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著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Wallersteined,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pp23-42
12.StateandMarket,pp23-32
13.S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byCMurphyandRTooze,Boulder:Col,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39-40
［关键词］知识经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影响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0）52-0166-02
1知识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1.1知识经济的发展引起国家实力的变化
科学技术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知识经济发展的好坏能够对国家的综合国力产生重要影响。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知识经济的产生与发展都为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广的发展空间,各国都通过发展知识经济来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因此,现今国际社会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之一便是其是否是经济大国,是否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势必会引起国家间政治力量的变化,进而改变国际政治格局。谁能掌握世界最新技术,谁就将赢得世界霸权。随着科学技术知识在国家经济实力中的作用不断地加强,并对政治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各国都把大力发展知识经济作为国家的重要目标之一。
1.2知识经济的发展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
随着发展知识经济的浪潮席卷全球,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已使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成为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经济体系的过程。知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从而促进了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经济实力是构成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物质基础,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会影响它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简单来说,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在某些地区,由于经济整合程度较高,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经济体系的形成,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该经济体系所在地域各国的政治联系。
政治格局多极化的经济基础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经济多极化的发展促进了政治多极化的发展。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建立一个多极化的政治格局,并积极推动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发展知识经济引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向,是促使其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方向发展。
1.3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现代战争的实质转变为经济实力的战争
知识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竞争,当今的战争再也不是过去人们认为简单的国防战争,一国的军事实力强弱就能决定是否能在战争中取胜,是否获得的利益就比付出的多,这些简单的观念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革命,各国所希望的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本国的国家目标,已经成为了可能。现代的战争更是经济实力的战争,因此哪国拥有当时世界先进的科技成果,那么必将左右着国家之间的竞争格局,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两大主题,这也是现今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而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2知识经济对国际经济的影响
2.1知识经济的发展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
在当今全球发展知识经济的浪潮之下,为了配合知识经济发展趋势的需要,各国经济生活中生产资料的分配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早已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地域,而是冲破了各个国家的界限,各国在发展本国经济时,需要获得更多来自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地域的生产资料和资源,并要求向海外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为丰富的经济资源以便进行更为合理的配置和更加有效的利用,同时这就推动了世界市场的产生与形成。世界市场的发展必须以知识经济作为基础和依托。因此,在发展知识经济的趋势下,各国原有经济活动的范围早已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世界市场的范围正在日益扩大；各国为了进行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正在不断增强各自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并且能够最大化地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全球市场范围内,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世界银行、国际经济组织等也都已成为了世界市场发展的推动力。
2.2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国际分工日益明确
知识经济的发展促使发达国家之间的行业内部分工变得越来越明确,而这些更深的分工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国际分工需要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形成经济上相互信赖的劳动分工,这是一国内的劳动分工向国际领域扩展的结果，由于知识经济与科技革命的发展所带动的新技术,使得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很少能单独全面开发新产品,因此必须进行产品零部件开发的国际合作,相对的优势就形成了产业内部的分工,以达到规模经济效益。劳动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变得更加清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工越来越明确。相对于原本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分工来说,知识经济的发展降低了生产原料的消耗,开发了更新更多样的能源,从而减轻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依赖。所以知识经济的发展,必将加快国际分工的进程,进而加速国际贸易的往来。
2.3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不同地域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
在发展知识经济的过程中,不同地域之间的原本就已存在的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短,反而正在逐步拉大,这主要体现在南北半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为了发展本国的知识经济,各国需要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这就需要国家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并投入大量的技术资金用于科研开发,发达国家往往在这一方面占有很大优势。
2.4知识经济的发展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向多极化发展
知识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新的技术革命,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个机遇也是个挑战,如果能够在机遇和挑战中不断创新和抓住机会,经济必当有所斩获,而如果没有抓住机遇,限于历史以及客观的因素,其经济发展速度必然减慢,经济实力必然下降。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发展知识经济,开展新技术革命,必然会进一步加强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打破目前的美日欧三极格局,使世界经济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3总结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一）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力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无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动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问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干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经济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问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离不开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间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
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经济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刀世纪挺进，自然引起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对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无疑将给经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提供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在因经济全球化而迅速推进的国际金融（包括国际货币体制与国际投资规则等）和国际贸易制度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存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总统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问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乙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完成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困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通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人“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问。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以及潜在的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
人们往往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干世界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的结构。实际L，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何况这次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相对来说需要较长的转换时间。
（四）
由于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的表现，一个尖锐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是否需要根本改变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
应当承认，近十年来，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之机，在世界上反复运用软、硬权力，大力构筑全球安全体系，强化在西方的领导地位，极力维护其霸权地位，科索沃战争的发动就是其典型的表现。
以历史和战略的视野审视现在和未来，多极格局虽未形成，多极化趋势却是历史大趋势。美国的战略构想与行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单极霸权是与世界发展所要求的多无化。多极化格局格格不入的。世界经济已经三极化，美国与欧、日的贸易战频发，欧、日要同美国分享权力，享受平等地位，美国经济也不可能永久持续高涨。我们决不能被美国的强势所迷惑。和平与发展确实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格局发展趋势业已到了紧要时刻，但是，美国霸权的一时之得势，并不能改变世界大势。科索沃战争并不表明“冷战后多极化进程加速发展”的战略判断有误或己经需要改变。它只说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进程是一个复杂与曲折的进程，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漫长的，单极的强烈反弹正说明多极化是历史大趋势。世界大势仍然是一个主题：和平与发展，两个趋势：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
对美国战略的内涵及其推行的客观可能性必须作出切实的评价。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力图在冷战后尤其是21世纪建立单极霸权，但是，美国建立霸权的主要途径并不是准备打大规模的世界战争，而是运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先发优势和制度化主导优势，确立经济霸权，进而推进军事、政治和文化霸权，其中包括主要对中小国家进行信息化的高科技战争，来达到霸权的目标。为此，美国必然抗衡多极化，尽力推迟多极化。可是，美国的雄心与实力构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美国的霸权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构成了另一对难以解开的矛盾。布热津斯基说得十分透彻，美国因缺乏公认的合法性而成不了世界警察，因缺乏偿债能力而成不了世界银行家，因自身不清白而成不了全球道德家。他在《大棋局》一书中声称，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美国不仅是第一个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到2022年美国GDP在全球的份额可能降至1一15％，而欧洲、中固和日本等大国的份额将上升到与美同差不多的水平。全球经济不…可能由某个单一实体所主宰，就象本世纪美国曾做到的那样。这显然将产生深远的军事和政治影响。他指出，民意调查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13％）赞成“美国作为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在解决国际间题方面继续担任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领袖”。压倒多数的美国人（74％）都赞同“美闰在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中做自己公平的一份”。此外，全球化对美国社会凝聚力既有促进作用也有减弱作用。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廉价商品、投资、及跨国犯罪，使美国社会更加多元化和世界化，更加崇尚享乐主义，更加腐败堕落，难以激发为高代价、高风险的世界霸权所必须的国内政治共识，在信息化时代，任何国际干预造成的低水平伤亡，都会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对。美国在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全球战略力量时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在科索沃危机中要绕过联合国并使用武力，也可以说明美国左右联合国和国际事务能力的下降。美国为了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为了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在其全球战略的设讨中，着力调整同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重点搞好与欧、日、中、俄的关系，承认它们的力量和作用，借重它们。这样，责任和权利的新分配就能应对多极化趋势，美国不仅能把欧日稳定在其战略体系之内，而且能把中俄吸引进广泛的国际机制之中，从容面对极有可能出现的“一代人”之后的尴尬局面：美国必须把自己的“主导地位”移交给共同承担政治责任的全球多极体系核心。因此，目前或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形成主要世界大国或集团间的完全敌对关系，换言之，不存在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基本条件。大国关系调整的客观后果之一是促进多极化发展趋势。总之，就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内涵和作用而言，优势中有困难，霸权中有合作，单极中有多极。
