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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环境研究(6篇)

发布人:整理 发布时间:2024-03-17

城市与环境研究篇1

Abstract:ThecenterofYan'anconcentratedinBaotaDistrictSanchuanjunctionarea,sinceyearsofecologicalconstruction,theecologicalenvironmenthasimproved,butitisstillatacriticalstageof"governanceanddestructionstalematephase",therefore,weshouldcontinuetostrengthenecologicalmanagement,useartificialmeasurestopromotethenaturalrestoration,inordertoimprovethelivingenvironmentinurbanareas.

关键词:延安市;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

Keywords:Yan'an;ecologicalenvironment;constructionand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F32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7-0298-02

0引言

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介于北纬35°21′~37°31′,东经107°41′~110°31′之间,黄土高原的中南地区,北连榆林,南接关中咸阳、铜川、渭南三市,东隔黄河与山西临汾、吕梁相望,西邻甘肃庆阳,全市总面积3.7万平方公里。延安市的中心城区集中在宝塔区三川交汇地区,各类城市建设主要分布在东川、南川和西北川三条大的平川,以及杜甫川、市场沟等小型川谷地区。川道内有延河、南川河穿越,建设用地呈狭长的“Y”形,南川、西北川城市建设沿河道两侧分布;东川城市建设主要位于延河西北侧,中心城区人口和资源较为集中,商圈也主要分布在Y字型的交汇处。

1生态环境建设概况

1.1生态环境总体特征回顾过去,延安市总体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水污染比较严重,大气环境除总悬浮颗粒物达不到三级外,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已达到二级标准;延安城区噪声略超标,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60.2分贝,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72.0分贝[1];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较低,城市垃圾处理能力较弱。

1.2生态环境建设成就“十一五”以来,在延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环保厅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市环保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辛勤努力下,延安市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2010年延河综合污染指数比2005年的37.64下降了11.54,延河水质呈改善趋势;延安市城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2010年达到315天,比2005年的272天增加43天,2005年-2010年间未出现酸雨;延安市功能区2010年噪声达标率为60%,比2006年20%提高了40个百分点;延安第二垃圾填埋场已经开工建设,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从2005年的45%提升到2010年的80%以上。

尽管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坚持以生态建设统揽工作全局,在全国率先启动了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林业重点工程,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根本扭转,但并得到明显改善,同时,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生态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同全国一样,正处于“治理与破坏相持阶段”的关键时期,生态建设与保护的任务仍十分繁重。

2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2.1水环境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延安市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植被稀疏,地形支离破碎,又多暴雨,大量泥沙被流水冲走,是黄河上中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且治理难度大,任务长期而艰巨。另外,水土保持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人为水土流失、边治理边破坏等现象,以及投入不足、治理措施不配套等问题。延河流域的工业以石油工业为主,石油开采使延河水质石油类污染比较严重。延安中心城区的生活污水现一般都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入延河,中心城区生活污水排放是造成中心城区内的延河水质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2.2大气环境影响因素分析延安中心城区地处黄土高原,植被稀疏,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的本底值比较高,中心城区又处于河谷之中,川道狭窄,周围梁峁遍布,这种地形在冬季时容易形成逆温和静风天气,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燃煤也是影响延安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障碍之一,二氧化硫浓度在冬季和春季采暖季节明显高于其它季节,总悬浮颗粒物和降尘也呈现出一季度浓度较高的特征。

2.3声环境影响因素分析中心城区噪声主要来源于道理交通及过境公路建设,未对城区进行环境功能区调整,其次,老城区和新建城区各功能区布局不合理,道理交通网络规划不合理,对施工现场和建筑噪声为加强管理和执法,致使延安城区噪声略超标。

2.4固体废弃物环境影响因素分析延安中心城区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医疗垃圾目前是送到尹家沟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而尹家沟垃圾填埋场是处理生活垃圾的,不具备处理医疗垃圾的能力。在延河沿线,经常可以看到沿岸居民(村民)丢弃的生活垃圾,造成垃圾堆积。

3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对策

城市与环境研究篇2

【关键词】城市规划;环境规划;设计;协调性

1我国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存在的矛盾

1.1城市不断扩张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的功能与目的不同,必然导致两规的侧重点不同。由于城市规划是对城市发展建设在时间和空间上作出的统筹安排,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调控手段。因此,相对于环境规划而言,城市规划更偏重于服务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在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地方经济追求发展速度和规模的时期,城市规划往往忽视生态环境影响因素,热衷于争取更大的建设用地规模和目标,迎合各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往往根据产业用地的需求而不断地变更城市规划,而忽视城市建设用地控制规划,因此不断增加的城市建设用地必然对生态环境保护用地造成不断的蚕食,使得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失控,城市发展步入破坏自然生态、加重环境污染的尴尬境地。

