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近代经济；开封；转型发展
开封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古都，但是步入近代它的发展却不尽人意，城市地位降低，经济发展缓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之整理的史料，对近代开封农业、商业的发展进行考察，分析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希望为故乡日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一、开封经济近代化发展的背景
开封位于豫东平原，经济近代化的发展是在近代河南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受近代河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19世纪末以前，河南地处中原腹地，缺少近代交通条件，远离通商口岸，受近代资本主义冲击很小，人口在当时已达到三千三百多万，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的14%。但粮食产量只占全国粮食总产的3%，人口过多，加之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使得粮食人均拥有量少，粮食商品率很低。商业发展方面，河南当时资本主义成份微弱，商品交换极其不发达，对金融业务的需求也相对较少，造成当时总行设在开封的银行只有河南农工银行一家，资本额少。另外，由于远离通商口岸，直到1930年河南开放的商埠只有郑州一处。
开封邻近黄河，耕地面积大，气候适宜，千里平原，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经济的发展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发展、破坏、重振中循环往复。北宋时的开封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兼具着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两大职能，《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所描述的就是当时的盛况，令人神往。明朝时期，开封是河南省会，是文人雅士汇聚之所，商铺、餐饮、旅店业发达，品种全、档次多，适宜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明末，开封城毁于黄河水患。清中叶开封商业开始迅速发展，各地商帮在开封建立众多会馆，比如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山陕甘会馆。朱仙镇也在清代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商镇之一，是河运的必经之地，“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粮食、烟草是朱仙镇商业经营的大宗商品，典当业、手工业是其商业的重要组成部门。明末清初建立的景文洲汴绸庄，在乾隆时期发展最为鼎盛，织机99张，雇工200多人，分号5个，民营手工业得到发展。
二、近代开封农业的发展
无论是传统经济时期还是近代社会经济转型的时期，农业问题在中国始终占有重要位置。近代，开封的农业是在缓慢发展的。1908年7月，河南商务农工局在开封禹王台附近设农事试验场，由官钱局按月供银3600两。1924年，开封油料作物以花生为主，为求商品化盈利，他们排挤高粱、小麦、大豆的种植，陈留地区花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0%，1920年这一数据还仅仅是20%。据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记载，1921年―1925年，开封农产品出售部分占32.8%，家庭自用占67.2%，其中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是油料芝麻，占92.7%，最低的是大豆，仅占13.7%。由此可见，开封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且各作物的商品化程度严重不均。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农政机关明显增多，职责细化，河南建设厅下设具有科研性质的农业机构。1929年，在各市设立7所农林实验场，其中1所就设立在开封尉氏；1931年，将开封尉氏农林实验场改组为专门试验场，改名为开封园艺试验场，各试验场职责包括调查、试验、推广三部分；1932年12月，又将各农事试验场和林务局合并，进行农业科研。为推动河南省棉业的发展，1935年4月，在开封添设河南省棉业改进所，并于同年5月将位于郑州的棉业指导所总部迁至开封，设在河南大学农学院。1935年8月，河南省共建立农村合作社1283所，股金21.04万元；1936年，合作社达到1684所，其中信用社362所。各级农政机关的设立，旨在改良和推广农业技术，同时通过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解决农村及农业资本不足的问题，种植结构开始向农工商业转变，推动了开封的农业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
在这一时期，农具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开封县农业推广所在旧式耕犁上增加新式犁盘，在旧式播种器上增加播轮，方便耕地深浅粗细一致，丢种疏密一致。不足的是，这些农具的改造，仅在农业试验场使用，并没有在农民耕作中普及，肥料的使用仍旧是农家肥为主，化学肥料不普遍，传统农业的技术变革并不突出。
三、近代开封商业的发展
自古以来，开封就是“出入大贾小商之地”，是政治、商业活动中心。清末民初，开封的商户多集中在城中，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专营商品，如北书店街多书籍、笔墨纸砚，西大街多绸缎布匹等。近代开封，随着交通方式、城市布局的演变，形成了四大商圈。其一为开封南关。1906年4月19日，开封火车站战线与汴洛铁道正线接轨，4月26日的竣工通车，加之1907年2月开封火车站转车场的建成，开封南关逐渐开辟为商埠。其二为马道街。1913年10月，开封修复马道街路面，并安装了电灯，吸引大批商户迁入，马道街由此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商业区。正大林茶庄、张麻子剪刀店、谦信洋行的相继开业，及外埠商号上海正兴长布店的迁入，进一步繁荣了马道街商圈。其三为相国寺市场。相国寺市场从北宋开始就已有雏形，正如《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相国寺内万姓交易”，1927年冯玉祥改相国寺市场为中山市场，将寺内配殿、钟楼等租赁给商民经营，商业摊点云集，是各种京广杂货批发、零售的主要集中地，汇集了开封各色风味小吃。其四为模范商场。1928年，冯玉祥下令没收开封南土街“桐茂典”当铺，改建为“国货商场”，后改为模范商场，整个商场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四角各有角门，主要经营时货、布匹居多，基本是零售业务。同时，场内还设有“华光影剧院”，已具备了现代商场的雏形。
