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科学社会主义
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开始了自身的调整过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各国已出现了较之本世纪初有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变化给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一些传统的理论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回答当代面临的新问题，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当达资本主义各国，经过几十年的自身调整，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①生产的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虽然存在，但已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国有经济的出现和股份制经济的发展上。在二战前的野蛮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同生产的社会化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常常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和社会的政治动荡。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开始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加以调整；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存在，但人民的生活状况有较大改善。二战前的野蛮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一极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一极是工人阶级贫困的积累。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当时是很糟的，相当多的劳动群众处于绝对贫困化状态年代；③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管理。战后，资本主义各国为了克服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开始加强对经济的干预；④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虽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但它依然在推动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没有表现出像二战以前野蛮资本主义时期那样，严重束缚生产力。
资本主义在当代的上述变化，为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新课题。它要求我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1应进一步认识和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
随着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变化，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产生了怀疑，以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消失了，资本主义成了最合理的制度。应该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有下述三点我们必须看到。
（1）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并没有消失，并且依然发展着。在美国，生产的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不仅依然存在，并且致使美国日益成为病态的社会。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2）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中不应得出资本主义制度更合理的结论。因为，这种变化恰恰是资本主义各国在科学社会主义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后，吸收、借鉴社会主义成就的结果。
（3）当代资本主义的发达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其他国家东施效颦，走资本主义之路很难成功。必须看到，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脱离封建社会较早，进入大机器工业的文明发展阶段历史较长。在上百年的时间中，它们曾长期剥削和奴役落后国家，这为其经济起飞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由于这些国家在生产社会化、市场化方面，起步早、起点高，捷足先登，率先抢占了某些世界市场，因而也为他们在战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应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
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是要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的一切。其结果使社会主义发展缓慢。现在看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必然的，但代替的具体形式则是辩证否定的形式。代替的同时也有继承、借鉴和吸收。
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一，战后资本主义在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虽然有较大的变化，但其基本经济制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没有改变。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度主义的时候，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是需要加以根本否定和摈弃的。其二，资本主义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为了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相继推出了许多与之相适应的具体的经济管理形式和社会管理形式。实践证明，这些具体的管理形式是人们积极探索和认识人类文明发展客观规律的积极成果。显然，类似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经济管理形式和社会管理形式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和商品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管理社会的成功经验的结晶。它属于人类的共同财富。其三，战后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为了缓解自身矛盾，也借鉴和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成功的做法，从而使它成为今日的状况。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在代替资本主义的时候，不应将此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摈弃。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也不应为了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而丢掉或抵制这些本来是社会主义应有的东西。如果那样，我们不仅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同时也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
3应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进程
多年来，我们一直以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就是革命，只存在夺权的爆发式质变一种模式，似乎再无其他模式。笔者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借鉴、吸收社会主义成就而发生较大变化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具体进程，除了有爆发式质变的方式，还会有非爆发式质变的方式。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可能要经过几个阶段性部分质变，最终达到根本性质变。
目前，这些国家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国有化经济，国有经济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都较完善地建立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大多数人民生活有所保障并不断有所改善；都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有所克服；少数国家还吸收工人代表参加董事会，参与企业管理。上述这些实质上属于一种社会主义因素。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当代资本主义同早期资本主义相比，不是离社会主义更远，而是离社会主义更近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将要经历一个两种社会制度既相互较量、斗争，又相互借鉴、吸收，在某些方面相互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目前，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恰好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中。
参考文献：
假设当年京东没有要今日资本的2000万美金；如果淘宝三年没有阿里巴巴的4个亿现金，如果4个亿烧完不把阿里巴巴、淘宝、支付宝打包出让40％以上的股权作价10亿美金卖给美国雅虎和软银；如果苏宁易购不拿出几个亿的投入；实际上不用再如果下去，因为现在这些还活着的大小电商企业，无一不是拿着资本奋力拼杀，而那些没有资本实力的电商们，却早已淡出我们的视野，难寻踪影!
