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年全国课标卷三套试题作文命题立意及导向看，全国课标卷Ⅰ“获奖之后”，考查的是思考发展与评价的问题，进步与退步的问题，表扬与批评的问题；全国课标卷Ⅱ“语文素养提升大家谈”，考查的是提升个人语文素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问题；、全国课标卷Ⅲ“小羽的创业故事”，考查的是创业与创新的问题，五大发展理念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问题。2016年是高考改革的深化年，命题着重素养立意，命题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充分发挥语文“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教育功能。这既是2016年语文命题的特点，也是2016年作文命题的特点。
2016年全国课标卷三套试题作文命题的思维考查来看，全国课标卷Ⅰ“获奖之后”，考查的是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由果溯因的思维、由此及彼的思维。全国课标卷Ⅱ“语文素养提升大家谈”，考查的是思辨比较思维。全国课标卷Ⅲ“小羽的创业故事”考查的是由此及彼的思维、思维的角度与层次。这是考查思维的角度与层次。
纵观近三年来的新课标卷、近十年的全国课标卷作文，从思维考查方面分析，主要考查三个层面的思维。第一层面是思维的限制性、思辨性、比较性，第二层面是大与小（以小见大、化大为小）、此与彼（同类相比、由此及彼）、个与类（由个及类、多为解析），第三层面是辩证思维、批判思维、思维的广度、思维的深度。思维的限制性，即思维的指向性。如2016年全卷Ⅰ“获奖之后”，只能写进步与退步、表扬与批评、发展与评价，全国卷Ⅱ“语文素养提升大家谈”，只能写语文素养的提升问题，指向性非常明确。思辨性，主要体现在思维的比较、选择、多角度等方面，如2015年全国卷Ⅱ（甲）材料作文“风采人物评选，三名候选人谁更具风采”，2015年全国卷Ⅰ（乙）材料作文“小陈举报父亲高速公路开车接电话”，小陈该不该举报父亲，体现了思维的比较性、选择性。第三层面是辩证思维、批判思维、思维的广度、思维的深度。
新高考命题改革是依托修订后的高中新课标，以北京高考卷、上海高考卷为风向标。梳理与研究新世纪15年来北京卷及近10年来课标卷作文命题，就可以把握作文命题的趋势与规律。新世纪15年来，北京卷话题作文两次，标题作文五次，材料作文八次，近六年都是材料作文；近10年来，课标卷全是新材料作文。标题一般是自拟或限定范围。文体绝大多数都是除诗歌外文体不限；也有限写记叙文的，如2015年材料作文“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深入灵魂的热爱”；要求只能写议论文的，如2005年标题作文“说‘安’”。近年来的新材料作文，要求作文合乎文体，任务驱动作文也好，时事平论文也罢，都是写议论文。所有考题都给了提示语。这是命题的基本特点。
关键词：《何氏语林》；套版本；《世说新语》套印本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12）04-0159-02
明代何良俊（1506-1573）的《何氏语林》是一部著名的“世说体”著作。其版本问题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称：“《语林》三十卷，明何良俊撰。……明嘉靖二十九年何氏清森阁刻本、明嘉靖华亭何氏繙经堂刊本、明嘉靖文徵明序刻本、套板本。”[1]据此知他们认为，《何氏语林》有如下版本：清森阁刻本，繙经堂刻本，文徵明序刻本。其后，学界亦多承袭此说，如刘叶秋等主编《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谓：“是书有明嘉靖清森阁刻本、何氏繙经堂本、文徵明刻本[2]、套板本、《四库全书》本等，均为同一系统。”[3]
关于嘉靖刻本的问题，笔者已有相关辨正，不赘述。[4]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著作都提到了套板本，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即《何氏语林》是否有套板本。套板本又称套版本、套印本，是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后人认为《何氏语林》有套板本，然所谓《何氏语林》套板本究竟是怎样的呢？