在开封四大商业圈的发展历程中，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洋货入侵的冲击、军阀混战中的搜刮，不少商户因此或负债累累，或倒闭歇业，商民及社会各界曾进行多次抵制运动。据《开封市志》记载，1905年，开展抵制美货运动。1912年2月21日，开封商界组织抵制外货，振兴国货。1919年9月21日，在马道街丰乐园成立河南国货维持会，制定具体国货维持简章，包括：车站设立检查处、扣留日货、从重处罚销售日货的商户等。时至今日，随着现代商业的发展，开元广场、中山路商业街、大商集团等商业圈的冲击，开封马道街、相国寺市场仍旧汇集众多商贩，以平价、批发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商户，不改昔日的繁荣景象。
近代开封商业各行业的发展，以贩卖业为主，生活供应业次之，随后是金融保险业。贩卖业中，又以饭食品类占多数。1935年，对开封城各业商号数量进行统计，共计6856户，贩卖业5447户，其中单是饭食品就有1527户，约占商号总数的22.3%，可见，开封餐饮业在近代是快速发展的，1926年创建的第一楼包子馆、“五福”食品店等一大批老字号驰名中外。金融保险业140户，约占商号总数的2.1%，与同期省内各地市相比，发展比较充分，官办资本在金融业中有绝对的控制权，近代金融业转型痕迹较为明显。据统计，1933年，开封各银行现金共计约2090444.70元，存款共计6307756.59元，放款共计3460767.66元。
综上，作为反动统治的政治中心，附近农产品及商品的集散地，近代开封商业表面上是繁荣的，实际上却备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及反动统治的剥削。近代开封的商业虽有发展，但失去了交通枢纽战略地位的开封，其商业仍旧是落后的。规模小，资金少，主要集中在市内商业贸易方面，对外贸易交流不发达，与省内其他新兴的交通便利城市相比，发展甚是缓慢。
四、近代开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作为消费型城市的开封，在近代，封建经济不断消沉，新型资本主义经济却因其发展缓慢，不足以推动整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总结其近展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影响近代开封经济的制约因素有以下几点。
其一，人口增长过快，制约开封经济的发展。据《开封简志》记载，1907年，开封人口为15万人，《河南统计月报》载，1925年，开封人口226758人，1936年为307071，仅十年间就增加了80000余人，1937年人口达到327949人。虽说开封位于黄河的冲积扇上，河道四通八达，物产丰富，棉花、花生、小麦种植丰富，但逃脱不了农业自给自足为主的状况，农产品大多被消耗掉了，商品化程度并不高。因而，人口增长因素不是开封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但一定是其制约因素之一。
其二，自然环境破坏的加剧，黄河水患的不断威胁。自金以后，开封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1910年地理学家张相文游开封时感叹“白气茫茫，遥望之无异沙漠”；1923年，康有为登龙亭时题词“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郭犹是，人民已非”。与此同时，黄河对开封的威胁并未缓解，1921年夏季的大雨，豫东数十县积潦为患，1922年春夏着手修浚从开封陈留向太平岗疏入下游；1938年6月军队更是扒开花园口，决黄河南泛入淮，开封的黄河干涸，惠济河断流。因而，开封的气候直接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的恶化又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
其三，失去交通枢纽，缺乏便利的对外贸易条件。1907年初，开封建设汴洛铁路，1914年改为陇海铁路至徐州，1930年又通至西安，这是开封对外交通的唯一铁路路线。1931年间修筑从开封至郑州、许昌、项城、菏泽、道口的公路，但是并不经常通车，朱仙镇的河运交通已然衰落，相比地处平汉、陇海铁路交点的郑州，开封交通区位优势不再，郑州成为农产品及外地工业品输入的转运中心，分流开封经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开封贸易的活力。
其四，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近代开封，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从清政府、北洋军阀、反动派的统治，开封经济繁荣的背后备受掠夺和剥削，近代开封的经济并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开封位于中原，鲜有帝国主义的直接投资，因而殖民地经济特征并不明显，官僚资本在此时也忽略了开封及诸如此类的传统内陆城市。虽然在外国资本的影响下，修建了铁路等交通运输业，但帝国主义只是将其作为经济掠夺的手段，或是通过中国的统治阶级把开封作为销售商品和收购原料的据点，同时也是控制整个河南省的据点，并没有起到推动开封经济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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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近年来我国文化系统中文化产业人才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的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发展状况有四多一少的特征：娱乐业从业人员多、经营性从业人员多、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多、非文化部门从业人员多，而高级人才偏少。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人才状况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复合型管理人才少，新兴行业专业人才少，内容创意型人才少，文化人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及其实践培养不够等。本文从人才培养机制和文化体制两方面简要地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解决我国文化产业人才问题的基本对策。
