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女性视角国际政治沟通理念沟通实践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6-0022-29
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议题悄然发生着变化，世界各国达成了新的共识，和平取代了战争成为时代主题，发展成为新世纪的主旋律。这一现象除了与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变化、战争手段的普遍杀伤性相关之外，也与更多的女性进入高层决策圈，发出女性的声音不无联系。据调查数据显示，上世纪50年代，担任一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女性仅有1人，60年代有3人，70年代有7人，80年代有11人。到了2l世纪，女性领导人数量显著增加，仅2005年，就出现了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乌克兰总理季莫申科三位女政治家。班牙甚至出现了“粉红内阁”，女性阁僚首次超过了男性人数。首位女国防大臣卡梅·查孔身怀六甲检阅军队仪仗队的场景一度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在法国和意大利，女性部长比例也较以往有明显提高。随着女性领导人在世界舞台的频频亮相，也使得国际政治领域显现出不同以往的柔性化特征。
一、理念建构
国家利益、权力和安全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女性主义观点认为，由于女性长期被排除在国际关系之外，传统理论中的“权力”和“安全”概念有着鲜明的男权政治烙印。在战争与和平、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上的男性特权使得原本可以投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被用于扩充军备，不仅增加了安全风险和战争的可能性，也影响了国际政治中广大失语的、不可见的妇女的其他安全需要。因此，女性主义要求摒弃传统政治的“排她性”，对其中心概念重新解读。
1.关于“国家利益”
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20世纪长期占据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流地位，他们对权力的看重都是一致的，把追求权力看作是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核心利益，重视物质要素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发展。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的生存问题是最本质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涵盖了国家的领土、及文化完整。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只有不断追求权力的最大化才能保障生存不受威胁。国家的外交和战争行为的动因都是为了追逐权力，政治就是国家为争夺权力展开的斗争。
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女性特征的“安全”首先强调的是“人”的安全，包括满足广大女性在内的“人”的基本物质和精神需要。贝蒂·里尔登描绘了女性主义者心中的四种“安全”图景：“第一种是生命权图景，反映的是建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综合景象，其实质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充足的食物，清洁的住房，尽责的父母或监护人，清洁水源，基本卫生设施、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条件，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积极追求和平、公正的世界社会。第二种是妇女作为平等伙伴的图景，这是一幅平等世界的景象，所有人无论性别都是平等的。这一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健康的社区，更强有力的社会秩序。第三种是超越暴力的图景，这是一个非军事化和裁军的世界。第四种是生态社区的图景，这是一种综合的、真正的全球安全的图景，为全球生态平衡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
人的安全是国家和国际社会安全的前提。排斥人的安全或女性安全的观点都是不完整的。女性主义认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似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不受威胁而进行的扩军备战行为，实质上却使“人”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包括生命、财产和发展的安全，也破坏了整个人类生存、延续的和平环境。这种威胁尤其反映在女性身上，她们被迫承担着失去亲人和重建家园的痛苦，承受着各种战争和暴力行为的危害。由于女性在社会发展中被统治、被支配的从属地位，国际政治范畴中缺乏女性话语代言人，因此女性只能默默地扮演弱势群体和受害者的角色，女性安全长期被忽略。女性主义倡导的对所有人真正的安全是一个较少军事化的公民模式，它是以消除性别歧视、体现女性价值和权力为基础的，保障个人权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非军事化、无暴力的图景。
其次，“安全”是全球性和综合性的安全，不单纯指某一国的安全或军事安全。现实主义研究的安全是以某一国家为对象的军事安全，一国的安全是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这种安全只能是个别国家的相对安全，并不能保障所有国家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随着全球化加深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格局凸显，恐怖主义、贩毒、走私、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际社会的普遍伤害，使国家安全问题成为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安全的内涵扩大成为各国家的共同安全以及国际环境本身的安全。此外，安全应兼顾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各方面利益，包括个人和家庭安全的综合安全，是如何建立更加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更能促进国际关系演化和各国国内进步的国际格局，更有利于整个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秩序。
2.关于“权力”
西方学者认为“权力是理解和实践世界政治的核心和关键”。摩根索把权力定义为一种支配和控制他人意志和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国际政治的直接追逐目标。权力分为有形权力和无形权力，主要包括九个方面的要素，即：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备情况、人口、民族性格、民众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国家权力首先是军事实力。
女性主义观点则指出，现实主义的“权力”定义是充斥男权气息的“统治”、“控制”和“支配”的权力，这种权力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等级制度和不平等。西方妇女在涉及权力的论述中所强调的权力，则是以人为中心，以实现全人类共同的综合的安全为目标的一种“能力”和“潜力”，这与支配权力有着本质的区别。简.亚当斯认为，对所有普通人而言，基本的人的现实不是为权力而斗争，而是现实生活的需要，即首先是食物的需要。女性主义的权力观增添了国际政治的人性关怀色彩。女性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管理家庭内部事务、抚育后代的社会职能以及被支配的社会地位，使她们缺乏使用支配权力的经验，而更加看重“人”的本身及情感关系，家庭内部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根据这种经营家庭的习惯和经验来看待国际政治，女性通常不主张那种“一方所得即为一方所失”的残酷的“零和博弈”；而是主张一种“非零和游戏”，即国家也未必只能通过控制和支配他国来获得自身的安全。女性主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赞同将权力看成是联系和关心的一种形式，这与那种冷酷无情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女性主义研究者用“合作权力”的概念替代了摩根索的“支配权力”，明确提出了对话与合作的途径。女性主义认为实现共同安全的最佳途径即不是对控制权力的追逐，也不是冲突与暴力；而是平等合作、相互支持和自我完善。
三、公众形象
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单一刻板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女性领导者的出现无疑为之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女性面孔不仅是男性世界中的点缀和调和，更为世界政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她们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和内涵，改变着政治的面貌。“物以稀为贵”，女性领导人自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最先抓住人们视线的就是她们独特的个人形象。
1.女性领导人的公众形象
当今世界的政治女性，以各具特色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有些以外形俏丽著称，如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相貌端庄，小巧匀称，极具东方女性之美；乌克兰前总统季莫申科，性感妩媚，大胆时尚，似一朵艳丽的玫瑰。有些则以温柔贤良的“家庭主妇”形象赢得人们的好感，如芬兰总统哈洛宁，她在公众的心目中就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好妈妈”，其执政纲领中加强社会福利的举措也正好与之相呼应。还有一些则是政坛上较为普遍的“铁娘子”，刚强有余，温柔不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赖斯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因为朴素的外表、强势的言行，被认为偏向“中性化”。不过，无论形象如何多变，女性领导人向公众传递的讯息都是一致的，即：精明干练的政治家。与以往处处要显示不输于男性有所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女性领导人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女性的特征和优势主动塑造和传播个人形象，性别回归正在成为女性领导人形象塑造的新方向。
女性领导人通过形象的塑造向公众传递的是两方面的讯息：首先是女人。这方面的信息可以从女性领导人平时的形象、打扮、话语、行为和理念等符号中直接识别，只是可能在某些人身上比较明显，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可能较为含蓄隐晦。例如，当赖斯2005年陪同布什访问欧洲时，她身着黑色齐膝短裙配黑色高跟长筒靴，外穿镶有金色纽扣的过膝长外套，外套迎风敞开。“高跟鞋和短裙又将她的身姿衬托得尤为迷人，她那身黑色套装显现出不可否认的权威。两者相得益彰，成就了赖斯——这个将性感与权力集于一身的女人。”默克尔着装随意、不修边幅的“德国大婶”形象一度被认为缺乏女性魅力。当她意识到这一问题后，就在发型、妆容和衣服的色彩上做了改变，得到了外界的一致认可，也为其竞选加分不少。她透露很喜欢做饭给丈夫吃，一锅烩、炸猪排和烤蛋糕都是她的拿手菜。就连撒切尔夫人也会在首相府用汽水和点心招待参观的儿童，并在忙碌了一天公务后，赶很远的路程回家与丈夫和孩子团聚，第二天清晨再赶回唐宁街。因此，无论哪种类型的女政治家，她们最本质最真实的一面还是其女性的那一面。其次是政治家。头脑冷静，意志坚定是政治家的必备素质。在男权政治中生存博弈，女性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男性世界的游戏规则。女性领导人在胆识和毅力等方面也在向男性看齐，这使得女性看起来咄咄逼人、冷峻、有政治计谋与手腕。即使是外表柔弱的女性，内心也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季莫申科在历经牢狱之灾后，坚持政治信仰，终于击垮对手，将政治搭档尤先科送上了总统宝座，也将自己推到了权力的巅峰。阿罗约严厉镇压国内武装叛乱时，一改平日的温和形象，以“冷酷”形象示人。这些“男性化”的表现是社会环境造就的结果。
2.女性领导人公众形象传播的意义
从内容上来看，女性领导人传播的是一种刚柔兼具的双面形象，既有女性温柔的魅力一面，又有男性坚强干练的一面。她们的外表常常不能完全概括其丰富的内心。她们在公共场合，处理公务时一般表现得较为中性化，不事张扬。以一种符合身份的低调的优雅告诉公众，她们的能力不逊于男性。另一方面，源自于家庭领域的女性本性也会在她们的行为中流露出来。由于与丈夫离婚后独自抚养三个孩子，巴切莱特在扮演独当一面智利大管家的同时，也在扮演着按时回家、接送小孩、洗衣做饭的普通家庭妇女的角色。很多政治女性都能统筹协调好这些社会角色，在公共与私人领域、男人面和女人面之间灵活地穿越和游走。与男性形象塑造相对单一相比，女性领导人的形象塑造在内容上可以更为丰富和立体，她们可以根据需要展现出不同的侧面。
从传播过程来看，女性传播的符号、载体和方式较为灵活、多样。头发的式样、穿着的衣服、优雅的姿态、带有女性情感的话语、笑容和拥抱、鲜花与咖啡、悲伤的泪水，这些都可以成为女性政治家们传播信息的载体。巴切莱特在其竞选台的周围摆放妇女和孩子的大幅照片，从侧面传达亲民风格，争取支持率；在担任国防部长面对将军们行军礼时，她不按常理举手还礼，而是以轻吻脸颊的特殊方式令智利民众倾倒。在男性看来是软弱象征的泪水，被女性领导人用来不仅顺理成章，而且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默克尔曾因在内阁会议上提出限制夏季废气排量，遭到反对而情绪激动，痛哭流涕。她说，男人可以大喊大叫，而我只能哭泣。落泪事件使得民众对此事无人不知，不管是否有意，客观上却推动了夏季废气规定的出台。
从受众心理和接受度上看，首先，在男性俱乐部中凤毛麟角的女性政治家显得十分突出，往往给公众留下一个深刻的初始印象，满足了人们的新鲜好奇心。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后，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想见一见这位女领袖。尤其是在她被苏联称为“铁女人”之后，更多国家对她表示出浓厚兴趣，中国也向她发出了邀请。第二，女J陛在传统认知中的刻板印象就是弱者和需要保护的人，这一方面会造成人们心理上对女性从政能力的怀疑，但双刃剑的另一面却是，公众不会对女性报以和男性一样高的期望值。当女性遇到挫折和失败时，即便是流泪的举动，也是与公众心目中的弱者形象相吻合的，因而更易获得同情、理解和宽容。撒切尔、哈洛宁都曾以流泪的方式来释放压力。而当女性在照顾好家庭的同时亦能协调好公共事务，甚至某些方面超过男性时，她们的韧性、承压能力和人格魅力，则更易获得公众的认可和尊敬。第三，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也是国家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女性领导人端庄优雅、温和亲善的形象能够增加国际社会对本国的关注度，争取国际民众和媒体的好感，有利于宣传和树立国家形象。
在国际政治传播中，女性领导人还可以利用自身女性特质，根据各自的性格、气质特点，有的放矢地塑造出独特、有吸引力、广受欢迎的公众形象。
四、政治说服与宣传
女性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较少进入强力部门，较少使用硬权力，她们更倾向于柔性化管理，将权力视为说服、合作的权力。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谈判和说服既是政治沟通中的重要传播方式之一，也是合作权力的行使。因此，谈判与说服将伴随着女性经验的介入，逐渐取代传统的武力手段，成为国际政治领域解决争端的主要手段。
1.政治说服的双向平衡模式
政治传播就是符号和信息的互动。在卡特里普的开放式系统模型中，这种互动是双向的，会引起信息交换双方的改变。它具有感知、监测环境和自我调节的功能，能够避免沟通主体与目标公众的冲突产生，即使在冲突产生后也能自动矫正和调节沟通主体与对象的行为，维持双方互动关系的和谐。
如上表所示，双向平衡的沟通模式是研究者最为推崇的高效模式，有利于促进理解和认同，推动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其提倡平等、对话、情感互通的原则孕育于私人领域的家庭环境中，与女性特质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些价值观尽管也会得到男性的认可，但其本身却是生长于女性化的社会领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在行为模式上，男性是任务导向性，女性是情感导向型。因此女性的细腻、敏感、耐心、同情心、替他人考虑、善于口头表达等特质，都被认为是适合于从事倾听、说服和教育等沟通工作。
随着当代全球化进程加快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原本松散分隔的世界各国结成了一个紧密的“地球村”，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越发频繁。无论任何领域任何环节，都离不开信息沟通这一最基本的交往方式。领导人频频会晤、穿梭外交、电话外交等传播方式成为解决世界事务的不二选择。基于这一大背景和女性在沟通方面的天然特质，女性领导人的政治传播实践十分引人注目，国际政治话语柔性化迹象日益显现。2004年，《福布斯》评选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女士为“世界上最富有权力的女人”，赖斯的这种权力直接反映在她对美国两代总统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上。她作为总统的政治导师，为小布什开设军事、外交和战略课程，在“9·11”危机、打击和对阿富汗、伊拉克用兵等重大问题上出谋划策。她用耐心和口才帮助了总统，受到相当的倚重。“对于小布什来说，自己的总统生涯似乎得益于两位女性，妻子劳拉把他从酗酒者变成了虔诚的基督徒，而女导师康多莉扎·赖斯则把他从外交政治变成了美国总统。”