冷战后，欧盟大国几度想独自解决欧洲的热点问题，力有未逮，最终由美国出面收拾局面。这充分说明，欧盟大国仍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两者的战略目标和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欧洲从实际出发，采取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联盟的形式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发挥影响。但是，它们不是为美国战略效力的，它们的总体经济实力已略高于美国，它们的跨世纪战略是，推动欧盟不断扩大，确立欧盟东扩机制，在欧洲地区机制中增强自己的发言权，把以法德为主体的防务组织西欧联盟并进欧盟，加强欧洲军事联盟的力量，建成欧盟独立的防务体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使欧洲在北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逐步掌握欧洲事务的主导权，实现“大欧洲”的计划，同时深化欧盟的一体化，通过发行欧元，建立欧洲中央银行等，与美国争夺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领导权，在强化自重力和自主性的基础上，在国际上以“极化”战略来寻求建立大国间的均衡关系，把欧盟和中国的关系提高到欧美、欧加（拿大）、欧俄、欧日关系的水平，使欧中关系从美苏两极关系的派生性关系走向独立性关系，逐渐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真正的世界一极。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重新出现在欧洲中心地区，也使多极化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明确无误地显现出来。在1999年8月召开的法国第七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希拉克总统在反思科索沃战争时，继续倡导建立多极化世界。他指出，只有在欧洲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实体后，才能建立起多极世界的体系。在这方面，欧元已经使欧洲跨出了“决定性一步”，而当务之急是开始欧洲建设的“第二大工程”——欧洲的共同防务，以便“共同在安全和外交方面分担责任”。他同时表示，“法国不接受一个地区性组织把自己当作一个‘参战联盟’，到处出面，包揽一切”，而所谓“世界宪兵”的角色，只能由联合国和安理会“授予”。〈世界报〉在报道希拉克讲话时用了这样的大标题：“希拉克勾勒法国抵制‘单极世界’的主线”。
1996年以来，日美关系重新定位，通过了两国防卫合作新指针，日本乘机把防卫范围扩大到“周边地区”，一再声称有权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不断提升武器装备，它们拥有的侦察卫星、空中加油机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已经远远超出最低限度的自卫需求。日本向海外派兵以及启动和平宪法的修改表明，“放弃战争”、“不保持军事力量”、“专守防卫”和“不承认集体自卫权”等原则将发生重大变动，再加上努力作出“国际贡献”，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种种迹象说明，日本正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力求成为政治大国。在未来5全10年内，日本走出经济低迷状态，就会加速向世界大国冲刺。
俄罗斯虽然在经济上已跌至谷底，仍不放弃“大国复兴”的雄心，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不断进逼中，步步为营，节节抵抗，以灵活多变的策略周旋于大国之间，以推进多极化和利用欧美间的缝隙，来寻求俄罗斯作为大国的生存空间。目前，俄罗斯仍旧是一个军事和文化大国，仍保有重大的政治影响，以历史的眼光观之，它具有大国意识和大国资源，有良好的教育与科技基础，一旦政治稳定、经济理顺之后，假以时日便能重振大国雄风。英国国际经济问题资深专栏作家哈米什喳克雷断言，“俄罗斯经济起飞的人力、物质和组织资源已万事俱备，因此，在今后25年内的某一时刻，这些资源将保证起飞成功。合理的猜测只能是，在2010年和2022年期间，俄罗斯将再次成为经济大国。无论现在和将来俄罗斯都是积极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国家。1999年8月31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强凋，国际社会在进人则世纪之际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巩固的多极世界。他指出，建立巩固的多极世界是人类应对前途作出的战略选择。多极世界应以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为基础，同时考虑到全球所有国家的利益。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在这一领域已提山一些重要倡议，目的是在民主基础上发展国际关系，加强全球稳定和安全，提高联合国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处在改革开放和加速发展中的大网，全世界对于它将成为世界大国并无异议，只是对所需时间的估计有所不同。中国坚持国家根本利益，坚持长期发展目标，坚持自己的既定战略，在国际上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反对霸权，广结善缘，在发展综合国力的基础上，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是最坚定地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国家。
前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的简要回顾
原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提出的经济长波理论，把经济长波分为上升期和下降期两个阶段，每一阶段分别为2030年。尽管此后长波理论各学派对经济长波不同阶段的划分及其作用有不同的观点，但从18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四次经济长波中我们可以发现历次经济长波上升期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一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出现在1795至1825年。在此次上升期中，发端于英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基础技术创新，推动了纺织和运输等新兴产业的出现，在这些新兴产业中纺织业增长最快，成为当时最为成熟的产业。由于生产力变革首先发生于英国，英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并迅速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
第二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出现在1850至1873年。冶金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当时的英国率先进入钢铁时代，钢铁制造业的比重大幅攀升，成为推动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行业。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进一步调整，产业现代化运动在世界许多国家兴起，一些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先后实现了经济起飞，在这次上升期中美国是最大的受益国，其经济实力接近并超过英国，世界经济重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世界经济格局也由此发生重大转变。
第三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出现在1890至1913年。电气、汽车制造等技术的创新不仅使电气、汽车和化学工业快速发展，而且也推动了工业化国家产业的升级，并最终把汽车工业培育成当时的主要产业。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企业组织形式发生改变，垄断财团成为当时企业主要的组织形式，垄断财团的出现标志西方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美国最早进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下，特别是随着技术和产业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的转移，加拿大、日本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也进入资本主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时期。
第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发生在1945至1973年。这一时期科技创新来源于更多的领域，电子计算机、生物、航天和新材料等领域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促进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产品向“高、精、尖”和“轻、小、薄”方向发展。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相继进入国家垄断时，世界经济重心也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日、欧”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初步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走上经济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同时，根据此次经济长波上升期世界经济的发展特点，适时地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尽管在历次经济长波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进入上升期的起点不尽相同，但那些在经济长波中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能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条件，适时地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只有那些对本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适时调整的国家，才能抓住技术国际移转、产业结构空间布局重新调整的机遇，加快本国生产组织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从而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历次经济长波中只有少数国家才能利用经济长波中的有利国际经济环境推动本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正逐步形成
尽管学术界对第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终点和第五次经济长波起点的时间尚有争议，但我们认为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应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也就是说21世纪头20年是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
第一，从世界经济增长变化的时间来看，20世纪90年代末应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世界经济自1973年以来遭遇一系列事件，如经济“滞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集团解体等的冲击后，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停滞、80年代的低速经济增长和9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低速增长的时间已持续20多年，这个时间数字和长波下降期的时间数字基本相符，过去的20多年可以认为是第四次经济长波的下降期。但随着美国“新经济”的出现，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逐渐好转，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应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期，即第五次经济长波的起始时期。
第二，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一系列改变，为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基础技术创新，导致了一大批新兴产业部门的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国际转移的速度日益加快，与之相适应，企业组织形式也发生重大变化，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等跨国垄断集团成为企业生产组织和管理的重要形式。跨国垄断集团的产生使西方国家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基础技术创新“领头羊”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经济霸权”，并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依托，以全球为资源、生产和销售地点，进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从而推动长达近120个月的“新经济”增长，引发了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逐步改善，为技术和产业的国际转移带动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推行，国际经济交往的壁垒不断撤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日渐完善，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制度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协调制度的健全为经济长波的国际传递，特别是技术的国际转移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提供了条件，也为其他国家利用技术的国际转移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重新调整机遇来发展经济提供了基础。
第四，从世界经济增长的现实和趋势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已初现端倪。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6年到2000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分别为4.1%，4.3%，4.6%，5%和4.7%，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长相对平缓的时期。虽然2001年世界经济出现了“增长性衰退”，增长率为2.2%，但2002年世界经济又有所恢复，增长率达到2.8%，2003年经济增长达到3.8%，2004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上升到4.1%，世界银行认为2004至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可望达到3.2%，以上这些数据表明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已在逐步形成。
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