因为未见过实物，又不能凭空断定其有无，我们不妨先对“套版本说”溯源。台湾学者戴佳琪曾考出《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有邵章补录《何氏语林》套版本，杨立诚《四库目略》亦载之。又曰：“然今存书目却未见此书，未详究竟出自何处？今暂列于此，以俟后考。”[5]可见戴氏对“套版本说”即有怀疑。
还有比《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更早的套版本之说，《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一上子部十二小说家类杂事：“《何氏语林》三十卷，何良俊撰，明嘉靖刻本，又套版本。”[6]以笔者管见所及，这应该是《何氏语林》套版本说的最早出处，是为源头。按：莫友芝的这本书目，包括所“知”与所“见”的书，以上文的记载来看，“套版本”应该是未见到，可能是得之于传闻。又傅增湘在此后有补充：“明嘉靖二十九至三十年何良俊清森阁自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阑，卷中有嘉靖庚戌柘湖何氏清森阁雕版牌记数处，有嘉靖三十年文徵明序。八册，余藏。”仅此而已，傅增湘完全没提及套版本的问题。可见“套版本说”的产生也是很晚近的事，而肇事者莫友芝很可能根本未曾见过实物，而为其书目做订补的傅增湘也未曾见过。
除了各种书目上陈陈相因的记载，迄今为止未见任何人举出《何氏语林》套版本实物，亦未见任何经眼录之类典籍描述过。结合前面的论述，让人可以大胆肯定：《何氏语林》不存在套版本。
既然不存在套版本，那么《何氏语林》的“套版本说”又是从何而来呢？答案是：很可能是将《世说新语》的套版本张冠李戴误会成了《何氏语林》的套版本。
按：明代凌氏家族曾刻过大量套印本典籍，万历时期凌瀛初擅长套色木版印刷术，即刻有套印本《世说新语》，一说其为五色套印本三卷。如徐永斌、张莹《凌濛初与晚明刻书业》曰：“凌瀛初曾以其弟凌濛初所刻《世说新语》八卷为底本，进行圈点、装饰，于明天启年间五色套印而成《世说新语注》三卷，为红、黄、蓝、绿、墨五色，作为凌濛初所刻《世说新语》八卷的补充本。”[7]另一说则谓凌瀛初曾刊印有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八卷，如王能宪即称明凌瀛初刻宋刘辰翁、刘应登、明王世懋评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八卷，为黑、黄、蓝、红四色。[8]另一学者潘建国先生亦称明代有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至明代，《世说》评点蔚为兴盛，著名的批点者有王世懋、凌濛初、李贽等人，出版了墨色及四色套印等多种版本的《世说》批点本”。[9]潘文未明确说是凌瀛初所刻，不知与王能宪所见是否为同一种。
据说，明代文学家、小说家和雕版印书家凌濛初确曾刻有套印本《世说新语》。徐永斌、张莹《凌濛初与晚明刻书业》引杜信孚的统计称，凌濛初刻有朱、墨、蓝三色套印本《世说新语》八卷。按凌濛初曾刻过《世说新语》六卷本，今有六卷本[10]与三卷本[11]两种。然似乎并未刻过八卷本《世说新语》。[12]这些细节容或可商，但凌氏兄弟刻有套版本《世说新语》多种则是无可疑的。
故《何氏语林》“套版本”误说的产生过程很可能如下：将《何氏语林》与王世贞删并《何氏语林》、《世说新语》二书而成的《世说新语补》弄混，此事明清以来屡见不鲜，[13]又将《世说新语补》与《世说新语》弄混（此二书的混淆也可谓由来尚矣），再进一步把《何氏语林》与《世说新语》相混，于是就把《世说新语》的套印本误作《何氏语林》的套版本了。
实际上，《何氏语林》明清时期的版本系统比较简单，明代只有嘉靖刻本、天启刻本两种，清代只有四库写本，此外别无其他刻本，所以《何氏语林》根本不存在套版本。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页。
[2]按：较前说少一“序”字。
[3]刘叶秋等主编：《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页。
[4][13]参见拙文《〈何氏语林〉嘉靖刻本三考》，《文献》2010年第01期。