2.女性领导人与公共信息
新闻和政治演说是政治传播中两种常用的方式，主要目的是向公众和宣传真实的信息，引导舆论方向。同时，它也是透视领导人执政主张和内心情感的一扇窗户。
女性领导人在新闻和政治演说中的表现，可以用三个方面来概括：第一，形象有亲和力。女性领导人出现在镜头前的形象或是妻子，或是母亲，温和知性，平易近人，容易使公众产生亲近感和信任感。韩国前总理韩明淑在宣布参加总统大选的新闻会上发表了“成为与国民共享的总统”的演说，表达了希望聆听民众的声音，与他们紧密接触，化解他们所受的痛苦的意愿。第二，内心强大，风格干练，有明显的社会关切倾向。外形娇小可人的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在就职演说中，十分有力地提出了消除贫困、打击腐败和摒弃亲属政治的执政目标，显示了柔弱外表下不可小觑的强大力量。智利总统巴切莱特上任时，承诺了36项社会改革措施，包括了医疗、保险、教育福利等各方面，这些执政方案都比较明显贯彻了女l生特征的政治理念。第三，情感充沛，言辞感人。巴切莱特曾经在一次竞选活动中饱含深情地说：“我是一位女性，单身，没有什么背景，甚至从政经验也不算特别丰富。但是凭着对振兴国家的一腔激情，我对自己充满信心，并会坚持不懈地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不管结果如何，我要做的只是为智利的发展而努力，总有一天，你们会发现，我就是这样的人！”女性在外形、性格和品质上的特征，往往能起到拉近距离、打动人心，提高沟通效率和说服成功率的作用。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关键词:中国国家形象优化
在当今国际社会,世界各国无不致力于自身形象的设计与优化。但就中国而言,对国家形象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笔者不揣冒昧的对中国国家形象做一下梳理,并在优化中国国家形象方面发表浅见。
一、形象与国家形象
《现代汉语辞典》对形象的解释是“能引起人的思想和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从这一角度出发,西方学者科特勒(PhilipKotler)对形象做出了更加准确的解释:“形象是人们所持有的关于某一对象的信念观念或印象”。
在国内学者中,最早进行国家形象研究的是中国新闻学院的徐小鸽教授,他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北京广播学院的杨伟芬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李寿源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电子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管文虎教授提出的“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的体现”。
二、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
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独立自主、改革开放、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形象。一国的国家形象深刻地体现着该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人民历来视独立自主为国家的根本。80年代以来,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
第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外交形象。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第三世界国家占世界的大多数,中国也是第三世界国家。邓小平曾经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在联合国中,第三世界的成员增加了。对这个变化的价值要给予充分的估量”。在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第三,积极参加国际事务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在对外交往中,中国一贯说话算数,守信践诺,言必行,行必果。如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做出承诺,逐步开放市场,降低关税。事实上中国也是这样做的。入世四年来,中国已经大幅度降低了进口关税,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实践了自己的承诺。
三、目前阻碍我国国家形象提升的主要障碍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虽然总体上已经树立起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但我们还是经常听到一些与之不和谐的声音,部分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和人民对中国还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和不信任。笔者经过大量的分析,大致概括了制约我国国家形象提升的主要障碍:
第一,“中国”的出炉;第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第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被放大和歪曲;第四,民族分裂势力的策划和组织的鼓噪。
四、新时期优化中国国家形象的几点建议
通过对上述影响我国国家形象提升的障碍的分析,笔者对新时期优化我国国家形象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确立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双向认同是优化国家形象的前提。中国对形象问题的重视,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中国基于与国际社会的双向认同关系,不断调整政策,努力弱化“负向认同”成分,扩大“正向认同”。下一步,中国愿顺应历史潮流,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吻合并协调起来,巩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双向认同。
第二,加强政治资源建设是优化国家形象的根本。优化国家形象的根本,是全面提高各项文明指标。伊拉克战争后,国际社会对物质实力是否均能优化国家形象产生疑问,特别是军事实力的作用。与此相对照,软实力在优化形象方面进一步受到关注,特别是国家政治资源建设,被越来越多的多家认为是优化形象的根本。
第三,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一个开放和发展的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版本的“中国”甚嚣尘上,以及居心叵测的人对中国所作的妖魔化宣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对快速发展的中国的疑虑。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反映在外交层面上,即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强调的是:“进步、责任、共赢、创新、质量”。
第四,广泛深入开展政府国际公共关系,综合改善国家形象。政府国际公共关系,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系统运用各种手段协调其与特定国际公众的行动。其核心理念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了影响其他国家民众的看法,进而开展的直接与其他国家民众进行交流的活动。政府国际公共关系的主体是政府系统,主要是指国家的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具有政府或官方背景的社会团体几个层次。客体是异质文化。对象是国际组织、国家中的各类社会自治、地区集团、外国公民、本国侨民等。目标是通过与国际公众的双向交流,宣传国家的政治主张,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第五,努力克服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外国怎么看我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表现。在此背景下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通过发展的举措,中国将以更加良好的面貌呈现在世界面前。
第六,发挥传媒功能,优化中国形象。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对外传播是宣扬民族意志,展现国家形象,延伸政府外交,争取国际认同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能够为国家带来长期的战略利益。因此,各个国家十分重视本国的对外宣传,我国的大众传媒应抓住全球化这个契机,完美地优化中国的国家形象,积极充当中国与世界交流与互动的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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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昆.国家形象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蔡拓教授梳理了中外学者关于全球政治的概念的界定，指出了人们理解的差异之处。他将全球政治界定为:“全球政治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为轴心，以全球为舞台，以全球价值为依归，体现全球维度的新质与特点的政治活动与政治现象”。我们认为全球政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价值的指引下，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超越传统国家边界，就全球性问题展开讨论与合作的政治现象或政治行为。全球政治体系就是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在对全球性问题的讨论和协商中形成的“一种多头政治的‘混合主体体系’”。全球政治涵盖了国家政治、国际政治、世界政治，它包括“世界政治的各个层面:文明社会的内部事务，诸如人权、民主、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人权、权利、环境、贫困、社会公正、阶级和男女平等，以及从传统意义上讲内容比较狭窄的国家间政治”。全球政治关系交织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网，包含了更多主体和更广泛的议题，具有丰富的内涵。
二、全球政治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的发展轨迹已经清晰可见。虽然全球政治还未最终形成，但众多的全球政治现象和行为可以帮助我们从它发展的轨迹中归纳其特征。全球政治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全球政治的主体较国际政治显著增多。全球政治行为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国家;二是非国家行为体。第二，全球政治具有包罗万象的全球议题。全球政治的议题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传统政治中的议题;二是冷战后全球舞台上出现的全球性议题。
(一)多元化的政治主体
全球政治主体较国际政治主体显著增多，全球政治行为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性质相似的国家;二是非国家行为体，例如: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民族团体、地方政府、个人等。这两类行为体在全球政治中拥有平等的地位，但在具体运作模式、价值取向、发挥的作用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
1．国家是全球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凭借其完善的组织形式、雄厚的经济实力、高科技创新能力和优越的执行能力等在全球政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它对于全球议题的产生和解决，往往起到主导性作用。一方面，全球化给予了国家强大的压力，并使得国际政治产生了许多重大变革，如今的国家已经丧失了唯一主体的地位，而且部分被侵蚀、削弱。另一方面，国家虽然在全球化面前显得很脆弱，不能不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但也应该承认它支撑了全球化。国家也在积极的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并利用全球化这把“双刃剑”，促进本国的发展。
2．非国家行为体的数量在全球政治中占据绝对优势，并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全球层面上的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建立在政府之间正式政治关系之上的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随着全球政治的发展，国家共同利益的增多，政府间国际组织开始逐渐超越国家利益追求全球共同利益。非政府组织也可以称为民间组织，往往是以非营利为宗旨而组成的，例如、绿色和平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往往具有某种特定的兴趣或方向，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的利益，他们不受特定利益的约束，可以依靠全球性的规模，灵活自由独立的开展工作，并在其专业领域主导着事态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以其一定的行为能力、公正的价值取向、专业的政治作为等成为全球政治的一大亮点，某种程度上诠释了全球价值，代表着全球政治的发展方向。跨国公司既是一个经济的实体，也是一个政治的实体。跨国公司拥有巨大的经济活动能力，以至于全球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跨国公司的存在及其作用。他们作为典型的营利团体，从事经济活动时往往脱离母国控制，而依靠市场指向决定其行为，这极大的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这也让国家感到难以控制，而他们“甚至被看作导致国家地位和作用下降的最主要力量”。他们对国家经济的削弱，有效的侵蚀了传统国际政治中“至上”的观念，让全球政治的出现成为可能。
地区层面的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民族团体、个人等。随着全球政治的发展，地方政府不仅仅局限于与同级别的行政单位交流，还出现了不同行政级别交叉交流的现象。地方政府交流一般表现在教育、文化、运动等方面，较少涉及政治、安全等。地方政府作为全球政治行为体，他们之间频繁的交流，进一步冲破了传统国家界限的藩篱，让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更加难以辨认，从而模糊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界限。民族团体又可以称为民族解放组织，是指受到统治和压榨的种族集团，他们往往以建立自己民族国家为目标而展开斗争，例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等。三次民族解放高潮以后，当代社会这种民族解放组织大大减少，但他们为了自己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仍然在不屈不挠地开展抵抗运动，矢志不移地争取民族独立。个人作为全球政治行为主体的存在，往往被忽视。这里说的个人并不是指一般市民或大众，而是指那些与国家权力本身没有直接关系、与国家保持一定距离并能够发挥超国家作用和拥有巨大影响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能力的个人。他们通过既有的社会地位或者在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成为全球政治中的独立行为体。他们往往摆脱狭隘的政治忠诚，保持着自律性，以全人类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为最高价值，为全人类的利益而奋斗。例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不遗余力的致力于伊朗浓缩铀调查即是为了全人类的安全。
(二)包罗万象的政治议题
全球政治包含丰富的政治议题，从传统的、安全、军事，到当代的生态、能源、金融、卫生等等都是全球政治关注的对象。在这里将全球政治的议题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传统政治中的议题，如国家的捍卫;二是冷战后全球舞台上出现的全球性议题，如全球变暖问题。这两大类议题共同构成了全球政治丰富的政治议题。