21世纪头20年既是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新技术的产业化和技术国际转移的加速，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的空间布局将会重新调整，这些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第一，为我国引进技术和大力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新机遇。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处于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基础技术创新主要表现在智能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技术首先在一国发明和应用，但随着技术产业化的成熟和产品的标准化，这些技术逐步通过国际技术贸易或国际投资转移到其他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为我国充分利用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
第二，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换代提供了有利时机。当技术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发展成熟而行业利润不断下降时，这些国家为了保持行业的高利润就会进行产业国际转移，在世界范围内对产业空间布局进行重新调整。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世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对我国国内企业利用本土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过程或生产环节，提高我国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提供了契机。
第三，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示范作用。在历次经济长波中一些国家之所以能抓住上升期所提供的机遇，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能在生产关系上作出适当的调整，从而保持新生产力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这次经济长波上升期中，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与调整，对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组织（如公司治理结构）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第四，为我国进一步利用经济长波上升期所导致的世界经济重心转移而带来的区位优势提供了机遇。20世纪80年代亚太地区就进入了经济持续高涨时期，尤其近年来亚洲经济发展中“中国因素”凸现，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也是世界经济中持续增长的国家之一。随着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的出现，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的逐渐转移，为我国进一步在亚太地区发挥区位优势以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如何紧紧抓住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这一重要机遇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社会全面发展。在现有基础上要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在21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紧紧抓住我国面临的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这一重要战略机遇。
首先，要抓住本次经济长波中技术国际转移的机遇，根据世界科技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加大对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积极促进科学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特别是把国外技术引进与我国生产技术开发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我国新兴生产力，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其次，要抓住本次经济长波中产业国际转移的机遇，根据世界产业的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我国产业发展战略，在大力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同时，积极推进我国现有产业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特别是要把我国利用外资方式的战略性调整与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成果来改造和提升我国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
关键词：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和平发展
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主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斗争弱化，经济竞争加剧，多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形成的国际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打破了战后西方以现代化为研究对象形成的主流学派经典现代化理论与非主流学派依附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具有融合性的特征。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更需要中国。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为中国的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新视角，因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世界体系的形成、结构和发展
世界体系论是以“世界体系”为研究单位，而不是像现代化理论以单个“国家”和“社会”为单位，来研究和比较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现代化进程。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1]
世界体系是建立在以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资本积累是它的首要目标。它最基本的特征是：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因而，沃勒斯坦有时把世界体系称为世界经济体系。“因为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而加强的，并且终于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而加强的。”[1]沃勒斯坦有时也把它称为“历史资本主义”，因为这个体系本身是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着的。
世界体系形成于“延长的16世纪（1450—1640）”，开始是以西北欧为中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体系是建立在两个主要结构上：“‘世界’范围分工和某些地区的国家官僚机器。”[1]即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另一方面，世界体系是以独立国家的形成以及国家体系的出现为前提，这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以前具有单一政治结构的世界帝国之间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内孤立地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它由中心区、边缘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区三个组成部分联接而成的一个整体结构。三个不同的组成区域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而这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由资本积累、技术以及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中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指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
世界体系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无休止的变动之中，它的边界范围由小到大。在扩张过程中，各经济角色及其地域分布也发生变化，有正向变化，即某些边缘区可能上升为半边缘区，某些半边缘区可能上升为中心区。也会有逆向变化。即某些经济角色的地位可能下降。中心区也会扩大和转移。中心区各强国中，往往会出现实力超过其他中心列强的霸权国家。“问题在于，称霸是短暂的。一个国家一旦成为真正的霸权国，它也就开始衰落。”[1]由此引发整个世界格局的一系列巨变。
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始终充满着压迫、剥削和不平等，各区域内部以及他们相互之间都充满了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同时，这个体系还总是经历着由扩张引起的供过于求的“过剩”危机，出现一次次的周期性振荡。虽然这个体系本身具有自我调节机制，但是，由于它本身固有的不平等和由此引起的各种紧张关系始终不能消除，致使它如今已经进入到“混乱的告终”时期，势必要由一种具有更高生产效率和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新的世界体系取代。并设想一个能保持高水平的生产率，并能够改变分配制度的“社会主义世界政府”的世界体系的可能形式。“当21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让位于后继的体系时，我们将看看这后继体系是否更平等。我们不能预测它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1]
二、世界体系的经济发展周期和趋向、多民族国家体系及多元文化体系
（一）经济发展周期和趋向
由于世界体系是建立在无休止资本积累基础之上的，因此，它是通过周期性的方式来运行的。周期和趋向是世界体系论者关心的一个重点。
周期就是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有规律的扩展和收缩的过程。通过对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分析，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的整体发展规律：周期性节律和长期性趋势。
周期性节律是世界经济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内在矛盾所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收缩周期性循环。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在世界体系的历史中，有两种主要的经济周期，一种是康德拉捷耶夫周期（50—60），一是比康德拉捷耶夫更长的周期，他称为“特长周期”（200—300）。如果说劳动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心、边缘、半边缘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空间表现，那么，周期和趋向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时间上的表现。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的长波平均50年重复一次，每一周期的停滞期都给世界体系中生产格局的重组提供了机会和动力，并为下一周期的扩张作准备。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特长周期’的出现都与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新的经济制度的创新（诸如新的贸易方式、新的金融体制的出现）密切相关”，而这些新的经济制度一般都是一个强的核心国家强加于世界体系之中，这样一来，在世界体系论者眼里，“特长周期”与“霸权兴衰的周期”密切相关。”而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是霸权国家主要取决于它在生产、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优势。周期性节律不仅使世界经济体系内部发生相对的位置变动，而且也提供了世界体系长期发展趋势的基本动力。
同时，沃勒斯坦认为，虽然世界体系具有自我调节机制，这使得它能在500年间渡过一次次的危机，不断巩固和完善，然而，它本身固有的不平等和由此引起的各种紧张关系始终不能消除，在深度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容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达到极限后最终将自行消亡。如今已进入“混乱的告终”。
（二）等级化的多民族国家体系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上的一个独特的特点就是多重国家并存，国家和国家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独特的产物。（世界帝国只存在一个单一的政治结构）这种多重政治体系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发展起关键作用。
世界体系论认为，国家自从产生以来就一直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因为所有的国家从其一开始就存在于国家体系中。国家是被创造出来的制度，这种制度反映了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阶级的力量的需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即三重结构：核心区、边缘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区相对应，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政治特征的国家体系也存在着二重结构：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或强国和弱国。转贴于
沃勒斯坦认为，在国家体系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两重过程：一是核心区的“中心化”过程，即在世界经济中，国家在几个地区不断地垄断商品，利用国家机器使其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利润最大化，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为“核心国家”，核心国家之间通过相互之间的斗争，出现了“霸权”国家；另一个过程是在边缘区发生的“边缘化过程”，即国家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利用不太先进的技术以及过多的劳动力，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为“边缘国家”。与这种经济两极化过程相对应的是政治两极化，即在核心区出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区出现了弱国。帝国主义的过程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的“不等价交换”的经济过程所导致的。
沃勒斯坦指出，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经济上存在着不等价变换，造成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上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富国和穷国以及强国和弱国之间的矛盾，因此，反体系运动不断就成为必然。关于反体系运动，沃勒斯坦认为，尽管反体系运动在20世纪得到了加强，并且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目前阶段的政治，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反体系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要走到它的尽头。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框架内，资本积累贯穿整个体系。“国家结构的变化只能改变积累的政治，并不能终结资本积累。”[2]
那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未来如何呢？在这里，世界体系论者接受了马克思和熊彼特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其衰退或灭亡不是因为它的困难而导致，而是因为它的成功而导致。”[2]
（三）多元而趋同的文化体系
在沃勒斯坦看来，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文化上的体现，即所谓的世界文化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放在连续的历史体系中考察，才能对这个问题有真正的认识，提出了“连续历史体系模式”。