电商缘何进入资本主义，这个淘宝似乎难逃“罪责”，或许确切地说是C2C的商业模式+免费的策略，形成了网络商业地产不收租金的先河。C2C由于是个人经营，没有工商税务的监管，加上网络平台(淘宝网)无须收费，那么最有效的销售手段就是价格低，随着个人卖家越来越多，价格的竞争越来越离谱，到最后甚至出现亏本销售的情形，这些新老卖家们大有前赴后继之势，加上淘宝网本身利用免费来吸引卖家的同时，要求卖家不断以更低的价格来吸引买家，刺激网络消费习惯的形成，最终形成了网购追求低价的局面。这个局面不得不说是由于淘宝网本身拥有巨大的资本才能做成这样的结果，如果没有资本的推动，淘宝网也只能像易趣那样，通过收取上架费、销售扣点来获得收入，从而使得商家良性理性开展网络销售业务。
资本不仅是逐利的，也是有远见的，资本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目的是形成垄断，为了这个目标资本会不断滚入，形成循环。
在马云耗尽最后一分钱又在淘宝网的C2C平台收费未果(招财进宝收费方式的失败)之后，马云再次想到了资本。于是他将手中的阿里巴巴、淘宝网、支付宝三大核心资本打包，和美国雅虎、日本软银达成协议，获得10几亿美元的新的资本支持，在这个资本支持之下，淘宝网得已继续狂妄对外宣传“永久免费”，同时在雅虎竟价和搜索技术基础上着手研发后来非常赚钱的“淘宝直通车”和各种广告展示模块。在新的资本支持下，淘宝坚定不移地推动C2C和低价再低价，那么上诉存在的恶性循环在资本推动下中国网络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就这样形成了。
这是淘宝在资本之下形成的低价消费习惯，这个习惯的形成也是淘宝网在构建自身竞争力并最终形成垄断最有效的方式。只是这个习惯和方式又受到了另外一支资本的挑战，这支资本的力量来自于京东商城。京东商城发现自己除了低价的优势之后，还需要构建另外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如果能够构建起来，那么淘宝网唯一的竞争优势――低价就不会构成同样的威胁，这个优势就是――配送快捷!
配送快捷在中国是一件资本耗费巨大的工程，但这个优势在构建的过程中确实收效巨大，于是京东商城的竞争力日益突显，销售额也随着低价和正品水涨船高，这个时候形成良性循环，新的资本也就更愿意进入，并不在于是否盈利而在于未来是否能形成垄断，因为垄断之后要盈利就变得容易许多，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京东商城本身也是实打实的电商资本主义，通过资本继续推动了配送迅速和低价，而从长远来看，配送速度显然权重更高一些。
后来者如果想要再继续用资本来推动自己的电商业务，那就需要给出一个未来可以垄断的理由。垂直电商平台和自主品牌的电商开始给出看似充足的理由纷纷吸引着资本的注意，对于垂直电商平台来说随着京东商城的发展壮大、当当网的上市、淘宝商城的扩张有些品类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无从找到垄断的核心竞争力时，资本就会迅速撤离，选择让企业转型或者寻求快速上市或被收购，这从现在的两大鞋品类垂直商城、定位于母婴的红孩子商城、一号店已经初见端倪。红孩子很被资本看重，认为母婴市场足够大，中国的人口红利足以支撑其上市，可是后来的结果却是销售在10亿人民币的规模徘徊不前，使得后续资本不再进入并且要求其转型综合电商，而两年的转型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现在又再次进行战略调整，启动“缤购”时尚品类平台。但很明显，这些都不足以构建对抗淘宝商城和京东商城的核心竞争力。
【英文摘要】LeninandMAOZe-dongwerethefoundersofthetwosocialistcountries:theformerSovietUnionandChina.Intheirrevolutionarypracticebothofthemfacedwiththequestionhowtotreatcapitalismandhowtohandletherelationswithcapitalism.Theythoughtoverandmadeclosestudyoftheproblemoveralongtimeandputforwardquiteafewvaluableideasaboutitsuchastheideathatitisinevitabletodevelopcapitalismanditisnecessarytodevelopit,etc..