1．传统政治议题并不因为全球性议题的大量出现而销声匿迹。只要国家仍然是全球社会的基本单位，那么诸如、安全之类的传统议题就将始终在全球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人们生活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这是不论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承认的逻辑起点。只是这个无政府的社会中，国家间不再如现实主义描述的那般为了生存而人人自危，也并没有达到像自由主义期望的那样———合作在国际机制的保障下遍地开花。只是因为冷战结束20多年后，人们的冷战思维逐渐弱化，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给予了人们合作、共赢等新思维。因此，在表象上传统政治议题似乎被弱化了。如果仔细观察国际政治现象可以发现，这些议题已经渗透到国家的每一根神经。国际政治是全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议题既然是国际政治的核心，那当然在全球政治中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对于的维护，在全球政治中随处可见。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关系是国家的存在的象征，互相尊重原则是保障世界和平的基本法则。全球化对国家的削弱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但这种削弱绝不是强盗式的入侵与掠夺，而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通过与相关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签订和约来让渡部分经济。而对于国家的政治，这是不论全球化如何发展都不会减少其重要性和敏感性的。政治这一主题在全球政治上将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安全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其在传统国际政治议题中占据绝对的位置，在全球政治中亦是国家紧抓不放的根本议题。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因为安全问题而引发的冲突难以计数。不论是人们还是国家，首先要保证的就是自己的存在，然后才可能谈别的利益诉求。安全议题在全球政治中处于根本地位，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意识形态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较少被提及。冷战结束后，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建设、社会福利等方面，不再热衷于全球意识形态的斗争。但这一斗争只是在表象上减少了，大多转为采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暗地里进行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渗透。因此，意识形态这一传统议题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就算表面风平浪静，暗地里亦然波涛汹涌。
2．全球性议题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单靠国家或政府间组织难于驾驭，需要国家同非国家行为体合作控制或解决。从现在全球舞台上出现较多的议题来看，大多集中在生态、能源、经济、卫生、人权等方面。生态议题主要包括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有毒化学物质扩散、森林锐减、土地沙漠化扩大、湿地减少、水资源污染和短缺、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全球政治关于能源的议题，主要是围绕以石油为代表的不可再生能源展开的。由于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对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世界上关于能源的争夺近乎白热化，两伊战争、伊拉克战争是能源争夺战的典型代表。同时，如何降低能耗、延长不可再生能源使用周期、开发可替代能源等成为众多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关心的问题。经济议题是全球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议题，也是对于全球政治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议题。经济议题所包含的问题比较广泛，例如:市场、货币、信贷、金融、投资，等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增进了经济相互依赖，这使得经济活动敏感性增加，经济议题所牵涉的范围和影响的对象也更为广泛。卫生议题牵涉到人类的生命健康，在全球政治议题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为国家和人们所关注。全球卫生议题主要包括流行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改善公共卫生、推动确定生物制品的国际标准、促进人类健康生活等。卫生议题往往能真正诠释全球价值，为了人类健康、和谐发展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全球政治的发展点亮了希望。从以上全球性议题中，我们可以深刻的体会到全球性议题的共同之处。这些议题都具有公共性，折射着公共产品的特征。但他们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又不属于公共产品，因此他们可以在全球这个大集体中被提供。他们拥有着类似于共同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却又比公共产品对于个体的吸引力大，因为他们往往关系到个体的切实利益，因而不能等闲视之。
三、全球政治的缩影:欧洲一体化
如上所述，国际社会发生的变化已经昭示着一个全新的全球政治的时代已经来临。全球政治改变了国家不可让渡的状况;全球价值正逐渐被各行为主体认同并践行;全球政治决策模式日趋平等、民主、透明。而全球政治的这些表现我们可以通过欧洲一体化来观察，可以说，欧洲一体化是全球政治发展的初期缩影。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伴随着各种专门性的国际组织的纷纷建立逐渐勾勒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两条主线，展现出其强劲的爆发力和顽强的生命力。欧洲一体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经欧共体到欧盟的发展历程，在经济一体化部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功进行了经济与货币联盟建设，建成了统一大市场，发行了单一货币欧元。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以欧洲共同核心价值为基础，以实行共同外交和自主防务为主要目标，涉及到成员国高级政治领域的让渡。欧洲政治一体化实质上是对主导了国际社会三千多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进行挑战，并力图超越其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模式。虽然欧洲政治一体化面临重重阻力，并屡屡遭受挫折，但伴随着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洲政治一体化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无论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还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发展历程都折射着全球政治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中去列举两个例子:案例一，《罗马条约》。1957年2月25日，煤钢六国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统称《罗马条约》。条约规定在成员国之间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逐步实现关税同盟、实现共同农业政策，共同体在特定的与非成员国的对外关系领域实行共同政策。统一大市场是以关税同盟为基础的，这不仅意味着取消了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壁垒，更重要的是成员国将制定对第三国的共同关税，并且制定市场上各种商品贸易的规则。这表明，欧洲经济共同体经过谈判成功的实现了成员国在制定关税方面的经济的让渡，从而使得欧洲经济共同体更多的领域具有了超国家性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让渡可以被看做全球政治挑战传统国家体系的一个侧面。案例二，欧共体(欧盟)东扩。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加入欧共体(欧盟)的国家不断的增多，这表明欧共体(欧盟)吸引力非同一般。这种吸引力除了来自经济收益方面，还有价值认同。这些国家申请加入突显了正在建设中的欧盟的实质，即它不仅仅是一个人员和物资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而且是一个价值共同体。这个价值共同体以欧洲共同为核心理念，以让渡为操作前提，以共同体机构为运行载体。正如欧洲一体化开启之初，各国联合在一起的实质也是要追寻一种欧洲共同价值。这种欧洲共同价值具有着与传统的维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价值所截然不同的特质，可以被看作全球政治发展初期全球价值的类型之一。总体而言，从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以欧共体(欧盟)为载体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以一种全新的模式不断挑战着传统国家观念，在一定范畴内超越了国家模式，在部分领域改变了国家中心地位，探寻着国际政治新的发展方向。全球政治的主体、议题以及上文所论述的全球政治的特征都已经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逐渐展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欧洲一体化是全球政治的一个缩影。未来的全球政治的发展，将会是欧洲一体化的放大。
四、小结
［摘要］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呼唤大战略的时代，更是一个构建大战略的时代。本文通过对《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一书的梳理及分析，对我国的崛起进行思考，以期提出相关建议及展望。
［关键词］大国；崛起；政治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1）05-0077-02
doi：10.3969/j.iss.1671-5918.2011.05-039［本刊网址］http：//hbxb.net
本书主要从哲学方法论层次（经济学方法论，社会学方法论）和学科方法论层次对相关问题加以研究探讨。把三十年战争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研究大国成长的起点，主要涉及英法俄德四国的成长考察。全书以中国崛起为经，以大战略理论探索为纬，以史为镜，评估当今，展望未来，致力于推动中国大战略研究的民族化，国际化和专业化。立足当今，从国家高度思考问题，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未雨绸缪，是十分必要以及迫切的。
一、本书脉络及精华摘要
（一）大国成长研究的理论假定
1．国际政治具有社会性
在国际政治中，社会性是指主权国家在政治，安全与文化上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对于共同价值，共同制度和共同命运的真正尊重。国际社会具有社会性，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主权国家之间缔结成某种社会契约。（2）主权国家之间形成了某种较为稳定的国际秩序。（3）主权国家之间具有天生的，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4）主权国家之间具有某种体现共同价值观念的国际政治文化。（5）国际政治是无政府却有治理的领域。
综上所述，联系政治学原理与社会学原理可以认识到：国与国之间不存在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相互之间的依赖性，要求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个趋势尤为明显，也是每个国家积极探索的课题。清楚的认识国家成长的社会性，对于把握我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在转型与改革的动荡时段，坚定地走出中国特色道路，是有极为深刻的意义的。
2．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国际政治的社会性是不断增强的过程，社会性在某些具体的领域和国家的扩展和深化的过程就可以描述为社会化。社会化则是有着特定含义的社会进程，即：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人的个性得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
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条件是主导国家的合法性意识，国际关系的均衡发展，国际制度环境的良性存在，以及国家间的社会交往达到足够的程度。国际政治社会化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导致国际体系的出现；催生国际社会；造就了若干安全共同体；将来会促成世界社会的形成。
不难看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的理性选择是加入到国际社会化的浪潮中而不是国际逆社会化运动中去。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逆主流而消亡的事例。我国把握时代洪流方向，寻求自我特色发展，在这点上做的是非常好的。
3．大国成长是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的统一
大国的成长方式要符合国际政治文化的要求，遵守以主权原则为核心的现代国际法基本内容；把追求软实力而不是物质利益作为基本的战略目标；国际交往手段是合法手段；大国成长必须处理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大国要有自己的国际文明贡献。反观历史，苏联的悲剧主要原因是其对社会性成长的漠视。当然，大国成长的基础是物质性成长，社会性成长离不开物质性成长，两个方面都要重视。
（二）大国社会性成长的三个变量：合秩序性发展，合法性战争与大国形象
1．大国成长与世界秩序存在两种基本关系模式：合秩序性发展，逆秩序性发展。其中大国成长的外交战略可分为“合作者战略”（“观望者战略”和“伙伴战略”）和“挑战者战略”。历史表明，一个大国的成功崛起“合作者战略”是必要的战略选择。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其正确的外交战略就是要符合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要求，要执行一条社会性成长的路线，实现合秩序性发展。所谓的合秩序性发展就是一个大国必须调
整好国家成长与世界秩序的关系。从权利层面上：现状政策和均势外交。从制度层面上：国际制度的融入与创新。从认同层面上：主流认同和伙伴关系。
2．合法战争指国际法所不禁止的战争。联合国宪章规定了合法使用武力或有权进行战争的情况，即自卫战争，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战争，安理会授权或采取的行动。目前国际社会中的四种合法性战争按合法性大小程度分为：时代战争，自卫战争，依法战争和多边战争。
3．大国形象是指现时代的国际社会中一个大国应该具有的良好的精神面貌与政治声誉，它是一种理想目标，是国际社会从时代精神角度赋予大国的各种义务，责任。大国形象是大国软实力的重要方面。而当代条件下的大国形象的形成，至少包括五个因素：现代身份，世界贡献，战略意识，特殊责任，区域治理。
（三）法、英、俄、美的成长启示
1．法国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强大国家，其大国成长历史较短。其迅速崛起较为明显的体现在它的物质成长尤其是军事工业与军事力量这个独特的领域，同时积极和正确的国际社会化战略意义重大。它以国家利益而不是宗教利益积极参与欧洲的宗教战争，倡导并组建一种反应欧洲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当时已经零散地实现于欧洲国际政治之中的但未得到制度化和社会化的一种新型秩序，并在维护这个有利于自己成长的秩序下推动法国成为一流的大国。成为大国的路程中，法国进行了6次战争，4次合法战争，但它比较注重利用国际条约与国际秩序在国际合法性中的作用。具有现代民族国家身份，确保周边地区的区域安全，使法国一步步崛起，同时，法国通过其国际理念，外交政策，特别是强大的综合国力推动了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形成，民族国家至上原则上升为国际社会的根本原则。可以说，法国引领了近代国际社会的外交与政治体制之先。当然，法国崛起于社会性成长，最终却失败于物质性扩张。
2．英国走的是典型的“海权大国加经济大国”的崛起之路。首先取代法国称为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欧洲现状的保证国，利用岛国这个优越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强大的海军力量，奉行均势战略，维持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稳定。同时，它也是国际制度的融入者和创新者，创设了一些旨在维持世界秩序的国际组织。英国在迅速崛起中也进行了4次合法性战争，促进了其物质性成长和社会性成长。在大国形象方面，英国在国际政治中提倡的均势原则为欧洲国际社会的大国认同，它在成长过程中非常注重国际交往的作用，同时，它也成为现代经济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发源地。
3．俄国的历史似乎可以这样总结：通过北方的战争而崛起，借助南部的对手的衰落而强大。其大国成长道路漫长。俄国拥有较强的均势外交能力，从来不忽视国际制度的因素，集中体现在对维也纳体制的融入与主导上。不否认俄国某种程度上是依靠侵略发展起来的专制主义国家，但它也是个注重国际共识，外交手段和战略意识的国家，它多次组织针对某个强势大国的多变国际联盟，从而较为容易的达成其战略目标，这是俄国大国成长的重要经验。在世界贡献方面，俄国曾首倡国际仲裁制度，后来成为国际社会惯例；曾组织国际社会建立一种国际武装中立联盟；它可能还是“民主和平论”的首倡者。4．美国的大国成长之路非常独特也是幸运的。其轨迹是由欧洲殖民地成长为联邦，到联邦制民族国家，再通过较为体面地领土扩张，经济发展，工业革命成长为世界大国。美国的物质性成长，不仅体现在其在世界工业中的比重变化，还体现于保持了较为平衡和稳健的工业增长速度。软实力方面，美国是自由主义有着较为完善的制度支撑，但其精神文明高与不高，一直存在争议。美国在大国成长的过程中，采取孤立主义战略，离岸平衡战略以及干预世界战略，其领土扩张具有隐蔽性和“合法性”，门罗主义对其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其鲜明的立场树立美国在美洲地区国际社会的良好形象，提出的反殖民主义原则代表了新时代国际社会发展方向，客观推动了国际社会的全球性扩张。另外，美国的合法性战争比率较高，近似于“和平崛起”的大国，它注重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发掘合法性资源。在战略意志，特殊责任，区域治理和世界贡献方面，美国都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其移民吸引力优势构成了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不得不说，有力的国际环境为美国崛起有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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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这些国家从工业革命，先进的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各种便利中获得了新的硬实力，同时在国际事务中较有意识的创造和遵守国际规则。大国的成长是物质性与社会性成长的统一，任何一种片面的模式，都会导致国家崛起的畸形与失败。