1.2城市布局与土地利用的不合理引发环境问题

我国历史上产业政策是重工业、轻农业,重生产、轻生活,重加工、轻基础设施,由此而决定了城市规划中各类建设用地比例失调及其区位不合理。在过去重生产轻生活政策的影响下,形成了很多“水泥森林”式城市,忽视了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使具有美化和调节生态平衡的绿地、植被、水面以及生物多样性大量丧失,城市生态环境恶化。通常国外综合性城市建设用地的合理比例为:工业为15.17%,商业、服务业为15%~18%,住宅20%~50%,交通18%~20%,市政10%~12%,绿地12%~20%/人,绿地率30%。我国各类城市建设用地为:工业为29.1%,市政交通13.4%,生活、商业、公共设施用地约占37%,人均公共绿地3.3m2/人,绿地率7.4%。与国外城市建设用地构成的比较,我国城市工业用地高出国外15个百分点,而商服、居住、交通、市政用地普遍偏低10多个百分点,绿地率低20多个百分点;并且,城市布局与土地利用不合理,如城市无明确的功能分区,工业、住宅用地混杂,环境干扰现象严重,污染面广、环境治理难度大;工业用地占据城市中心,致使城市城市生态环境差。

2我国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存在矛盾的原因

2.1规划体系不同

与国外成熟的规划体系相比,我国无空间规划作为统筹,来综合统筹区域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而环境规划、城市规划作为两种有相互联系的专项规划,有各自的规划法规体系、规划行政体系、规划实施体系,由于规划定位、规划对象、规划依据、主导部门、时空特征、规划范围、编制方法和技术手段等方面千差万别,因此在无统筹协调的空间规划的前提下,两规之间无相互协调的强制性因素的控制,造成实际的规划执行过程中,城市规划的执行往往忽略了对环境的影响,而环境规划由于体系不完善,缺乏执行力度特别是无强制性指标来控制城市的发展建设行为,致使环境规划所设置的各种环境保护指标在城市规划中重视不够,规划方案缺乏对环境因素的综合分析考虑,往往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产业需求为首要目标来确定土地的空间布局,这样的方案很容易忽略对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也从一方面加剧了先发展后治理的城市发展困境。

2.2规划功能与内容不同

环境规划的功能在于:促进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环境保护活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合理分配排污削减量,约束排污者的行为;以最小的投资获取最佳的环境效益;实行环境目标管理的基本依据。因此,环境规划更侧重于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与建设。

城市规划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手段,是城市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要方面。城市发展涉及方方面面,城市发展中经济建设、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的弘扬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利益只有通过城市规划才能进行综合平衡。因此,城市环境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编制城镇的详细规划和村庄的建设规划时,环境保护规划的作用和地位相对尴尬,没有强制性的内容保障环境保护在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的完整性。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协调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

3加强我国城市规划与环境规划的对策

3.1宏观:构建完善的规划体系

我国的规划体系,基本上是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建设部等几个部门规划体系的基础上,通过相互适应和融合而形成的,带有很强的自发特点,目前在区域层面还缺乏有效统领各类主要专项规划的综合性规划。因此,我国的规划体系还很不完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迫切需要建立统一协调的区域规划体系,以结束各专项规划“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那么,解决环境规划与城市规划协调衔接的最根本方法就是国家要尽快建立区域规划体系。图3-1为本文设计的我国规划法规体系图。

3.2中观:强化和改善环境规划在城市规划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两规在宏观层面的协调衔接要通过区域规划体系的建立完善来实现,由于规划体系的建立涉及到立法、部门机构设置的调整、政策及体制改革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因此很难一蹴而就。那么,在现行规划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两规的协调又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笔者认为,在目前的体制下,由于环境规划体系的不完善,很难能确保环境规划的实施;相比之下,城市规划在立法、运作、实施、监管等方面都非常完善,其“规划管理单元”的成功管理模式,更值得环境规划借鉴和参考。因此,在现行规划体制下,应进一步强化和改善环境规划在城市规划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通过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等措施来实现环境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协调,并最终通过城市规划这一法定规划和强制性规划的实施来同步落实环境保护目标。

3.3微观:在城市规划布局上充分考虑环境问题

城市是一个多因子,多层次、多功能的人工生态系统,要建设清洁、优美的现代化城市就必须根据其自然地理环境与资源、人口特点,科学确定其城市性质和规模,合理的生产布局,尤其是工业的合理布局,努力做到按功能区发展,互不干扰又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城市的合理功能布局是保护城市环境的基础,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项特定的环境要求,都可以通过适用的规划技巧,把建设开发和环境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力求取得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根据经济发展条件和环境资源,处理好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制定有利于环境与发展的经济结构和工业布局。结合生态功能区规划和环境功能区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和用地布局,淘汰那些占地多、消耗大、性能差、污染严重的企业和产品,消除用地布局不当如工业与居住相邻引起的环境干扰等问题,逐步改善城区环境质量。图3-2是融合了环境规划与城市规划的黄埔中心示意图。

参考文献:

[1]吴良铺.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徐东.关于中国现行规划体系的思考[J].经济问题探索,2008,10(10):181-185.

[3]牛红义,张宝春,江东鹏.我国环境规划思想体系初探[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2):53-56.