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文化其实一直是朝着多样性和多方向性发展的。但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后，便出现了一些强制性的向心力量来限制文化的发展并组织文化的发展，而所谓“世界文化”就是在这些强制性向心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因而，产生于16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来也是一种特殊的文明，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向全球的扩展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征服，这种由西欧核心区国家创造的“特殊的文明”逐渐普遍化，并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尤其是当这种文明是以追求科学为其特征，通过容易观察到的形式，诸如语言、宗教、习俗及通过其他形式，包括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特别是通过哲学和科学/社会科学的范式来实现的。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文明上的表现。而对于那些在边缘地区的国家，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边缘地区，所以，对于核心区创造的这种文明是很难作出有效反应的。他们往往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拒绝接受，很难享受到科学这种文明给世界带来的益处。边缘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在文明上走的是一条Z的道路。
因此，沃勒斯坦认为，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就一直存在着创造世界文化(普遍的价值现)和有计划的文化抵制的矛盾。那些政治上和经济上强大的国家不断地创造市场，以此来推行他们认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力图使之成为世界文化；而那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弱小的国家则通过政治计划来进行文化上的抵制，因为文化抵制本身就是政治抵制的一个部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沃勒斯坦指出，定义一种文化实际上是定义一种界线，从本质上讲，这种界线是压迫的政治界线，以及反抗压迫的政治界线。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文化创造的悖论(世界文化还是民族文化，民族国家文化还是少数道德群体文化)就一直存在。民族国家在这种矛盾中起着一种非常矛盾的作用：“一方面，民族国家利用它的力量来创造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一直在创造文化的统一性。”[2]
关于未来文明的走向，沃勒斯坦设想可以构建一个相对和平民主的世界体系。而要建立这样的体系首要的是要了解什么是最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最需要的，以及如何使得这些最需要的变成最可能实现的。沃勒斯坦认为，关于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这决不是单个个人所能达到的，而只有社会实践才能达到。这种社会实践更多地在于反体系运动，而不在于国家机器、经济领域或文化——意识形态领域。”[2]
三、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最主要的理论特征是它的融合性。它借用了依附论的中心—边缘模型和外因论分析，又从现代化理论中吸取了一定的内因论发展观。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半边缘地区。如果说依附论是静态的，那么沃勒斯坦通过加入“半边缘”这个变量把它变成动态的了。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变，中心和的结构就不变，但具体哪个国家在核心区或边缘区，那是可变的，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资本积累。
同时，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具有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的矛盾态度上：一方面，他比以往任何左派理论家都更激进、更彻底地否定资本主义，甚至将资本主义体系抽象为一个单纯的剥削机器；另一方面，他又迂回曲折地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有历史必然性。正是这种认识最终将沃勒斯坦推向了矛盾与悲观主义的理论困境。
尽管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有它的局限性，但它却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新视角，对中国的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世界大国，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如何利用世界经济体系使本国经济得到持续高速发展。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日益增强。“向世界经济体的融入，必然意味着政治结构嵌入国际体系之中。”[3]随着各国经济的依存性的增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彼此取长补短，在互利的基础上协调合作共同发展，从而使世界从一个个孤立的地域国家走向国际化的社会。在此过程中，一些共性的东西逐渐普及和推广，并成为全球通用的标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建立在对外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及国内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二者的良性互动。对外，中国的和平发展首先应建立在对现存的国际秩序规则的遵守上，即在不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前提下，选择一条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世界市场，来壮大国家实力的和平发展道路。而中国的未来则在于通过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来谋求更大的发展。因为，毕竟今日世界经济体系的规则主要是发达国家制定的，这些规则因而大多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这一对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是以国内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为内在要求的。在文化上，我们还要采取积极开放的态度，学习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消除传统文化中消极保守的因素，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同时还要通过与世界不同文化交流、对话，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增强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对内对外发展战略的良性互动、对文化的高度重视以及积极参与国际活动，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期待：以科学发展观的视野去瞻顾未来，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和平发展战略将会成为以人为本的人类在未来国家建设中，体现国家执政思想和执政意志，熔铸东西方文明的智慧选择！”[4]希望中国的发展能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460.
[2]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76-224.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所以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元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系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1]，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间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惟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间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的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21世纪挺进，自然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给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在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2-P279]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时，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3-P24-P25]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完成
人们往往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于世界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的结构。实际上，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何况这次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相对来说需要较长的转换时间。
在这一漫长的过渡时期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任务是保证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核心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路径和机制确保向多极格局过渡的和平实现。核威慑下的格局转换具有冷和平的起点，仅仅有这一点是非常不够的。格局和平转移的热和平方式是目前学者们十分关注的。
热和平转移方式，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和平方式，应综合考虑国力、制度和认同三大因素在影响格局转移中的作用。格局转移是国力竞争、制度竞争、认同竞争的综合竞争的过程。
综合国力竞争是最古老的竞争，也是基础性的竞争，这种竞争决定了全球层次上的结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西方大国的国力竞争主要表现为权力竞争、霸权争夺，没有对权力的追求就没有对权力结构的争夺，也就无所谓格局转移过程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了。如果过于专注于这种权力竞争，冲突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很大。应当使这种恶性竞争回归到正常竞争，即相互攀比、相互争胜、相互追赶、相互超越，抑制其转化为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从目前的综合国力竞争态势来看，一方面竞争正在加速向经济与高科技转移。全方位的经济、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建立以高科技为龙头、经济力为基础、政治与外交为保障、军事力为后盾、政府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大国综合国力发展有趋于均衡化的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国力竞争重点的转移，以及大国国力的均衡化，有利于格局的和平转换。此外，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兴起的大国，也打破了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她并不扮演以追逐霸权为目标的挑战国的角色，而是以和平手段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如果我们很明智地把注意力引向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那么这两种竞争和磨合会大大削弱大国对国力竞争的过度关注，它们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减少对立大国间的威胁意识。换言之，制度和认同在软化安全竞争方面举足轻重。因此，解释世界格局和平过渡问题，就必须研究在何种条件下对立大国能够相互间建立起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形象、共识与信任，从而有利于共筑彼此间可以接受的世界秩序与制度的问题。
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导致世界格局和平转移。
第一，对立大国经过长期的战略克制和相互调整，最终将对方视为具有良好形象的国家，这个互构过程的主要目的是双方不再把对方视为威胁。因此，国家特征的观念转化与认同，是世界格局和平转移的中心环节。促使两者形成相互间的良好形象的办法有三个方面:一是存在着全局或局部的多种共同外部威胁;二是从战略高度出发，不断开发出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三是求同存异，对歧见进行开诚布公的机制性磋商，克制、大度和不强加于人，这大大有助于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良好形象。
第二，大国尤其是对立大国成功地就国际新秩序基本达成一致，使之与新的多极化的国际形势相适应。这对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极为重要。和平转移不仅仅取决于出现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更取决于这个秩序形成与维持的民主方式。如果秩序是一方强加于人的，它就不能长久。真正的和平转移须是各方合作和满意的结果，而不是相互威慑和威胁的结果。最关键的是美国明智地承认其霸权的终结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与其他大国就多极化达成共识，放弃对国际空间的垄断，代之以共享，并就国际秩序和安全管理的规则制定取得一致:如在何种情势下、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国际干预特别是使用武力是合理且合法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如何规范等。
第三，必须使达成的世界秩序合法化。合法性也是世界格局真正和平转移与否的重要因素。秩序来自对行为规范和治理制度达成的一致。合法性能强化全球范围内对世界秩序的认同，因而也就能使这些规范和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基础，更加富有持久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叶自成.对多极化格局的几点思考[J].国际政治研究，1999，(1)
［关键词］新兴经济体;世界经济格局;中国定位
［中图分类号］F11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4-0036-02
一、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新兴经济体
所谓世界经济格局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力量对比及其相互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结构或框架。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战后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是“两极”格局，即美国和前苏联各占一极。前苏联的解体，使“两极”格局彻底崩溃。第二次，即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是“一超多强”，即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和多个世界经济大国（包括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并存的格局。从本质上讲，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不是决策型的霸权，即以命令式或独裁式的方法对其它国家拥有绝对的指挥权，而是一种博弈型的霸权，即建立在与列强博弈，或讨价还价基础上的霸权。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遭到了有史以来巨大冲击，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各种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但是，这次危机并没有令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近年来，美、日、欧经济依然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一点不容否认。但新兴经济体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断攀升，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研究数据显示，新兴市场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占全球的50%，贸易量占40%，外汇储备占70%。有关研究世界经济的专家指出：随着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将持续向新兴经济体转移。