二、浅思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要有效吸取对近代依赖西方大国崛起战略的规律，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一）我国要注重以物质性成长为基础，物质性成长以合法秩序性发展为方向。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积极融入到国经济洪流，增强科技，军事实力，不断在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以积极的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打牢物质性基础，并且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二）大国的社会性成长要求对暴力进行一定的合法性限制。
我国在此方面一直做到很好，对世界承诺永远不会发动战争。但对于维护祖国统一等合法战争，一定会做好充分的迎战准备。为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努力。
（三）大国形象塑造是大国之间争夺软实力优势的重要领域。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越来越亮，地位也越来越高，尤其是2008年中国在经历了雪灾，地震等灾害，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中央统一协调，工作处理得非常好，在2009初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也以大国的姿态应对危机，在世界各国塑造了良好的形象。同时，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儒家思想的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都有极大影响，中国正昂首阔步在世界大国的道路上。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际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
走向科学。说中国政治学没有科学体系，当然是不正确的。但认为中国政治学科学体系已经很完备了也是不正确的。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政治学已经有了一个科学体系，但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不仅因为中国重建政治学的时间尚短，而且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学就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自古就有非常丰富的治人和治于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但是，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从来没有把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经验作为学术进行思考和研究，更没有运用这些要素构建政治学，直到中国近代化开始以后，主张维新变革的先驱们才从“西洋”和“东洋”把政治学引进中国。后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再加上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这可以说是形成现代政治学的三个源头。但是，在当时的所谓政治学，实际上是照搬西方的政治学，是拿来主义政治学。
新中国成立后，本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发展中国的政治学。可是，正当面临发展机遇的时候，政治学却被误解成伪科学。似乎政治学只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要有马克思主义，就不需要政治学。由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政治学长期为缺门。正是因为政治学长期被误解，多年被忽视，所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占霸权地位的“左”的思想任意解释“政治”，被曲解了的“政治”又反过来助长“左”的思想。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生活中政治泛化，另一方面是政治概念狭隘化。简言之，社会生活中什么现象都是政治，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按此逻辑，“十年浩劫’势在必行。这个政治逻辑的后果，不能不说是没有政治学的政治中国的悲剧。
我们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现有学科的分化、交错、综合，各学科内容总是发展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行政学本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但随着行政学发展为独立的学科，政治学就没有必要把行政学按原样包容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尽管行政学仍然不能割断与政治学的关系，但这只是学科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发展情况是，随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发展，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学问题的公共选择理论，自然就会成为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总之，政治学理论体系建设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政治学理论的科学本质也是这样。没有理论创新，就不能科学地解释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新现象，更不可能科学地解决政治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
政治学对政治社会中的新现象、新问题缺乏解释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理论创新。在这一点上，任何科学都是相同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如果抱守计划经济理论，不进行理沦创新，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就不可能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政治学本来就是有时代特征的，有不同阶级属性。不同时代的政治学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中心内容。当前，中国转型期政治就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同时，也只有通过研究转型期政治，科学地回答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井由此上升到理论认识，这才可能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也是中国政治学走向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治学研究走向科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前人的经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根据学术研究规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新问题，避免在低水平上进行简单的重复，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尊重前人的成果是一致的。实际上，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还是有不同见解的，在这方面，政治学也可以进行百家争鸣，在大的理论体系中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学说。政治学不同于政治，一个政党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一致，但政治学在政治学说、政治理论上是可以百家争鸣的，是应该有不同学派的，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它是受科学发展规律支配而发展的。
走向实际。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政治学作为科学走向实际，解决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是科学本质的要求。走向实际应该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就是说，政治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时要在实践中认识真理，修正错误，丰富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当前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接踵而来的社会。政治的变化，本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用来解释和认识社会政治现象和问题的学说和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的需要，因此，这就要求政治学在实践中提出新的认识，进行理论创新。从计划经济的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政治学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在国家学说上如何回答解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主要通过国家中央集权的计划来进行配置，国家和社会基本上是重合的，这主要体现于“单位制’啪形式。在那时，“单位’俱有双重的职能，既行使国家职能，也行使社会职能。党组织（支部或党委）建在“单位”上，实行高度的一元化领导。其结构和机制也很简单，一份“红头文件”，就可以从上到下全部动员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学不得不面对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国家计划配置经济资源的职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而逐步弱化，最后也许只保留公共经济领域里的极小部分的职能。对此，政治学研究当然要义不容辞作出科学的解释，政治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在理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现实中的问题比人们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要复杂得多。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已不可能再像“单位制”的条件下那样对社会进行控制。例如，在乡村的某些地方宗法势力的回潮，还有城乡某些地区黑社会性质势力的猖獗。从经验上说，这是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的新的政治现象和问题。但是，从理性上说，这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只是对政治研究来说，必须从科学上回答和解决这样类似的问题。乡村这种现象的出现，尽管有中国传统政治历史原因，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在于随着乡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未能及时相继推进社会结构的重建和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政治发展。事实上，自从乡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社会经济资源就逐步转归社会支配，由此，国家本来藉以控制乡村的经济基础让出去了，而乡村本来依靠国家维持的社会结构松懈了，但又没有及时进行社会重新整合，建立新的结构，以致在某些地方，或某些地方的某些方面出现结构的薄弱部分，正是这样，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势力乘虚而入。在某些城乡特别是其接合部黑社会性质势力的出现也不外乎是这样的原因。显然，这些实际中的问题都是政治学应该研究的对象。从政治学的视角看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政治发展中的现象，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必然会带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上的不适应，并不是由于从集权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恰恰说明了经济体制改革后必须及时相应地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就看到这一点，并且明确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同时，从这些政治现象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学研究面对实际应担起的历史任务是非常繁重的，不仅要从理论上解释这些现象，分析这些现象生成的原因，更重要的还要运用政治学理论来解决由这些现象所产生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丰富自己，进行理论创新。如果还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在国家与社会分离以后，我们就不得不把传统的国家政治建设分成两条路径来思考和设计。其中一个是国家政权建设，一个是社会建设。对前者的认识和实践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经验，对后者，特别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的社会，毋庸讳言，我们不但经验不足，而且理论准备也不足，由此，我们不能不把社会基层民主政治作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它的现实意义不用多说，就以“专项打黑”这个举措为例，这样做确实必要，可以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为一方保平安，但是没有社会建设，不可能根治这样一些由社会机体不健全而产生的癌变现象。因为，社会本身没有制止和打击黑势力的组织力量。如果我们的社会建设取得成效，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健全起来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作用加强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局面也就形成了。
政治学走向实际，研究社会生活中现实的政治问题是政治学发展的动力，政治学研究实际的政治问题是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应承担的历史任务。同时，政治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保持学术生气，不断理论创新，走向学术前沿。
走向世界。当代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不仅是对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应有的要求，而且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尽管政治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各国的政治学也都各自具有本国的特色。但是，政治学井不排斥在各国之间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吸收别国有用的研究成果。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早已表明，无论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还是东方国家的政治学，无不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吸取养分。例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这部古典巨著中关于政体的分类及其分类思想直到今天对东西方国家的政治学仍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都已把它作为研究政体形式的学术规范。当然，东西方国家对政体形式的研究和分类在价值理性上是有根本差异的，然而在工具理性上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