【关键词】列宁//资本主义/Lenin/MAOZe-dong/capitalism
【正文】
列宁和毕生都在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奋斗，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列宁和都是务实的领导者，他们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短时期内不仅不能在本国消灭资本主义，反而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
一、发展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列宁认为，俄国的国情不具备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而应当首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早在1917年9月，列宁就明确提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资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1](P218-219)因此，俄国革命胜利后应当首先实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十月革命胜利后，“左派共产主义”批评党对资本家企业采取的计算和监督政策，是在“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这一政策会使苏维埃俄国“演进到资本主义一边去”。1918年3月，列宁写了《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批评了“左派共产主义”的观点，认为俄国当时存在着宗法式的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其中，“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虽然我们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但“从物资、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达到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正因为如此，用‘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演变’(《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8页第1栏)来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在理论上是荒谬透顶的。这恰恰意味着在思想上‘偏离了方向’，离开了‘演变’的真正道路，不懂得这条道路；而在实践上，这等于是向小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倒退”[2](P527、528、527)。
1918年夏至1920年底，处在战时环境下的俄国采取了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措施，消灭了资本主义。过早消灭资本主义，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时明确指出：企图直接建立共产主义的经济形式，“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是要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老实说，有些共产党员执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所以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犯了错误。我们要努力纠正这些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些错误，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3](P504)。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列宁明确指出当时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实质就在于“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它们和逐步地、审慎地掌握它们。
1921年3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回顾了1917年和1918年有关俄国国情的论述，再次强调俄国不是纯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五种经济成分“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究竟是谁和谁进行斗争呢?”“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做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做斗争。”[3](P490)。因此，抽象地谈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两种结构来看。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4](P217、218-219)。来源：在线
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也是格外引人注目的。早在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5](P119)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5](P639)。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更加深刻地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变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显然，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5](P961-962)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5](P961)
列宁和从落后国家的实际出发，都明确指出在小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中，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不仅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直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反而应当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认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的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6](P322-323)
二、发展新资本主义
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建立新政权之后，应当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那么，我们所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完全一致呢?
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十一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俄国要大力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我们现在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的，原因很简单，所有同这一名词有关的常用概念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我国的社会虽已脱离资本主义轨道，但还没有走上新轨道，不过领导这个国家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我们不愿了解，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7](P83、84)。随后，列宁在1922年11月共产国际作的《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再次强调我们退却之后发展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同从字面上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无产阶级国家不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8](P725)。这里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与1918年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差别，在1918年还没有认识到贸易自由的重要性，当时强调的重点是“统计和监督”，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有根本意义的”恰恰是“贸易自由”[7](P362)。
