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现代化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
【中图分类号】K561.4【文献标识码】A
现代意义上社会保障政策的出现和形成，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浪潮的客观要求，或者可以认为是经济现代化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成果，其中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是推动社会保障政策得以出现和发展的最核心因素。工业文明的发展在近代英国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工场手工业）、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三个历史形态，与之相伴随，社会保障政策的演进也大致与此同步，经历了一个从原初自在到被迫自为，进而实现主动自觉的三部曲发展历程。因此可以认为，经济现代化是推动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出现并不断发展的最为活跃的因素，与此同时，英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也对同一时期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和演进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经济现代化对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演进的影响
原初现代化与原初自在阶段英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原初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前提条件的形成①。16～18世纪中期，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英国就处于工业文明的原初现代化时期。与之相对应，这一时期出现了社会保障政策的萌芽形态，本文将其称之为原初自在阶段的社会保障政策。按照伯奇（R.C.Birch）的观点，英国社会政策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初现代化时期的都铎王朝末期，其发展是和英国现代化所引起的贫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②，而以贫民救济法形式出现的1601年《旧济贫法》，就是英国原初自在阶段的社会保障政策。
都铎王朝末期，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而来的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特别是因圈地运动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沦为流浪者的状况，引起了当时英国社会激烈的动荡。为了缓和矛盾，都铎王朝统治者：一方面出台法令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的流浪者，另一方面又采用安抚手段，通过实施济贫措施来缓和社会矛盾。原初自在阶段的社会保障政策应时而生。
1601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伊丽莎白济贫法》，即《旧济贫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国家在济贫问题上的职责，《旧济贫法》把救济对象分为无依无靠的孤儿、无劳动能力的贫民和有劳动能力的贫民三类，只有在贫困线以下的贫民才可以接受救济；规定由教区具体组织实施济贫；授权各郡征收济贫税，并要求为失业者寻找就业机会。《旧济贫法》虽然打上了中世纪的烙印―由教区而非辖区负责的济贫院救济制度，而且把济贫与惩贫结合在了一起，但它毕竟开始了国家承担社会责任的历史，因此初步具备了社会保障的性质。它的颁布，无论是对于化解因圈地运动而出现的流浪和失业问题，还是对于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旧济贫法》标志着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萌芽。
工业革命与被迫自为阶段的英国社会保障政策。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工业革命在生产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生产了极度贫困问题，因贫困引起的诸多社会问题发人深省，如机器对工人的奴役，童工的使用，看病难、看病贵，老无所养以及糟糕的城市卫生环境等，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以维持英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就成为摆在英国统治当局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
1795年，战争和农业歉收引发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和食品短缺，这加剧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困难，为此，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加以应对，其中最有力的措施就是颁布了《斯宾汉姆莱法》。它打出了“公平收入”的口号，把低收入家庭人口和面包价格作为发放救济金的标准，主张救济标准和物价涨幅挂钩的原则。其积极意义不仅在于扩大了济贫范围，使工资收入者也得到了某种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而且突破了原来的教区济贫院救济制度，转而采取了居家原则救济贫民的模式。
到了工业革命后期，随着前期贫民救济制度的实践和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一个希望系统解决自工业革命以来因贫富分化而出现各种社会问题的新贫民救济制度，就成为英国政府的现实诉求。1832年，威廉四世宣布成立“济贫行政与实施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对全国济贫情况进行调查，两年后，英国议会根据拿骚・西尼尔和爱德文・查德威克的“济贫报告”，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新济贫法》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③，提出了贫民救济制度的“劣等处置”原则、“济贫院检验”原则和“政府统一管理”原则④。然而，《新济贫法》不仅带有明显歧视性色彩和对穷人的羞辱性规定，而且还存在缺陷，特别是与后来的福利政策相比差距甚大。但其积极面也不容忽视，《新济贫法》的颁布表明，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急剧的贫富分化所引起的社会分裂，已引起了当局的高度重视，统治者希望借助立法形式来保障劳动者的最低生活，以达到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而且从其实施的结果来看，其不仅加强了政府的责任，还使济贫工作由原来的混乱状况开始向国家统一有序管理的方向迈进。《新济贫法》的颁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工业革命造成的诸多问题逼迫的结果，是工业革命意想不到的一个成果。
