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是代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是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考察。重商主义学说诞生之初，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已初具雏形。这种学说和政策体系经历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大约300年的漫长历史。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国家致富的主要保证。他们混同了货币和财富，认为只有金银才是惟一的真实财富，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银，除了开采金银矿藏之外，只有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源泉。为了达到积累货币财富的目的，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货币尽量多地注入国内和尽量少地流向国外。受重商主义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早期，西方政府经济职能的限度主要在流通领域，且干预较深。
二、自由竞争时期的国家干预：“守夜人”角色的充当
18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已经奠定，此时政府的干预不但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会束缚经济扩张的张力。为此，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把“自由放任”作为他主张的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其“自私的动机、私有的企业、竞争的市场”这个自由度的三要素基础上，规定了国家的三个任务：提高分工程度、增加资本数量和改善资本用途。进而他对政府的职能作了三点规定：保护社会，使之不受侵犯；保护社会上的每个人，使之不受他人侵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设施。前两大职能属于政治职能，即对外维护国家安全和对内确保社会安定，第三大职能属于政府的经济职能，它明确界定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有限范围和活动领域。上述观点归纳起来，构成一幅“看不见的手”支配的社会经济景象，而政府则成了一个“守夜人”。在自由竞争时期，斯密学说受到了西方各国政府的追捧和吸纳，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
19世纪上半叶，围绕着关于《谷物法》和经济稳定性，英法朝野卷入了一场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思潮的斗争。1864年签订的英法商务条约《科伯登-谢瓦里条约》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思潮斗争史划时代的里程碑，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在英法等西欧国家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干预：从单纯的“守夜人”扩展到对垄断组织的管制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得到了空前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并占据统治地位，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得以形成。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私人垄断产生后，垄断组织采用大量不正当的竞争方法妨碍公平竞争。这些现象的出现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此时，自由放任学说如强弩之末，其影响日微，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范围极大地扩大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通过了反垄断法，开始了干预经济的试验。美国在1890－1914年期间，先后制定了《谢尔曼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三部反垄断法，率先开始对垄断组织进行干预，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职能从单纯的“守夜人”角色扩展到对垄断组织的管制。此后，德、日等国也先后制定了反限制竞争法、反垄断法等，实现对垄断组织的管制。
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干预：国家干预的范围和力度大小伴随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得势失宠而起伏变化，强弱相间
(一)20世纪30到60年代：干预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大萧条打破了市场万能的“斯密神话”，人们认识到市场也会失灵。为了挽救危机，罗斯福新政开创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又一轮高潮。占统治地位100多年的以斯密自由市场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他不相信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而是相信现代资本主义只有在国家这一只“看得见的手”的帮助之下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他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医治危机和失业。他竭力主张扩大政府职能，要求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刺激投资，鼓励消费，直至组织直接投资。在防治危机和失业的名下，凯恩斯主张推行有利于垄断资本的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以货币政策，包括“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思想体系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证明了市场缺陷的存在，构成了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核心，因此20世纪30到60年代被人们称为“凯恩斯时代”。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纷至沓来，政府经济职能的限度通过国家收支而延伸至生产、投资、分配和消费领域，干预的深度也再次加深。西方国家在这一时期对整个经济的干预几乎涉及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20世纪70到80年代：政府经济职能的范围有所收缩，经济职能的目标重点也进行了转移
对于市场失灵的认识，使西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干预经济的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凯恩斯主义难以解释的“滞胀”局面，再加上西方国家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而导致政府开支庞大，赤字达到空前水平。于是，主张修复“看不见的手”，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恩斯主义跌落出主流经济学的宝座，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他们的基本经济思想是：之所以会出现市场失灵，其原因正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市场的原因，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并与“市场失灵”相对应，提出了“政府失灵”理论。“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出现了”。但这种思潮并非完全否定政府的干预。如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并不是通过经济政策来干预经济活动，而是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个良好的环境包括法制秩序、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稳定物价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率先实践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它们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减福利、减税和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等一系列的政策。经济政策的调整反映着国家经济职能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政府经济职能的范围有所收缩，特别是政府微观管制职能的减弱；二是国家经济职能的目标重点由“充分就业”转向“控制通货膨胀”，由经济“高增长”转为稳定、适度增长。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的实践产生了双重效果。一方面,它顺应全球化，发挥了技术和经济上的优势,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对国内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进行了调整,增强了国际竞争力，使发达国家摆脱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困境。另一方面,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第一，导致消费需求不足，阻碍经济增长。第二,导致泡沫经济,面临新的经济危机；第三，加剧了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
