业的劣势群体。在畜牧业发展中，从长远角度分析，会制约整个行业的后续发展，产生恶性竞争以及无序的状态，使得畜牧产业市场价格无规律波动，上源环节的竞争压力大，最终导致养殖户效益低下，生产积极性不高。
我国是农业大国，以小农经营为主，经营理念落后，养殖效率低下，整体的产值增加低效。畜牧业大格局不均衡发展，小布局构造不合理，几乎未见地域性的防疫措施，作为消费品的畜牧业发展会受到很大的阻碍。目前畜牧管理机构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收取各种费用，在享受到切实利益的同时，并没有履行其应尽的政府职责，更没有起到其必要的防疫管理以及规划指导的作用。一些养殖户只重视短期效益的获取，在经营中容易出现大众化的跟风现象，造成竞争更加激烈，导致养殖成本持续上升，养殖密度大且养殖区域非常靠近，更有一些黑心养殖户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不顾疫情的突生，将会给现有的畜牧业发展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2未来我国畜牧业的发展趋向
关键词：农村；散户；适度规模化；养牛
中图分类号：S816.53文献标识码：A
1农村适度规模化养牛概述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国家的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的步伐逐步加快，生产效率和社会化大分工的要求逐年提高，旧时代农村原有的低效率生产化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解体，单户畜牧业生产方式逐步减少。而适度规模化养殖开始逐渐发展起来。
农村散户适度规模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依据农村各地不同的资源优势，集合人力、物力土地资源、饲料来源等一系列因素，以及综合考虑环境污染问题等因素，在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规划的前提下，能够最大程度上契合农村散户畜牧业发展的养殖规模的一种模式。
丰都县畜牧技术推广站就是从这个原则出发，鼓励发展散户适度规模化饲养模式，大力发展散户家庭式规模养牛模式，一般一家的规模设置在肉牛饲养数量20～30头之间，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农牧结合的优势，在全面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的前提下，为农村畜牧业的规模化、生态化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业的发展的推动。
2丰都县农村散户适度规模化肉牛饲养模式发展的现状
丰都县畜牧技术推广站成立至今，推行农村散户适度规模化养牛模式的推广和普及，并致力于帮助肉牛养殖散户与相关的肉制品销售商达成了长期的肉牛收购协议，帮助解决肉牛饲养散户的销售问题，为广大农户的经济效益的保障提供了大力支持，带领更多的农民走向富裕之路。
3农村散户适度规模化养牛模式目前存在的问题
3.1国家的相关政策的扶植力度不够
相比周边各县城的发展情况，丰都县畜牧业规模小、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可供自身发展的储备资金极其有限，一家一户平均20～30头的肉牛饲养规模远远达不到国家一些政策扶植的标准要求，比如良种补贴、生产大县等。
3.2发展资金缺口较大
丰都县地处偏远地区，自身财力极其有限，尤其是发展畜牧养殖的广大散户更是缺乏养殖资金。另外再加上农村地区融资渠道少，主要金融部门接待门槛高、手续繁琐，许多渴望发展畜牧业的农户往往力不从心，不敢投入太多。同时再加上肉牛养殖的周期长、成本需求大、资金回收周期长、回收慢等特点，制约着广大农户发展适度规模化肉牛养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3广大肉牛养殖散户组织化意识薄弱
在丰都县的广大农村地区，从事肉牛养殖的散户大多年纪偏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很多人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愿意接受新观念，盲目守旧，不愿意接受丰都县畜牧技术推广站提供的新型肉牛饲养技术，以至于局限在家庭式业余饲养阶段，对肉牛的生长特点、饲养方式没有专门的研究，生产出来的肉牛质量不高。
4推进农村散户适度规模化养牛的建议
4.1拓宽融资渠道，为广大散户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和保障
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稳定的资金链条。对农村散户适度规模化养牛来说，更是如此。丰都县畜牧技术推广一直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融资方式单一，解决这一问题一定要大规模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对肉牛饲料生产加工的重视，为广大农村散户的家庭式养殖提供支出和服务。
4.2加强对散户的组织管理，建立规范化的合作机制
在推进农村散户适度规模化养牛技术的同时，充分加强农户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交流，密切散户同屠宰场、超市等加工销售环节的相互联系，加强政府与养殖散户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充分保护散户的合法权益，坚持国家惠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立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充分激发出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积极协调更多优惠政策的同时，带动广大肉牛养殖散户发家致富。
4.3加强对广大散户的教育培训，培养出一批具有专业肉牛饲养技术的专门人才
农村散户适度规模化养牛技术的推广对相关饲养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很高，专业性强的技术人才正是农村适度规模化肉牛养殖发展的必备条件。所以加强对广大散户的教育培训，培养出一批具有专业肉牛饲养技术的专门人才十分有必要。加强肉牛养殖理论和实用技术的培训推广，实施科技入户的原则，定期不定期的开展理论学习和技能培训活动。
4.4必须关注规模化养牛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与散户单养模式相比，适度规模化养殖将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环境问题，因为随着养殖数量的增多，每个散户养牛产生的粪便也会增多，这些粪便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处理，将会对水资源和空气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因此，必须要关注散户适度规模化养牛后的环境保护问题，要建立相应的粪便利用和处理池，确保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5结语
改革开放30a以来，我国的畜牧业在经济飞速发展进程的带动下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巨大的成就。农村养殖发展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快。畜牧业产品的竞争从过去数量竞争发展到今天的以质取胜，技术和资金实力都取得了质的飞跃。但是，在经济条件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畜牧业的发展规模的布局应该充分考虑到农村的经济水平、牲畜的卫生防疫条件以及会不会给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等。要坚持全面分析、综合考虑，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农村散户适度规模化养牛模式的长足有效地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对策；可持续发展；畜牧；生态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6.3文献标识码：ADOI：10.11974/nyyjs.20170632150