[5]戴佳琪：《〈何氏语林〉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97年硕士论文，第20-21页。
[6]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傅熹年整理：《藏園订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中华书局2009年版。
[7]徐永斌、张莹：《凌濛初与晚明刻书业》，《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03期。
[8]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4-75页，按：此本为北大藏本。
[9]潘建国：《凌濛初刊刻、评点〈世说新语〉考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05期。
[10]据潘建国先生所见，上海图书馆所藏两种凌濛初刻《世说新语》皆为六卷，其中一种为《世说新语》原本六卷，共三册，每册二卷。潘文称之为凌甲本，另一本也是三册，第一、二册是《世说新语》六卷，第三册是从二十卷本《世说新语补》析出的四卷本《世说新语补》，此本潘文称之为凌乙本，行款、版式同于凌甲本，但潘氏未曾言及是否套印本，据其行文，估计应该不是。
汉语方块字的好处是统一了文字，方块字不至于像拼音文字那样，会因地方方言语音的差别，而分裂成多种文字。但是，由于各地方言的语音差别很大，宋人也在追求一个标准语音。因为宋朝建都开封，故北宋人往往以开封和洛阳方言作为当时的标准语音。人称“乡音是处不同，惟京师，天朝得其正”。陆游说：“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但是，他又认为即使是洛阳方言的读音亦并非纯正，如洛阳语“谓弦为玄，谓玄为弦，谓犬为遣，谓遣为犬之类，亦自不少”。北宋前期，大臣寇准和丁谓在政事堂上，“闲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准说：“唯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谓说：“不然，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①宋时读书人与洛阳语之间的差别，类似于现在普通话与北京土话之间的差别。南宋初，大批中原人迁居在作为政治中心的临安，时至今日，杭州官话在某种程度上仍保留着北方语音。
宋代的汉人到底有多少种方言，目今已缺乏较完整的记录。但从某些片断的记载，也可看出一些方言的特色。陆游说：“四方之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如闽人讹高字，则谓高为歌，谓劳为罗；秦人讹青字，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蜀人讹登字，则一韵皆合口；吴人讹点字，则一韵皆开口。”周密说：“浙之东言语，黄王不辨，自昔而然。”现今的一些江浙方言也同样是黄王不辨。“闽人以高为歌，荆楚人以南为难”。②
各地的方言中必然有一些特殊的词汇。如开封方言“谓不循理为乖角”，“作事无据者为没雕当”，“淮人谓岁饥为年岁揽减”，“越人以婴儿为呕鸦”。③“闽人谓子为囝，谓父为郎罢”。“岭南风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呼其父母”。如“韦庶女名睡娘，即呼韦庶作父睡，妻作婶睡”。④
任何时代总有一些秽言和詈语。例如宋时“谓贱丈夫曰汉子”，秦桧学生时代，人称“长脚汉”，秦桧惧内，即使升任高官，其妻称他“老汉”。施全行刺秦桧不成，有人讥他为“不了事汉”，但“丈夫汉”当时仍是褒词。⑤
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关系，自然是源和流的关系，但两者又各有其继承性。宋代的书面语言，仍大致沿用秦汉以降的古文和后来的骈体文。自春秋、战国时出现汉语史上第一次白话运动以后，经历了千馀年的演变，秦汉古文与口头语言的差别愈来愈大。
《说郛》卷7《轩渠录》记载，北宋开封“有营妇，其夫出戍”，其子名窟赖儿，她“托①《耆旧续闻》卷7，《老学庵笔记》卷6，《说郛》卷5《选谈》。②《老学庵笔记》卷6，《癸辛杂识》续集下《黄王不辨》，《耆旧续闻》卷7。③《萍洲可谈》卷1，《江湖长翁文集》卷11《送学生归赴秋试因省别业三首》。④《宋朝事实类苑》卷60《岭南人相呼》，《闽人称呼》。⑤《老学庵笔记》卷2，卷3，《朝野遗记》，《鄂国金续编》卷25《杨么事迹》。