第二次工业革命与主动自觉阶段的英国社会保障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束，近代英国的经济现代化也随之完成，但是这一时期英国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社会政策的现代化问题。伴随经济现代化而来的普遍的贫困问题其严重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失业问题、健康问题、养老问题、住房问题、儿童保护问题以及妇女问题等都日愈严峻，要求英国政府以顶层设计的方式拿出一套切实有效的社会保障政策，以改变前一阶段应急式的贫民救济制度。
正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1906年上台的自由党政府主动通过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立法，使英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得以系统地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规范。这一时期是英国近代社会保障政策出台最为集中的时期，内容涉及养老金、失业及医疗健康等领域，这主要体现在《养老金法》和《国民保险法》的颁布。1908年的《养老金法》“为社会政策树立了新的原则”，即确立了英国养老金制度的普遍性和免费性原则：养老金成为了公民的一项权利，“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并由中央统一拨款，“虽然有对收入的严格限制，但已没有了对实际贫困程度的检验”⑤。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由《失业保险法》、《国民健康保险法》两部分组成，体现了国家是实现个人幸福工具的思想。前者对失业的各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并由国家负责个人无法解决的失业问题。后者强调了国家对个人健康的责任，进一步体现了个人与国家关系角色上的重大转换，但其实施范围相对有限，只针对有工作的人。
因此，1906～1914年期间颁布的多项社会保障政策立法，使英国完成了社会保障是国家给予个人的一种恩惠，向社会保障是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变，原有歧视性色彩和对穷人的羞辱性规定成为了历史，进而实现了从济贫制度向社会保障政策的过渡，它是英国社会政策现代化的一次根本性转变，标志着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正式形成。
思想文化现代化对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演进的影响
与工业文明的进程同步，伴随着近代英国经历了原初现代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济现代化变革历程，其思想文化领域也经历了社会保障政策思想的不断演变，即反映原初现代化阶段社会保障政策思想的“济贫”传统和“平等”理想，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功利主义，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期的国家干预理论。这种社会保障政策思想体系的延续性和发展性非常明显，应该说，这种思想文化的不断现代化，也是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发展与确立的重要动力之一。
费边社会主义对“济贫”传统的继承和对“平等”理想的追求。英国的“济贫”传统与“平等”理想是和基督教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中。
基于对平等理想的追求，受到欧文的“理性社会制度”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影响的费边社，于1884年宣告成立。费边社的基本主张被称为“费边社会主义”，“其核心是自由、平等、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协作精神”⑥。费边社会主义尤为强调平等，但认为平等是一种立足于才能基础上的“合理的平等”，这种平等“不是要求能力和成就的平等，而是要求环境、组织机构与生活方面的平等”⑦，社会应该为每一个人提供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机会。在“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1896年，韦伯夫妇提出了的“国民最低生活标准”问题，这后来成为社会保障政策的原则之一。
费边社会主义为1900年英国工党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1918年的工党宣称：为了确保全体劳动者能够得到劳动的全部成果和尽可能公平的分配，工党的目标是要对每一行业能够进行民主管理与监督，进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对于这样一个具有明确纲领、严密组织和广泛社会基础的政党，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漠视它的存在。“对平等的追求，第一次把英国社会发展的天平压到了对它有利的那一面。”⑧面对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日益两极分化的现实，工党的创建和快速发展，对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之，费边社会主义对“济贫”传统的继承和“平等”思想的追求，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英国的社会政策，促使政府开始系统承担贫困、健康等社会问题的责任，这为英国从贫民救济向社会保障迈进提供了历史惯性和精神动力。