关于新兴经济体，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只是笼统地将新兴经济体分成前后两个梯队：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也称“金砖四国”，为第一梯队；墨西哥、韩国、南非、波兰、土耳其、埃及等“新钻”国家，为第二梯队。
新兴经济体的构成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近年来这些国家的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都保持了高速稳定的发展，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和认可。在经济上，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逐步缩小，作为世界经济中一股强大的力量，正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着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一是经济总量增大。经过1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目前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已达43.7%（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预计到2013年该数字将上升为50.2%。截至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九国GDP总量占全球比重已从2000年的11%升至16%以上，与西方七国同期从77%降到56%以下相比，扩展与萎缩对比鲜明。
二是经济拉动力增强。世界经济增幅的约80%以上来自新兴经济体，全球石油金属消费增幅的90%和粮食消费增幅的80%都依赖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拉动，两者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75%，“金砖四国”更是贡献了约50%的世界经济增幅。
三是国际竞争力提高。连续近10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度国际竞争力排名显示：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印尼等国的位次每年都在前移。在西欧并购案中，新兴经济体并购次数和金额均呈逐年增长态势。新兴经济体实体工业的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
2010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中国经济中期增长取决于是否能够对增长驱动力进行再平衡，即更多的增长应来自国内，而不是依靠外部需求。报告预计2011年，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将增长9.2%和7.9%。印度经济2011年将增长8.4%。巴西2011年经济增速预计为4.1%。东欧新兴经济体2011年预计将增长3.1%。俄罗斯经济2011年将增长4.3%。
二、新兴经济体对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一）新兴经济体对地区经济格局的影响
有相当数量的新兴经济体成员互为邻国，在亚洲、美洲的一些地区，新兴经济体呈现块状分布，彼此的经济贸易往来频繁而紧密，互补性强。
一是地区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在东南亚和南美地区，以新兴经济体为主力的区域合作蓬勃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得到了实质性推进。1967年由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尼和菲律宾五国创建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目前成员国数量已扩大一倍，成为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在南美洲，2004年诞生的南美国家共同体，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为紧密层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平台——南美洲国家联盟成长速度很快，有蔓延之势。
二是地区经济环境和平稳定。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发展，亟需和平稳定的环境，协同维护周边和区域内安全秩序成为新兴经济体发展的积极因素。在亚欧大陆，由中、俄、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长期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进行反恐合作。在南美洲，殖民统治的烙印和大国纷争，给该地区留下了政见不和、领土纷争和战乱频发等“旧伤”，影响当地经济发展。有鉴于此，在巴西等国的倡议下，成立了南美洲国家防务理事会，由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等国组成，对避免新冲突的发生和塑造稳定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意义深远。
（二）新兴经济体对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一是挑战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受新兴经济体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减小，由绝对优势向相对优势转变。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日益得到首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遭到质疑，使得其长期作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进程倡导者、推动者的形象受损。一直以来雄踞世界经济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受到了来自新兴经济体的顽强挑战。
二是推动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变革。众多新兴大国参与20国集团峰会，因而备受瞩目，“金砖四国”财长就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联合发表一揽子方案，展现了新兴经济体推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变革的强烈愿望，会议作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发特别提款权的决定，被认为是认同了新兴经济体的关切。实际上，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运行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在上升。
三、中国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当中的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新兴经济体之一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类似“中国模式论”、“中美共治论”、“中国”等各种各样的言论脱颖而出，不绝于耳，“捧杀性”言论和“指责性”言论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大多都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当中，中国的定位，首先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与主要发达国家在综合竞争力、经济增长质量、科技创新、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
一是理智地处理好与大国间的相互关系。今后中国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软硬约束”。“硬约束”是指逼迫人民币升值、提高关税、限制某些产品的进出口等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措施。“软约束”是指炮制“中国制造威胁”、“人权”等问题牵制中国，通常以媒体为先导，捏造一些貌似合理的理由，甚至以局部民意为名，达到分散中国发展经济的注意力、增加中国经济运行成本的目的。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不畏浮云遮望眼，要一心一意谋求发展，入木三分地认清本质。
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软硬约束”，要理智地处理好与中美、中欧、中日和中俄等大国间的关系，核心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由于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的差异，要建立全方位的互信至少在短期内是奢望的，但不能建立互信不等于不能建立互惠，利益的双赢也可以促使两国加强合作，谋求各取所需的经济利益。中美两国在经济上高度依赖，即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美国也需要中国的产品和资金，互为贸易伙伴，这为两国建立长期的互惠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实现社会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成就巨大，但是经济不可持续性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经济发展环境不够宽松，贫富差距已超越社会大多数人可接受的限度，且这种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社会各种矛盾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实现社会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让改革成果得到广大人民即全社会公平合理的分享，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进人民的福祉，让社会成员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和宽容非主流的发展模式，以平和的心态看待，抓主流，看基本，放眼大方向。
三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科学、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问题，虽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但主要的症结在于缺乏配套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体制改革不到位、深层次问题没有有效涉及，缺乏预见性，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领域的改革还严重滞后。
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通过改革来解决。不打破改革的障碍机制，只会使改革半途而废。在当前，要特别注意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在经济领域，要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的改革，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合格市场主体。深化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机制改革，增强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力和能力，包括自负盈亏的约束力。通过深化行政、财税、金融、资源和价格等领域的改革，注意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有机统一，真正使全社会各阶层公平享有经济发展的机会和改革的成果，把全社会的贫富差距控制在广大人民群众可接受的限度内，使差距成为市场主体自我发展的动力，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能够得到弥合。此外，还要进行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紧紧抓住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良好契机，不断解放思想，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王炳春: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及中国的定位［参考文献］
［1］［美］温迪·道伯森．亚洲新势力——2030:世界经济重心转移［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2］何海峰．2011年中国经济展望：征途待启与变中求稳［J］．农村金融研究，2011．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长
2009年4月16日，国家统计局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65，7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比上年同期回落4.5个百分点。同时，CPI和PPI双双呈现负增长。中国2009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是目前国内外关注的重点。对于世界其他各国来说，中国经济的变动不仅实际影响着处于衰退的世界经济整体，更影响着各国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信心；对于中国来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显示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一、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自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经济预测都不断调低各国经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总体将下降0.5％到1.5％，其中发达国家将下降3％到3.5％。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世界经济将下降1.6％，世界贸易量将下降9％，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被看作是20世纪以来能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相比的大衰退，在许多方面其程度甚至更为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报告曾指出，近代以来一般经济衰退会持续12个月，随之出现的是至少持续5年的强劲反弹，但当前的形势却非常“罕见”，它很可能带来一个特别长和特别深的经济萎缩期，使衰退期持续两年的时间。大部分发达国家要在2010年才能出现复苏，而且其复苏过程还将是缓慢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有可能最先走出经济困境的国家，中国经济较早回升将影响世界经济较早走出衰退。
中国一季度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3.5％、5.3％和7.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1.3个百分点，1.2月，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37.3％。一季度GDP增长6.1％，比上一季度的6.8％又有所下降。而2008年全年GDP增长为9％。可以明显看出，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多数国家进入衰退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长下降明显。
不过，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6％(3月份增长30.3％)，加快2.7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4％，加快11.1个百分点。这表明，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已开始表现出来，投资力度大干上年同期，尤其是在农村方面增长特别明显。固定资产投资的效应至少在下半年发挥出来，使GDP增长步伐加快。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5％，其中3月份同比增长15.9％，同比加快3.6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中，家具类同比增长24.1％，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20.2％，汽车类增长11.1％。这表明，中国的社会消费仍然保持着稳定上升的状态。
一季度CPI同比下降0.6％，PPI同比下降4.6％。而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4.9％，其中出口下降19.7％，进口下降30.9％，顺差同比增加209亿美元。可以看出，与世界经济衰退同步，CPI、PPI双双下降，进出口下降极为明显，中国经济下降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造成的，这种影响还在持续。