1一教学秀才写书寄夫云：窟赖儿娘传语窟赖儿爷，窟赖儿自爷去后，直是憎儿，每日根特特地笑，勃腾腾地跳。天色汪囊，不要吃温吞蠖底物事”。那个秀才无法捉笔，只能退回她数十钱。书面语言表达口语固然困难，而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往往不易听懂书面语言，更不论自己作文了。因此，就出现了书面语言的白话文倾向。
宋代不少民间语言逐渐渗透到书面语言之中。例如宋代的“勾当”、“管勾”等词，就是常用口语，意为管理之类。当时的官名有管勾卖盐官、勾当御药院、①管勾文字、勾当公事、管勾帐司②等。又如“诡名”一词，也属民间口语，指假冒姓名之类。此词在宋代官方文献中使用也非常普遍，如诡名挟户、诡名挟佃、③诡名子户、诡名隐寄、④诡名走寄、诡名冒请⑤等，都是指假冒姓名立户，分户，伪称佃户，隐瞒田产，请佃官田之类。
今存宋人文献中，保留了不少使用民间口语谈话记录。北宋时，登州妇人阿云“用刀斫伤”丈夫韦阿大，“县尉令弓手勾到阿云，问：是你斫伤本夫，实道来，不打你”。⑥宋金通使时，宋人记录金人译语，也间或用白话文。如金将完颜粘罕对马扩说：“见皇帝说：射得煞好，南使射中，我心上快活。”金人萧褐禄问宋使魏良臣等人说：“秦中丞（桧）安乐么？此人元在自家军中，煞是好人。”⑦在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震惊千古的冤狱中，最初是由其部将王俊的一纸诬告状为藉口。王俊诬告岳飞的爱将张宪企图谋反，其状词全用白话文。这反映了王俊本人的文化水平，他显然没有能力写标准古文式的书面语言，故文士们称其“甚为鄙俚之言”。如“自家懑都出岳相公门下”，“他懑有事，都不能管得”，“大段烦恼”之类，都是宋时常用的口语。“懑”相当于现今的“们”。“大段”意为大大地，战场上立功，可称“大段立功”。⑧在这次冤狱中，秦桧蛮横无理地回答韩世忠“莫须有”三字是很有名的，这也是宋时的口语，意为“岂不须有”。⑨
民间口语虽有鄙俚不雅之词，但也不乏生动的语言。如“嫁得鸡，逐鸡飞；嫁得狗，逐狗走”。南宋初的谚语说：“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又说：“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又说：“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⑩这些①《宋会要》职官44之40，《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39《言王中正札子》。②《长编》卷367元元年二月戊子。③《历代名臣奏议》卷45余应求奏，《长编》卷249熙宁七年正月丙寅。④《宋会要》食货5之24，38之21。⑤《历代名臣奏议》卷258虞俦奏，《朱文公文集》卷99《晓谕逃移人户》。⑥《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0《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⑦《会编》卷4《茅斋自叙》，《会编》卷162《绍兴甲寅通和录》。⑧《挥麈录馀话》卷2，《长编》卷341元丰六年十二月癸酉。⑨宋时“莫”或可作“岂不”解。如《永乐大典》卷19735《曾公遗录》载宋哲宗说：“府界莫可先行？”《宋史》卷192《兵志》作“府界岂不可先行”。⑩《鸡肋编》卷中，卷下，《会编》卷140。
2谚语辛辣地讽刺了时政。
一些民间口语也文士们被吸收到诗词之中。如苏轼诗说：“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馀。”就是吸取了“谚语”。“巧媳妇做不得没面”，“远井不救近渴”，“瓦罐终须井上破”等谚语，也被陈师道改为七言诗，“巧手莫为无面饼，谁能留渴须远井”，“瓶悬间终一碎。”①
词是宋时的歌曲，吸收口语的成分更多。例如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声声慢》词，“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宋理宗时，福建兴化人陈彦章“往参大学，时方新娶”，其妻作《沁园春》词，“记得爷爷，说与奴奴，陈郎俊哉”！“那孤灯只砚，郎君珍重，离愁别恨，奴自推排”，“早归则个，免待相催”。南宋太学生“有采俗语作耍”说：“湖女艳，莫娇他，平日为人吃拿，乌龟犹自可，虔婆似那吒。早辰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冬要绫罗夏要纱。君不见，湖州张八仔，卖了良田千万顷，而今却去钓虾蟆，两片骨臀不奈遮。”②这些全属当时的口语。