功利主义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挑战。直至19世纪末期，传统自由主义一直是英国政治与社会思潮的主流。在传统自由主义者看来，“社会”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它只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集合。这反映在社会保障理论方面，则认为贫困是个人的责任，它的解决只能靠自己而不是社会。政府只要在社会生活中毫不动摇地坚持私有财产、个人主义与契约自由的有效运作，“社会公平”的目标就会自动实现。因此，无论是大卫？李嘉图还是马尔萨斯，几乎所有的传统自由主义者都提倡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施加不必要的干预；都认为由国家主导的济贫制度非但不能改善贫民的生活，反而会恶化贫富双方的生活状况；都强调贫民要靠的是自己而不是国家的努力来摆脱贫困状态。因此，这种只有“个人观”而没有“社会观”的自由主义是不可能产生“保护多数”的“社会保障政策”的⑨。然而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处于深刻变革中的英国社会，人们开始关注国家对个人的责任问题，其中穆勒的“有限的自由与有限的干预”理论和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思想广为流传，受此影响，英国被迫实施了包括济贫法在内的一系列早期社会保障政策。因此可以说，这是在经济现代化浪潮下，一次不自觉的社会保障政策思想的现代化。
传统自由主义让位于国家干预理论。到了20世纪初，英国对原有社会保障政策进行了密集调整并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其理论基础以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为核心。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加剧，与后起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相较而言，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出现相对衰落的趋势，经济发展从之前的一路领先变为渐次退后，“世界工厂”地位受到了挑战。日益放慢的经济发展，使英国依靠高速增长来自发调节社会不适的模式不可持续，以贫困为核心的诸多社会问题再次突显起来。
在对自由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声中，英国出现了新自由主义、集体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的呼声。新自由主义抛弃了传统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理论的拒绝态度，转而强调自由的有限性与可共享性，认为一切关于教育、劳工的卫生及其任何涉及自由的现代立法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国家为了自由本身的缘故必须进行干预”⑩。
集体主义认为：“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应该成为公共生活的准则，因为社会是“高于它的各个成员相加之和的东西”。他们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社会生活，是在平等条件下为全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证的唯一途径。国家要为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比如指导和管理经济生活、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服务，就是政府的分内之事。集体主义理论因符合二十世纪初英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被广泛接受，并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英国的社会改革。
费边社会主义认为，贫困是由于不合理的经济、政治制度造成的，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个人，因此必须重视居民最低生活标准问题，“应该保证我们社会的所有成员拥有起码的基本生活水平”，国家必须干预社会生活，“尽力给它的全体成员以同等的机会”。若对此加以漠视，则“国家不仅会在金钱上，而且会在国民体质的衰弱、道德败坏以及社会灾难等方面付出代价”。由此可见，不论是新自由主义、集体主义还是费边社会主义，他们所持基本理论虽然各有不同，但在社会政策问题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主张社会改革，呼吁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生活，并制定有效的社会立法。这些要求和主张反映了20世纪初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因而成为这一时期英国制定社会保障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
总之，近代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和形成，是英国社会政策现代化的生动体现，是近代英国伴随着经济现代化、思想文化现代化之后的又一现代化成果，这极大地丰富了英国现代化进程的内涵和外延，有力地促进了近代英国的社会发展。近代英国的历史发展证明，只有实现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以及社会政策的全面现代化，一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才具有坚实的保障。
（作者单位：西昌学院）
【注释】
①王桂玲：“新经济视角下英国原初现代化研究―英国初始现代化的条件分析”，《集团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②R.C.Birch，TheShapingoftheWelfareState，Longman，1974，p7-8.
③⑥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30页，第56页。
④[英]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第17～18页。
⑤MauriceBruce，TheComingoftheWelfareState，4thedn.，London1972，p178.
⑦⑧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第111页。
⑨周建明：《社会政策：欧洲的启示与对中国的挑战》，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7～118页。
⑩RobertEccleshall，BritishLiberalism，LiberalThoughtsfromthe1860sto1980s，Longman，1980，p194.