纵观中国政治学发展史，政治学最早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近20年来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事实上也引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如分析工具和政治学中的某些新的话语都来自西方政治学。政治学走向世界，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必然停滞落后。其实在政治和文化上道理也是一样的，政治上自我封闭和文化上与世隔绝同样也会造成停滞不前，落后守旧。当然，吸收世界优秀的文化成果，并不等于照搬西方，全盘西化。如何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马克思已经做出了榜样。列宁也曾精辟地说过，“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之所以能得出自已独特的结论，不仅在于马克思的天才，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他尊重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要走向世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以中国走出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的实践为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不抱守集权的计划经济，运用在西方发育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的特色，是根本不同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特色。并且，可以断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人民生活普遍达到小康水平，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特色。
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应该包括认识世界，研究世界政治中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提出政治学“需要赶快补课”时，实际上就已经赋予中国政治学研究世界政治的历吏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政治学不研究世界政治，不研究外国政治就不可能真正地为中国政治服务，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中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服务。对复杂的世界政治和纷繁的外国政治的研究要摆脱就事论事的研究，政治学应该提供研究框架，发展面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其实在国际上政治学和世界政治研究本来就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研究世界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大家们首先都是政治学家。中国把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分开来，是在中国没有政治学的情况下一种带有误解性的习惯分法，政治学本来就包括世界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走向世界本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任务更重了。当然，经济全球化问题可以像马克恩那样用纯经济的观点来分析，也可以具体到用效益与成本的观点来把握对中国的挑战和机遇。但是，从政治学来说，它首先应该运用政治学理论作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分析，也许人们最先可能想到的是国家问题，我们不能轻易听信随着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逐步淡化的说法，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安全的严肃的政治问题。政治学应该进行历史的、现状的研究。国家是不可分割的，不可转让的。但是，今天国家的形式和概念确实与民族国家始初阶段有所不同，这些涉及各国利益的政治问题，是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应该研究的问题，不仅在中国要有政治学家的声音，而且在世界上也应该有中国政治学家的声音。
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和参与世界是一方面，还有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即应该把中国政治学推向世界，把研究中国政治和中国学者研究世界的成果推向世界。中国政治学虽然起步要落后于西方政治学好多个世纪，甚至其间政治学发展路径曲折，环境恶劣，步履艰难，但是，中国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哲学都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源，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发展，都是很值得政治学进行研究井推向世界的。其实这些方面已引起国外政治学家和汉学家们的注意，并且已有不少很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出版。中国政治学不能说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投入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在这方面，应该说，我们是大有作为的。中国政治学应该对世界做出贡献。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者修养建设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在这样的改革发展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但要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而且要在单位担负起塑魂育人的职责使命，任务繁重，责任重大。要确保思想政治工作者切实胜任好职责使命，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者修养建设势在必行。笔者试就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者修养建设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
1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者修养建设的重大意义
修养建设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在社会和工作的实践中，主观能动地自我学习、自我锻炼、自我改造、自我提高，进而不断坚定人生信仰和理想信念、改善知识结构、提高工作能力，达到改进作风、提升素质、增强政治“免疫力”的目的。
新形势下，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影响日益凸显。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西方国家始终没有放弃对我国和平演变的图谋，他们凭借经济、科技、军事的优势，利用经济渗透、舆论传媒、军事遏制等手段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妄图打赢一场“无硝烟战争”，以此全面阻挠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斗争，不少思想政治工作者由于平时不注重自身修养建设，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头脑不清醒，立场不坚定，导致工作中认识模糊、观念混淆、意志动摇，集中表现为“三多三少”：一是宣传工作中牢骚多、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少；二是对国家暂时性困难抱怨多、客观分析少；三是对西方的东西片面赞美多、辩证批判少。因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者修养建设不但是应对国际复杂局势的重要举措，而且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键手段。
新形势下，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由此而带来社会事物形态多元化发展，使得思想政治领域空前活跃，新思维、新事物、新技术不断涌现。同时，在世界科技突飞猛进发展的推动作用下，知识更新瞬息万变，整个社会迈入一个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的扩张作用下，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不少思想政治工作者由于平时不注重自身修养建设，思维封闭，观念陈旧，知识老化，导致工作中知识储备不足、工作方式单一、先进表率作用滞后，集中表现为“三多三少”：一是组织学习时照本宣读多、追根溯源少；二是同职工交流时空洞说教多，换位思考、启发引导少；三是平时讲大道理多、办实事少。因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者修养建设不但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重要举措，而且是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水平的关键手段。
2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者修养建设的主要内容
2.1品德和情操修养
良好的思想品德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思想政治工作者无形的人格力量。思想政治工作要解决人深层次的思想问题，一方面靠真理的力量，以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人、鼓舞人、带动人；另一方面靠人格的力量，以思想政治工作者模范表率作用感染人、引导人、激励人。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努力加强品德和情操修养，通过良好的自身形象和模范表率作用赢得职工的信赖和尊重。
2.2党性和信念修养
党性和信念修养就是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坚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者政治素质的集中体现。新形势下，加强党性和信念修养就是要认真学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理论以及党和国家的一系列大政方针，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揽大局，切实增强现实工作中贯彻执行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坚定性。
2.3理论和知识修养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理论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思想政治工作者要认真钻研这些基本理论，同时要刻苦学习政工方面的专业知识及相关的一切知识，以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增强政治鉴别力、健全知识储备，全力提升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水平。
2.4作风和能力修养
作风修养集中体现在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和清政廉洁的工作作风，它是我们党一系列重要思想和理论在指导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能力修养集中体现在组织领导、团结协作、社会活动、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它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开展日常工作的基本能力。
3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者修养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3.1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是思想政治工作者修养建设的前提
常言道：“打铁先得自身硬、言教不如身教”。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身形象如何，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人格力量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是思想政治工作者修养建设的前提。为此，思想政治工作者一要不断坚定理想信念。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时刻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政治敏锐、服务大局。二要不断更新观念。要积极适应思想政治工作日趋开放的大环境，主动地由“读书型”向“学习型”转变、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由“经验型”向“开拓型”转变，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拓展思维，开阔视野，不断提高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应变能力。三要时刻保持清政廉洁的作风。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便是自身形象的重要性。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坦坦荡荡做人，老老实实做事，时刻保持自身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切实以清政廉洁的形象增强工作的感染力、说服力。
3.2夯实理论功底是思想政治工作者修养建设的基础
新形势下，不少思想政治工作者忙于事务性工作，忽视理论学习，导致实际工作中看得不远、讲得不深、说得不透，不能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地释疑解惑、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所以说扎实的理论功底是思想政治工作者修养建设的基础。为此，首先，要端正学习态度。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以科学理论武装人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理论学习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增强学好理论的使命感、责任感，把提高理论素养作为修养建设的大事抓紧抓好。其次，要拓展学习范围。要把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同学习党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同时要不断适应时代要求，努力学习经济知识、法律知识及相关的政工专业知识，充分领会理论的科学体系、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达到增加自身知识储备、提高综合素质的目的。再次，要坚持良好的学风。要着眼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工作中学习、学习中工作、实践中提高。切不可盲目引经据典、断章取义，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
3.3探寻有效的方式方法是思想政治工作者修养建设的关键
新形势下，各种传媒手段发达，信息传输渠道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宣传快捷，职工文化水平、政策法制意识都有了很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一味务虚，而不积极探寻适合新形势特点的方式方法就会失去感染力、号召力。因此，探寻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是思想政治工作者修养建设的关键。第一，要做好“两个结合”工作。一方面，要将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宣传同实际工作相结合。通过国家政策的变化具体探求对现实生活和工作的影响，使思想政治工作生动形象。另一方面，要将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同解决职工实际问题相结合。通过帮助职工解决实际困难，维护职工民利，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具人性化特点。第二，要体现“以人为本”原则。新形势下，职工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群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就必须体现“以人为本”原则。要以诚待人、以理服人，尊重职工的人格和权利，给他们以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要善于换位思考，真正站在职工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充分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努力使思想政治工作由“说教式”、“号召式”向“引导式”、“启发式”转变。第三，要深入群众。要使政工人员可亲、思想政治工作可信，就必须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与群众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思想、掌握他们的心理、体察他们的需求。这既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发扬，也是新形势下增强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重要途径。