洪迈《夷坚志》是一部神鬼怪异小说，用文言书写，但其中也有口语。如《夷坚丁志》卷10《建康头陀》记载一个“头陀道人”见到建康一批学生，便说：“异事！异事！八坐贵人都著一屋关了，两府直如许多，便没兴不唧溜底，也是从官。”学生范同轻薄绰号为“秦长脚”的秦桧，说：“这长脚汉也会做两府？”即是一例。如前所述，“长脚汉”也是蔑称。
《朱子语类》是著名大思想家朱熹的谈话记录，经后人编次成书，但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使用白话的原貌。因此，此书不仅是宋学的重要著作，也保存了十分丰富的宋代白话资料。这里不妨摘录两段。此书卷3说：“鬼神事自是第二著。那个无形影，是难理会底，未消去理会，且就日用紧切处做工夫。”此书卷10说：“莫说道见得了便休。而今看一千遍，见得又别；看一万遍，看得又别。须是无这册子时，许多节目次第都恁地历历落落，在自家肚里，方好。”
从上引的一些实例看，宋时的口语与现代口语有很大的差别，故今人读《朱子语类》等白话文，反而比读宋时的标准古文更加困难。降及元代，汉文中的白话成分更大。明清时又出现逆转，唯有小说之类使用白话。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方实现了汉语史上的第二次革命，以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
二、其他民族的文字
在辽宋金代，现今中国疆域内既然存在着多种民族，也必然存在着多种语言和文字。除汉人使用汉语外，存在着另外多种语言和文字。
一、契丹文：契丹族作为辽朝的统治民族，其语言接近于蒙古族语和满洲通古斯族语。辽的一支被统治民族奚族，“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据宋使彭汝砺诗描写说：“秃鬓①《鸡肋编》卷中，卷下，《后山集》卷3《送杜侍御纯陕西转运》，《次韵苏公西湖徙鱼三首》。②《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1《俗谑试题》，后集卷2《送夫入学》。
3奚奴色如玉，颊拳突起深其目。鼻头穹隆脚心曲，被裘骑马追鸿鹄。”①似乎像白种人。
契丹语的语法结构显然与汉语不同。宋人记载说，“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例如汉语中“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的诗句，契丹儿童便念成“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②转贴于
宋人记载保存了一些契丹语的音译。“刁约使契丹，戏为四句诗”说：“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饯行三匹裂，密赐十貔狸。”移离毕是官名，相当于宋朝仅次于宰相的执政。“贺跋支，如执衣防”。匹裂是“小木罂，以色绫木为之，如黄漆”。貔狸“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嗜肉狄人为珍膳”。宋人余靖懂契丹语，他使辽时曾写一诗说：“夜宴设逻臣拜洗，两朝厥荷情感勤。微臣雅鲁祝若统，圣寿铁摆俱可忒。”其注说，设逻，“厚盛也”；拜洗，即“受赐”；厥荷，即“通好”；感勤，即“厚重”；雅鲁，即“拜舞”；若统，即“福佑”；铁摆，即“嵩高”；可忒，即“无极”。③由于契丹语的传世资料十分稀缺，上述的片断音译记录就弥足珍贵。
契丹人仿效汉字，创制契丹文。辽太祖神册五年（920），“始制契丹大字”。④稍后又有皇族耶律迭剌“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⑤契丹字分大字和小字。大字是类似于汉字的方块字，大体上是增减汉字笔划而成。小字大体上是表音文字，但其拼音结构类似于朝鲜文，仍形似方块字。拼音小字按先左后右，两两下移的原则，拼凑成方块字形。据统计，契丹小字的原字计378个，每个单词由一至七个不等的原字排列组合而成。契丹文和汉文同作为辽朝的官方文字。辽朝灭亡后，契丹文继续行用，直到金朝中期章宗明昌二年（1191），“诏罢契丹字”。但是，因辽亡时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另建西辽，故契丹文仍行用于西辽社会上层。后来契丹人遗裔耶律楚材随蒙古军西征，“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便“学辽字于李公”。⑥