作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畜牧业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提升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如今，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升，畜牧业发展速度也逐渐加快，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畜牧业向生态化方向发展。可是在畜牧业经济发展期间，往往会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导致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为此，找出新的途径来推动畜牧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研究的新方向。
1畜牧生态经济相关概述
1.1畜牧生态经济内涵
畜牧生态经济是指在畜牧业发展期间，需利用相关科学技术对各种资源进行整合，从而不断提升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在此基础之上使得畜牧业生态资源能够被科学合理的利用，实现畜牧生态经济的有机循环目标。立足于生态环境角度，畜牧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够对其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并且在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面也有着重要意义。
1.2畜牧生态经济的现状
畜牧生态经济与传统畜牧经济相比在功能上存在著一定的差异。畜牧生态经济对生态环境保护更加重视，并且改变了以往的粗放型发展的方式，发展速度有所提升。畜牧生态经济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相融合，在畜牧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将科学技术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构建出更加和谐、高产的畜牧经济循环发展体系。但实际上，很少地区重视畜牧生态经济的发展，尽管这些地区在实际的生产期间已经实现了对资源的有效控制目标，对于环境也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在取得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可是，大多数的畜牧生产期间，很多生产者对于畜牧生态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够了解，极大的束缚了畜牧生态经济的发展速度。出现该种问题的原因在于，很多畜牧生产人员缺少先进的思想意识，没有高度重视畜牧产品的安全性，没有应用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进行生产等，这些因素的存在，都将导致当前畜牧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极大的困境。
2畜牧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
2.1重视畜牧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要确保畜牧生态经济能够保持着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便需要相关人员重视畜牧经济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相关人员能够对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有更多的了解与认识。相关地区在发展畜牧经济的过程中，需做好相应的宣传工作，并拓宽畜牧经济的发展渠道，以此监理更加完善的宣传体系，最终为畜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相关单位还需要梳理畜牧生态经济生产的消费观念。由于生态消费是一种具有绿色的消费模式，该种模式在物质生产以及生态生产等方面存在着极高的要求。为此，消费者在消费期间必须明确生态消费理念，在树立低碳、绿色消费观念的进行消费。生态生产主要指在畜牧生产期间将质量安全放在生产的首要位置，对消费者的消费安全等给予高度重视，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服务于消费者，为畜牧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2.2需提升政策支持力度
政府政策的支持与畜牧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就需要将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加大对畜牧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调控与监督力度，确保畜牧生态经济能够更好的发展。政府部门还需要结合畜牧生态经济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畜牧生态消费措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保护畜牧经济市场的发展；加大对畜牧生产的扶持力度，也是推动畜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重视畜牧产品的加工等，为畜牧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质量基础。
3总结
畜牧产品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畜牧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健康生活的目标，也能够为人们营造绿色生活环境。要保证畜牧生态经济保持着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便需要相关部分重视宣传工作的实施，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畜牧生态经济，让参与人员能够更加全面的认识到畜牧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且在政府的支持引导之下，不断提升生产技术水平，最终有效的提升畜牧业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云南畜牧业生产
[中图分类号]F3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3）11-0195-01
畜牧业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民创收致富的好途径。从全球范围来说，畜牧业在各个国家整个农业生产中的比例要超过百分之五十，而我国目前的畜牧业仅占农业比例的百分之三十五。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出适合我国畜牧业发展的正确途径和方法，组织各农户进行科学集约化畜牧产生与加工。本文从云南地区实际情况出来，说明了云南地区发展畜牧业的自然条件和已经取得的成绩，同时总结归纳出当地农业发展的弊端以及未来发展建议。
一、美丽云南，沃土肥疆