(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强化宏观经济调控，调控功能进一步扩展到为未来创造发展机会
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弊端显现出来，各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资产收入分配分化严重。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新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崭露头角。新凯恩斯主义修正了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假设，并吸纳了其对立学派尤其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和观点，重建了自己的理论大厦，并重新高举起国家干预主义的大旗。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克林顿政府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1992年底，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一改过去国家对经济的自由放任态度，宣布实行一套新的经济政策，认为：“国家不仅要更多的干预，而且要更好的干预”。克林顿新经济政策主要特点是以抑制通货膨胀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以货币政策为主要控制手段，国家加强对经济的监控和预测，及时对经济政策作适当微调，削减财政开支和贸易赤字，进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实行“国家创新体制”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克林顿政府政策干预经济的目的主要是推动对未来的投资,增强美国经济实力和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地位,而且着重于供给方面,特别强调民用高科技的发展。美国持续8年的经济增长是克林顿新经济政策成功的有力证据，而克林顿新经济政策也体现了当今西方国家经济职能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西方国家继70、80年代放松微观管制后，有进一步强化宏观经济调控的趋势，而且调控功能由过去主要限于克服市场机制缺陷，进一步扩展到为未来创造发展机会。
【关键词】斯大林；新经济政策；苏联档案
一、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与执行
1924年列宁逝世后，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中央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的方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和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是农业，由此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新经济政策的措施。在列宁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与左派对新经济政策的责难进行了斗争，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左派主张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发动重新进攻的一种喘息，只要有条件就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商品货币关系是不能够存在的。斯大林与左派一样把新经济政策理解为一种过渡性的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他的思想与左派又是不同的，他认为新经济政策在退却的同时包含着进攻，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手段。斯大林认为必须消灭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并且在农产品的收购与工业品的采购上要实行合理的价格政策，以使社会主义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不断发展。由于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理论的正确认识与实际执行，苏联的农业、工业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一段时期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苏共十四大上，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和目标。斯大林也最终战胜了以托洛斯基为代表的“不断革命论”和布哈林的“右倾主义观点”，在全党确立了领导地位。
二、斯大林对新济政策理论的定位
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还是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这是研究斯大林新经济政策思想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定位于过渡时期，不仅如此，斯大林还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每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他指出：“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目的是要通过利用市场的情况下，克服资本主义成分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即便是它们中间最发达的国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能不能没有新经济政策呢？不行，不可能也不应该。在不同程度上，新经济政策、它的各种市场联系，在无产阶级时期，对于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绝对必要的。”[3]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1]在具体的过渡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论述。一般而言，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解决了无产阶级国家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商品关系的探索，因而被归结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时期，而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只是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方式。在过渡问题上，斯大林一开始的认识也是如此，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过渡和“权宜之计”。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认为是一个国家无产阶级之后必经的一个阶段，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实行新经济政策。但同时他也认为“不能同时认为新经济政策是绝对不可避免的阶段”[3]。
三、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以及思想转变是新经济政策终结的主要原因
斯大林在1929年完全抛弃了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从一开始的肯定新经济政策到后来对新经济政策的抛弃，斯大林的认识及思想转变成为了新经济政策终结的主要原因。
（一）斯大林将苏联的粮食危机归结为富农和小农经济