从列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感觉到，虽然列宁始终重视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但早期的论述与晚年的论述仍有重大的差别。早期的论述往往是与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的理论连在一起的；在晚年的论述中，起初是把租让制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看做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环境中，从西方国家引进外资、获取技术、取得经验的重要途径，后来把国家资本主义看做是新环境下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并存的，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加以规定其活动范围的经济形式。
无独有偶，在提出成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之后，曾把新民主主义称做“新资本主义”。他在1944年3月22日谈道：“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6](P110)虽然在1948年指出，“新资本主义”的提法不太妥当，“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好”[9](P139)，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要发展新资本主义。建国后，从中国实际出发，进一步提出我国要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新式的资本主义。1953年7月，在全国财经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纪要上写道：“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10](P282)
认为，我们与列宁发展新资本主义的思路是相同的，但在具体的实施办法上则有很多不同。他在1953年7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道：“在过渡时期，我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的进步。”[10](P285)
虽然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解与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很大差别，但是他们都认为本国要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已有的西方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之所以认为这种资本主义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关键在于：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主要生产资料已收归国有；我们可以限制并规定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
三、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思路
列宁和虽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但他们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
(一)大力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
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瞄准最新的科技成果，把它作为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龙头。早在1918年，列宁就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1](P520)1920年，列宁制定了全俄电气化计划，并把这一计划称为俄共的第二个党纲，即党的经济纲领。列宁认为只有实现了这一计划，才能从根本上挖掉贫穷落后的老根，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他曾尖锐地批评了不向资本家学习也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11](P252)。他号召俄国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向资产阶级专家、学者学习，“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得政权的先锋队去掌握和采用托拉斯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了”[11](P289-290)
处在两大阵营对峙时代的，自然将学习和利用的重点放在社会主义阵营，但并没有将视野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不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强调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12](P41)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2](P41)
(二)向资本家学习做生意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列宁敏锐地注意到俄共存在着严重的轻商思想，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不要害怕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商人，向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学习’成绩，只有靠实践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更好，要学会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发展农业和工业的流转，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甚至他在晚年还提出了要把无产阶级国家变成文明的批发商的思想，他说：“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文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批发商这类经济界人物同共产主义似乎有天壤之别。但正是这类矛盾在实际生活中能把人们从小农经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引导到社会主义。”[13](P176)
既谈到要向本国资本家学习，又提到向外国企业学习的问题，“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14](P742)。
(三)大力开展对外贸易
列宁非常重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认为没有稳定的外贸关系，就不可能有稳固的国内经济关系；西方国家虽然仇视苏维埃政权，但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他们也不得不同我们做生意。列宁曾说过：“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13](P332)在1921年，俄国从国外订购了几千台机车，几百辆油罐车，出口量达到5000万普特。1922年，西方国家在热那亚举行国际经济财政会议，列宁要求俄共党员必须以商人的身份参加会议，他说：“我们欢迎热那亚会议并准备出席这次会议；我们十分清楚并且毫不隐瞒，我们准备以商人的身份出席会议，因为我们绝对必须同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它们还没有)进行贸易。”[7](P2)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5](P1325)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但在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后，的对外思想有了重大调整。1965年，同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客人谈道，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即使在犯“左”倾错误的1973年，还亲自批准了从日本、英国、美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引进价值达4.3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