云南地区位于我国云贵高原，纬度较低而海拔相对较高，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早就云南独一无二的自然气候。在这片神奇的沃土肥疆上，冬暖夏凉，气候宜人。这也为当地的畜牧业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如丰沛的水热资源吸引着各种动植物的栖息繁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云南发展畜牧产业的雄厚背景条件。
云南省委省政府切合实际，创新发展。把畜牧业定性为优势产业和扶植产业，为农民群众增收提供了政策支持和资金技术帮扶。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云南地区畜牧业发展的步伐。
二、云南畜牧业近年来的成绩
几年前，甲流和三聚氰胺危机的爆发冲击了整个畜牧产业的发展，云南当地政府与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危机。加强管理水平，改善养殖环境，沉着应对突发危机，力保畜牧产业安全平稳地发展前进。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畜牧业生产跨进新的阶段，畜牧业产值稳定快速增长
2009年，云南地区肉类累计产量达到304.6万吨，同比增长5.7%，其中，猪牛羊三畜肉产量达到270.95万吨，同比增加5.3%，出栏生猪数达到2824.5万头，同比增长4.5%，牛奶为48.38万吨，同比增长8.3%，数据证明，云南肉类生产已经从不能满足需求转变为自给自足的局面。
2.人均占有量大幅提升
在2009年末，以全省人口为4571万为标准，肉、蛋、奶人均占有量达到81.76公斤。
3.畜牧业产值大幅增长
2009年末，畜牧业产值贡献飙升并打破500亿元标准，最终定格为557.76亿元，同比增长7.9%，这一数字在全省农业产值中达到30.6%的比例。
4.农民创收突破
2009年，农业方面的人均纯收入为3369元，同比增长266元，畜牧业收入贡献达到30%左右，成为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之一。
三、云南畜牧业发展隐患
尽管在最近几年云南地区畜牧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为社会经济向前迈进贡献了自己坚实的一份力量，但不可忽视的是，云南地区发展畜牧业高速腾飞的背后隐藏着不少危机与制约因素，这些问题亟待我们给予充分的重视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1.科学技术投入低
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云南地区的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投入量十分有限，传统的农业产生管理仍是农民们采取的主要措施。在一些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科技力量更是难以到达，农民们采取粗放式的饲养管理模式，这样一来，畜牧产品的质量水平得不到提高和保证，导致商品转化率低下。
2.生产较为松散
在全省范围内的标志性畜牧企业数量较少，不能带动整个畜牧产业集约性商品转化，农民们更多的是采取各自为战的方法，未能打造出属于全省的产业化发展和经营模式。
3.产品加工能力弱
有能力的加工企业较少，影响产品加工能力，现有的加工企业也未能施行高水平的加工工艺，导致畜牧产品的产品附加值低下，在市场上难以和其他先进产品较量，市场竞争力缺失。
4.疾病因素制约
云南地区良好的气候条件不但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各类细菌和疾病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由于地理位置特殊，病原来源复杂，基础兽医队伍建设又不完善，导致疫病控制难度很大。
四、当地畜牧业未来发展建议
1.做好科技普及工作
要以使农民群众增收这一核心问题为基础，加快先进科技、合理规矩规划下乡进村的步伐，提高科技在产业贡献中的比重。农民群众要积极配合政府工作，转变生产思想，树立科学养殖和管理的概念，双方齐心协力共筑科技长城。
2.扶植带头企业发展
优秀的带头企业能为行业树立规范和标杆，同时也为产业化经营做出贡献，政府应适当给予龙头企业政策倾斜和发展鼓励，扩大企业经营规模，使企业走上正规化，国际化发展的道路。企业应该做到结合云南特色畜牧产品研发先进加工工艺，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企业需要与养殖户良好的合作关系，监督养殖户进行科学集约化饲养和管理，保证畜牧产品的质量并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3.建设疾病防控体系
重视疾病防控体系的建设和发展，狠抓主要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具体来说需要做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第一，需要加强检测技术，对动物的疫病日常检测是基础性的任务，加强检测技术有利于提升疾病防控基础能力。第二，制定紧急预案措施，一定出现规模化的疫病爆发，紧急预案能够在最短时间内遏制疫病的蔓延。第三，加强动物自身免疫，日常生产管理中，注意动物饲养环境的及时清理，尽可能降低饲养密度。这样有利于增强动物自身免疫能力。
五、结语
云南地区的畜牧业发展已经取得令人惊喜的成果，如今也正在稳步向前发展，尽管我们背负着诸如科技和管理等方面的缺失和漏洞，但我们已经认识到其重要性，并着手研究对策和方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云南的畜牧业生产在正确发展观念和措施的引导下，能够一步一个台阶，走出省区，迈向全国，冲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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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与动物科学专业的学生相比，对畜牧学专业理论知识的要求相对不高，着重需要培养的是管理生产及协调工作人员的能力。结合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为了更好地适应本专业学生的实际需求，有必要对畜牧学概论的课堂教学进行适当调整。
【关键词】
畜牧学概论农业经济管理教学改革
进入21世纪信息化时代以来，畜牧业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加大。随着我国畜牧业生产向规模化和集约化方向转变，社会对畜牧业管理人才的需求日益凸显。在当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期，如何使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快速成长为满足现代化畜牧业生产管理需求的创新型、应用型新世纪人才，是畜牧业领域乃至全社会都关注的问题。
1目前《畜牧学概论》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1学生来源文理科兼有，教学难平衡
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同时招收文科和理科类学生，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课程里有关动物遗传、育种、繁殖等内容需要学生有基本的生物学知识储备，文科类学生却并不具备。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必须补充这些知识，同一个班的理科生就要进行二次学习，这极易引起理科生的厌学情绪。
1.2课程设置不合理，难以满足学生学的实际需求
课程常常要连续三节甚至四节，导致学生很难长时间保持对教师的注意力。同时，有关畜牧业发展的新的科研成果每天都在大量涌现，课本知识的更新速度无法及时，内容的脱节可能会影响学生的知识观、学习观，让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此外，授课教师也容易过多地强调畜牧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的实践动手能力，不能从本专业的实际需要出发，弱化学生生产管理能力的培养，不能满足本专业学生的最终要求。