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系列产业，其内涵包括广播电视电影传媒、报刊出版、广告传播等核心产业，外延上包括卡通、娱乐、游戏、旅游、教育、网络及信息服务、音乐、戏剧、艺术博物馆等等与精神消费相关的具体行业。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很快，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速度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文化人才，它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化产业领域的竞争，其核心也是人才竞争。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在于人才。因此发展文化产业的最关键是文化人才培养和开发。要把我国的文化产业做大做强，也就必须大力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人才队伍。
近年来国家和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也逐步意识到文化产业人才建设的重要性，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2003年12月举行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就已经提出要实施“人才兴文”战略。2004年4月文化部出台了《关于实施“人才兴文”战略，进一步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就实施“人才兴文”战略、进一步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005年4月，文化部部长助理丁伟在国家文化产业人才培训示范基地揭幕仪式上大声疾呼:文化产业人才的匮乏已经影响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加强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文化产业的突飞猛进，我国所面临的文化产业人才短缺问题将更为严重。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分布状况，除了2004年国家统计局曾有过一次全面的统计之外，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全面、权威的年度数据统计和分析。为此给研究带来很大的不便，因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之少。
目前文化部编印的《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是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文化主管部门报送的上一年文化产业统计年报和文化部对外联络司的有关报表整理而成的。它反映的是文化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年度状况。本研究专门搜集了其中有关文化产业人才状况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分析。
虽然本研究反映的是文化系统的文化产业人才状况，但在目前缺乏完整的全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各年度统计数据的情况下，此研究也不失为有着借管窥豹的重要意义，它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和折射出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人才的发展状况。
下面主要以近六年来《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的数据来源为依据，从文化系统文化产业人才状况与分布、文化人才方面存在的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解决问题的对策等几个方面全面展开论述。
一、我国目前文化产业人才的发展状况与特点
文化部对我国文化系统的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有着不同的分类统计。如按照部门区分的话分为文化部门和非文化部门两大类别；按照行业类别进行区分的话可以分为图书馆业、文艺科研、群众文化服务业、艺术业以及文物业等；按照所有制进行区分的话可以分为国有、集体、其他经济等三大类别；还有按照职称进行区分以及按照单位的事业性质与经营性质进行区分的情况。下面我们以之为依据来分析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发展情况。
（一）从从业人员行业类别上看，娱乐业从业人员居多
就我国近6年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的总数量来看，数量很大，文化及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员很多。表1是我国近6年以来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总数量情况。2001年从事文化及相关产业的人数为145万多人，到2006年，增加到191万多人，从总数量上看，近几年来呈现出逐步增长的趋势。
但从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具体行业类别的从业人数来看，近6年来从业人员数量基本趋于稳定的是图书馆业、文艺科研、群众文化服务业、艺术业以及文物业等，人员数量变化最大的行业是娱乐业。娱乐业的从业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到了近几年来该行业从业人员的最顶峰，2006年以后趋于下滑（见图1）。
再从娱乐业从业人员在整个年度的文化产业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情况来看，2001年、2002年、2003年的娱乐业从业人员分别是49%、48%、45%，几乎接近整个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一半。2004年的娱乐业从业人员已经突破了一半，达到51%。随后的2005年和2006年，娱乐业从业人员已经高达79%和73%，占据了整个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一多半（见表2）。
年度01年02年03年04年05年06年娱乐业人数71393166815275548285482418268821393898总从业人数145619914039451671261165879323195271912562所占百分比49%48%45%51%79%73%
表2：近6年来娱乐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分布状况及其所占百分比（单位：人）
（二）从从业人员的职称来看，中高级职称者极少，无职称者居多
2004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表明，我国的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存在高学历高职称的人才比重偏低的情况。就文化部文化系统的统计数据来看，这种情况在文化系统也同样存在。