对于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国外媒体多给予了比较积极的评论。国外分析人士认为，消费者能否保持消费，私人部门是否开始投资是经济是否开始获得前进动力的两个关键，中国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虽然是10年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但从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来看，中国可能已经度过了最糟糕的时刻。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在2009年下半年更明显地显示其效果，或许带来至少两个季度的投资增长势头。不过，中国经济复苏是否能持续也受到一些质疑。比如有的分析指出，在近些年中国GDP增长中，外需的贡献占较大比重，甚至超过30％，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状况下，中国的经济复苏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从较大程度上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更多依靠内需的模式是重要的，但也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中国国内对中国经济状况有许多评估。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衰退，只是增长速度放缓，下行压力大。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处在上升的大周期，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将帮助中国走上健康之路，人们评估，中国经济现时遇到的问题是，主要来自外部需求急剧收缩的冲击，导致经济减速，企业经营困难，失业增加，从而使经济结构性矛盾凸现。政府推出一揽子的刺激经济计划，最主要最直接的目标，是扭转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并力求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全面提升各种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水平，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具有信心的。国务院4月15日常务会议下达了第三批中央投资，认为目前有30％的计划投资进入了经济，其余70％的投入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国内舆论认为，中国有足够的空间和能力推动经济走出低谷。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中国经济在目前面临的形势与2008年年中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08年7、8月时，国家提出的宏观调控任务是“一保一控”，即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首要任务。在中国经济连年以两位数增长的形式下，人们已注意到经济增长有“过热”的倾向。因而国家已连续两年采取各种措施控制投资、出口，人民币对美元实际升值接近30％。2007年GDP增长11.7％，2008年上半年已降为10.4％。在2008年上半年，物价上涨曾成为关注的重心，外汇储备迅速增多，许多人热烈议论的是房地产以及其他资产的“泡沫”。那个时候，许多人还认为粮食价格、石油价格等至少在几年之内都会保持在高位运行。但是，2008年下半年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引发，然后扩展到其他国家。最初，人们还认为危机会控制在金融领域，可能很快被克服，但危机不断扩展，并使各国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物价形势完全逆转。2009年的形势对中国来说，已不再是放缓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而成为如何避免经济进一步下滑，力争经济增长“保八”的目标了。这种经济发展的变动表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经济发展从1949年以来，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的变迁来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大体上说，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逐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时期。在1949年，中国的近代工业仅占全部经济的10％，中国还是一个农业人口占90％的贫穷国家，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强国，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以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借助国家的力量，有计划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农业的积累和支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78年，乡村人口从1949年的90％左右下降为82％。1978年工业产值4，237亿元，其中重工业为2，411亿元，占56.9％，轻工业为1，826亿元，占43.1％。中国不仅有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还在尖端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人造卫星。在这个时期，主要由于外国的封锁，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处于“半封闭”状态，对外贸易即使在1978年有所发展之后也仅占同期世界贸易额的0.78％。但是，这个时期建立起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
从20世纪B0年代到20世纪末，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传统的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初期，起到了迅速聚集全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在转变生产关系、建立新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提高经济资源效率等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渐暴露出更多的缺陷和不足。中国从80年代开始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在80年代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局面逐渐形成，价格体制进行了改革，并在90年代期间，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时期，通过对外开放，中国经济显示出发展的活力，已有的现代工业体系获得不断的发展、提升、扩展，国民经济结构向现代化方向迅速转化。中国在1964年三届人大上提出中国“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任务，当时提出“两步走”：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蓝图在1975年四届人大上重提，计划在1980年以前完成第一步，并在20世纪内完成第二步。实际上，1978年时，第一个目标已基本完成，而第二个目标则成为中国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在1992年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被具体化为实现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0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人均国民收入达到800美元。这20年又分为前、后10年，前10年打好基础，后10年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2000年中国GDP达到89，403.6亿元，按不变价格，比得1978年增长近6倍，在世界排名第六，中国人均收入7，078元，居民整体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巨大的，1978年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28.1％、48.2％和21.4％，1998年分别为18％、49.2％和32.8％，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也分别从70.5％、18.3％和13％转变为49.8％、23.5％和26.7％。中国对外贸易状况反映着中国经济开放的发展。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1990年为1，155亿美元，2000年达到4，743亿美元。2000年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4％，进口额占世界进口额3.9％，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4.6％提高到2000年的23％。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这个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相联系的，在这一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之后，中国经济才有条件，也必然与世界经济发生更密切的关系。
从21世纪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发展战略的第三步，即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与世界经济发生更为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发展及其运行周期是在与世界经济基本隔绝的条件下发生、演变的。即使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及其运行周期也受世界经济变动影响相对较小。但进入21世纪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种条件开始发生变化了。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已在感受外来经济震荡的巨大影响，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已实际造成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冲击。这是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与世界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使中国在90年代后期发展为“世界工厂”，与东亚、东盟、欧盟、美国、澳大利亚、非洲等各地区、国家结成了程度不同的经济与贸易关系，甚至形成由中美贸易连接的某种经济关系体。中国的对外贸易在21世纪以来更获飞速发展，2004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548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2.4倍。近几年来，对外贸易以两位数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30％以上。很明显，世界经济的兴衰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正是认识到了这种情况的变化，在2008年上半年以前，中国政府关注的是抑制经济的“过热”，并采取措施促进国民经济结构、出口结构的转变。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对外贸易局势剧变，并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政府不得不转而采取一系列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干预措施。而这种情况也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常态”。
三、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期走向
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这样一个基本状况：中国虽然在GDP总量上已占世界第三位，近年之内将会超过日本占世界第二位，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还会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但即使是这样，中国在21世纪中叶以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人均国民收入还很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40％左右，按每年城镇人口增加1个百分点计算，到2030年，才可能达到60％以上，使城镇人口达70％甚至80％以上，即到21世纪中叶，才能讲中国最终完成了现代化。而且，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在今后要在世界经济总体的发展演变中进行，在与世界经济总体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融合中，世界会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国，中国也将越来越多地影响世界。这个基本状况决定了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期走向。
不过，中国完成现代化第三步的基础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曾经历这样一种历程：在建立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时，经济发展严重缺乏建设所需资金，建设资金主要靠来自农业的积累以及中国工业自身的初步积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除了靠自身积累以外，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借助引进外资，设立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将越来越多的外部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积累资金的来源。也由于引进外资，对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吸收了低廉的劳动力，使中国逐渐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成为国际生产、流通中的重要环节。在这个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得以顺利开始新的不断的调整。“中国制造”、或者，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正是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格局被从多方面加以描述，比如“美国是主要消费国、中国是工厂、日本是零部件供应商”、“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等等。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更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迅速上升。2000年中国外汇储备1，655.7亿美元，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达2万亿美元以上。1997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4.6万亿元，目前该余额在20万亿以上。中国已不再缺乏经济发展的资金，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有利的地位。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是，用已积累的资金用于创造国内需求，加快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迅速、果断地调整政策，提出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其中1.5万亿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1万亿为汶川地震重点灾区重建；0.4万亿为民生工程；0.37万亿为农村民生工程；0.37万亿用于调整产业结构与技术改造；0.21万亿进行节能、减排、生态建设；0.15万亿用于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国家还扩大财政9，500亿元，新增贷款5，000亿元，以促进企业投资、拉动居民消费，中央财政投入420亿元用于促进就业，投入1，461亿元用于推动科技创新。中央计划3年投入8，500亿元用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投入2，930亿元用于社会保障基金，投入7，161亿元用于“三农”建设。中国政府可以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拿出巨额资金刺激国内需求，表明中国有能力在外部需求急剧缩减的情况下，用加快国内建设、创造国内需求的方式抵御外部经济的冲击，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社会稳定。