粮食收购问题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终问题，粮食问题处理的好坏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发展。1928年粮食危机出现后，斯大林一开始并没有急于想要变革新经济政策，反而在公开场合表明坚持新经济政策的主张：“现在只有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才会想到取消新经济政策。现在新经济政策对苏维埃政权比对任何人都有利。”[2]
1928年苏联爆发的粮食收购危机是由于客观原因比如生产下降、农民劳动收入减少以及国家制定的一系列“不平等价格”造成的，是农民对于国家制定的不平等价格的一种不满和抗议，但是斯大林并不认为是国家制定的政策出了问题，而认为原因是农村中的富农和小农经济造成的。斯大林认为苏联爆发粮食危机的秘密在于富农在本年度已经有可能利用这些困难来抬高粮价，进攻苏维埃价格政策，从而阻挠我们的收购工作。
在对待富农问题上，斯大林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在斯大林看来富农是不在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之内的，因而必须对他们实行强硬的政策，以解决国民经济面临的危机，从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正是基于对于粮食危机的这种理解和分析，从而进一步得出了苏联在现阶段必须进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结论。斯大林认为，只有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才可能真正解决这一危机，解决农村资本主义向苏维埃政权进攻的不利局面。可以说斯大林的这种认识决定着新经济政策的去留问题，他的这种看法和认识已经与现实相偏离，这也就为他其后的思想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斯大林论述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从而为变革新经济政策找到了可能性
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斯大林从苏联当时所面临的内外条件分析了苏联的工业，指出必须有发达的农业为基础，这也是他变革新经济政策的动因之一。变革是必然的，因为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只是一个过渡时期，苏联总还是要走向社会主义，不能允许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这就涉及到斯大林的产品经济观，他似乎在商品关系上有了一些教条主义的倾向，在当时俄国，斯大林越来越偏离了新经济政策的实际内涵，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生产应该是直接的、有计划的生产，而商品关系不过是被迫利用的一种形式。在1928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我们看到，斯大林已经开始不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主张取消商业了。围绕“非常措施”展开的党内争论，在这一次全会上已经全面展开，而这直接决定着新经济政策的命运。
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从它成立之初就已经决定，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国际环境下，苏联这个新生国家受到的威胁是多方面的。外部条件决定了苏联要发展工业、建立稳固的国防，而从苏联内部上来讲工业发展又是孤立的与分散落后的农业极不协调，因而有必要建立与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农业，而发展农业就是要尽快建立农业集体化。这一点上看，斯大林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他从这个分析中得出了要变革新经济政策这是不对的，而且他也没有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与不考虑现实情况的急骤变革是否具有同一性。
（三）从斯大林的公开发言来看，他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从实际操作上斯大林的确犯了错误
在对新经济政策问题的认识上，斯大林先反对了托洛斯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退却的思想，又反对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要合理利用市场因素的观点。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在退却之后还包含着进攻，只是在这一问题的实际操作中，斯大林，完全割裂了这二者的关系。
考察苏联历史档案后，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在公开场合都表现出对新经济政策采取坚持的态度。他的思想和理论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他越来越背离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是不统一的。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后期，斯大林在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中过分强调了阶级之间的对立，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的设想中，社会主义中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斯大林在个问题上逐渐又教条主义地运用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渐渐忘记了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性质，转而采取一些极为不合理的做法。
（四）党内斗争直接促使了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
党内斗争也是促使斯大林尽快终结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原因，由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与斯大林的意见相左，使得斯大林因为斗争而不得不表面维系新经济政策，而实际上却朝着这一政策的反面行事。在1929年四月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联席全会上，斯大林就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农民问题、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问题、所谓“贡赋”问题、工业发展速度和结合的新形式问题、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同志等方面对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使得党内斗争尖锐化，也为把布哈林集团驱逐出党进行了准备。“斯大林及其集团用加速向社会主义前进来掩盖自己背离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和同农民的结盟，却反而指责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脱离了党的路线，而‘爬’向右边。”[4]而从历史上来看，布哈林从一开始就反对对农村的资本主义因素进行限制和排挤等过度的政策和过火的行动，他反对过多的政治斗争和过早实行农业和工业的全盘集体化。从斯大林开始“自上而下的革命”以来，布哈林曾不止一次地谈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保存和发展市场关系，正是这样才能保证把“个人的、集体的、群众性的、社会的和国家的积极性巧妙地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动员为社会主义工作的各种经济因素”。[4]
在列宁时期，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把当时“党内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而到了新经济政策后期，斯大林却在这一问题上犯了“退却”，在国家经济出现问题时，又过于强调党内斗争，使得党内决策的不统一，造成农民利益受到损害。斯大林在党内的垄断和独裁在档案文件中表现的是较为明显的，他的这种垄断与独裁以及对党内斗争的强调对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如此，斯大林当时对国民经济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党内的争论一方面促使他更为乐观地估计形势，也让他在政治斗争中排除异己，从而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较为良好的便利。
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也许不能仅仅归结为斯大林一个人的错误，但是斯大林对于新经济政策前后的认识，不得不说对于终结新经济政策起到了较为迅速的促进作用。新经济政策也就伴随着1928-1929年的几次中央全会的讨论而终结了，当人们轰轰烈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新经济政策似乎就这样被人遗忘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314.