3.4大力解放思想是思想政治工作者修养建设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全球化国际关系学研究对象基本问题主要方法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特别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进而主要从政治的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因素的学科。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关系的政治活动与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互利与合作、各个国家的政治动态有很大的关系。
一、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学问。然而，“国际关系”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原本的含义，开拓全球空间，包容整个世界。但直至今天，国际关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但是从现实中已经涌现的大量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机构，学术刊物乃至时事报刊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性较强的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国际关系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体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加以重新审视，重新铸造。迅速变动中的国际关系以全球化作为新的逻辑起点，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扩展空间，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把国际关系仅仅看做国家间关系，我们更应该把国际关系视为“全球关系”，这种新形态的国际关系注重所论关系的全球规模，更注重所论关系的本质意义的变化。它既有全球政治学含义又有全球社会学寓意，既包括国家间关系又包括跨国关系。国际关系日益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明显地表现出“全球关系”的整体性和趋势性。
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趋势下迅速拓展，使得对国际关系学的界定从传统走向未来。于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一门范围广阔、问题复杂的科学。从其原初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的科学，或“关于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科学”［1］。西方学者通常把国际关系学定义为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关系的学科。由于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与走势所决定，必须要扩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使它成为一门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并适当包括自然、物理科学在内的理论观点，兼收并蓄的独立科学或边缘学科。这一界定使研究范围拓展到全球空间，强调的重点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转移到合作共治的全球关系。这种新的视角与观念重视国家合作共治，关注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全球政治的重大作用。研究所有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现象，理解全球政治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关系内涵的深化，它的研究对象也在深化。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与国家不同，其观念、视野、关注与工作方式都是全球性的，不强调中央权威和权力，而是努力通过全球共治来管理全球事物。非国家行为者作为一种清新力量迅速崛起，导致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打破了行为者一元说及其国家中心主义。原先只有国家间的关系一种，现在演化出三种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复杂多样、新旧交替的互动，充分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丰富内涵、鲜明特点和发展趋势。
论文摘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不仅对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起着方向保证和精神动力的作用，同时对塑造和坚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新时期我们必须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开拓创新，以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
一、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我国经济成分和利益群体、社会生活方式、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人们的价值取向也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道德失范现象、腐败现象屡见不鲜。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大众传媒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纷纷涌入我国，国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主流文化受到冲击，人们的精神归属显得无所适从。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不但要求我们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必须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创新。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
长期以来，我们党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许多专家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问题也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比较有创新价值的方法，如以“启发式”、“渗透式”、“隐蔽式”取代“填鸭式”教育；以有的放矢的理论联系实际，讲真话、实话，取代“空谈”、讲“官话”、“套话”；注意运用“情感陶冶法”、“心理咨询法”、“实践锻炼法”、“自我教育法”；采用多媒体教学，建立红色网站，等等。这些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一定的效果，但不断变化的社会实际要求我们不仅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要创新，内容也要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内容历来都是相辅相成的，方法创新对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创新，关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目标的实现，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关键。
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其中政治教育是导向性内容，思想教育是根本性内容，道德教育是基础性内容，法纪教育是保障性内容，心理教育是前提性内容。这些内容涉及了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法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知识。所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创新，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必须坚持党性原则
从根本上说，任何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社会阶级或集团的政治目的。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党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必须坚决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方向，决不能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教育内容中的中心地位。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既要具有超越性、又要体现现实性
思想政治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塑造出理想的人格是提高整个民族精神文明水平的一项基础工作。它不仅要关注现在，更要关注未来，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理想性、超越性。但是这种理想，这种超越，必须建立在现实之上。我们的教育内容只有充分反映时代的要求、符合实际，才具有科学性。再者，我们的教育对象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如果我们的教育内容“过高”、“过空”，跟他们生活的现实社会和实际的精神需求反差太大，就会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创新要深深扎根于现实之中，真正挖掘出体现时代要求、符合社会和个人发展需要的东西，创新出既具有超越性又充分体现现实性的内容。
(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应坚持社会和个人并重的价值取向
笔者认为，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过程中，应该坚持社会和个人并重的价值取向，应该对个体给予充分的尊重与关注，注意研究个体现在到底需要什么；对合理的需要予以满足，对不合理的需要加以正确引导；如适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平等意识、诚信意识、创业意识、创新意识、团队意识、义利统一观念等，这些既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又能满足个人价值实现的内容，就应该及时充实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之中。
(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应体现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情况错综复杂、千差万别，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层次性。从年龄上看，教育对象可以分为老年、中年、青年和少年四个层次。我们应该根据年龄结构，合理地确定出不同层次的教育内容。从文化知识层次上看，教育对象有知识比较渊博、知识水平较高、知识水平一般、半文盲、文盲之分。从思想道德状况上看，教育对象有思想先进、思想道德素质一般、思想落后、思想道德素质差之分。如果我们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采取“一刀切”，势必严重影响教育的效果。另外，从地域上看，教育对象有城乡差别，东、中、西部差别，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差别。这同样要求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必须体现层次性。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国家；边界；现代规划
民族国家作为一项领土政治安排，其存续的基础端赖于边界（border）的明晰与确证[1]，而民族国家也就“成为建构和维护边界的人”。[2]依其边界，民族国家维持着对外的独立性和对内的至高地位。就其对内而言，民族国家运用其至高权力地位进行内部的全面整合，建构出统一而单质的市民社会，并使自己与市民社会紧密相连，前者对后者进行调控与范导，这一调控与范导实质上表现为民族国家的现代规划。
马丁·阿尔布劳将现代规划视为“对围绕种种意图展开的种种人类活动的协调”，[3]它为民族国家内部普适性历史的创造提供了“统一的人类交往场地”和“单一的事件框架”。[4]概而言之，所谓民族国家的现代规划是指现代国家依其制度安排以达成边界内部一致性的各种行动。
尽管规划——或者说，统一的设计——历来遭到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和保守主义者（如柏克）等的反对，[5]但可以说，现代规划是民族国家表达力量与意志的形式，也是其自我成长的机制。在现代规划之下，民族国家及其内部的市民社会按照统一的原则、规范和程序运转。然而，全球化正在改变这一状况，它无情地销蚀民族国家的边界，从而使民族国家赖以成就现代规划的基础遭到了缓慢但几乎是致命的颠覆。
本文尝试运用社会和政治理论阐述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现代规划的溃败，并试图论述这一溃败给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所带来的重大影响。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民族国家现代规划是如何溃败的；第二部分阐述这一溃败给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所带来的严峻后果；结语为第三部分。
一民族国家现代规划的溃败：边界的模糊化
全球化条件下，曾经用来保持民族国家内部统一和排除其外来干涉的边界已受到种种侵袭，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正超越边界的限制，其现代规划也因此而趋于崩溃。
（一）从理论来看，全球抽象社会生活模式的型构使民族国家的边界日益模糊。
“全球化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时空的重组。”[6]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这便是现代性在全球传布所逐渐型构的全球抽象社会生活模式。具体而言，就是某一地区的社会生活已经成为影响另一地区社会生活的因素，这样，民族国家内部具体的社会生活将不再完全依赖于熟稔的人际关系，而依赖于一种全球网络。当具体的社会生活超出民族国家的限制而影响到另一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活时，前一种生活就“脱域”（dis-embedding）于民族国家的边界，并在影响到另一种生活时“再嵌入”（re-embedding），[7]于此，时空的统一性对日常生活不再具有特殊意义。
“脱域－再嵌入”的生活模式依赖于所谓“专家系统”（expertsystem）和“象征标志”(symbolictokens)，即它依赖于专家所提供的知识以及由自发或建构所形成的抽象媒介（如货币），[8]而不再完全依靠于民族国家所提供的手段。
由于“脱域－再嵌入”的生活模式存在对专家和符号系统的高度依赖，因而面临着不可规避的“风险”（专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对符号的信心也非时刻都存在），[9]但是，这一风险已无从由民族国家所能控制，也无从由它来化解此风险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既不能将社会生活限定于边界之内，也不能在本国边界范围内解决社会生活中由于风险所带来的困难。
（二）从实践来看，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生活、一般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正超越边界。
1．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存使经济生活脱离边界的限制。
首先，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等经济一体化形式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发展普遍模式而备受推崇。尽管经济一体化具有成员国应对全球化冲击的涵义（它以区域主义对抗全球主义），但显然，它也成为了全球化的一个步骤和组成部分。在经济一体化内部，零关税趋势和国民待遇原则使民族国家的经济要素早已在无边界的世界自由流动。
其次，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相互依存日趋明显。这意味着开放而非封闭是当代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选择。国内市场早已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一切经济生活已经融入或至少要求融入国际经济生活之中。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全球经济的规约，这一体系以古老的核心—边缘模式继续演绎，民族国家不能脱离于这一根本的世界体系的制约，它的经济生活只有适当逾越边界才能获得足够的发展。[10]
2．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全球社会的成长。
除了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之外，我们无法忽略另一个社会——全球社会（globalsociety）的存在。对于这一社会的本质，国际关系理论界有不同争论。“英国学派”（englishschool）认为它主要表现为旨在处理国家间事务的共同的国际安排。[11]而“斯坦福派”（‘stanford’approach）却强调全球性共同观念和文化。[12]无论如何，英国学派或斯坦福派都承认民族国家之外存在一个依靠规范或观念建构而成的超越民族国家内部社会的全球社会。