从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职称人数来看，高级职称的从业人员数量在近6年来有所增长，但增幅不大。2005年的总人数突破了3万，2006年再持续增长，全国文化产业高级职称的人数达33000多人。具备中级职称的人数每年在总量上远远超出了高级职称的人数总量，几乎是后者的3倍多（如图2），而且呈现出逐年稳步增长的趋势。到2006年具备中级职称的总人数已经达到90000多人（如表3）。
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高级职称？2686328254288283141533001中级职称？8349984273845268940790252文化产业人员总数145619914039451671261165879323195271912562
表3：近6年来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中、高级职称人数状况（单位：人）
图2：近6年来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中、高级职称人数状况（单位：人）
再从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职称所占的比例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高级职称所占比重小，中级职称的比重比高级职称稍多一点。中高级职称人员在整个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少，绝大部分从业人员根本无职称。
就近六年总的变化情况而言，高级职称人数所占的比例还不到2%，中级职称人数的比例虽略高，但总的而言基本维持在5%左右（如表4）。而且近两年在此基础上有所下滑，这可能与最近两年新的从业人员增多有关。绝大多数从业人员尚不具备任何的职称。从2002年到2006年，每年度没有任何职称的人数所占的比例高达95%左右。因此，如果从从业人员的职称状况来考察的话，中高级职称所占的比重非常小，绝大多数从业人员没有任何的职称。有研究显示，2002年广东省文化厅系统专业人员有1299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有253人，只占19.5%，其中，具有正高职称的只有36人，占2.8%；在具有正高职称的人员中，有50%的人年龄在55岁以上。（邹建军，2002：21）由此可见文化系统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职称分布状况的不均衡。
职称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高级比例？1.9%1.7%1.7%1.4%1.7%中级比例？5.9%5%5.1%3.9%4.7%
表4：近6年来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中、高级职称分布比例状况（单位：百分比）
（三）从从业人员的单位性质来看，文化部门中的国有、集体经济的从业人员逐年萎缩，而其他所有制则逐年增长，且比重越来越大
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国有经济75%71%59%63%34%56%集体经济13%9%6%7%3%3%其它经济12%20%35%30%63%41%
表5：近6年来文化部门中国有、集体经济及其它经济从业人员所占比例状况（单位：百分比）
从表5按照文化部门中的经济所有制类型情况来看，国有经济的文化从业人员一直占有相当的比重，其次才是集体经济和其他经济。三者之中，集体经济所占的比重最小。
不过从这三类经济类型的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变化趋势来看，国有经济的从业人数基本趋于稳定，集体经济的从业人数逐步趋于萎缩，而其他经济的从业人数却逐步增长和壮大，甚至在2005年达到了高峰，然后又趋于回落，但依旧呈增长之势。图3是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从业人员数量发展走势图。很明显，其他经济的人员数量变化要比国有经济大得多。
图3：近6年来文化部门中国有经济及其它经济从业人员发展走势（单位：人）
（四）从从业人员的部门分布来看，非文化部门（其它部门）中的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较大
按照文化部门与非文化部门来区分的话，近六年来文化部门的从业人数虽然一直有所增长，但增幅不是特别大。除了2004年以外，近几年来文化部门的文化产业从业人数逐年增长，增幅几乎呈正态分布。相比较而言，非文化部门的文化产业从业人数在2001年到2004年逐步萎缩，而2004年后又开始逐步增长，到2006年其从业人员在总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化部门（如表6和图4）。
由此可见文化系统中，非文化部门的从业人员对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一支相当重要的主导力量。
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其它部门72%54%55%24%42%54%文化部门28%46%45%76%58%46%
表6：近6年来文化部门和其它非文化部门从业人员总数（单位：人）
图4：近6年来文化部门中国有经济及其它经济从业人员发展走势（单位：人）
（五）从从业人员所从事的行业性质来看，经营性从业人员已经在整个文化产业中占主导地位
经营性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统计情况2005年以前缺乏相关数据。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05年、2006年的统计表明，2005年全国经营性文化产业机构达到197，389个，经营性文化从业人员达到1743085人，占当年全部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75.14%。2006年全国经营性文化产业机构达到208653个，经营性文化从业人员达到1269521人，占当年全部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66.40%。可见在整个文化产业的从业大军中经营性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
这些经营性文化从业人员的具体分布状况何如呢？他们主要集中在其他非文化部门以及文化部门中的非集体、非国有制单位。
2005年全国经营性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中，文化部门占53%，其它部门（非文化部门）占47%。这种格局到2006年变化很大。当年的经营性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中，文化部门占30%，其它部门占70%。比较而言，非文化部门的经营性文化产业似乎呈增长态势，以后是否保持这样的增势很难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经营性文化产业而言，文化部门并不占主导（如图5和图6）。