1.3教师队伍的水平与实际要求有差距
教师的授课水平对教学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近年来高校中研究型教师的比重逐年加大，这类教师缺乏专业的教育理论知识和授课的素养锻炼，很难在短时间内把握授课节奏。而且学术工作做的优秀的教师在课堂上往往倾向于把知识点讲得既全面又细腻，导致出现唯知识至上”的授课模式，不给学生留知识点上的任何困惑”之处。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的机会，不能培养学生对知识质疑”和批判”的意识。尤其是新进教师，由于没有常年教学工作的积累，无法形成自己成熟的教育理念与思想，也难以给予学生充分的指导和帮助。
2《畜牧学概论》教学完善的建议
教学是一项技艺，有一定的规律和章法可循。因此，高校首先要坚持对教师进行必要的岗位培训指导。虽然传统的教学方法现今正不断地受到新型信息技术的挑战，但传统的教学方式绝不是一无是处，千百年来形成的教学模式一定有其可取之处[1]。各专业必须实事求是，从其培养目标出发，做出相应的教学调整和改革。针对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畜牧学概论》课程的课堂教学，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2.1调整授课内容引入微课”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手段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现代化的设备系统已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的畜牧业生产中，且自动化程度还在不断提高。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职业目标是对农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等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并对人员进行激励，以达到预期目的”[2]。因此，课堂上教师除了教授必需的基本理论知识以外，必需着重引入现代高效畜牧业生产管理中的新内容。以养猪生产为例，要更加重视饲料中的霉菌毒素问题、要提高对高产青年母猪重要性和分胎次饲养重要性的认识、强化现代员工管理、提高电脑控制设备在企业生产中的应用等等。微课”作为传统教学方式的一种升级形式，已在中小学教育中被广泛提及，但在高校教育中的应用较少。但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在课堂上一样存在注意力得不到缓解的问题，微课”同样可以大有作为[3]。对本课程而言，除了基本的理论知识点外，微课”还能很好地展示生产的实际过程，更好地为达成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服务。如将一畜牧业生产示范场运营中的饲料营养配比、育种架构设计、疾病防控、销售、环境保护、成本核算、员工培训等各个重要环节录制成微课视频”，教师针对微课”视频内容，站在学”的角度进行教学设计，随时与学生交流微视频”中的内容，不但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印象，更能加快学生毕业后所学知识的灵活应用。
2.2调整授课形式，引入工作情景”教学模式
随着移动电子设备的普及，每个人低头仿佛都身处于一个独立的世界”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尤其是大学生。骤然从高中均一化的集体生活中走出来，跳出父母的视线，加上还没有养成良好的控制力，大学生非常容易孤立自己。学生的人际交往和合作能力无法得到锻炼和提高。但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必需的一项重要技能恰恰就是协调工作人员的能力”。因此，教师要意识到本专业的特殊性，真正走入学生的内心世界，理解学生所说”，透过学生所说”感知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所想”。为促进课堂上师生间、学生间的交流，以往的教学模式改革中提及最多的是讨论式教学[4-5]，但这是针对单个学生个体的教学方式。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着重需要的是协调能力，需要他人的配合。因此，在课堂上还要锻炼他们彼此间合作的能力。如根据微课”视频，在课堂上引入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情景”，设立小的项目论题，让学生以生产管理者的身份，采用分组讨论、课堂分享等方式对某一工作情境进行分析处理，不但可以加强学生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可以提高他们解决矛盾的能力；也可以设定大的宏观问题，以养猪生产为例，可以设定诸如如何使猪的身生产性能和利润更高效，场区花钱的最佳方案如何制定，如何激励员工”等问题，可以锻炼学生的统筹管理能力。
3结语
从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实际需求出发，在《畜牧学概论》课堂上调整授课的内容和形式，综合引入工作情景”和微课视频”等多种教学模式，不但有利于学生要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更可以培养学生的管理协调能力，最终更好地为完成本专业的终极培养目标服务。
作者：乔瑞敏任广志单位：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文晶,王果胜.教学方法的历史发展及其改革趋势[J].北京教育(高教版),2013(12):55~56.
[2]刘海波.信息化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探讨[J].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4(22):46~47.
[3]张肇丰,汪茂华,赵琴,陈彩虹,汪晓慧.微视频的兴起与迷思-第九届有效教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综述[J].上海教育科研,2015(03):63~66.
研究的目的，阜阳城镇进程加快,畜牧业用地、环保的压力增加，禁养区划定的范围在扩大，畜牧业又要发展，那么怎样破解畜牧业用地、环保的压力。研究的方法：调查、了解，开拓、创新。研究的结果：尽快出台畜牧业发展相关政策，减少耗粮大、污染大、治理难猪禽养殖业的发展；提升节粮型、循环性、污染小牛羊养殖业的发展，易畜则畜，易禽则禽，政府引导产业，企业自主定位，不搞一刀切。研究结论：走发展科技含量高、生态循环、规模适量的精品畜牧业之路。
[关键词]
畜牧业；环保；生态循环；开拓创新
2016年，颍州区畜牧业要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畜牧业现代化，抓住阜阳城镇进程加快，城乡水平提高，给生态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积极破解畜牧业用地、环保的压力，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畜牧业发展思路。
1基本情况
颍州区隶属于安徽省阜阳市，位于安徽省西北部，淮河以北，是阜阳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阜阳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金融、信息中心。全区国土面积616.3平方公里。颍州区人口83万，辖1乡8镇5个街道，及安徽颍州经济开发区、安徽颍州工贸园.辖区国土面积616.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1341公顷，农业人口45.2万，11.3万农户。