(四)采用灵活多样的经济组织形式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一直主张通过“工人监督”来实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所谓工人监督，就是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在资本家的工厂中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由工人组织监督企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对企业的账目进行核算，控制资本家的剥削程度，制约资本家的活动范围。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列宁又提出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四种经济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销制和租借制，并对这四种形式作了深刻阐述。
解放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经历了百余年的缓慢发展，但总的来说，依然是地方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只占全部国民经济总比值的10%。在有限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官僚资本占了80%，民族资本只占20%。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了多种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措施，如取消苛捐杂税、给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和购买原料及推销产品的便利等。从七届二中全会开始，在强调“利用”的同时，越来越强调“节制”和“限制”的重要性，他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15](P306)建国之初，提出应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政策，如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定货和代购代销，调整税收负担，加强货币投放，帮助合法的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等。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建国初期，我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发展。
然而，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从1953年开始，我国政府采用了收购、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和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民族资本进行了改造。1955年10月，提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16](P198-199)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
由于过早消灭了民族资本，影响了人民的生活。1956年底，在约见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他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质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2](P170)现在看来，对苏联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的怀疑和以此为依据提出的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说，这是学习苏联经验的一种理性思考，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宝贵的思想火花，然而，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的这一思想并未在实践中真正付诸实施。
比较两位伟人的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还是在利用资本主义的原则、内容、方式等方面的认识，他们二人的思路都有极其相似之处。同时，两位伟人毕竟处在不同的时代，他们的个人气质、理论修养、实践经历及所积累的经验有很大的差别，这决定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从列宁和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发展历程看，列宁基本上经历了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过程：第一次否定是从总体上来看的，第一次肯定是在十月革命前后针对俄国国情而言的，第二次否定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特殊时期提出的，第二次肯定是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逐步形成的；而基本上经历了否定—肯定—再否定的过程：第一次否定也是从总体上而言的，第一次肯定是新民主主义时期针对中国国情提出的，第二次否定是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依据苏联模式提出的。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有了第二次肯定的萌芽，但这次萌芽并没有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从两人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可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个长期反复的过程。反复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否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表明，是否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不应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而应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源：在线
总之，列宁和根据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提出的许多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代，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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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关系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维护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要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它反对剥削，但继承人类一切美好的价值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平等。
2、本质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资本归个人私有和雇佣关系，资本家通过雇佣关系赚取生产要素创造的利润，以资本家拥有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3、矛盾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则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把从前个人的生产资料变得社会化，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产品从个人的产品变成社会的产品。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却不归真正使用生产资料生产产品的劳动者所共有，而是归资本家所有。
（来源：文章屋网）
关键词：成就问题社会主义四信