实际上，全球化带来了丰裕的越界行动和人际关系的全球拓展。经济一体化、全球贸易和其它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社会关系之“脱域”机制的形成，均使有别于民族国家内部生活的社会——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人际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而全球人际关系的拓展，又使得共同的观念在无数互动中滋生。比如现代性——如民主和科学——在全球的开拓已经使全球各国人民有了共同的话语，对于现代性的认同形成了一种超越传统和地域的共同精神气质。简言之，全球化开拓了新的超越边界的人际关系，由此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塑造并不断强化了人们的共同观念。在此基础上，新的规范、安排和机制应运而生，全球社会在这些共同观念和共同的全球安排和规范中促进了国际关系的新发展。不言而喻，这样的全球社会早已不是民族国家现代性规划所能控制的，它超出了规划的范围，不断腐蚀规划所赖以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国家边界。
3．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增长使政治生活脱离边界的限制。
不仅经济与社会生活超越了边界的限制，国家政治生活也开始显现出全球特征。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全球问题的增长要求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国内事务与全球事务的一体化使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与支配；国内政治忠诚的部分转移。
首先，全球治理的出现。当代全球问题关涉到人类的前途，它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安全（如疾病的传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等）和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如生态与环境危机、难民潮、气候变迁等）。[13]在威胁和挑战人类前途的全球问题面前，没有任何民族国家可以逃脱自己的责任，全球治理需要各民族国家以多边主义或相互协调的方式进行合作，在合作过程中，民族国家将转让自己的部分权力给国际组织，或将共同达成的条约与协议转化为国内立法条款以促进治理的共同目标的实现。在权力的转让与国际协定转化为国内立法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活已经摆脱了边界的限制。
其次，国内政治的国际背景。国际事务对国内政治议程的影响在经济领域最为明显。经济全球化与地区经济集团化趋势建构了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国内政治只有适应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的国内经济和其他社会事务的要求才能使自己运转下去。例如，在共同市场内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依赖于共同市场内其他成员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市场状况；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科技革新将成为与之紧密相连的欠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调整的依据；国际金融市场的状况影响到国内金融政策的制定；等等。而国内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的调整以及金融政策的变更又将牵引其他政治过程——教育、就业、司法和官僚体系等——的变革。
第三，政治忠诚的转移。现代公民在全球化时代的忠诚对象不仅只限于民族国家，虽然爱国主义或温和的民族主义在全球化运动下仍旧有重新激发的可能性，但爱国主义情绪并不妨碍现代公民将政治忠诚投向边界之外的国际社会（如环保主义者和国际人道主义者）。
忠诚对象转移源于个体反思性（reflectivity）的形成。反思性能力塑造了新的自我批判主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价值和信仰的自我重建。[14]当民族国家将个体的忠诚对象限制于国家本身受到个体的怀疑乃至批判时，新的忠诚对象便可能超出边界，尽管也有可能退回到比国家更小的单位，如社区或本地区的利益集团与宗教组织。[15]就前一情况而言，当忠诚对象超出民族国家之后，民族国家只能悲伤地面对民众的信仰逾越自己的边界而又无能为力。
二现代规划溃败的后果：社会冲突与政治衰败
民族国家由于边界的模糊化所导致的现代规划的溃败，使民族正国家面临严峻挑战，不但国内的社会和经济矛盾将加剧并越出边界，而且国内政治也将面临民主的危机和腐败的冲击。
（一）国内社会和经济冲突的加剧及其国际化。
现代规划的溃败使民族国家所控制的内部冲突爆发出来了，甚至延伸到了国外。这一冲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曾经成功控制住了阶级冲突的福利政策在失败后导致了新的经济困境和种族主义的兴起（在西欧国家内部犹甚）；二是暴力的合法性垄断受到冲击后导致了新的社会冲突的加剧。
1．福利政策的失效。
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伴随着国家镇压工人运动的暴行和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虐待。血腥的资本主义发家史不仅催生了社会主义运动，也衍生了新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寻求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结合成为新的制度设计的热点，福利国家便是这一设计的重大后果之一。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16]它确实成功地将阶级冲突从世界范围转移到了国内，并且事实上通过民主制度的建设又使之得到了缓解。[17]从北欧到西欧再到北美，先进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无一不采用温柔的福利手段扼杀了阶级斗争的雄心壮志。
而一俟民族国家的边界不再确定，福利国家所长期运用的战略便失去了效能。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时代，福利国家的赤字财得非常脆弱，它不再能够为民族国家的经济单位（公司或利益集团）进行优先采购，不再能够充分保证全体公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也不再能够提供经济持续发展的黄金岁月和让人们在甜美的梦想中去从容地实现即定的生活理想[18]。
同时，民族国家边界的虚化导致了新的移民浪潮，这使得新的纳粹主义——它充满对移民的刻骨仇恨——在欧洲和北美沉滓泛起。新的冲突代替了古老的阶级斗争，民族国家内部的斗争转化为超越边界的民族斗争，福利国家——当代民族国家的典型形式——的现代规划面临着破产的窘境。
2．暴力合法性垄断受到质疑。
如果民族国家靠福利或社会保障体系曾经减缓了政治和阶级冲突，则它对暴力的合法性垄断曾经减缓了社会冲突。马克斯·韦伯（marxweb）认为，民族国家拥有不证自明的对暴力的合法垄断地位，并依此对社会进行权威性控制。[19]但是，暴力合法性正经历其实践危机和认同危机。
实践危机表现为民族国家在控制跨国犯罪上的无能。它无法只依靠本国的暴力垄断有效地打击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在内的跨国犯罪，在必要时它必须寻求他国暴力机关的合作与支持。
认同危机体现为分离主义与人道主义干涉。一方面，“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运动使一批要求独立的民族对所在民族国家提出了挑战，在激进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旗帜下，民族国家遭受着新的内部冲撞或分解，分离主义“带来了诸多民族、国家、地区的动荡和重新分化组合”。[20]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对自己暴力的垄断性行使的合法性可能时刻遭到人道主义的评判。[21]国际人道主义的道义批判和事实干涉削弱了民族国家对本国暴力的合法垄断权利，因而对本国社会冲突的控制权也受到了来自边界之外的强权或国际社会的限制。
（三）国内政治的衰败。
这主要体现为全球治理中民主的缺乏所导致的国内政治过程的民主危机，而这一危机加速了代议政治自身所潜藏的极权趋向，从而引发政治在民间的冷落和它在自身运作过程中的腐败。
1．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国内政治民主受到损害。
全球化使国内政治卷入到了全球治理进程当中，然而全球治理中普遍的“民主赤字”（democracydeficit）的存在使国际治理的民主化绝非坦途。[22]因为全球治理中国家之间的义务担当与权利享用不是依据平等的民主方式，而主要根据民族国家的力量对比进行。譬如欧盟，欧洲议会的投票方式与欧盟的条约规则更多地反映了其中大国德国与法国的偏好与利益。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国内相关政治将成为国际体系中权力对比下讨价还价和妥协的产物。也就是说，全球民主的缺失在国内政治日渐国际化的情境下，由于国内政治的运作不是经由国内的民主程序进行的，公民在涉及国际事务的国内政治问题上没有太多的影响力与决策权，因而国内民主将深受其害。[23]
2．国内代议政治由于民主的危机与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性而使它在民间受到冷落，并导致自身的腐败。
当国内民主的运作受到阻碍时，现代政治的弊端将逐步展现。民族国家内部政治过程是依赖代议政治——一种固定的民主程序——来完成的，而全球化时代国内的民主危机将导致程序的中断，由此将导致国内政治的普遍衰败——政治在民间的冷落与政治在自身运作中的腐败。
首先，政治在民间的冷落更多地出于代议政治的特性，但全球化加剧了这一特性。从理论上来看，代议政治所规定和依存的民主程序使人们满足于一种容易操作、易于理解和可以预期的政治行动。这给予公民一种惰性，从而在完成选举义务之后，便将政治或行政行为交由自己的人而忽略直接的参与，使得政治精英开始操纵政治过程——全球“民主赤字”的存在又鼓励他们的这种操纵行为——政治成为一种新的行业而不是社会福利的保障力量。由此，代议政治这一典型的程序政治将国家分裂为两大部分：政治官僚或政治精英和普通沉默的大多数。后者对政治的高度信赖（或相反，高度的不信任）使政治在社会的冷落成为事实。[24]
其次，由于政治权力与市场的合谋所导致的公共领域的衰退使得政治过程流于腐败。由上所言，政治在民间的冷落会使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则一种完善的代议民主将产生极权政治的危险——当沉默的大多数任由政客们去操持权力时，极权变得顺理成章。而此时，某些市场（或利益集团）为获得权力的宠信从而获得市场中的优先权，便通过寻租活动（rent-seeking）收买政治权力。[25]于是，这些政客将在利益集团的怂恿下不恰当地挥霍手中的权力，也就是，权力开始不恰当地干预市场。这样，原本统一的市场可能在某些利益集团寻求权力保护时遭到分割，而一个分割了的市场也就意味着具有共同社会道德、理想和民主诉求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的衰退，它将“成为社会内耗与权力阴谋下的牺牲品”。[26]
当政治极权和公共领域的败落同时出现，并导致权力与市场合谋时，严重的腐败现象产生了。而当政治在民间得不到统一的爱戴，而且在自身的运作中也腐败不堪时，则政治的衰败积重难返。
三结语
全球化正在各个方面改变民族国家的面貌。本质上看，正是全球化对边界的销蚀抽离了民族国家赖以规划内部事务的前提，民族国家才由此发生了急剧的嬗变并将对国际体系产生深刻影响。在此情境下，民族国家应适应时代的变化并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重新塑造自己的面貌并维持作为国际体系最重要单元的功能。
首先，民族国家应开放自己的边界，以合作而非完全自助（self-help）的方式谋求国际协调，使国内事务和国家利益与国际公共事务与国际利益相互调和与促进。[27]其次，应强调社会自治并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繁荣。显然，一个相互包容的全球社会将有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和谐，并且有助于形成新的公共领域，从而使政治权力从腐败中获得新生。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它在失去了对社会的全面监控时，却获得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与重建自我的机会。
[1]edwards.cohen,globalizationandboundariesofstate:aframeworkforanalyzingthechangingpracticeofsovereignty,governance:ainternationaljournalofpolicyandadministration,vol.14,no.1,january2001.
[2]globalizationandboundariesofstate:aframeworkforanalyzingthechangingpracticeofsovereignty,governance:ainternationaljournalofpolicyandadministration,vol.14,no.1,january2001.
[3]（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9页。
[4]（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页。
[5]参见（德）弗里德利希·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卷，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版，第41页；刘军宁，《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6]montserratguibernauandjohnhutchinson,understandingnationalism,politypress,2001.p.244.
[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另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页。
[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9]对于全球化时代“风险社会”的论述参见《现代性的后果》（吉登斯著）和《自反性现代化》（贝克等著）。
[10]参见（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巴西）特奥托尼亚·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另参见简军波，《落后国家与依附性发展》，《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11]chrisbrown,worldsocietyandtheenglishschool:an‘internationalsociety’perspectiveonworldsociety,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7(4).另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238页。
[12]chrisbrown,worldsocietyandtheenglishschool:an‘internationalsociety’perspectiveonworldsociety,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7(4).
[13]参见蔡拓，《当代全球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蔡拓等，《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4]（英）尼格尔·多德著，《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另参见（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32－39页。
[15]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16]（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5页。
[17]关于福利制度缓和了国内冲突的论述参见borothstein,socialcapitalinthesocialdemocraticwelfarestate,politics&society,vol.29,no.2,june2001.
[18]（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3页。
[19]（美）丹尼斯·朗，《权利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101页。另参见（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9页。
[20]程人乾等，《涡流：20世纪民族主义潮汐透视》，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21]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1999年联合国大会中表示，古典的国家观念必须服从于“个人”（sovereigntyoftheindividual），他指出：“如果人道主义干预对来说真是一种难以接受的侵犯，则我们何以对卢旺达等地区大规模的、系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它们违背了我们人类共同体的训诫——作出反应？”见garethevansandmohamedsahnoun,interventionandstatesovereignty:breakingnewground,globalgovernance7(2001).
[22]tonyporter,thedemocraticdeficitinthe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forregulatingglobalfinance,globalgovernance7(2001).