[2][俄]A.H.雅科夫列夫.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一）[M].李方仲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448-449.
[3][俄]A.H.雅科夫列夫.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二）[M].李方仲等译.人民出版社，2008：150，702.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
【正文】
一
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如何确立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式，是摆在列宁为代表的俄国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前十分迫切而又重大的问题。
俄国是一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相当的比重，俄国共产党人必须面临这些特殊的条件和环境，去探索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最初，列宁力图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想付诸实践，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在建立社会主义体制的时候，列宁强调通过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来实施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而不是通过商品交换、市场经济来实现过渡。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思想占了上风。战时共产主义主张在农村实行粮食征集制，工业体制上追求最大限度的国有化，经济关系上实物化代替商品货币关系，劳务关系上，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这一政策，在客观上是迫于战争的特殊环境不得已为之。使国家迅速掌握了全国一切经济命脉，商品活动全部停顿，商品生产和市场货币关系全被取消。这些正好与俄共领导人头脑里某种固有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相吻合。既然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剥夺剥夺者，实现公有制，取消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于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政策和措施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捷径。因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是应急措施，而且成为俄共利用这一特殊政策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一次尝试。
从历史的眼光看，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施，是必要的和有其客观依据的。但同时又不能不带有极大的历史局限性。因为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落后的国家，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这种局限性反映到理论上，就是过低地估计了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先天不足的困难，没有能够把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力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科学地区别开来，以只为要对所有制关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可以在落后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现实生活也表明俄共这种直接过渡的思想是错误的。战争结束后，农民的不满几乎要发生暴动，列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承认：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P176）他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转方面做得太过分了……我们没有保持一定的限度，不知道如何保持这个限度。”[2]（P208）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3]（P70）因此，列宁打算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错误。”[4]（P539）列宁的伟大，在于他不固守某些传统，他又重新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租让制；把在小生产基础上的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合作制”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家（付给佣金）推销国家的商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等等。其实质，是把商品经济关系引入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特别是通过商品交换来沟通社会主义大工业与农民经济的联系。
从现象上看，新经济政策与此前单一的计划经济相比较，是一种“退却”。列宁认为“既然退却是正确的，那么，退却之后就可以同农民群众结合起来，和他们一道前进，虽然比以前慢一百倍，但却能以坚定的步伐勇往直前，使他们永远看到我们毕竟是在前进。那时，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4]（P620—621）从本质上看，这种退却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不能超越。落后国家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有限度的，它不能离开对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吸收，也不能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完全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更不能简单依靠政治力量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便直接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
实行新经济政策，党的上层领导人是一致赞同的，但对其理解却不一致，大多数人把这一政策看作是克服眼前的严重困难而采取的应急措施，是一项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和权宜之计。是形势所迫而对资本主义作的暂时的退让。列宁的高瞻远瞩，就在于他没有使自己的认识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是希望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那种经济模式。因此，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认识展开了一场争论。