1978年，邓小平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纠正了“左”的思想，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这次讨论，对于我们党完整、准确的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过去的工作，以及对各项工作的拨乱反正，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思想条件。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加快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取得很大的成就。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虽然进行了改革，也不再闭关锁国，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时间的早或晚，都对我国能否进一步完善政治文明建设、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充分保障人民的利益、最终把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收入差距的幅度也逐渐扩大，这些收入差距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着我国城镇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城市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农村，那里的孩子有的甚至难以完成中小学的教育，虽然国家大范围的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但部分学校又让学生购买过多的、不必要的报纸及复习参考资料，这些钱等于让学生又重新上缴了学费，不但加重学生的负担，也丝毫没有起到义务教育的作用。其次，地域居民收入差距。由于我国面积大、人口多、地理条件差距大，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的偏向性，使我国东、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如何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成为人们热心关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把全人类的解放，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实现真正的公平社会作为最高命题。而且当前，我国正在谋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那么，实现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是要保证社会的公平，而社会公平是建立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前提下的。总之，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之一，然而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仍然存在,缩小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现代资本主义的观念源头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这个理论高度的首要标志，它标志着一个推陈出新的“韦伯命题”——新教有一种“伦理”而资本主义有一种“精神”，正是这种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精神”，而资本主义空前的文明成就与这种“精神”的巨大内驱力是密不可分的。应当立刻补充说明的是，韦伯这里着眼的是现代性问题，这个现代性的核心则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现象，而且是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现象，由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是西方特有的现象，所以现代资本主义也只能是现代西方特有的现象，它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于任何其他地方、其他时代。
我们今天似乎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这个“韦伯命题”的不完善性，日本、印度、拉美甚至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过程或可为证。但这几乎无损于该命题的方法论生命力，因为百年来的学术争论和研究表明，这个里程碑式的命题具有高度的扩展潜力和启示价值，但这是另外一个论说题目了，本文不赘。
有现代性，在逻辑上说就有前现代性。对此，韦伯作出了一个著名区分，即“传统型”资本主义和“现代型”资本主义的区分，这个区分的意义可以说非同寻常，它颠覆了以往对资本主义的一切基本阐释，并第一次为全面理解现代性和谨慎预见未来提出了一套结构分析方法。更令人着迷的是，这套方法至今仍然富有解释力。
按照我们在知识与思想的封闭状态下形成的一般理解，是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者诸要素的经济合成作用在从根本上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发展达到了一定程度，这历史便会要求并最终实际突破现存制度形态和观念体系的约束，由此跃上一个新台阶，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以及随后的整个西欧则登峰造极地证明了这个诸阶段论的发展模式。其中，除了经济环境、资本积累件、科学技术等物质力量的条件以外，资产阶级这个新型生产力代表者的获利冲动和贪婪欲望被认为是一种超常的驱动力。
但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与历史真相的距离还相当遥远。从韦伯对历史进行的经验观察中不难看出，同样的甚至更优越的物质力量，在其他地方、其他时代也都不乏其例(比如中国历史上的若干“盛世”)，但却始终没有发展出同样的乃至更优越的现代资本主义，这就足以说明物质力量不可能是绝对主导的推动力量。至于把追逐利润的发财本能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就更加不着边际了。在这个问题上，恐怕谁都毫无把握找出现代人和前现代人之间有什么重大区别，相信也不可能找到“科学”依据来证明发动了工业革命的英国人的获利本能已经进化得比以往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人们都强大有力。对此，韦伯有一段很是简捷生动的说明：“资本主义的获利活动，作为一种投机活动，一直通行于所有类型的经济社会中……投机者那种嘲笑一切道德约束的心态也一直是放之四海而皆然”，“中国的官吏、古罗马的贵族、现代的农民，他们的贪欲和任何人相比都毫不逊色……如果置身同样的情境，一个那不勒斯的车夫或船夫，以及他们亚洲国家的同行，还有南欧或亚洲国家的匠人，他们这些人的财迷心窍要比一个英国人更加强烈，特别是，要更加无耻。”毫无疑问，这在今天的中国能够信手拈来更加丰富的经验证据。
韦伯最终证明的是，传统型的资本主义自古以来就散见于世界各地，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二，一是在专制权力的指缝中飘忽求存的“政治取向的冒险家资本主义”，一是兼有军事和政治远征性质或者强盗行径的“掠夺式资本主义”，但传统型资本主义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它真正体现出了无限制扩张的获利欲望，所以，“如果认为我们的理性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其他时期的突出特征就是经济关切更为强烈，这未免失之愚蠢。现代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并不在于——例如相比古代商人——具备了更强劲的经济冲动。单纯经济关切本身的释放只能产生非理性的结果……与理性主义经济生活的观念相去甚远。”
简单说，韦伯这里所谓“理性主义经济生活的观念”，就是融汇了新教伦理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它是一个观念体系，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价值体系，而秉持这个价值体系的新兴经济力量便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主导力量之一，这就是新教徒资产者阶层与劳工群体。
欧洲宗教改革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产生了新教，标志着天主教的一元化价值主导地位开始趋于衰落，但是韦伯有力地证明了，这决不意味着宗教本身的衰落，恰恰相反，新教的出现进一步深化了宗教信仰的强烈程度和社会化程度，因为路德的改革把生活的宗教动力从修道院的宗教精英(僧侣)那里直接而广泛地传播到了社会上，加尔文主义则找到了得救预定论这样一种无形而又实在的内生强制力，从而赋予了日常生活一种追求道德完善的持久动力。