2畜牧业概况
2016年第一季度生猪存栏178256头同比增长1.3%;能繁母猪数量21663头;山羊存栏数量为36365只同比增长12.2%;家禽存栏129.07万只同比增长6.2%;出栏肉猪189189头同比增长5.2%;猪肉产量15445吨同比增长5.1%;出售和自宰的肉牛2862头同比增长率3.8%;牛肉产量450吨同比增长3.8%;出售和自宰的肉用羊36572只同比增长10.2%;羊肉产量488吨;禽肉产量1174吨同比增长5.1%;禽蛋产量1501吨同比增长4.8%;期末牲畜存栏5808头同比增长4.9%。其中，猪规模养殖比重75%，牛规模养殖比重95%，山羊规模养殖比重70%，肉鸡规模养殖比重100%，蛋鸡规模养殖比重72%，全区出栏1000—5000头以上的猪场62个，年出栏100头以上的牛场14个，年出栏300只以上的羊场66个；年出栏10000只的肉鸡场31个，年存栏2000只以上的蛋鸡场64个。
3发展思路
颍州区畜牧业区位特殊、土地利用资源较为紧张，如何发展，具体措施是什么？发展目标怎样定位呢？
3.1争取党委政府重视。及时召开畜牧、财政、环保、土地、规划、城建等相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理清颍州区畜牧业发展基本定位：尽快划定禁养区，出台畜牧业发展相关政策，减少耗粮大、污染大、治理难猪禽养殖业的发展；提升节粮型、循环性、污染小牛羊养殖业的发展，易畜则畜，易禽则禽，政府引导产业，企业自主定位，不搞一刀切。走发展科技含量高、生态循环、规模适量的精品畜牧业之路。依托东起祥源文旅城、西至九龙镇温庄生态观光旅游区的泉河生态经济示范带大型工程，努力打造集现代农业、乡村旅游为一体的泉河南岸生态畜牧产业示范带。
3.2广泛征求意见，制定符合颍州区情的《颍州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意见》和《颍州区十三五”畜牧业发展规划》。召开畜牧、财政、环保、土地、规划、城建等相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听取意见，争取制定的《颍州区加发展现代农业的意见》和《颍州区十三五”畜牧业发展规划》更具有科学性和操作性。
3.3区政府设立颍州区畜牧业发展基金200万元。
3.4区政府对畜牧业发展建立奖补制度，以真金白银推动畜牧业发展。体现在加大对畜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上。
3.4.1继续推行养殖小区建设以奖代补，逐步加大区级奖补标准，对达到区级标准的规模养殖企业，以奖代补由3万元提高到5万元；对获得国家、省、市级标准奖补的养殖企业，区财政再等额配套给予奖补。
3.4.2对开展秸秆青贮、氨化等饲料化利用、购置配套机械，在享受国家补贴的基础上，新购置机械给予20％以奖代补；开展秸秆青贮、氨化的，每亩补贴40元，免费供给氨化尿素。
3.4.3对达到标准要求，建立养殖污物处理设施投入运行的给予以奖代补。
3.4.4对达到一定规模应用发酵床养殖的，按现实使用面积50元／平方米予以奖补。
3.5以政府发文，统筹养殖用地。各乡镇、涉农街道为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用地的需要，在基本农田划定时，规划预留2处以上100亩左右大型畜牧发展用地，每村规划1处以上25亩左右中型畜牧发展用地。
4发展中的问题
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在颍州区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政策有扶持，资金给支持。但在发展中，就我区而言，大致仍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表现在养殖业主自身的整体素质仍需要提高，安全防疫理念差，防疫措施执行不到位；消毒池建设不规范，有池无水(消毒液)；人员进入管理不严格，家族式饲养管理，人员随意出入；生产记录、防疫消毒等记录不完善、消毒程序与饲养方式不科学，对正确使用消毒药，程序化防疫缺乏针对性；饲养管理粗放，场区分界不明；随意引种；防火安全意识不强等。二是土地租赁成本越来越贵，加大了养殖成本。三是污染与治理不能同发展，依地定畜的生态循环思维还没有建立。
5下一步主要措施
5.1抓好招商引资：一是招畜牧业发展企业，利用自身优势进行招商；二是招畜牧业以外的企业，以此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加人们的就业机会。其招商形式为网上招商、手机短信招商、电话招商；通过外地亲戚、朋友、同学招商；召开新闻会招商、电视招商、拜年招商等。三是加强与龙头企业的合作养殖发展，主要体现在肉鸡养殖(合同鸡)，在王店镇、三十里铺、袁集镇加盟于立华集团的合作(计划2016年发展40户以上)，在马寨乡、九龙镇、西湖镇加强与三得利集团的合作(计划到2016年发展30户以上)。
[关键词]畜牧养殖;疾病;防治
畜牧养殖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逐渐趋向于效益化、科学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方向，但在产业发展中，也逐渐迎来了传染性疾病的防治问题。所以，为了保证我国食物安全性，必须深入分析口蹄疫、犬瘟热、布氏杆菌等传染病的流行特点和防控关键点，继而降低畜牧养殖中经济损失。
1养殖业发展现状
在中国农业网2017年3月10日报道中指出，我国畜牧行业的散户数量正在持续增长。即据统计数据可知，在2015年，生猪年出栏500头以上的比重已经达到了44%，而100头以上的养殖场比重占据总体的50%。所以，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对肉蛋奶的需求，开始推广范围集约化养殖场的发展，并逐步实现生态养殖的建设。但就目前现况来看，在我国畜牧行业可持续发展期间，仍然面临着传染性疾病问题。即一些养殖场在牛、猪等养殖过程中，受人为因素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使得动物产生细菌、支原体、病毒、真菌等病原，在病原长时间潜伏下，逐渐引起大面积的布氏杆菌、口蹄疫等传染性疾病，最终促就食物安全受到一定影响。同时，在畜牧养殖行业发展中，一旦表现出传染性疾病病发现象，必须对疾病进行控制，若控制不及时，则将使更多的动物受到感染，甚至引发人畜共患危机，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
2动物疫病防控策略
2.1疾病检疫
在畜牧养殖行业发展中，为了实现对口蹄疫、布氏杆菌等传染性疾病的控制，必须做好疾病检疫工作。首先，在疾病检疫工作开展期间，应结合传染性疾病危害性，构建以“预防为主”的畜牧检疫机制，定期检测传染病原。其次，为了实现对传染性疾病的及时控制，防止扩散、传播现象，则必须开展消毒处理、疫苗注射、给药等一系列疾病检疫工作。其中，消毒工作的展开，需安排专业的消毒人员进行，并在具体的消毒工作中，常备物体表面消毒、环境消毒、手消毒等消毒剂。如，漂精片等等。同时，在消毒期间，使用专业的仪器测定消毒剂浓度，并在现场消毒时，配备刻度量杯、配药桶、消毒浮筒等工具，达到高效性消毒效果。而在传染性疾病疫苗注射工作中，为了实现对疾病的有效控制，应根据传染病特点和流行环节，控制传染病的传播。例如，在口蹄疫传染性疾病控制中，因其传染性特点表现在发病率高且传播迅速方面，所以，在检疫时可利用2%～4%氢氧化钠或者0.2%～0.5%过氧乙酸消毒剂对动物进行消毒。然后，进行免疫接种工作，达到最佳的传染性疾病控制效果[1]。再如，在绵羊痘传染性疾病防治过程中，应结合其病原是病毒的特点，在防治工作中，使用羊痘鸡胚化弱毒苗进行皮内接种，而药剂的使用剂量保持在0.5ml，就此通过接种工作降低传染病疾病发病概率。
2.2做好饲养管理
在畜牧养殖工作开展过程中，为了达到常见疾病防治目的，做好喂养管理工作也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在牛、羊、猪等动物喂养中，应注重定期清理动物粪便，并做好养殖环境的通风工作，避免动物传染性疾病的滋生。其次，在动物喂养时，应认真贯彻“以预防为主”的工作理念。同时，结合动物饲养现况，逐步完善喂养制度。然后，依照喂养制度，对不同动物的饲料进行科学调配，保证不同动物均具备一定的抵抗力，从根本上解决传染性疾病发病问题[2]。再次，养殖户在畜牧养殖期间，可从动物源头入手，做好动物传染性疾病控制工作。即在不同的动物品种中，选取健康的动物群体，建立动物繁殖体系，并在这一繁殖体系饲养中，定期进行消毒、疫苗注射等防疫工作，有效降低动物发病概率。