[23]（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6页。
[24]（美）卡尔·博格斯，《政治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0－77页，第96－108页。
[25]参见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关键词：时事政治；高中政治；课堂实效
【中图分类号】G633.2
一、联系时事政治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
1、把教学内容联系学生生活实际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具体内容紧密联系国家实际、社会实际，充分体现了政治课的特点，但是，有很多学生对政治课不感兴趣，主要由于在应试教育的课堂中，老师注重抓所谓考点，要点，归纳知识清单，学生学习较为被动，觉得政治学习枯燥乏味，大量记忆让学生变得非常痛苦，并且虽然高中政治教学内容联系社会实际，较好的体现了政治课的社会功能，但是这些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学习有较大的差距，教材上很多理论对于学生来说晦涩难懂。因此，在政治教学的过程中，有意识的把课堂教学的内容联系生活中的让学生感兴趣的时事政治进行具体分析，让学生能够真实感受，切身体验，把理论的抽象的东西具体化，每一个理论，每一个知识都要充分的运用围绕在学生身边的，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更能感受到东西来进行形象的比喻或者解释。让学生能够充分的理解那些较为抽象的概念，而且在教师例举的过程中，也扩展了学生思维，让学生对身边一些现象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视角。同学之间也会乐于去互相阐述自己的观点，无形中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把时事政治引入政治课堂
（1）我们高考政治考题通常会把当年国际国内发生的大事作为背景材料，要求学生能用已经学过的知识来分析所给材料。很多学生在政治考场上常常会出现背诵了大量的材料，或者考点，要点，但是在考试中仍然不会答题，知识理论不是不清楚，但是无法和背景材料相结合，或者不知道怎么把这些背过的知识运用来对材料加以分析，如果在长期的政治教学中，仍然让学生大量记忆，而在考题中并未涉及所背诵内容，或者即使能背，但是用不上，这将极大的打击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会觉得政治知识背诵无用，而且慢慢的丧失兴趣，会把学习政治看着是一件无意义的，痛苦的事情。
（2）所以在政治课堂教学中结合教材内容，引入热点话题，让学生能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分析，把握分析问题的切入点，培养分析问题的具体能力，这种方式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培养了学生分析政治问题的实际能力，而且通过学生自己的分析，那些重点已经植入学生脑海里，不需要进行特别的背诵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要达到这个目标，前期教师可以多做些工作，老师要每天关注时政新闻，以及国家的一些方针政策的变化实施等，在第二天的课堂上，就算教授的不一定是与这些时事热点相关的内容，教师也可以抽出一些时间，及时的和学生交流当前所发生的国际国内大事，政策动向，社会热点，然后引导学生用我们教材上所学习过的知识来对这些材料进行剖析，和学生一起全方位的分析该热点可能涉及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对那些勇于发言的学生进行鼓励，不要考虑犯错，这种方式如果教师能够坚持下来，一段时间后，学生的积极性将被极大的调动起来，而且自然而然的会对身边的热点新闻，国际国内大事产生极大的兴趣，现在的媒体还有网络给学生提供了了解时事政治的极大便利，如果学生不是被动的被老师要求去看新闻，而是因为在老师的引导下产生了兴趣，那么学生就会觉得政治学习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的，甚至会对看国内一些主流政治刊物，新闻等产生兴趣，就会主动的去关注热点，而且潜意识里就学会了用分析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也可以激发学生中的讨论，同时也能够积极的去学习教材上较为抽象的理论，为能够对更多的热点进行分析打好理论基础。通过这种方式来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乐意学习政治。
（4）联系时事政治提高让学生客观的看待问题
现在的青少年好奇心都很强，都很有爱国热情，也关心国家大事，，但是高中生看待问题往往较为偏颇，而且受网络上各种良莠不齐的思想的影响，往往比较偏激或者对政治上的一些观点会存在抵触情绪，我们要鼓励学生有批判性思维，但是也要引导学生用客观的理性的态度去分析一些现象和问题，当我们选择相应的时政内容对学生进行分析，探讨的时候，既能让学生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也能让学生明白一些道理，要让他们明白要在建立了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加透彻的去解读一些问题，并且要学会用正确的眼光去看待一些事情和现象，让学生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具有理性思维的公民。这样，既让学生学了知识，又起到了政治教育的教育引导作用。
二、联系时事政治有效提高学生的得分率
从整个文综的角度来看，时事政治的考查范围不光在政治中出现，在历史中也会出现，所以让学生学好时事政治对考好文综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近几年来，高考政治内容时政性强，考查内容主要在集中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活动，国家近一年来出台的主要方针政策等热点问题上，但是虽然材料对于学生来说较为熟悉，要从这些典型材料中能概括出道理，能够合理的运用学生所学知识去解决问题，这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难点。而很多学生答题只是泛泛而谈，而不能切中要害，或者就某一个小点阐述很多，而不能全面的分析和把握材料与原理的内在联系。答题质量普遍不高，得分率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的老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要充分的运用一些时政材料，引导学生进行判断、推理、归纳和预测，在日常学习中就要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
三、小结
思想政治课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高中思想政治课必须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就当前高考政治命题对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的考查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下考查的，而且这个情境往往脱离不开当前的时政热点。所以在高中政治教学中也要养成抓住典型材料，然后根据材料回归到教材，让学生所学知识和热点结合起来。养成学生关注时政热点的习惯和兴趣，也要在日常教学中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式，对材料全面分析的能力。要学生快乐的，主动的学习政治，也要让学生轻松得分。
关键词政治传播批判青奥会品牌优势媒体形象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河北理工大学体育部讲师，唐山063009
全球商业体育蓬勃发展，体育赛事竞争日益激烈，品牌优势和媒体形象的建立十分迫切。新创办的品牌赛事――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青奥会，YouthOlympicGame)的市场定位与发展，具有典型的案例分析和赛事政治传播学研究价值。从体育赛事的内在竞争优势和外部发展环境两个方面审视，青奥会具有独树一帜的核心竞争力和文化风格。内在竞争优势即文化主张、赛事定位和品牌优势，外部发展环境即全球政治经济和媒体传播环境。在此，以政治传播学研究视角，为青奥会内外部竞争优势的建立及互动发展提供理论解释，以更好地理解青奥会的文化政治本质，服务于中国体育赛事建设与媒体发展。
一、青奥会的全球品牌优势
冷战后东西方阵营对峙的紧张关系消解，资本主义二次全球化进程步伐加快，全球体育品牌赛事迅速扩张发展。按运动项目、综合性、地域、国家等要素分类．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全球市场品牌赛事，如足球世界杯等单项赛事，夏季奥运会等综合性赛事，足球欧冠杯等区域赛事，NBA等国家联赛。步入新世纪，针对群体分层的全球体育赛事发展体系尚不完善，全球体育市场主要围绕顶级职业化赛事为中心建立品牌影响，忽视了青少年和中老年群体的赛事品牌发展。这是由群体分层目标赛事的观赏性经济收益和社会影响差异决定的。青奥会的市场定位于致力推行全球普适价值观和建构青年群体身份认同。
青奥会与全球普适价值观联系起来，主要的政冶动机是西方价值体系以普遍性的名义来为自己的特殊道路和特殊利益辩护的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这一点与冷战后西方体育组织寻求国际化的思维和道路-一脉相承，如国际公平竞争委员会的前身是植根欧洲体坛的“顾拜旦公平竞赛奖国际委员会组织”，国际体育哲学学会的前身是植根美国社会的“体育哲学研究会”。青奥会旨在体现奥运会的政治意志，传承尊重、友谊平等、诚实、团结、宽容卓越等公平竞争精神内涵，庄重展示青年生机勃勃、健康活力的风貌，以价值普适性的名义充分利用文化软实力建构国际影响，传播与建立奥运赛事系统的西方文化使徒形象。青年群体有力彰显与承载文化时尚精神，是引领城市发展潮流和未来社会文化变革的主要力量。青奥会在文化本质上建构全球记忆共识与历史叙事；向世界青年灌输被定义改写的普适价值观。普适价值观象征一种战后社会重建的正义化身与神话力量，表征世界秩序稳定与和平可持续发展主题。青奥会禀赋的全球正义化身与神话力量(游说他者的文化外交能力)被西方价值体系运用，成为适时为特殊利益辩护的文化先锋。
青奥会寻求青年群体认同是其立身之本与本质使然。从消费主义经济的角度，青少年群体在整个生产营销战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只要跟上青年与时尚的脚步，一以贯之青年时尚营销战略。即可在残酷的辉煌经济竞争中赢得王动。卡帕，阿迪达斯等品牌曾凭借青少年专项战略计划成就品牌成长某个阶段的消费业绩，搭上了青年时尚经济的末班车。回顾现代奥运会发展历史，针对青少年群体的奥林匹克教育战略并未成为奥运会发展初期的战略轴心，在较长时期内只是作为一个口号和理想存在。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重建过程中发现青少年产品消费的高附加值特征，商家普遍认识到青少年产品的消费潜力，以及带动成人产品消费的能力。奥林匹克教育作为一个比较系统的战略计划和全新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成力奥林匹克教育全面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的拐点。青奥会的创立与发展定义了青年主体身份与气质内涵，重塑了奥林匹克教育的商业潜质，填补了全球青年体育赛事品牌的空白。首届新加坡青奥会克隆奥运会的产品营销模式，露出青奥会与奥林匹克教育作为一个商业系统中辅助增值业务与奥运会间的战略营销关系存在。消费王义与可见的商业集团是成就青奥会与奥林匹克教育当代影响的主要幕后推手。
青奥会的全球市场战略沿着两条价值逻辑主线展开，品牌优势在白热化的赛事竞争中迅速成长。在赛事品牌定位上，青少年产品消费商机无限，具有高附加值产业特性，青奥会以青少年群体认同为战略核心，品牌优势不仅体现在直接的青年消费和间接的成人消费方面，还超越了狭隘的市场经济框架，为地域政治、文化、教育诉求的国际扩张和价值增值提供了现实载体。在赛事合法性身份建构上，青奥会高举全球普适价值观和人类美德的旗帜，为寻求地域文化政治合法性身份认同，促进赛事内容、形式与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扫清了意识形态障碍。故此，青奥会是基于普适价值观公平正义、群体身份，市场潜力等要素定义的全球青年品牌赛事。
二、青奥会的全球媒体形象
在信息社会，事物发展与民众认知的社会建构关系，必须倚靠媒体的力量，搭起二者沟通的桥梁。在很大程度上，青奥会的形象就是媒体建构的奇观世界与方向认知，媒体传播的作用举足轻重。放眼国际，任何带有地域政治经济目的的信息内容都会受到他者文化政治层面的抵制，更何谈这些信息内容能够在想象建构的国际共同体范畴流转。青奥会必须寻求全球政治经济合法性和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即寻找价值共识、抓住文化亮点、放大舆论宣传、塑造赛会形象。
近年来，西方政冶主导的国际组织频频爆出丑闻，极大消解了组织机构的国际形象与信任基础重振组织的国际形象成为西方政治合法性战略的迫切事件，竞技与身俱来的公平竞争、拼搏进取、友好交流的作用功能具有组织发展的利用价值。例如，联合国在处理区域事务中表现出疲软的趋势，这无疑消解了联合国作为“世界政府”的话语权和合法性地位，联合国适时推行“国际体育运动年”(IYSPE2005)活动，加强各国文化政治互信互动，藉此维护联合国作为非营利性职能发展部门的良好国际形象。再如，国际足联积极开展与媒体供应商的合作，展开连环腐败丑闻后的危机公关活动，其中全球商业影片《一球成名》获国际足联的名义支持，电影中塑造的国际足球健康发展生态，为挽回国际足联良好的媒体形象具有积极作用。盐湖城冬奥会贿赂丑闻之后的奥委会，面临组织发展的信任危机。适时创新赛事概念，推出全新的品牌赛事，完善奥运赛事产品体
系，即以夏奥会和冬奥会为赛事拳头产品。特奥会和青奥会为辅助增值业务。青奥会属附加营销产品类型，赛事观赏性、社会影响和直接经济收益表现欠佳，但有助于维护奥运会纯粹的、无功利的、美好的天使形象，对奥运赛事拳头产品的品牌增值效益明显，夯实奥运会未来消费者的产品依赖与忠诚性的根基，实现奥运会的可持续发展。
青奥会的全球媒体形象紧密围绕青年的性格特点建构神话想象，高度契合奥运会的神话传统，致力展现青年的纯真与活力，纯真指无功利化的纯粹世界和青年真诚的思想世界，活力指勃勃生机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这两点十分利于维护奥运会的神话传统，为奥运会日渐裸的商业主义行径遮掩辩护。首届新加坡青奥会的文化亮点在于城市活力概念的表达，充分演绎青奥会的价值主张。新加坡是一个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及来自世界各地多种族共存，洋溢城市活力的岛国。新加坡宜居的城市环境和焕发活力的媒体形象，形象传达了跨文化交流和充满活力的奥林匹克教育与青奥会价值主张，城市形象与赛会形象相得益彰，使青奥会纯真与富有活力的全球媒体形象深入人心。相比新加坡，中国南京历史文化古城的城市印象以及根深蒂固的中华文化传统，使南京在城市活力这条价值线索上挖掘潜力不大。因此，南京应从城市与国家两个层面建构媒体形象，其一，以重读南京的历史文化视角，在历史再现与媒体叙事上重建南京的城市品位和文化性格。一改悲情南京的历史印象，注入文明．活力、现代的形象元素(王成观点)。其二，以象征南京的国家发展视角，代言北京、西安、杭州历史古都的伟大变迁，以点代面展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共生面貌，将中国崛起的象征意义与青年蕴涵的新生力量结合起来，打造中国负责任(国家与全球)、厚积薄发。进位赶超的发展中大国形象。同时将青奥会的媒体形象捆绑推广，寄寓青年新生代的冉冉升起，象征未来改变世界的力量。
三、青奥会政治传播趋势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