[英]柯尔：《费边社会主义》，夏遇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2～25页。
论文摘要：毛泽东思想和列宁主义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列宁在1921年适时地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调整为“新经济政策”，而仔细剖析毛泽东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思想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发现二者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无论是"19世纪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的俄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都是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没有进行详细地论述，列宁结合俄国的特殊国情，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毛泽东建国后面对一穷二白的旧中国，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又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二者一脉相承，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与毛泽东建国初期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之后，列宁制定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有效地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充足的财力、物力的保障。但显然随着形势的发展，1921年，这种政策已经不适合俄国的国情，"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516面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困境，列宁为首的共产党人及时的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有：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进行自由贸易；改变单一公有制经济，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增强地方在经济工作中的自主权和扩大企业权限的工业管理，允许在国营企业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的分配方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党和国家领导方法的改革。这一政策的转变，有效地促进苏联经济的发展，工农群众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对苏联战后经济恢复起了巨大的作用，对在落后的农业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
同为落后国家，中国却不同于俄国。中国有着自身特殊的国情，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东方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列宁"新经济政策"，开始探索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道路。毛泽东很早就了解到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阅读米丁等所着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时，就对"新经济政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1431经过三年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毛泽东提出了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以后，公有制已经在中国全面的确立起来，但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也出现了速度过快、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的"四过"问题。毛泽东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因此提出了"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433的着名论断。但遗憾的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被中断。
列宁和毛泽东都在各自的落后国家，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各自有益的探索。纵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思想，可以发现二者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处。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与毛泽东建国初期经济建设思想的相通之处
毛泽东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思想是在充分吸收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二者都将农民问题视为重中之重的首要问题
列宁和毛泽东二人都十分重视农业的作用，认为粮食问题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都不约而同地将农业问题放在首位。
1920年前后，俄国耕地面积大幅下降，农产品严重欠收，甚至不足上年的三分之一。面对严峻的形势，列宁指出："非认真改变粮食政策不可，这种改变就是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而这种代替是与缴完粮食税之后的贸易自由，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贸易自由相联系的。"515列宁这种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自由贸易的做法，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不断提高种植技术，扩大耕种面积，使农业得以迅速实现恢复和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稳定，未向社会主义的平稳过渡奠定了坚定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了解农民，了解农业对国民经济的重大意义。他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农业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360
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继承了并发展了列宁的农业思想。二者都强调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目的都是希望依靠农业的平稳发展来稳定国计民生，同时二者也都看到了农业对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对此，毛泽东曾有过论述，他说："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
多的资金。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361他们二者都希望通过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促进工业的进步和工人生活水平的改善。
（二）二者都主张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主张借鉴、吸收和利用一切资本主义合理的思想，来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教化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者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510列宁非常重视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继承，学习他们的生产技术，引进他们的机器设备，用来建立社会主义的工业基础。他说："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129
毛泽东认为相较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是进步的。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资产阶级，但实质上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他指出："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就想把资本主义一下子统统搞掉，那不仅是愚蠢，而且是自杀。"[6]56"我们必须向一些行内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的学。"481因此，在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掌握国民经济民命脉的情况下，应该让资产阶级进行有利国计民生的发展。因此，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对资产阶级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及节制资本的政策。使其在社会主义的大框架下，进行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对于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列宁和毛泽东都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都看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微妙联系，提出了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基础上，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来为服务社会主义的思想。
（三）二者都主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经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挫折之后，列宁认识到，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是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509当时俄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五种类型的经济，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力量，斗争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指出，可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的中间环节。这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他试图使小生产者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中间环节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495
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联系着，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7]282毛泽东希望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通过这个中间环节，实现逐步、平稳、和平的向社会主义的过度。而随后，毛泽东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过渡的具体措施，即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1953年9月，又提出了"驷马分肥"，的原则，逐步实现了列宁没能在俄国实现的和平赎买。
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无法凭借革命热情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和毛泽东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对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继承的基础上，毛泽东又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了独创性的发展，并将"和平赎买"变为现实，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由此可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毛泽东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还对其进行了发展与完善，使之更加适合中国特殊的国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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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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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2]。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3]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2]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3]。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3]“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2]。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2]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3]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3]“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3]。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2]。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2]。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2]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3]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2]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2]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2]。“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2]。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2]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2]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2]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4]。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5]。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2]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3]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3]。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2]“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2]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6]。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3]。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3]，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3]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7]。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8]。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参考文献：
[1]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1917—1928)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74-305.
[2]列宁选集：第3-4卷，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4-773.
[3]列宁全集:第39-40卷，第42-43卷，第52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66.
[4]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5]徐博涵.列宁《论合作制》的真谛[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1)：197.