2.3疾病防控知识宣传
在畜牧养殖工作开展期间，做好疾病宣传工作有利于控制动物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所以，在具体的养殖工作中，我国政府机构应发挥自身引导作用，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报纸、手机等渠道，向散养户宣传畜牧养殖中的工作流程、检测机制等等，让这些散养户自身疾病防控意识得到提高，引入科学的养殖方法，达到传染性疾病“主动防疫”目的[3]。此外，在畜牧养殖期间传染性疾病控制中，为了达到最佳的疾病控制效果，需在中国畜牧网首页设置传染性疾病宣传栏目，在宣传栏目中设立生猪、仔猪、家禽、牛、羊、特种养殖等不同品种的传染性疾病宣传板块，明确传染性疾病控制流程和先进的控制技术等等，就此达到科学的疾病控制目的。
3结语
综上可知，在当前畜牧养殖工作开展过程中，口蹄疫、绵羊痘、布氏杆菌等传染性疾病时有发生，威胁到了我国养殖行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为此，为了打造良好的养殖行业发展空间，提高动物养殖水平，应认真贯彻畜牧养殖传染性疾病控制工作。即从做好疾病宣传、做好喂养管理、做好疾病检疫等层面入手，及时预防传染性疾病发病概率，并提高养殖户传染性疾病预防意识，向动物疾病防控工作投入一定的人员、资金，就此达到最佳的养殖效果。
作者:徐希彬张海涛黄志远单位:郯城县畜牧局
参考文献
[1]毛泽先.畜牧养殖中牲畜常见疾病的发生与防治[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6，30（25）：276.
近年来，随这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一般建立在城郊的养殖场就会因为环境污染以及用地等方面的问题而不得不面临搬迁。而为了稳定市场，保障畜牧产品的供给，地方政府又不得不通过土地的“调规”为畜牧业的发展划出一定的土地，这就造成了“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的概念。而适养区通常都会划定在离城镇较远、人口分散、交通不便、信息比较闭塞的偏远农村，或地势较差的丘陵地区。因为这些地方的基础条件差，交通不方便，不能满足养殖业主的要求，严重影响着畜牧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养殖用地审批程序复杂目前，养殖用地的审批程序十分复杂，且审批的时间比较长，这其中如果涉及到了将基本农田转为养殖用地，则审批程序会更加的困难。养殖场的建设费用项目非常多，费用昂贵，一般一个养殖场的前期建设费用就高达10万元以上。如此高昂的费用和漫长的审批时间使不少有意从事养殖业的人都只有放弃。
2龙头企业带动乏力
目前，农民与企业之间大多是单纯的供求关系，尚未形成相互支持、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共同体，更没有企业能够带领畜牧产业走上规模化、标准化龙头企业。尤其缺少畜禽产品深加工企业，畜禽主要以鲜活方式调运为主，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散户养殖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小规模、大群体”的饲养方式仍居主要地位；养殖专业合作组织、行业协会较少，规模化比重和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畜禽及其产品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很难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
3推动畜牧业发展
3.1调整畜牧业的结构
要把握好市场的动向，加快畜牧业的结构调整，注重畜牧业优势的发挥。区域布局和畜禽结构趋于合理，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明显提高。目前，要进一步做好畜牧产品区域发展规划，加强各种畜禽的优势区域建设。要结合当地实际条件，坚持分类指导，确定优先发展高效高质的畜禽品种，提高畜牧业的整体效益。畜牧业发展专业村要以规模化、规范化养殖为重点。
3.2扩大畜牧产品的产业链
以往的畜牧业产品缺乏企业的深加工，通常以鲜活方式调运。据有关资料表明，许多发达国家的畜牧产品都是经过深加工才摆上餐桌。要立足现有加工企业的改造，积极引导和鼓励各界引进和开发畜产品加工，扩大畜牧产品的产业链，提高初级产品的附加值，解决增产不增收的问题。
3.3政策制定
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价值，市场价值决定了行业利润，行业利润决定资本投向，资本投向决定产能，产能决定供求关系，如此循环。这一市场生态链条是由市场主动调节而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的。政府应该制定相应对政策维持这一关系平衡状态。维持畜牧产品市场的稳定，促进畜牧产业的良性发展。
3.4改变现有的畜牧业模式
改变现有的畜牧产业的模式。努力实现优质、安全、高效、环保的养殖业与生态环境平衡发展的现代生态畜牧业。畜牧经济的循环是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的良性循环为样本，在畜牧业中推行的一种科学的结合环境、资源、畜禽养殖，实现经济与物质复合多循环的一种畜牧业经济发展模式。
4总结
【摘要】草原是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大面积草场具有涵养水源、调节气候、防风固沙、阻断沙尘暴等非常重要的生态功能，同时草原也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是畜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搞好草地资源的保护、开发建设和科学利用，对保护草原生态系统，促进畜牧业的发展，繁荣当地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立国土优良生态环境系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草地畜牧业；现状；存在问题；对策
1.可持续发展的涵义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源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步认识和关注。其产生背景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资源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并且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人类已不同程度地尝到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苦果。伴随着人们对公平和效率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认识的加深和范围更广、影响更深、解决更难的一些全球性环境问题开始被认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形成。
目前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涵义理解也是众说纷纭，从不同角度理解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可持续发展观。有着重从发展的社会属性理解可持续发展，有着重从发展的经济属性理解可持续发展，有着重从发展的资源属性理解可持续发展，也有从生态环境属性认识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不可能单从某一方面的可持续而实现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而必须是各子系统的互动促进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2.我国草地资源利用现状