文化部门中也有经营性从业人员。不过这些经营性从业人员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极少，它主要集中于其他经济所有制单位。如2005年文化部门中从事经营性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国有经济占10%，集体经济占1%，而是其他经济占89%（如图7）。2006年国有经济占23%，集体经济占2%，而其他经济却占75%（如图8）。可见文化部门中的经营性从业人员其他经济所有制占据了主导地位。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按照行业而言，在这些经营性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之中，文化娱乐业所占的比重最大。200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文化产业的结构从分层看，传统的以提供新闻、出版发行、广播影视、文化艺术等服务产品仍是文化产业的主体，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以提供网络文化、文化休闲等服务产品已具一定规模。（黎宏河，2006）具体到从业人员的分布领域而言，2005年文化娱乐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占全部经营性文化从业人员的64.10%；其次是网络文化业，其从业人员占19.96%；再其次是图书报刊业，其从业人员占7.88%。
2006年文化娱乐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占全部经营性文化从业人员的49.03%；其次是网络文化业，其从业人员占30.45%；再其次是图书报刊业，其从业人员占9.67%。
由此可见文化娱乐业从业人员正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凸显出来，形成一定的规模，逐步壮大成为整个文化行业从业人员的主体部分。
在2006年北大文化产业所举办的第三届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上，有学者指出，我国有13亿人口，8亿人力资源，但在文化产业领域却存在人员总量偏少、精英不多、结构失衡、分布不均等问题。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人力资源状况可概括为3个并存：较大的人才数量与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并存；人力资源丰富与人力资本短缺并存；人才稀缺与人才浪费并存。（欧阳友权，2004）
具体结合近6年来文化系统的文化人才情况分析来看，文化系统现有的文化产业人才资源分布呈现出的特点是：数量虽多，但职称低，存在着质量不高、精英不多的情况，而且人才的行业、部门分布都不均衡。按照人员所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和从业人员的行业性质（经营性）区分，不平衡分布的情况也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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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及其趋势
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表现在许多方面，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初步考察：
（一）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值的增长和商品率的提高
总之，从1840年—1936年的近百年间，我国农产品的商品量和商品值，一般都是在增加着的，虽然各个阶段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
（二）农产专门化区域的形成
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农业生产的专门化上，即表现在一些区域专门生产一种市场生产品，另一些区域又专门生产另一种市场生产品，并且农业的其它方面也都适应于这种主要的生产品。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十九世纪末年以后，我国农产商品化的过程加速了。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全国不少地方已形成了许多新的农业生产的专门化区域。如东北是生产大豆的主要区域，河北、江苏、湖南和湖北等地已成为棉花生产的中心；江浙、广东等地是蚕丝的生产中心；山东、河南等地是烟草和花生的集中产区；内蒙等地是盛产皮毛的畜牧区域等等。
这些专门化农业区域的出现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同时它又是农业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动力。这种专门化农业区域的形成，“不仅引起农产品与工业品间的交换，并且引起各种不同的农产品之间的交换”（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0页）。
我国近代农业专门化虽有发展，但程度不高。首先，从地区上看，其分布是很不普遍、很不平衡的。它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等一些交通比较发达的区域。其次，从农作物上看，主要是大豆等几种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而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则很低。再次，这些区域内仍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它们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受到封建的买办的商业高利贷网以及帝国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并没有很大的发展。
（三）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例的变化
粮食作物的商品率一般是比较低的，经济作物的商品率是比较高的，因此，这两类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变化也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
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编的《第四次农商统计表》中的资料，1914年时，粮食作物面积占各种作物总面积的88.9％，油料作物面积占8．8％，棉花面积占1．9％，烟叶面积占0.4％。
（四）农村各阶层对市场依赖程度的加深
农村各阶层与市场的关系也是衡量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指标。