[6]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承和发展；超越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国家的苏联和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曾遭遇经济发展的瓶颈期。又都由于经济问题，导致政治问题，影响社会稳定。两国最后都能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经济改革，扭转了时局。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的背景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背景
1917年的十月革命，苏俄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过后各种反革命的势力不断地威胁新生政权。在三年的内战中，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施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对于夺取战争胜利，保卫国家政权都起过积极作用。
但是国内战争结束后，它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终于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使国民经济几乎面临崩溃的边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挫折和失败，使列宁认识到，直接用无产阶级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生产和产品分配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无所不包的计划等于空想。因此，为了扭转时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决议，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它的主要内容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恢复市场经济形式。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小生产者劳动创造的积极性，缓和了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工农联盟，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获得比较牢固的基础。“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农民对他们目前的境况是满意的。我们可以放心地下这个论断。"［1］(P280)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的背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全面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担负起领导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把眼光投向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邓小平找到列宁的新思路,就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找到了新航向。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之后,列宁的思想更显得光辉熠熠,使得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了坚实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这期间，我党在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联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经历,也是走过了一个不断提高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到“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2］(P123)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经过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邓小平在领导全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发现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比较好”。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一）实事求是，大胆创新
当现在走的路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既威胁到国家稳定，又不利于民生，我们就必须反思我们所坚持的经典是不是哪里出现了偏差。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真理到苏俄和中国的个别案例，必须实事求是，从本国实际出发，必要时要进行大胆创新。
苏俄和中国都是在国家经济和政治形势不大乐观的情况下实施的经济改革方案。对新经济政策而言，当时苏俄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误，国内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迫使列宁不得不采取迂回的过渡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经济政策。同样当时在中国，因为在经济改革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导致了国民经济的持续滑坡，人民生活水平无法提高，社会极度不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列宁坚持大胆探索，及时总结经验，为我们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
（二）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巩固政权
学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率先在农村改革，是邓小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关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许多观点，都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同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相比，虽然时代不同，但是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农业国。列宁认为，由于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决定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一条特殊的道路，必须从解决农村问题起步。邓小平也认为，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改革也必须从农村开始。我们的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并不是因为我国当时的农业政策与农民有尖锐的矛盾，而是从全面考虑。［3］(P274)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为什么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4］(P178)
（三）继承列宁商品经济思想，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但历史地看，这种崭新的市场经济理论，应该说是萌芽于列宁,成形于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首次使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并实行过社会主义通向市场经济的经济政策,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列宁指出，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于1921年果断地提出并实施了“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邓小平继承列宁的商品经济思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务实求效的实践精神，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分析，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超越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敢于突破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的僵化思想。在中国改革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更是对列宁经济思想的超越。
（一）在具体方式上，更为清楚和科学
当时在苏俄,列宁及时认识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采取了新经济政策,由“直接过渡”变为“迂回过渡”,他本人认为这是一种退却。其实相对当时的情况来说,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种“激进式”的改革。然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却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种清楚明白的认识和有步骤的改革，本身就已经超越了前人。
（二)在对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认识上，更为科学
列宁虽然也主张用非社会主义的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他从来不认为市场经济、货币、商品是社会主义应该加以发展的。相反，他认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将来的社会主义不应该有这些东西存在。列宁关于商品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思想仅限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即只是过渡时期的手段，并且把它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邓小平则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的手段。他反对把市场经济、商品和货币看作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而认为它作为人类配置资源的手段和方式，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而已，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普遍适用的。［5］(P213)他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生产力发展的最好形式。
四、两点启示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
无论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都是坚持贯彻实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果。我们要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政治和文化等其他方面也都要坚持这一原理。［6］(P341)坚决反对本本主义,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解决问题,这才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正确的方法。
(二)政策的实施必须具有连续性
政策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在治理国家时的各项步骤，政策的制订反映着该国的执政水平。一个政策的好坏，在充分的调研基础上制订后，还要通过不断的实践来证明检验。只有保持着连贯的政策，才会有效地使这些政策发挥功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短短几年后就被斯大林终止了，所以其功用是有限的。而中国的改革，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一直遵循着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两代领导集体在改革进程中保持着连贯的步伐，使社会主义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7］(P415)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建设和改革中，必须保持着政策的连贯性，朝令夕改只能降低人民和其他国家对改革工程的信任度，使各项工作不能很好的执行，使改革处在举步维艰的地步。这一问题，也是各国在改革中必须严肃考虑的。