国内外对中国一季度及中国经济今后走势的评估虽有差别，但总体上是乐观的。认为中国经济主要是受到冲击，发展仍有较大空间、在2009年下半年将率先复苏等观点是大体上符合现实的，或很可能是会得到验证的。在这里，关键是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继续发展的足够的空间。第一，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中西部发展，以及这些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发展构成中国巨大的投资需求。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4.5个百分点，主要是外部需求减少引发的，外部需求的减少在中国可以由内部需求弥补。中国4万亿投资计划中基础设施部分是把原计划将来做的事提前拿到当前来做。这可以保证经济增长保持在一定高的水平上。中国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中有用于关于医保、社保的改革部分，这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将改进居民的消费结构，从而在现仍稳定增长的居民消费上更进一步提高。也就是说，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已包含了经济发展的许多内容，包括不断的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较大空间。
一、从“一超多强”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看我国的战略机遇期
对世界总体形势做出判断的主要问题是看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小平同志在1985年就曾经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再次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这样的判断符合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总趋势。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雅尔塔体制的终结，美国成为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大国。“一超多强”国际格局的基本轮廓初步显现，世界开始向多极化发展。一方面，大国关系的变化在“9・11”事件以后呈现出磨擦中的良性互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政策，特别是小布什政府受共和党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军工利益集团的影响，开始调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把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视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为此，加快了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正是由于这种调整，布什政府上台初期，美中、美俄之间的磨擦明显增多，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趋于紧张。而“9・11”事件使美国在战略上和策略上不得不作出某些调整，包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其他大国的态度，将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向合作和稳定的方向调整，并加强了同盟国的关系。因此，至少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内，美国不需要发动世界战争，其它国家没有能力发动世界战争，“一超多强”的世界政治格局不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世界多极化趋势仍将在曲折中前进。显然，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加快发展的大好时机。
二、从我国周边环境的改善和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态势看我国的战略机遇期
二十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从最初的不确定和不稳定状态走向稳定和改善。周边各国大多以振兴经济为主要政策方向，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意识在上升；我国在周边的影响力稳步增强，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把自身的发展同中国联系在一起；周边大国间的对话与协调进一步加强，互不构成现实威胁。这表现在，近几年来中俄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频繁接触，相互理解与信任也不断增强。1996年，双方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又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新世纪中俄关系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从中日互为近邻的利害关系出发，积极开展对日工作，促使日本从中日关系大局和自身利益出发，在解除对华制裁方面先走一步，中日关系实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并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我们抓住两极争霸终结给国际格局带来的新变化，相继与越南、老挝、蒙古以及印度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与泰国等建立起相互信任，与印尼实现复交，与新加坡、文莱等国建交。我们积极应对朝鲜半岛形势出现的变化，在维护中朝传统友谊的同时，逐步开展与韩国的交往，并在1992年北南双方同时加合国后，实现中韩建交。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坚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向泰、印尼等国伸出援助之手，提供金融帮助，有效遏阻了危机的蔓延。我国十分珍视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真诚友谊，同巴方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总之，我们通过实际行动增信释疑，使周边国家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加强对华合作日益成为周边各国对华政策的主导面。由于我国与周边大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只要我们继续实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友好外交政策，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加强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争取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完全可能的。
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来看，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亚洲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21世纪曾被认为是亚太的世纪。然而，近年来“亚太世纪”的说法受到了挑战。亚洲金融危机的创伤尚未完全抚平，阿富汗战争、中东危机等热点问题，又对亚洲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构成了新的威胁，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整体发展速度放缓，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下滑。但是，在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的推动下，由于自然条件、发展水平和经济类型的不同，亚太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都具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和依存性，这意味着在该区域内进行广泛而密切的经济合作具有很大潜力和动力。而亚太经济合组织在区域性经济合作方面正越来越发挥出有效的作用。从2001年开始，APEC主要的经济体已经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在APEC地区已经显示出强劲的增长潜力，这将引领全球经济复苏，也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空间。
三、从曲折中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趋势看我国的战略机遇期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和“9・11”事件的爆发，经济全球化充分暴露出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世界贸易和投资增长率急剧下降，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南北经济发展的“数字鸿沟”加大，国家安全由单纯的军事安全向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安全在内的综合性安全转化，由此导致了反全球化力量的增长。反对者由原来被全球化“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扩展到发达国家，致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阻力。但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经济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也是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新的世纪里，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变数增多，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回避或抗拒。
而经济全球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使发达国家坐享其成，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样的机遇发展自己。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借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机会，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我国的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借助世界统一的大市场，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吸引世界资本，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还可以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对外贸易等等。
四、从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看我国的战略机遇期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正从根本上改变着世界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推动着世界经济向知识经济形态迈进。特别是新兴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构成了新世纪现代科技发展的三大支柱。据估计，大约在21世纪20年代左右，这些技术将进入成熟阶段，大规模应用到经济生活中，届时必将给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变化。一是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必将引起世界产业和经济结构及增长方式的调整和变革。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将普遍地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日益在生产中居于支配地位。相应地，劳动形态也会发生巨大变革，智力劳动将代替体力劳动成为劳动的主要形态，智能化的机器劳动会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向高技术化和服务化方向发展，传统产业经过技术创新会有质的飞跃；经济增长更多地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投入，转向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二是科技革命拥有巨大能量，可以创造新资源，开辟新市场，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促使各国产业和经济结构的演变，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自从200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筹备建设以来,中国和东盟的经济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11984.74万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73144.32万亿美元,增加了5.1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6.2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94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5441美元,增加了4.7倍。同期,东盟10国的GDP总量由5986.23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1781.48亿美元,增加了2.6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1.36%,人均GDP由2000年的115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01美元,增加了2.1倍。同期,欧盟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62557.9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22001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9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72%,人均GDP由2000年的19850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9322美元,仅仅增加了0.98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112051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79267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9%,人均GDP由2000年的21412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55,仅仅增加了0.7倍[1]。
2中国和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实证研究
2.1样本数据选取本文采用GDP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模型中,用CGDP代表中国GDP、CRGDP代表中国GDP增长率、CPGDP代表中国人均GDP,AGDP代表东盟GDP、ARGDP代表东盟GDP增长率、APGDP代表东盟人均GDP,WGDP代表世界GDP总量、WRGDP代表世界GDP增长率、WPGDP代表世界人均GDP。2.2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相关分析是对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波动相关性强弱演进的历史路径的分析,考察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的协动性的强弱[1]。从相关分析来看[2~5],自200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逐渐增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而东盟国家的经济开放性强,其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一致。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盟以及世界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导致了经济增长率呈现下滑的趋势。但中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阻止了经济的快速下滑。2000~2011年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88和0.892(图1),比较分析说明东盟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高,经济开放程度较高。2.3中国、东盟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协整关系2000~2011年,根据Eviews中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中国GDP增长率是世界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显着性检验区间获得通过,而东盟则在10%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东盟经济和世界经济有着重要的正向关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表1)。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的关系的统计描述。协整关系是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中国、东盟和世界的ADF检验如下。中国、东盟GDP增长率与世界GDP增长率,由WRGDP对CRGDP、ARGDP作回归的OLS估计,结果如下。模型公式表明,中国GDP增长率增长变动0.01,则世界GDP增长同方向变动0.4348;而东盟的GDP增长率变动0.01,世界GDP增长率变动0.9337。东盟的经济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于中国经济的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2.4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0~2011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均呈现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呈逐年增长趋势,中国由2000年的0.35%增加到2011年的1.2%,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不大。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都略有下降(表2)。