城市与环境研究篇3

关键词:产业承接能力;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中西部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2-0177-08

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我国中西部地区迎来了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良好机遇[1]。区域承接产业转移受到地区生产要素、市场需求、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政策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2],本文以我国中西部城市群41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变异系数法、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构建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对2009-2013年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行比较,以期为科学合理地制定并实施产业承接政策措施,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范围与评价体系的构建

参照肖金成和袁朱[3]、曾鹏[4]关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中西部城市群及所辖范围内的城市界定为如表1所示,并借鉴孙威等[5]的相关成果,选取了28项具体指标构建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将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分为产业吸引能力、产业支撑能力和产业l展能力三个层面,并采用X1-X15共15项指标进行测度。

1.产业吸引能力由X1-X5等5项指标构成,其中职工平均工资反映了该城市劳动力成本的高低,属于负指标,职工平均工资越高则产业承接能力相对越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了该城市的消费市场大小;货运总量反映了该城市运输状况和对外开放程度;人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反映了该城市对外资的吸引力。

2.产业支撑能力由X6-X11等6项指标构成,其中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率表示该城市的劳动供给状况;等级公路线网密度由该城市的等级公路里程数除以行政区域土地面积求得,反映了该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百人拥有国际互联网用户数代表了该城市的信息化发展水平;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显示了该城市的产业配套能力;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反映了该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体现了该城市的资金供给状况。

3.产业发展能力由X12-X15等4项指标构成,其中科学技术经费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反映了该城市在创新资金方面的投入程度,科学技术人员占就业人口比重体现了该城市供给高素质劳动力的能力,专利申请受理量反映了该城市的科技创新产出状况,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体现了该城市的企业盈利状况。

生态环境子系统指标的构建采用P-S-R模型,分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状态及生态环境响应三个层面,采用X16-X28共13项指标来测量。生态环境压力由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人均生活用水量、人均用电量、人口密度共6项指标构成,且均为负指标,表示这6项指标值越大,该城市的生态环境状况越不容乐观;生态环境状态由人均绿地面积、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共3项指标构成;生态环境响应由工业烟(粉)尘去除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共4项指标构成。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反映了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28项指标,构建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项具体指标的权重,通过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计算得到城市群内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各自的综合评价指数,最后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方法对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类型进行判别,进而得出研究结论。

1.指标权重的确立

由于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量纲千差万别,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公式分别对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具体计算方法如公式(1)、(2)所示。

2.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利用线性加权法计算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公式为:

3.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

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4.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类型判别

在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程度的分级和判别标准上,本文借鉴钱晓英和王莹[6]的研究成果,将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大类;同时,根据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综合评价指数(IU)和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EC)的相关性,将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系统对比关系细分为3个基本类型(见表3)。

5.数据来源

本文将济源、仙桃、潜江、天门等4个县级市剔除,最终选择的是中西部城市群范围内的4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作为样本,对2009-2013年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2014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直接得出或公式计算求得,个别城市少数年份缺失的数据根据其相邻年份值补齐。

二、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综合评价

(一)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变异系数法获得各指标权重(见表2),通过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计算,得到2009-2013年41个地级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IU)和生态环境水平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EC)(略),进而得到2009-2013年各城市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排名情况表(略)。结果显示:从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IU)的排名情况来看,2009-2013年城市群内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呈现出区域非均衡发展态势,进入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只有成都、西安、重庆和武汉,说明这4个中心城市的产业承接能力相对较强;从生态环境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EC)的排名情况来看,41市在2009-2013年间的生态环境发展状况波动性较大,进入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包括重庆、西安、武汉3个中心城市,以及随州和九江两个地级市。

由2009-2013年各城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IU)和生态环境水平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EC),可以得到考察期内各城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对比关系的基本类型,进一步得出2009-2013年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不同对比关系类型的城市所占比例(如图1所示),结果显示生态环境滞后型城市所占比例分别为463%、39%、415%、39%、415%,产业承接能力滞后型城市所占比例分别是488%、61%、585%、61%、537%。就整体而言,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综合水平明显滞后于生态环境发展综合水平,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同步型城市所占比例相当少,2010-2012年41市均非此类型,2009年仅有平顶山和许昌两市属于此类型,所占比例为49%,综合评价指数分别为0107、0113。2013年许昌和黄冈两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占比49%,且综合评价指数非常接近,分别是0106、0107。

(二)产业承接能力子系y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线性相关分析

为了验证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相关性,本文以各城市的产业承接能力综合评价指数为因变量,以各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为自变量,采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对2009-2013年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各自的综合评价指数(T)的均值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表4回归分析参数结果显示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综合评价指数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呈正相关关系;整体回归方程的F统计量值为13762,P值为0001,说明回归分析结果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可以认为城市群整体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强。

三、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分析

根据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可计算得出2009-2013年城市群内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T),进一步计算得到耦合度(C)及耦合协调度(D),如表5所示。下面分别从时间序列特征和空间特征两方面对城市群内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

(一)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间序列特征

通过计算得出2009-2013年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均值(如图2所示):2009-2013年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其均值位于0201-0300之间,两个系统的耦合度的均值位于0401-0500之间,显著高于耦合协调度均值,原因在于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偏低,致使耦合协调度也较低。就整体来看,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均值在2009-2013年间趋于平稳,波动幅度较小,可以认为城市群整体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在考察期内具有稳态发展的时序变化特征。

为了分析城市群内41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间序列特征,本文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对2009-2013年城市群内41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间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秩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为秩相关系数,Xi为考察期内根据耦合协调度值从小到大排列的序号,Yi为根据时间排列的序号,N为样本数。R≥0代表上升趋势,R