我国拥有可利用天然草地面积为3.3亿hm2，各省区草业资源丰富，类型多样，特点各异。同时，也具有丰富的牧草种类和牲畜品种及野生药用植物等生物资源，且具有类型繁多、地域跨度大、物种多样性等资源优势，为今后大规模开发利用草业资源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环境空间。我国类型繁多的天然草地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主要服从了2个方面的地理规律，即地带性和非地带性规律，其中地带性规律是主要的，非地带性规律是次要的。非地带性是在地带性规律的基础上发生和起作用的。因此，从总体来看，地带性规律是天然草地类型在空间分布因式的函数式。
3.我国草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3.1草原普遍退化，制约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草地作为一种重要生产资料，为我国畜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草地掠夺式利用和人为破坏，造成草地退化十分严重，生产力低下，草地资源危机重重。目前总体上，我国草地已经利用过度，超载严重，这是导致我国草地资源日益退化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同时已成为制约畜牧业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3.2自然灾害频发，灾害损失巨大
调查通过对东北林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本科生随机取样，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现阶段动物医学专业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调研。问卷采取封闭式和开放式两类，封闭式问卷主要调查内容为:动物医学专业大学生对生态文明概念的认知;参与生态文明实践活动意愿的调查;获取生态文明知识的方法;参与生态文明实践活动途径的调查;参与生态文明实践活动效果的调查;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存在问题的调查等。开放式问卷选项主要是调查动物医学专业大学生对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的建议。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50份，收回有效问卷239份，有效率达95．6%，其中大一新生参与调查的人数占总人数的26．1%。问卷调查结果采用MicrosoftExcel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2动物医学专业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开展现状调查
2．1对生态文明概念的认知调查结果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这是我们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基本遵循，也是每位大学生应当了解的生态文明观念。通过对动物医学专业学生对于十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的认知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大一新生选择“非常熟悉”的只有5．23%，而其他学生选择“非常熟悉”的占14．60%，比例明显增高;在大一新生中选择“比较了解”的占52．30%，其他年级学生为62．76%，也要高于大一新生;对此概念“不太清楚”的学生中，其他年级的学生比例为1．04%，也要低于大一新生的2．09%。由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动物医学专业大学生整体对十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认知程度不高，尤其是刚入学的大一新生，但随着年级的升高，生态文明教育的深入，学生对生态文明的认知也逐渐提高。
2．2参与生态文明实践活动的意愿调查结果
在动物医学专业大学生参加生态文明活动的意愿调查中，对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和假期参加生态文明活动的意愿分别进行了调查。在校学习期间，有58．57%学生非常愿意参加，33．05%的学生表示有时间就会参加，但也有8．38%的学生认为动物医学专业的学习和实践课程繁忙，专门抽出时间参加生态文明活动的意愿不强。对动物医学专业大学生是否愿意利用假期参加生态文明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的调查结果表明，假期参与生态文明活动的学生比例却大有增加，非常愿意的学生达到了74．27%，可以参加的学生为21．10%，只有4．63%的学生因为实习、探亲、参加补习班等原因表示不会参加。由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动物医学专业的学生中绝大部分非常愿意参与生态文明教育活动，尤其是实践活动更受大学生的欢迎。
2．3获取生态文明知识的方法调查结果
在动物医学专业大学生获取生态文明知识的方法调查中，选择“网络”的大学生占55．44%，选择“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占18．83%，选择“相关课程”的大学生占9．41%，选择“图书报纸”的大学生占7．53%，选择“讲座报告”的大学生占6．49%，选择“其他”的大学生占2．30%。由此可见，随着网络信息传播的加快，大学生们已经把网络作为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高校也应当建立网络教育阵地，搭建网络交流平台，宣传和普及生态文明知识。
2．4参与生态文明实践活动的途径调查结果
丰富的大学生活里，动物医学专业的大学生参与生态文明实践活动的途径也不尽相同。调查结果表明，有31．38%的学生通过“社团”参与到生态文明实践活动中，有19．87%的大学生通过“团组织”，有18．83%的大学生通过“班级”，有15．69%的大学生通过“学生会”，有9．41%的学生通过“党组织”，有4．81%的学生通过“其他”途径参与教育实践活动。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学生社团是动物医学专业大学生参与生态文明实践活动的最佳选择。
2．5参与生态文明实践活动效果的调查结果
学生参与生态文明实践活动的方式不同，取得的效果也不同。有37．24%的动物医学专业大学生认为参与假期“社会实践”最有效，有23．01%的学生认为参与“环保社团”最有效，有18．41%的大学生认为参与“环保宣传活动”最有效，有11．72%的大学生认为“专题讲座”最有效，有7．53%的大学生认为“相关课程”最有效。学校应在社会实践和社团活动方面加大力度，从而创造最优效果。
2．6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存在问题的调查结果
在对动物医学专业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存在问题调查中，有24．69%的学生选择“内容不新颖”，有30．96%的学生选择“活动无创新”，有15．69%的学生认为“效果不理想”，有14．64%的学生认为“组织者能力弱”，有7．74%的学生认为“宣传不够”，有6．28%的学生认为“没有时间参加”。总体来看，针对动物医学专业开展的生态文明教育的实际效果不理想。
3动物医学专业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存在的问题
3．1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力度不够