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同样也是艰苦的、充满困难挫折的。如何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迂回进入社会主义、如何在新的时代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列宁和邓小平分别作出了改革的回答，并相继取得明显成效和突破。当今，在多极化格局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剧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需要不断地通过改革，加快自身的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显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振兴社会主义事业。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43卷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3］邓小平文选.第2卷
［4］邓小平文选.第3卷
［5］.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6］林毅夫.中国的奇迹：战略与经济改革
［7］徐天生,许平,王红生.世界通史
作者简介：马玉（1986-），女，湖北黄冈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10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1921年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1918年春到1920年底，连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的欠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苏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针对当时的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列宁和俄共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余粮。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粮食少得多，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刺激了播种面积的扩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这种经济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小农独立经营，从而最终实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巩同联盟。
第二，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采取租让制、小业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国家组织代购代销几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在国营经济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业问题成为领导整个国营经济的实际问题，即“采用商业原则”改造国营经济。具体方法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变劳动报酬形式、国民经济产品从直接分配改为商品流转。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三、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正确认识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国情都没有认识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十五大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国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种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市场经济；创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许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逐步认识到斯大林模式在中国行不通，重新认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认为其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体制建设、思想解放、观念转变起了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一、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从苏俄具体国情出发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当列宁及俄国面临一个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苏俄就遭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的干扰。在这样既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有面临内乱外患的环境下，到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及俄共试图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注意的设想中找到答案。列宁及俄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运用于苏俄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在工业中加速实行普遍的国有化；实行贸易垄断，禁止自由贸易，取消商品生产和流通；采用国家强制和军事化的领导方法。这正是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蓝本进行的一场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苏维埃政权在严酷的国内战争环境下被迫实施的措施，它对于苏俄战胜困难，取得战争胜利，保卫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却把这种政策看作是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捷径，在国内战争后还加以推行。事实证明，由于战时共产主义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使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结果引发了工人和农民的强烈不满，使苏俄国内遇到了最大的政治危机，要求废除共产主义政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列宁开始从分析苏俄的具体国情思考为何这种社会主义尝试会遭到失败。他认为俄国的基本国情有：一是俄国是一个小农占极大优势的国家，二是俄国在组织国家资本主义、文化程度、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上比西欧要落后的多。列宁认识到，这种国情决定了“纯向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列宁认识到以前政策的失误，他承认了社会主义实践遭到挫折的原因就在于所采取的政策脱离了苏俄的基本国情。同时，这也对我党解放思想、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具体国情出发制定经济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中国的市场经济借鉴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确定自由贸易原则，允许进行小工业商品以及农产品的私人贸易，来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没有收回国有的小企业，仍归业主所有，已经国有化的小企业则租给私人或合作社。简言之，以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归国家经营，中小型企业归私人和外国资本家经营，允许商品流通、自由贸易。这样既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方针又坚持了多种经营方式，使得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正是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突破和创新，指导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曾经恢复了商品市场流通，承认市场规则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事实证明，国家主导下的工业化体系只有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才能发挥高效能的速度。这里强调的是，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能自己发展起来，需要以国家的行政指令自上而下的推行，需要领导者提出政策，需要一些市场活动的领域并缩减计划经济的比例，也是借鉴了苏俄的新经济政策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方式。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需要进行不断的理论研究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和发展可以分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阶段。党的十四大指出，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它找到了一个落后的小农国家如何过度到社会主义，这中间也不可避免的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不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还抑制了通货膨胀，对苏俄经济发展以及开放政策方面都起到促进作用。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是前无古人的事情，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开始，中国的改革只能从实践到实践。由于长期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许多人们认为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违背计划经济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就会滑向资本主义。邓小平的南巡重要讲话对这种观点作了深刻的阐述，而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依据具体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需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本的原则。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不但要用市场经济，而且还要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体现了更高层次的制度探索。”
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上发生过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两个重大的事件分别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新探索、新发展；而剧变是对僵化的斯大林模式的否定。在借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不去照搬新经济政策。因为：实践没有停止，发展不会止步，理论还需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四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列宁全集（第33、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