本文采用SPSS170软件对2009-2013年城市群内41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间变化数据进行Spearman检验,结果显示在置信度(双侧)为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通过计算得出城市群各城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秩相关系数(见图3),结果表明各城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在考察期内存在明显的时间分异。具体而言,2009-2013年间,有28个地级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孝感、漯河和咸宁等3市的上升趋势相对显著;其余13个地级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下降趋势最显著的是西安,其次是郑州,武汉位居第3位。一般来说中心城市的产业承接能力相对较强,但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从秩相关系数来看,6个中心城市中仅有重庆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上升趋势明显,洛阳的耦合协调度非常接近于0,变化趋势平稳,其余4市均呈下降趋势;在12个资源型城市中,鄂州的耦合协调度下降趋势较明显,洛阳、焦作、平顶山、黄石、南充和宝鸡等6市的耦合度发展态势平稳,其余5市的耦合协调度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二)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特征

2009-2013年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类型出现轻度失调、中度失调和严重失调等3种状态,为了更直观地分析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变化特征,本文根据41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计算结果,从时间维度上计算2009-2013年41市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均值,得到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见表6),发现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第一,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现“中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中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均值为0246,略高于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均值(0245);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的均值分别为0249、0241、0226、0242,由此可知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原因在于四大城市群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均不高,且在考察期内空间差异明显。其中,位于中部地区的中原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最高,位于西南地区的川渝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最低,位于西北地区的关中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略高于位于中部地区的长江中游城市群。

第二,6个中心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非中心城市,且表现出“中低西高”的空间变化特点。位于中部地区的郑州、洛阳和武汉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288,明显低于位于西部地区重庆、成都和西安(0314)。具体来说,虽然中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郑州和洛阳属于中度失调区,但两市的耦合协调度在中西部城市群36个位于中度失调区的城市中分别名列第一、第二位。作为长江中游中心城市的武汉属于轻度失调区,其余11市均位于中度失调区。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城市均属于轻度失调区,且两市的耦合协调度在中西部城市群41市中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内江位于严重失调区,其余12市均属于中度失调区,其中绵阳和德阳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西安位于轻度失调区,其余5市都属于中度失调区。

第三,12个资源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呈“中高西低、西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发展态势。在12个资源型城市中,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均值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洛阳(0268)、焦作(0246)和咸阳(0243);自贡、南充和泸州排名末3位,耦合度均值分别为0208、0207和0206。位于中部地区的洛阳、焦作、平顶山、黄石和鄂州等市的整体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246,明显高于位于西部地区的自贡、南充、泸州、咸阳、宝鸡、渭南和铜川等市的均值(0222)。位于西部地区川渝城市群内的自贡、泸州和南充等市的整体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均值(0207),显著低于关中城市群内的咸阳、宝鸡、渭南和铜川等4市的耦合协调度均值(0233)。

四、结论

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通过构建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对2009-2013年中西部城市群41个地级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考察期内中西部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城市群整体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之间具有强相关性,但整体产业承接能力明显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2009-2013年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呈现区域非均衡发展态势,成都、西安、重庆和武汉的产业承接能力相对较强;41市的生态环境发展状况波动性较大,重庆、西安、武汉的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第二,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出现了轻度失调、中度失调和严重失调3种状态。城市群整体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在考察期内变化较为平稳,但41市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产生明显的时间分异。重庆的上升趋势明显,洛阳变化趋势平稳,其余4市均呈下降趋势;在12个资源型城市中,鄂州的下降趋势相对明显,洛阳、焦作、平顶山、黄石、南充和宝鸡等市的发展态势平稳,其余5市呈显著上升趋势。

第三,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中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中原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最高,川渝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最低,6个中心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均明显高于非中心城市,且表现出“中低西高”的空间变化特点。郑州、洛阳属于中度失调区,武汉、成都、重庆、西安位于轻度失调区,12个资源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呈“中高西低、西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发展态势。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现提出如下建h:加快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应从政策引导机制、组织管理机制和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等方面,建立由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产业承接能力与生态环境发展协调机制;中心城市应根据自身功能定位,注重降低要素成本,提升产业配套能力,加强对外联系强度,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度;加大信息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实现信息共建共享,通过产业创新联盟和一体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强化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从而有效发挥其对非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资源型城市应结合自身资源优势,以综合性和多元化为发展方向,积极探索转型发展模式,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城市产业体系;各城市应根据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因地制宜地采取环境规制措施,对入驻企业进行严格审查;坚决调整和淘汰不利于生态环境建设的产业,对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进行限制,对集约节能成效显著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并不断优化城市绿色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公共绿地水平和绿色品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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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CouplingCoordinatedDevelopmentofUrbanAgglomeration

IndustrialUndertakingCapacityandEcologicalEnvironment

FUDe-shen1,2,XIANGLi1,3

(1.SchoolofManagement,HarbinInstituteofTechnology,Harbin150001,China;

2.DepartmentofTourismandLeisureManagement,GuilinToursimUniversity,Guilin541006,China;

3.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ezhouCollege,Hezhou542899,China)

城市与环境研究篇4

关键词:城市建设;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中途分类号:TU984.11+1文献标识码:A