契丹文如今已成死文字。由于传世资料颇少，近代对契丹文的研究工作虽有所进展，仍存在相当大的困难。⑦
二、西夏文：人们一般认为，党项语属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西夏文由夏景宗元昊建国后①《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鄱阳集》卷2《奚奴》。②《夷坚丙志》卷18《契丹诵诗》。③《梦溪笔谈》卷25，《中山诗话》。④《辽史》卷2《太祖纪》，卷75《突吕不传》，卷76《耶律鲁不古传》。⑤《辽史》卷64《皇子表》。⑥《金史》卷9《章宗纪》，《湛然居士文集》卷8《醉义歌》序。⑦关于契丹文，参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4期契丹小字研究专号，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贾敬颜《契丹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刘凤翥、于宝林《契丹字研究概况》，《大陆杂志》84卷5期刘凤翥《略论契丹语的语系归属与特点》，《大陆杂志》87卷1期刘凤翥《契丹文字与汉字和女真字的关系》。
4创制，史称“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①西夏文成为当时西夏境内的流行文字。西夏灭亡后，西夏文最迟行用到明朝中期，但如今也成为一种死文字。西夏文的传世文献远比契丹文献丰富，特别是今存有一批西夏文的辞典和韵书，如《番汉合时掌中珠》、《音同》、《文海》等，使人们对西夏文的语音、语汇、语法等有了较多的知识。
西夏文的借词数量很大，主要是借自汉语。西夏字是仿造汉字的方块字，两种文字的形体近似，但西夏字形比汉字更为繁复，其书法也有楷书、行书、草书、书等区分。
尽管夏景宗元昊一度强调尊崇本民族文字，以加强对宋的独立性，但汉语和汉文在西夏境内毕竟有深厚的基础和影响。实际上，汉文和西夏文同时在西夏社会中流行。②
三、女真文：金代女真人是现代满人的祖先。女真语和满语的语汇约有十分之七相同，却先后出现了女真文和满文两种不同的文字。
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颁女直字”。女真人称“叶鲁、谷神二贤创制女直文字”。女真文字“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而创制，时称“女直大字”。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另“颁女直小字”。③女真大字和小字显然是仿效契丹大字和小字。女真文一直沿用到明朝。明朝前期所编的《女真译语》，成为今存研究女真文的工具书。此后女真文字成为死文字。满人在明朝后期勃兴后，又仿照蒙古文字母，另外创制满文。
女真族原先毕竟是个落后民族，其文化程度较低，语汇也不丰富。即以姓名而论，女真人有几十个姓，连同当时的契丹人、奚人等，都分别确定了相应的汉姓。例如完颜的“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契丹人姓耶律（移剌）的汉姓为刘，契丹人和奚人姓石抹的汉姓为萧。女真人的名字“或以贱，或以疾，犹有古人尚质之风”。如金初大将完颜粘罕，粘罕的女真语意是心，完颜兀术，兀术的女真语意是头，完颜母，母的女真语意是釜。④但后来女真贵族也感到其名不雅，又另取汉名。如完颜粘罕的汉名为宗翰，完颜兀术的汉名为宗弼。今人往往沿用古代演义小说的惯例，称完颜兀术为金兀术，这自然是不确切的。其实，完颜兀术的汉姓汉名就可叫王宗弼。