生态文明教育重点是生态文明观的教育和普及。而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的动物医学研究已经扩展到了公共卫生事业、观赏动物医疗保健、食品卫生、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动物医学专业的大学生是推动我国畜牧业发展的骨干力量，进行生态文明观的教育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虽然国家和各高校加大了生态文明教育的宣传和投入力度，但是从调查结果(见图1)可以看出，很多学生对生态文明知识的认知不深，虽然知道相关概念，但详细地学习和研究不够深入，高校应拓宽渠道，向学生们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在调查中发现，通过网络渠道获取生态文明知识的学生比例超过50%(见图3)，这说明了网络在宣传上的广泛性和普及性，根据大学生对网络信息关注的特点，可以通过各种网络平台，普及和宣传生态文明知识。
3．2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环节薄弱
虽然各高校都在积极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绿色消费、环境保护的生态理念，但从调查结果(见图2)可以看出，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学生不愿意参加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至少有20%以上的学生参与的意愿不强，积极性不高，这说明学校在生态文明教育过程中忽视了实践环节。提高学生的生态意识，应当不仅停留在理论教学，而应当更加充分发挥实践对理论教学的促进和延伸作用，在实践中深化对生态文明教育的理论成果的理解，树立生态道德，养成文明习惯，提高生态文明素养。
3．3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平台缺乏
时间和机会对动物医学专业大学生生态文明实践活动的效果具有一定影响，高校为大学生提供的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的平台局限性很大。本次调查结果(见图5)表明，有37．24%的动物医学专业大学生认为参与“社会实践”最有效，有23．01%的大学生认为参与“环保社团”最有效。在参与生态文明实践活动的意愿调查中(见图2)，有74．27%的大学生希望利用假期实践活动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当中，也有58．57%的大学生喜欢在学习期间参与到生态文明实践活动中。开放式问卷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学生们普遍认为实践机会少，希望学校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在寒暑假期间，学生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可以将生态文明教育融入到寒暑期的社会实践中，让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在实践中收获真知。
3．4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组织有待加强
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的组织者策划活动的创新程度对活动效果起到决定性作用(见图6)。有超过30%的动物医学专业大学生认为“活动无创新”是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有近15%的学生选择“活动组织者能力弱”是主要问题。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高校策划的生态文明活动多而不够精细，没有创新，组织者筹备工作不完善等。另外，也会因为宣传不够到位，活动范围受局限，效果不理想。由此可见，想要生态文明实践活动有效开展，必须要全校各部门共同合作，将生态文明纳入日常管理工作中，精心策划，认真组织教育实践活动，使学生真正在活动中受益。
4加强动物医学专业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策略
4．1开展生态文明主题教育
有专家认为，当前资源与环境的矛盾问题日益突出，可持续发展已作为发展农牧业的一项基本战略，经济增长与环保并重必将成为新世纪中国畜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这也是对动物医学专业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意义所在。如何将这些思想植根于动物医学专业学生头脑中，是高校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高校可以制订符合动物医学专业学生实际情况的生态文明主题教育活动，在广大学生中传播生态文明观念。可以通过邀请知名的专家、学者对学生们进行生态文明主题、建设美丽中国专题的讲座［2］，同时辅助以实践活动，如环保社团活动、寒(暑)假社会实践、座谈会、交流会等，以多种渠道实施教育，把课堂上的枯燥说教转变为触动学生心灵的教育，帮助动物医学专业学生树立了良好的生态文明观念。
4．2增加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环节
未来我国畜牧业的生态发展，必将是由分散经营转变为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从人工劳动为主转变为以现代科技手段为主，这些都要求动物医学专业大学生必须掌握更多的实践经验，懂得更多的生态发展理念。通过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学生更多地倾向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社团活动等方式来参与生态文明教育活动。高校可以结合实际精心组织开展学生实践活动，利用专业实习、寒(暑)假社会实践、社团志愿服务机会，组织学生深入中小学校园、动(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街道社区和村镇等，开展社会环保调查、环境监测、环保宣传、资源节约调研、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增强学生体验，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同时应当大力支持生态文明类学生社团的建设，建立如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生态文明研究、植绿护绿等环保志愿服务类社团，在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重要节日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鼓励学生以亲身参与、真实体验的方式推广生态理念，给学生提供更多参与实践的机会。
4．3教学环节融入生态文明理念
目前，高校动物医学专业的就业前景正逐年向好，而且动物医学专业的就业范围也不再局限于畜牧业，已经扩展到了公共卫生事业、社会预防医学、伴侣动物及观赏动物医疗保健、食品卫生、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在动物医学专业的教学中，也应当实时增添适应新形势的教学内容，强化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意识，紧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使学生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同时要多形式、多层面、全方位宣传畜牧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意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畜牧业的良好氛围。
4．4科研工作结合生态文明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