一、北京生态城市建设概况

北京市一直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致力于生态城市的建设。主要从城市绿化建设、能源利用以及节能减排、固体废弃物处理、城市交通体系、等方面运用综合手段,建设北京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建设就要将城市的生态建设、环境绿化放到首位,在北京市在城市绿地建设、城市园林建设方面都做了很多突出贡献。人均绿地面积由2006年的39.96平方米/人增长到2011年的53平方米/人,与2006年相比增长了32%。公共绿地面积由2006年的11365公顷增长到2011年的19020公顷,增长率达到了67.3%。在能源方面,加大重点领域的节能,充分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培育节能环保的绿色产业,提升技术进步对高耗能产业的节能减排的作用,大力推进公共机构节能改造、建筑节能,创新完善政策机制,全市万元GDP能耗同比下降4.04%。在发展可再生能源领域,北京市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开发总量从2006年的60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11年的223万吨标准煤,年均增幅达到30.1%。从各种新能源所占比例来看,太阳能利用总量约为98万吨标煤,约占总量的43.9%;生物质能36万吨标煤,约占16.1%;风能8万吨标煤,约占3.6%;地热能78万吨标煤,约占35.1%;小水电3万吨标煤,约占1.3%。

总体来看,北京市的生态城市建设与2005年相比较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从政策层面和经济层面的政策与措施都已经开始逐渐成效。一个城市的生态建设都是跟随其经济发展水平而发展的。北京市在近十年间,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功能明确,也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了很大的动力与支持。

二、北京生态城市建设中的不足

虽然北京市已经针对目前的经济水平、发展状况、城市定位等因素,做出了很多相应的改进,但是作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的北京,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带来的生态、环境等问题,也绝不是一朝一夕、一两个政策能够解决的。在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花大力气改善。

(一)城市规划不合理、发展过程矛盾凸显

北京城市布局基本沿袭了老北京城的框架。在近30年的快速的城市建设中,忽略了城市经济、商圈等功能区域与居民住宅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的平衡。在集中的超大规模社区中,并没有与企业、商业相结合。造成居住区相对独立,不能解决居民的就近就业问题。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无穷的弊病。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南城的开发主要针对住宅区和工厂,并没有商业性质的布局。到目前来看,南城仍然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核心商圈。还有天通苑、回龙观这类的超大型社区,提供的就业机会大部分是较为低端的生活服务类岗位,为不能满足绝大部分居民的就业需求,就必须要到城市中心区域工作。这就产生了一个交通上的现象,每天早上人流从城市的四周向城市中心区流动,晚上又从中心区回到城市的四周。不仅造成了非常拥堵的城市早晚高峰,环境的污染、而且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大量人口对于这些大型的居住区所在的区县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极低,加剧了区县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二)能源再循环利用体系不完善

目前北京的资源利用率较低。以污水处理为例,截止到2011年北京市的污水处理厂已经达到60座,日处理能力总量达到337.3万吨/日。目前,绝大部门的污水处理厂仅完成对污水的净化处理,并没有将污水中的资源利用最大化。第一,污水处理中产生的污泥处置简单,对环境影响也很大。目前污泥主要送到郊区填埋、堆肥,但是无论堆肥和填埋,都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虽然堆肥可以为农业和园林提供非常丰富的有机肥,但是北京市的污泥产生量大,受到堆肥产能和销售渠道的限制,并不能将污泥资源化利用达到最佳,目前整体缺乏对污泥的综合利用。第二,通常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都具有很高的温度,并非自然界中的水体温度。通常污水处理厂仅能解决净化的问题,而不能对水体中的热能加以利用。高于正常水体的被净化的污水排放到自然河道和景观回用时,都会破坏自然界的平衡,导致河湖水温升高,水体中的生物死亡或者植物生长异常。例如,北京有一些河湖,冬天并不能结冰,正是因为排放到自然界的水虽然满足排污标准,但是还是对自然界产生影响。

(三)固体废弃物处置水平较低

北京城市推行垃圾分类已经超过十个年头,但是到目前为止进展非常缓慢。但是分类垃圾桶进入社区已经多年,垃圾分类依然没有实质性进展。2011年才真正开始大力推行垃圾分类的在社区的试点工作。总体来看,垃圾分类工作进展缓慢的原因:第一,缺乏官方的宣传、指导以及相关政策、实施方法等。第二,拾荒人通常会将垃圾中回收价值较高的部分捡走,造成已分拣的垃圾再次混合。第三,受到目前垃圾处理能力的制约,垃圾分类后也并非分类处置,而是混合后进行填埋。这种处理方式也降低了居民将垃圾分类的意愿。

三、北京生态城市建设体系分析与建议

(一)制定经济发展与居住环境优化相协调的城市规划

经济中心已经明确的从北京市城市定位中移去,那么未来的城市规划应更多考虑“宜居城市”这一主题。未来北京市城市建设的一个方向就是经济发展与居住环境优化相协调。城市规划从来都离不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为城市建设提供经济支持,而且直接指导了城市的格局不同。综合考虑北京市目前的经济中心、商业中心与居住区域在城市格局中的分配。在城区规划中,充分考虑已有的居住区域附近的商业中心设置,利用旧城改造等建设项目平衡北京市区内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通过轨道交通将北京的新城与目前已有的经济、商业中心相串联,带动北京新城的发展。另外,积极在新城附近积极考虑配套产业格局、配套设施等,以带动新城经济自身的发展,而不仅仅将新城建为一座“睡城”。