首先，货币在农民经济收支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据有人调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安徽等七省十七处2，866田场支出中，现金部分占47.6％，田场收入中，现金部分占58．1％。其次，各类农户的生活用品都有相当一部分要购诸市场。据调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安徽等六省十三处农户生活费用中购买部分占34.1％，绥远一些地方农民生活费用中购买部分占54．7％。由此可见，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经较深。这反映出，我国农村商品货币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
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的农户与市场的关系不尽相同，甚至有很大差别。
3．总的来说，我国农民经济的商品性是比较低的。孙晓村在《中国农产商品化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引用马札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话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村中农民经济的商品性，在任何地方都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即是说，农民出卖自己的生产物不少于百分之四十，并且在市场帮助之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少于百分之四十。”这说明，农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还不到50％，农民经济生活基本上仍保持着半自给状态。
（五）我国城乡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变化
二、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原因
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是有所发展的，但它又很不发达，其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国近代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且有衰落之势，整个农业生产不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就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发展。在我国耕地少、产量低的情况下，我国近代粮食总产量始终徘徊在两千多亿斤左右，这些粮食大部分被农村人口消费掉了，运销城镇的真正商品粮占的比重很小。由于我国的交通阻塞，运输不便，对外贸易又处于不利地位，广大农民不易通过外贸和内贸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粮食，所以他们极力发展粮食的自给生产，有时为了保证粮食的自给，甚至不惜放弃经济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因此，我国近代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始终不超过20%，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一直占80%以上。我国粮食的商品率既没有很大提高，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又不可能有很大增长，这是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程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我国近代交通通讯事业不发达以及频繁的侵略反侵略的战争和国内战争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严重影响。商业的发展，是把治安与交通作为它的外在条件，把交通媒介的确定，交换对象的增殖，作为它的内在条件。这就是说，统一和平的环境，交通的改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反，战争和动乱则有碍于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古代是这样，近代也是如此。如前所述，抗日战争前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较快，而抗战爆发后直到全国解放这段时期则较慢，就是明显的例证。在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环境中，农村商品经济之所以不能发展，是因为战争的参加者都必须首先保证粮棉的供给，因此都极力发展粮棉的自给生产，相对缩小其商品生产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广大抗日根据地是强调生产自给的，机关工作人员甚至部队都要尽可能自力更生，力求生产自给。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粮食、棉花等的供给也是最迫切的任务，因此，在日本统治下的沦陷区也不得不实行粮食的配给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大后方，也实行什么经济统制政策。生产中的自给、流通中的统制和分配中的配给政策和制度，虽然其性质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限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战时交通阻塞，货币金融制度不统一，这更加阻碍商品的流转，并进而影响商品生产。
再次，中国农产品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旋涡之中，一方面使适应外资需要的某些农产商品畸形发展，另一方面，许多农产商品因受到世界市场的竞争而衰落。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小商品生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被动的地位，其前途是暗淡的。中国国内因为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帝国主义的划分势力范围政策的影响，而没有形成完整的统一的民族市场。中国因为工业不发达，城镇人口增加有限，所以城镇对工业品原料和商品粮的需求有限，广大农民因受帝、官、封的压迫剥削而十分贫困，购买力萎缩，许多农民为了交纳赋税、还债、购买其它必须品而不得不干新粮下来时忍痛将其出卖，然后又于青黄不接时借钱到市场上高价购粮。显然，农民的这种购买力是一种虚假的购买力，不可能促进农产品的扩大。