这是一条因果链。新教认为《圣经》才是最高权威，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从《圣经》领悟上帝的启示和真理。关键是，这种权威是永恒的，它凌驾于任何世俗权威之上，是不可动摇、不容侵犯的，因此不会陷入道德破产的危机。在基督教文化中，流变无常的世俗权威本来就没有资格代表和冒充上帝，新教主义则进一步否定了教会的这种资格，这等于是承认并鼓励个人有权独立于《圣经》之外的一切权威，承认并鼓励个人自由，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每个普通的新教徒都要变成宗教精英。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的精英是少数隐身于有形的修道院中的遁世僧侣，新教徒则要把整个尘世当作无形的修道院、人人都成为人世的僧侣。加尔文教的得救预定论教义告诉基督徒，能够蒙恩得救的永远只是少数人，是上帝预先就确定了的，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谁，其他人则注定要永远罚入地狱。但令人恐惧的是，用尘世中人的肉眼是无法分辨出这两种人的，试图揣测上帝拟订的名单更是枉费心思。因此，新教教义的大规模传播，在激励个人独自进取走向上帝的同时，也由于断言得救的高度不确定性而在每个信徒的内心深处掀起了终生都无法平息的焦虑感。即使像我们几无宗教共鸣感的中国人，单凭经验大概也不难体会到，人在面对一个事关重大但又不确定的前景时将会多么焦虑，更何况新教徒必须终生面对一个事关终极归宿而又不那么确定的前景。那么，新教徒是怎么找到出路的呢？
二、新教伦理的经济后果与世俗伦理背景下的中国传统资本主义
按照韦伯的分析，新教徒引领时代潮流的发家致富乃是新教伦理的意外结果，因为它的直接结果是激发和释放出了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和平的理性化，或者说，和平的理性主义。它对经济变革的影响在于，它最终把无数自由个人的分散努力整合成了一种自由的制度，这种制度不是基于习俗、惯例、传统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而是基于深思熟虑地、自发但系统地调整经济手段——尤其是自由劳动力的理性化劳动组织的出现——以实现持续的正当赢利目标。这是现代西方特有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有别于其他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关键所在。
这样，韦伯定义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便清晰可见了，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大规模有效整合。一般来说，人的价值理性程度越高，他就越不怎么顾及代价与后果，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也就越不理性；同样，工具理性的程度越高，他就越不怎么顾及观念与价值，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也就越不理性。新教徒决心要在尘世建立天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决不容许自身天性中的邪恶因素、更不容许他人来讨价还价，这种价值理性与以往的基督徒并无本质区别，而且其强度有过之无不及。但是，和以往的宗教精英相比，他们的社会态度却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要驾驭着宗教动力去改造尘世，而不是逃到尘世之外修炼宗教虔诚；他们也敌视一切贪欲和享乐，但他们勤奋、节俭、冷静、审慎，条理化地利用一切资源刻苦工作、积极进取，这个过程意外地锤炼出了新教徒发达的工商业头脑，工具理性的潜力在他们那里发挥了史无前例的手段作用，证据就是，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普遍的工商业成就，而他们认为这是博得了上帝的青睐，也增加了上帝的荣耀。然后，他们不是消费利润、更不是挥霍利润，而是不断地积累、再投资、进而扩大稳定可靠的生产销售以期获得持续的经济成功，目的还是为了证明上帝的恩宠!结果是，他们引领发展出了大规模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及私人与公共财富空前的、而且基本上持续不断的稳定增长。
由此可见，正如兰德尔·科林斯(Randallcollins)所说，宗教并非仅仅由观念构成，它还是一种社会实践。我们从韦伯的理论体系中能够合乎逻辑地了解到，如果物质资源的情形大体相同或近似，而现代资本主义却独独产生于西方，那只能说明是另外两种社会资源的独特作用，其中首先是文化的资源，而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新教徒的价值观念系统，它对尘世生活的积极干预产生了一系列顺理成章的实践结果，比如个人自由、权利平等、确立并严格遵循职业与公共生活的道德规范、推动社区自治与社会立法、推动福利和慈善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更重要的是，原先势单力薄但却团结壮大成为一支有纪律的力量并掌握了资本能源的新教徒群体，毫不妥协地抗拒了世俗权威和教会当局两个方面对工商业活动的不正当干预，有力地推动了自由市场的发育和成长。
相比之下，中国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由于宗教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观念整合力量，因而无从产生出一种超验的最高权威，虽然也有过类似的观念，比如“天”、“天道”或“天理”，直至晚近泊来的“历史规律”，但它们都没有永恒的性质。而且，与其说它们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不如说只是世俗权威的影子，因此也像世俗权威一样总是摆脱不了如影随形的信誉危机，不可能升华到“神圣”的境界。由于最高权威就是世俗权威，结果中国文化始终就是一个纯世俗的体系，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到“先天下”如何如何，始终都是形而下的、纯世俗的价值追求，虽然高不可攀，但却毫不“神圣”。关键是，它们没有指出假如人达不到“至善”、成不了尧舜、做不起“先天下”、无心或无力“奋斗终生”时该怎么思考和追求生存的意义。当然，历来的主流价值体系，也都给出了实现生存价值的种种根本途径，比如自天子以至庶人概莫能外的“慎独”、“自省”、“养浩然之气”的修身功夫，比如“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修养要求，但一般来说，无视这些途径的任何个人都不会成为戴罪(原罪)之人，更不会让个人产生内在的自我强制力和驱动力进行毕生的道德努力、洗涤罪孽以成全自己，所以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就不会成为普世的、终极的价值观。更有甚者，因为它们并不允许、更不鼓励个人独立于世俗权威，这时绝大多数个人的生存意义就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可能仅限于充当草民，于是，世俗生活本身往往就成了目的，而不是追求超世俗价值目标的手段。
诚然，尽管中国文化没有产生出本土的理性化高级宗教，但却吸收了外来宗教的信仰成分；尽管没有产生出系统的宗教伦理，但在血缘共同体的“家国”扩展秩序中提炼出一套相沿成习的世俗伦理。比如“因果报应”说，就长期发挥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调节功能，使抑恶扬善的行为规范有了准信仰的价值；比如“诚信”观念，无论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如何变化，它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却是永恒的，“童叟无欺”一直就是工商业者的自我标榜和社会对他们的普遍期待。但问题在于，纯世俗的伦理在本质上都是实用伦理，其功利性甚至可以顺理成章地把神祗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也变成祈利避害的交易关系，因而一旦它的实用性遭到怀疑，人就很容易丧失任何道德底线，这时也就根本谈不上价值追求了，更遑论终极关怀，不仅工商业资产者如此，其他人等也很难例外。
根据中国的世俗伦理，超出谋生糊口传宗接代缴粮纳贡这个限度的劳动所得，在道德上就很可疑。但尽管如此，劳动却没有“神圣”的苦修性质，总的来说只是尘世的苦役，借助劳动成果摆脱劳动才是更有价值的追求，因而无法想象有谁能把苦役当作“天职”和道德义务；相应地，对个人追求工商业利润的社会评价，也就始终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功利性考虑，始终是根据习俗、惯例、传统或者具体情境给予纯世俗的道德定位。从根本上说，在“家天下”传统中，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不过是给世俗权威提供的家务劳动，它始终与新教徒那样的价值追求无涉。与宗教改革同一时期的明代嘉靖年间，据说当时的GDP仍占了全球的一半左右(见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2003年4月7日在“全国星火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但问题在于，“革尽人欲”的观念这时更为变本加厉，“复尽天理”的要求却没有形成新教徒那样独立的信仰共同体，因而仍无可能产生出新教徒资本家那样秉持新的伦理标准并具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的社会阶层，这种状况可以说至今仍无实质性的变化。这意味着中国的传统型资本主义首先在精神上就不可能自发地进入现代性过程，只能将传统进行到底。简言之，它是一种先天就没有信仰、后天仍没有信仰的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