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实行粮食税以后，允许农民手里的剩余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自由买卖，就会大大助长小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新的剥削阶级就会在这场土地上重新滋长起来，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现象。他说，由于俄国经济落后，眼下不能用集中的计划来裁夺和调整经济生活，“于是就向市场这个魔鬼说：‘请你来帮帮我们的忙。’”[5]（P86—87）许多人和托洛茨基一样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两者是完全对立、互不相容的。他们患有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怀旧病，十分欣赏那时的无商品、无货币的“直接过渡”，认为那时苏维埃国家面临的环境是恶劣的，但是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是美好的。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复活，外国资本家卷土重来，社会主义前途的丧失。当他们听到要把巴库和格罗兹尼的石油租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的时候，认为十月革命的大厦正在摇摇欲坠。甚至有些革命家为此嚎啕大哭，还有人作诗：“看！莫斯科受寒忍饥，从前整洁美丽，而现在是买卖投机。”[6]（P86—87）面对这些混乱，列宁却非常冷静，不为所动，他提出还要进一步退却，要退够，退到何处去？列宁说：“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制）上去，退到合作制的资本主义上去，退到私人资本主义上去，注意还要退到商业上去。”[1]（P514）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如何看待新经济政策下出现的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问题。列宁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最初他也主张不通过货币和自由贸易，而是将拥有的工业品同农民手里的剩余农产品进行交换。但是，实行粮食税后，农民根本不理睬有组织地同国家交换工业品，直接把自己多余的粮食和农产品变成商品涌入市场，使商业活动活跃起来，货币和价值规律重新发挥作用。于是，商业问题提上了日程。对此，列宁因势利导，转变观念，调整政策。因而提出“退却”，退到商业上去。认为党和国家要全力抓住商业这个中心环节，共产党员要学会经营，苏维埃国家要做精明的批发商。
如何看待新经济政策下出现的资本主义因素是一个重要分歧点。有人认为凡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一概不能采用。列宁的看法是，在落后的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而应该善于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用的东西。他说：“有人在这里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7]（P252）他主张无产阶级就应当有这样的胆识，“迫使共产主义的敌人来建设共产主义，用资本家捡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没有别的砖头，要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建设我们的大厦”。[8]（P49）
尽管这里列宁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是，他主张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等这些“砖头”，用资产阶级“专家”来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厦的思想，是列宁在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重大的理论突破。
二
比俄国还要落后，还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胜利后，在如何实行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如同俄共一样走过了一条探索之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大厦。对此，毛泽东是有清醒认识的。这从他在建国前后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即搞社会主义，要先搞一段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这个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因素，发挥个体小商品经济的生产积极性，以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通过适当发展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通过适当加强小生产者的力量来更加壮大国营经济的力量。[9]（P17）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从中国实际出发，一再论述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而是多了一个“外国”的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因此，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前两种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加有利于无产阶级。[10]（P1060）刘少奇更是发挥了这一思想，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是青年时代，革命性是主要的。为了矫枉过正，他甚至提出了“剥削有功”之说。[11]（P10）
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们正确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面临的现实。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文化水平低于18～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社会制度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在经济文化上处于落后发达国家一两个世纪的低起点。这种现实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必须在高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去发展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因此，新民主主义应尽最大的努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和民主化。这一设想与苏俄的“新经济政策”要解决的问题基本相似。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合乎中国国情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建国头3年我们的各项工作也是按照这一理论实施的。但是，在取得建国后第一批胜利成果以后，在要不要坚持既定方针的选择上，党内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即是继续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还是改变以前的经过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一举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些不同认识并没有展开讨论，就作出了决定。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立即把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战略目标，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变成全党全国人民的具体行动。虽然说在制定总路线时，也规定18年逐步过渡，这里既没有急躁情绪，也并非单纯抓生产关系。但在实践中毛泽东逐步离开了他原来的设想。这表现在：（1）认定发展新民主主义就是发展资本主义。