最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工不发展，在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的阻碍。中国近代农村经济中，耕织结合、纺织结合、农牧结合、生产和运输结合，纺织、畜牧、运输等都还没有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没有专业化，没有形成大量的专业户。在农民自耕自织、自养猪、自运输的情况下，社会分工不发达，商品经济也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总之，我国近代农村的商品生产是在农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饥饿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是在市场购买力萎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虚假的商品流通。这种缺乏基础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显然不可能有高度的正常的发展。
三、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性质
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性质如何，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二、三十年代一些人首先夸大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然后又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在三十年代又有人夸大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的程度，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即在农村也不能不随着这个资本的势力所达到的地方，顺应外来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之整个的体系而改变它旧有的经济结构”，即农村经济也已资本主义化了。
这些人都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完全等同起来，他们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就是资本主义化的程度。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因而是错误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我们承认，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包括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段时间内，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比较快的，伴随着这种发展，不仅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手工业发生和发展了，而且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展了。自抗日战争发生直至全国解放这段时期内，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停滞和衰退，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这充分反映出农村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联系。但是，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又是不同的，把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混同，从而夸大中国近代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错误在于，把小商品生产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诚然，小商品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但小商品生产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事实上，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生产主要是小商品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如前所述，我国近代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为了买粗粮而卖细粮的粮食品种调剂和为了交纳租税、偿还债务而于收获之后贱价出卖，然后再于青黄不接之时到市场上高价购买粮食所促成的。农民小生产者为买而卖的这种商品生产，显然是小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的发展，不是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表现，而是农民小商品生产者逐步走向饥饿贫困破产深渊的表现。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是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又一个主要表现，但其中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即有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民小生产的经营中反比在富农、地主的较大经营中普遍些。例如“在陕西、四川、云南等省的鸦片区域，农民经营的规模愈小，这种鸦片的成份倒愈大，原因是鸦片税额太重，贫农兼种粮食，必致更无力量纳税，反之，较富的农民，却能划出一部分农田种植自给的粮食”（陶直夫：《中国农村现阶段性质之研究》，转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论》第200页）。在山东的烟草种植业中也有这种情形。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近代农村小商品生产占显然的优势，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
把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混同，从而夸大中国近代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错误还在于，把农产品在流通范围内受资本势力的支配与农业生产本身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混为一谈。他们反驳说：鸦片战争前的商品生产虽仍可看作简单商品生产，但是自资本主义的经济侵入以后，中国的国民经济便都不得不走进了资本主义经济之体系中，这样的商品经济（不是单纯的商品经济）与原有的商业资本结合起来，使乡村地主布尔乔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