女真人作为一个落后民族，其语言的语汇和表达能力，自然与汉语有相当差距。金朝灭辽破宋，占领华北广大地域后，汉人又成为人口的主体。故在金朝境内，汉语和汉文事实上比女真语和女真文更为流行。唯有留在东北的少量女真人，直到元代，还是“各仍旧俗”，⑤最后①《宋史》卷485《夏国传》。②关于西夏文，参见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第四章264----282页，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白滨《西夏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史金波《西夏文概述》。③《金史》卷2《太祖纪》，卷4《熙宗纪》，卷35《礼志》，卷73《完颜希尹传》。④《金史》卷135《金国语解》，《会编》卷3，陈述《金史拾补五种》。⑤《元史》卷59《地理志》。
5发展成为今日的满人。迁入中原的大多数女真人却很快汉化。到金朝中期，尽管金世宗大力提倡保持女真旧俗，而他的皇子完颜胡土瓦（汉名允恭）却“颇未熟本朝语”。完颜胡土瓦的儿子金宣宗和金章宗“就学”，“每日先教汉字，至申时汉字课毕，教女直小字，习国朝语”。①由此可见，女真人的汉化是当时不可逆转的潮流。金朝灭亡后，中原的女真文便很快消亡了。②
四、回文和黑汗（喀喇汗）国文：回语属突厥语系，最初使用古突厥文，为拼音文字。回族自唐朝后期西迁前后，开始依照粟特文字母创制回文。自九世纪中期到十五世纪，回文在中亚、新疆等地广泛使用，即使在西辽统治时期，回文仍是当地的主要文字。据金朝后期出使蒙古的吾古孙（乌古孙）仲端说，西辽亡后，“其国人（契丹人）无几，衣服悉回纥也”。“其书契、约束并回纥字，笔苇其管，言语不与中国通”。③
受回文影响最大的，是蒙古文。蒙古人“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塔塔统阿是“畏兀人”，“深通本国文字”。成吉思汗西征时，塔塔统阿“就擒”，“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④回、回纥、畏吾、畏兀等都是同音岐译，如今即称维吾尔。直到明代，还编录了《高昌馆来文》和《高昌馆杂字》，实际上是回、汉文辞典。⑤
黑汗（喀喇汗）国是五代至南宋，由操突厥语的民族在今新疆、中亚等地所建立的国家，也是今中国境内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国家。在黑汗王国统治时期，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创制了一种新的文字，今人称之为喀喇汗国文或阿拉伯字母式的突厥文。这种拼音文字将阿拉伯二十八个字母删存二十一个，又另增三个，并在元音和辅音的读法的附加符号也作些改变。
喀喇汗国文的传世文献主要有《突厥语词典》、叙事长诗《福乐智慧》等。这种文字在新疆等地与回文并存约有四、五百年。⑥
五、古藏文：吐蕃人除居今西藏外，在今甘肃、青海等地则与汉人、党项人、回人等杂居。吐蕃人即今藏族祖先，其所用文字，今称古藏文。据有的说法，系参考古梵文字母，按藏语语音略有增减而成。古藏文演变到现代藏文，曾进行过三次厘定工作。传世的古藏文文献，①《金史》卷19《世纪补》，卷98《完颜匡传》。②关于女真文，参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颜华《女真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金启《女真文字研究概况》。③《归潜志》卷13。④《元史》卷202《八思巴传》，卷124《塔塔统阿传》。⑤关于回文，参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黄润华、胡振华《回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耿世民《回文》。⑥关于喀喇汗国文，参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陈宗振《从〈突厥语词典〉看喀喇汗王朝的文字》。
6其数量十分丰富。①
在邈川一带的吐蕃族厮政权，受宋朝官封，与西夏相抗。但其与宋往来文字，仍用“蕃书”，即古藏文，需要由宋人译成汉文，转告朝廷。②
六、白文的出现：唐宋时期南诏和大理的通行文字是汉文，“言语书数”，“略本于汉”。③宋人记载说：“大理国间有文书至南边，及商人持其国佛经，题识犹有用字，，武后所作国字也。《唐书》称大理国，今其国止用理字。”④从今存的若干碑文看，大理也有个别汉字略异，如乾坤的乾字，大理作字，股肱的肱字，大理作字。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