(二)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可持续能源利用可以分为两个体系来看,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和日常生活舒适度、生活质量的基础上,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另一方面是对能源获取方式的转变—使用可再生能源。比如瑞典的哈马碧生态城就是将水资源中的能源充分提取并通过合理分解于城市的能源供应的成功案例。哈马碧生态城中的污水首先作为区域供热与供冷的冷热源,提取其中超出正常水体温度部分的热能,对水质本身并不产生任何影响而且可以将污水中的余热加以利用。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后,污水从被净化,产生的沼气可以用于发电或者为污水处理设备运营提供能源,产生的污泥通过干燥制成泥饼,焚烧发电。这样以来,污水处理过程中,不但净化了污水,而且还将其产生的废物资源化。在污水处理过程中的废弃物,成为了电力生产部门的原材料,及可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又可以提高资源化效率,使能源在污水处理厂、电力部门之间流转。

(三)提高废弃物管理与资源化水平

目前北京市的垃圾资源化率非常低,大部分生活垃圾用于填埋,不仅浪费土地资源、而且渗液对环境的危害非常巨大的。建议通过焚烧发电和厌氧发酵产生沼气等方式,提高垃圾资源化率,减少垃圾填埋比例。在瑞典99%的生活垃圾都用于焚烧发电或者制沼气为交通工具提供动力,仅有不到1%的垃圾被填埋。可见在目前的技术状态下,垃圾焚烧对环境较小而且对二恶英的控制也非常好,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为了大小周边居民的顾虑,瑞典有的城市将垃圾焚烧厂房设在政府办公楼的附近,以向居民证实垃圾焚烧的无害性。并且目前市政垃圾经过发酵产生沼气也已成为一种普遍成熟的技术,经过提纯的沼气可以为交通工具提供车载能源。

总之,北京市作为一个资源能源相对短缺的城市,北京在生态城市建设方面,在打造“人文、科技、绿色”的首都名片过程中,必须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注重环境治理与保护,不断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狠抓大气治理工作,推动生态修复工程,加强绿化美化工作,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节能和环保产业,积极利用新能源与清洁技术,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和再生水利用水平。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提倡科学发展,北京的城市建设才能长期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

参考文献

1.程梅珍,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天津滨海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科技论坛,2011(5).

城市与环境研究篇5

[关键词]城市环境道路材料影响改进

[中图分类号]TU98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4)10-0163-02一、前言

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给人们提供了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同时也造成了地球上各种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人类的生态环境在恶化,尤其是工业废料和生活垃圾的无限制排放,造成生活环境质量下降。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资源枯竭、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已成为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单从城市道路材料选择对环境的影响来看,我们就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显然,我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带动全球各大城市道路的高速发展。不可否认,城市道路环境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标志,其保护问题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概括地讲,城市道路环境保护的包含道路各组成部分的环保功能和道路建设各阶段对环境的作用与影响两大方面。其中,道路各组成部分的环保功能主要体现在道路建设过程中和之后。从一开始的城市道路的设计,再到道路建设施工及道路正式运营管理,城市道路材料的环保功能都在发挥着作用。也就是说,要做到材料的整体环保,关键在于道路材料的最初选择。要从源头上做好道路环境的环保,以此来对道路建设各阶段中道路材料对环境的作用进行整体把控,减少或杜绝城市道路建设对环境的污染和恢复路域生态损失。

二、道路材料与城市环境的关系

道路材料从生产到使用再到运营管理,整个过程都与城市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城市环境。

首先,道路材料比如生产混凝土的生产要消耗能源和矿物质资源,肯定会产生固体废弃物污染,同时会排放出对生产环境有害的温室效应或对身体有害的气体。

其实,道路材料属于大型建筑材料,从搬运到最后目的地的使用,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粉尘、噪音,还有很多会出现物理振动等,这些都是城市环境的污染或公害。主要表现在:

(一)道路材料的生产与施工过程产生城市污染

对城市环境的物理振动和噪音是道路材料如混凝土在运输与施工过程中必然要产生的,这对人们的生活具有较大影响,是城市污染的主要来源。有数据表明,混凝土的搅拌与施工也产生粉尘,130kg的粉尘由1t水泥的生产即可产生,这些都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

(二)CO2等有害物质的排放

水泥作为道路材料如混凝土的重要组成材料之一,其主要原材料成分是CaCO3。CaCO3是形成于远古时期大约35亿年前的物质,它是由大气中的CO2常年固化而来的石灰石。在制造水泥时,就是不断地对这种固化物质进行了分解,最后生成石灰,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有温室气体CO2释放。水泥的烧成反应在煤炭的燃烧过程中又不断地产生CO2和SO2等有害气体。

(三)道路材料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和能源

砂石骨料是混凝土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体积上又占据了70%~80%。可以看出,天然的石灰石和粘土是胶凝材料水泥重要的原材料构成。按照统计数字,为了大量生产水泥和混凝土,我国每年要大量开采粘土、石灰石和砂石等矿物质材料,基本上都是开采50×108t以上。这样巨大的开采量严重影响了河床位置及形状,原来既定的自然景观遭到严重破坏,原来很好的水土资源流失现象严重。从另一方面来讲,混凝土要成型,必然要使用大量的模板,而这些模板的制作需要消耗大量木材,木材的取材必然要消耗森林资源,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又对生态平衡及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四)道路材料很难实现循环利用