3FDI对中国和东盟经济的影响
图2和图3显示,中国和东盟对自身信息冲击具有正向反应,并且有逐渐加强的趋势。中国GDP对FDI的信息冲击,在第一年没有变化,而在第二年出现负向反应,随后一直为正向效应,且逐年加大。东盟对于自身的信息冲击一直为正向效应,总体呈逐年减少趋势。在中国和东盟,FDI对来自其自身及GDP的信息冲击都即刻做出正向反应,这表明经济的增长与FDI的流入密切相关。VAR模型方差分解显示,如图4和图5,中国GDP对来自自身和FDI的影响逐年减少,趋于稳定趋势,到2011年,仅仅只有40%的变化来自自身因素分解解释,来自FDI因素分解解释的达到60%。同时期,东盟的GDP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自身因素,达到了90%以上,而对来自FDI因素的影响虽然逐年在增加,但仅仅只有10%以下的变化来自FDI的分解解释。对于FDI,中国的FDI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达到60%,剩余的由GDP分解解释。东盟的FDI来自GDP因素的分解解释达到90%以上,其他的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由此得出如下结论:①在中国,FDI的流入重要是靠自身的因素,GDP因素的影响弱于来自FDI自身因素;②在东盟,GDP对于FDI流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FDI自身因素影响很小。
2011年12月11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高层论坛上的讲话指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为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坚持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相结合、实现自身发展和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相结合，积极化挑战为机遇，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将坚持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世界、观察中国，根据推动科学发展的要求，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完善更加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和质量，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更好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
【热点设问】
1.指出，中国“入世”十周年来，货物贸易额由全球第六位上升至第二位，出口额跃居全球第一；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40％以上，2010年达到68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五……试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知识揭示我国取得上述成就的原因。
【分析】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表现为积极组织多边谈判，为国际贸易制定一系列基本原则和协定，为成员提供解决贸易摩擦和冲突的场所。我国“入世”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战略决策，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国紧紧抓住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机遇，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推动了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提高，带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
2.认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全球经济治理出现新变革，同时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已，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增多，国际和地区热点此起彼伏，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重大自然灾害等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试分析其中蕴含的经济学道理，并提出应对策略。
【分析】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生产力发展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流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利的因素。如经济全球化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使得世界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导致风险全球化，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本身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对策：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我们要积极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实现出口优化升级；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武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面对机遇和挑战，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和空间；始终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
3.试运用政府职能的相关知识，简要分析我国政府应对“入世”带来消极作用的对策。
【分析】我国政府要坚决履行保障人民民主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职能，始终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保卫国家的独立与；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在全体人民中进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抵制因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入世”带来的不良思想侵蚀。
4.试运用《当代国际社会》中关于国家利益的相关知识为我国“入世”提供政治依据。
【分析】国家利益世界决定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由于各国的国家性质与追求的国家利益不同，执行的对外政策不同，国家间矛盾和利益交织，使国际关系纷繁复杂。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维护我国的高价利益就是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正当性和正义性。我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其他国家合理的国家利益，并维护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国“入世”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5.指出，我们多次郑重宣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致力于促进世界共同发展。试分析其中蕴含的政治学道理。
【分析】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体现了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决定的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致力于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体现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我国的独立的，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体现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体现了我国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6.伴随着中国“入世”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许多外来文化大量涌入。试运用文化多样性的相关知识，谈谈对待外来文化的正确态度。
【分析】尊重文化多样性，首先要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化，培育、发展好本民族文化；尊重文化多样性，就要尊重和保存不同的民族文化；必须遵循各国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在文化交流中，要尊重差异，理解个性，和平相处，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
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一个民族的文化成就不仅属于这个民族，而且属于整个世界，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丰富了世界文化，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7.说，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与各国友好合作密不可分，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该材料是如何体现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的。
【分析】联系是普遍的，又是客观的，要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仅在于中国自身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离不开世界各国友好合作。
整体占统帅地位，起决定作用；整体具有部分所不具有的功能。我们应当树立全局观念，立足整体，统筹全局，选择最佳方案，实现整体最优目标，从而达到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理想效果。这表明了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
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部分功能及其变化会影响整体功能，关键部分的功能及其变化甚至对整体功能起决定作用。必须重视部分的作用，搞好局部，用局部发展推动整体的发展。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原创新题】
材料一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12月7日发表《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与世界贸易强国相比，中国出口产业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资源、能源等要素投入和环境成本还比较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些行业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等。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进程，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1）试分别从《经济生活》、《生活与哲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应当如何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华丽转身？
材料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集中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减少和规范了行政许可程序，建立健全了贸易促进、贸易救济法律体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国对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进行了修改，基本形成了体系完整、符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
（2）请运用唯物史观的相关哲理分析我国集中清理和修改法律的理由，并分别从《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角度谈谈对“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减少和规范了行政许可程序”的理解。
材料三入世10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在国内面临转变发展方式的压力和国际环境影响下，推动中国持续高增长的红利要素逐步衰减，对外开放面临一系列新挑战。站在新的起点，中国应在“竞争力”、“影响力”、“话语权”这三大关键词上多下功夫，努力提高开放型经济的竞争能力、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能力和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
（3）上述材料是如何体现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的？
【参考答案】
（1）经济生活角度：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自主创新，建设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把我国人口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
生活与哲学角度：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和基础，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尊重客观规律，做到按客观规律办事，使我们经济发展措施和政策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需要注意量的积累。
（2）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性质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社会存在的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我国集中清理和修改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相适应的法律，体现了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
从经济生活角度来看，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减少和规范了行政许可程序，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各项手段中适当减少国家的行政手段，突出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作用；从调节经济的手段来看，就是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政治生活角度来看，就是要求政府在履行职能时不能“包办一切”，该管的要管，而且要管好，但不能越权；要求行政机关坚持依法行政。
（3）矛盾具有普遍性，要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在分析中国入世10周年时，在看到我国经济取得成就的同时，也不可忽视我国经济在当前存在的严重不足。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
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