混凝土材料由多组分构成,一般解体时不可以循环利用,循环利用成本非常高,这与高分子塑料、金属材料等有很大的差别。

(五)道路材料化学成分高,视觉和触觉效果差

道路材料混凝土里面外面视觉和触觉效果差。一方面内在的质地脆硬,化学成分呈强碱性,另一方面表面粗糙,颜色灰暗,在触觉、视觉效果上都很差。

(六)道路材料透水性、透气性都非常差

道路材料结构的密实性是传统的混凝土不变的追求,这样的性能是为了达到强度和耐久性。目前使用的新修建道路的材料大部分是混凝土路面,这种路面占据了整条道路表面的80%以上的面积,由于这种道路材料透气性和透水性都比较差,整条道路覆盖的区域没有空气、雨水,寸草不生。另外,这样的道路受到太阳的照射,升温较快,对附近区域的辐射较强,不仅不利于周边生态环境的美化,反而使周边的环境在气温上高出2-3度,绿色植物无法生存,绿地面积减少,不利于周边生物存活,导致生态系统平衡失调。

三、城市道路材料选择对城市环境所带来的问题

任何的城市道路建设都一定会影响城市的整体环境,尤其是大范围的城市路网建设工程的铺开,更是深刻影响环境的质量。目前的城市化推进注重的是规模,很少也很难使用较好的环保建筑材料。大量的不环保道路建筑材料用于道路建设,必然深刻影响城市环境问题。

(一)施工时间段道路建筑材料对环境的影响

道路施工需改造当地地理环境,占用沿线土地或临时用地,将原本生态化的资料人工化,改变了沿线生态环境,还需要大面积地改变居民住房,甚至连供电、水利等设施也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势必会破坏沿线森林、土壤和植被,引起生态失衡。

(二)营运时间段道路建筑材料对环境的影响

道路运营后,带来一系列的生活影响,最直接的就是道路上的汽车噪音和尾气,还有就是道路材料不好散发出来的气味,影响对空气质量和沿线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四、新型道路材料对城市环境的影响

(一)新型环保型混凝土及其开发背景

近年来,全世界共同关心的课题是保护地球环境,寻求与自然的和谐,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道路材料混凝土作为人类最大量使用的建设材料,除了要求不断改善道路材料混凝土性能之外,还必须考虑道路材料混凝土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是资源、能源消费及生态平衡等方面的因素。

(二)环保型混凝土的种类

1、减轻环境负荷型混凝土和免振自密实混凝土,详细见下表1。

表1

(三)废弃物再生混凝土

废弃物再生混凝土一般来说分为:生态型混凝土、透水、排水性混凝土、吸音混凝土、绿化混凝土等几种类型。具体的性能和作用详细见下表2。

表2

[参考文献]

[1]王艳美.对城市道路施工中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施工工艺的分析[J].广东科技,2011,(12).

城市与环境研究篇6

关键词:城市居民;居住环境;婚姻稳定

Abstract:ThearticleusesCGSS2010surveydataandtheLogitmodel,emphaticallyanalyzesurbanresidentslivingenvironmentimpactonthestabilityofmarriage.Regressionresultsshowthatundertheconditionofotherconditionsunchanged,urbanresidentsliveinthemarriagestabilityhadnotsignificantlyaffectedbythenaturalenvironment;Urbansettlementenvironmentandhumaneenvironmenthaveasignificantimpactonthestabilityofthemarriage,butaftercontrolincomevariables,inhabitedsettlementsenvironmentvariablessignificantlyaffectdisappear;Mainlyconsiderthefamilylivingenvironmentimpactonthestabilityofthemarriage.Smoking,gamblingandplayingvisitorshasitsnegativeimpactonthestabilityofmarriagefamilies;Thedaughterinthefamilymoreconducivetothefamilyandmarriagestability,sonofthemorenegativeimpactonthestabilityofmarriage.

Keywords:urbanliving;environment;stablemarriage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10-47(6)

1研究问题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离婚水平一直较低。传统理念认为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男女双方的爱情和幸福,而是为了生育子女和抚育后代,这与西方社会将婚姻视为个人私事和强调离婚自由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国际社会的婚姻观念开始影响中国,人们对婚姻的态度和社会环境对离婚的评价也在逐渐发生变化[1]。转型期婚姻的观念和基础也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嬗变,导致离婚率增高,夫妻从两性结合的经济合作共同体向情感伦理实体转变[2]。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准提高,对婚姻生活的水平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婚姻在居民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决定居民一生幸福指数关键指标之一。然而随着居民社会竞争增大、居民收入差距的增加、城市住房问题的困扰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剧所引起的社会负担系数增长等,人与人之间的聚合力愈发变得微弱和淡薄,而社会聚合力弱化将导致离婚率的上升[3]。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粗离婚率一直保持逐年上升的趋势,如图1所示,1985年,离婚对数为45.8万对,粗离婚率仅为0.44‰;到2012年,粗离婚率上升到2.29‰,而离婚对数在2011年为286.9万对,增长了6.62倍,与2001年以前的平缓上升相比,2001年以后,无论是离婚对数还是粗离婚率增长速度都非常快。

对中国逐步上升的离婚率影响因素,学者从多个视角进行了研究,如:婚姻中暴力现象会导致夫妻离婚[4];中国传统家庭婚姻伦理与婚姻稳定性关系[5-7];中国通婚圈扩展加速传统婚姻破裂[8];婚姻匹配度与婚姻维持[9-10];婚姻质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11];家庭中经济压力[12]、家庭中子女数量[13]等,这些影响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微观因素都已经纳入学者研究范围。

与理论层面和实际经验层面相比,对城市居民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利用CGSS2010数据,从实证角度,论证城市居民居住质量对其婚姻稳定性影响。在我国当前社会,居住环境不断得到改善,拥有一套住房往往被认为是夫妻结婚的必要条件,然而住房改革带来的高房价则给婚姻增加了压力,不断上涨的房价可能使得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年轻人很难找到配偶,同时也可能使得那些能够负担一套房子的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年轻人变得更有吸引力,同时给正在还贷的居民婚姻带来不稳定因素[14]。总体来说,中国居住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如图2所示,中国居住房屋竣工面积从1995年的32902.26万平米增长到2011年387705.98万平米,增长了11.78倍,同时我们可以看出2001-2011国家每年投入城市环境治理的金额逐步快速上升。

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居住环境得到改善,另一方面是粗离婚率的大幅上升,文章将试图探讨城市居民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善是否会带来婚姻变动。由于我国社会住房竣工面积逐年增长且正处于快速上升期,而国家对居住环境也高度重视,这样的大背景,正好提供了一个考察居住环境对个人婚姻行为影响的研究机会。

2研究设计

2.1数据来源

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0),该数据采用分层多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在我国城市地区抽取了5152个样本①。研究分析样本界定为婚姻稳定性,未婚的城市居民不在本研究的考虑范围之内,对于未婚同居也被排除在外,且样本的成员年龄规定在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因此,排除不符合样本,剩下1014个样本量是研究城市居民婚姻稳定性的最终样本量。

2.2变量测量及描述性统计

研究关心的因变量是城市居民的婚姻稳定性,因此操作因变量婚姻稳定性应该是城市居民的婚姻状态。首先,当城市居民是已婚状态视为婚姻没有变动,离婚操作为变动状态;其次,当城市居民处于已婚状态,但现实状况是处于分居并未离婚,这些样本操作为婚姻变动状态。符合这些规定,本研究筛选有效样本数为1014个,数据显示(如表1所示)城市居民的婚姻稳定性的均值为0.94,因此,可以看出多数城市居民婚姻属于相对稳定状态,没有发生变动。

研究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对于城市居民居住环境指标,文章化为城市居住自然环境、城市居住聚落环境、城市居住人文环境,以及城市居住的家庭生活环境。城市居住自然环境反映城市居住地所在有没有受到污染,问卷中测量指标分别测量了水污染、空气污染以及噪声污染,内容选项为“非常严重”、“比较严重”、“不太严重”和“一点也不严重”,每个指标从高到低分别赋值为4、3、2、1,城市居住自然环境的取值为前面三个指标的求和数值;城市居住区聚落环境是通过询问以下问题进行测量,如:“居住地区有足够多体育设施进行体育锻炼”、“居住地区有很多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可供选择”、“居住地区有足够多的公共设施”和“居住地区很安全”,这一系列问题答案分为“完全同意”、“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分别赋值5分至1分,城市居住聚落环境的取值为前面四个指标的求和数值;通过2个问题来测量居住区的人文环境:“居住地区彼此之间相互关心”和“居住地区彼此之间相互帮助”,这一系列问题答案分为“完全同意”、“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分别赋值5分至1分,城市居住人文环境的取值为前面两个指标的求和数值;城市居住的家庭生活环境是文章重点考察的变量,通过询问以下问题进行测量,如:在与您同住人中,是否有人过度的喝酒、抽烟、以及进行玩网络游戏;同时考察家庭中儿子以及女儿的数量对其家庭中夫妻婚姻稳定性影响。从表1中可以看出,城市居民的居住自然环境的均值为8.12,这说明城市居民感知自己居住地区周围自然环境污染情况不容乐观;城市居民的聚落环境的均值为13.85,相对来说城市居民对自己生活小区较满意;城市居民的人文环境的均值7.56,这个数值比较高,说明城市居民邻里关系处理比较和谐;城市居民家庭生活环境比较和谐,有“不良嗜好”比较少。在表1中显示,是否有过度喝酒、抽烟、以及玩网络游戏的均值分别为0.16、0.20、0.071以及0.1;家庭人均小孩数位1.49个,其中家庭男孩的人均数位0.82个,家庭女孩的人均数位0.67个,男孩数量多于女孩的数量。

文章控制了农民工性别、、年收入、居住房的产权、社会层级以及房产数量,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性别变量均值为0.50,性别趋于平衡状态;的均值为0.12,说明有部分群体有;年收入和居住面积均值分别为49597元和91.43平方米,多数人在城市有一套住房,但发现近一半的人对自己的居住房屋没有享有产权;社会层级测量形式分为1到10,共10个层级,数字越大说明层级地位越高。在表1中显示社会层级的均值为4.31,多数城市居民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中下层。

2.3模型设定

对于城市居民婚姻稳定性,本文采用Y=1表示城市居民婚姻处于稳定状态,Y=0表示城市居民婚姻处于不稳定状态。由于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文章采用模型进行估计:

logit模型采用的是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其中yi是第i城市居民婚姻状态,xi是自变量,bi是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3回归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