1953年夏，毛泽东开始把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性与过渡性对立起来了，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批评了“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12]（P81—82）批评了党内有的同志贯彻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倾向”。（2）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程度。1955年9月毛泽东改变了以往的提法，将新中国以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说成是“资本主义”，[13]（P243）这就拔高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3）急于消灭一切非社会主义经济，毛泽东甚至断言：1955年在中国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定胜负的一年，10月更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12]（P233，198）由于这些变化，就必然夸大资本主义的消极作用，势必强调变革生产关系，忽视发展生产力，结果“一化”不见了，“三改”的步伐却一再加快，原定的15年，结果仅4年就一步到位，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由于建国后各项政治运动和国家经济恢复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一些同志便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情绪。另一方面，土改完成后，国民经济恢复了，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即农村土改后打破了对土地占有的相对平均状态，拉开了不大的贫富差距，中农要求发家致富，个别中农上升为富农，互助组出现了涣散的现象。对此，党的判断是农村出现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因为农民自发地倾向于资本主义。同时，在城市里也出现了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党认为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争夺市场的斗争严重起来。因此，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消极因素过分夸大和看重。其实，这些现象从今天来看，只不过是商品经济活跃之后不可避免的现象。党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过去没有经验，就又回到熟悉的阶级斗争老路上去了。
但是，此时党和毛泽东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一旦发现急躁、冒进了，便会停止政治运动，来调整经济建设。由于“改造”过于彻底，给经济建设带来一系列遗留问题，突出表现为公有制经济模式单一、僵化，政企合一和缺乏活力；商品流通不畅，市场供应紧张，不仅人民生活不便，国家也因此背上了很重的包袱。即生产和流通中留下了许多空隙无物填补，许多小商品生产在市场上不见了。对此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有认识的，1956年12月毛泽东找统战部、工商联、民建会的负责人谈话，他谈话的中心是：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具体含义有三：（1）允许国家市场的对立物自由市场存在；允许合法企业的对立物地下工厂、允许私营工厂出现；允许华侨投资办厂开店。毛泽东解释说这就是“新经济政策”。（2）认为“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保留私营工商业职工也少了。（3）提出中国的“新经济政策”可以搞10年、20年，即对私营工厂，订条约不没收，而对华侨投资还可以放宽到100年不没收。[14]（P308）同一时期，刘少奇和周恩来也有类似的讲话。中心思想是：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提倡经济成分多样化；搞点私营，活一点有好处，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15]遗憾的是，这一好的思想并未持续多久，随着党的指导思想“左”倾，政治运动不断升级而放弃了，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
这就是50年代鲜为人知的昙花一现的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
三
通过上述对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的考察，我们有这样一些认识。
第一，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在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二者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不同，涉及的均是一些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即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如何对待发展生产力过程中出现的商品化、市场化的问题。
第二，二者的历史命运相同。列宁曾经预言，俄国将通过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可是，苏联的现实却是新经济政策仅执行了八九年就废止了。对此，斯大林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他进一步解释说：“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把新经济政策抛开’。”[16]（P151，163）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新中国成立前老解放区实行过一段时间，但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实践也只有3年就中断了。总路线提出之初，虽然也说要十多年时间，但存在着对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在实践中，日益急躁，急于过渡，逐渐向战时共产主义靠拢。
第三，二者理论发展的态势不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并不是预先的理论构想，而是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思考。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早在革命胜利之前就提出了构想。从这点来看，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思考比俄国更有准备，更有预见性，这与中国共产党有比较长的革命斗争历史，又有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实践有关。可惜，并这一长处没有发扬下去。
这就出现了一个反差，中国是先有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后有总路线；苏联是先有战时共产主义，后有新经济政策，也就是说我们是先有比较稳妥的过渡，但是未能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却大大加快过渡的步伐；以后在实践中发现了问题，又提出调整、整顿，但最终又放弃了。这个反复的过程是，稳妥—急躁—再稳妥—再急躁。苏联是先有急于过渡，大大进了一步，发现了问题又退了回来，稳步过渡（后来斯大林又恢复了战时共产主义，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前进了，实际是遗留了许多问题，加重了以后经济建设的负担。
第四，对商品经济、市场、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认识程度不同。对于在新经济政策下如何看待商品经济、市场货币和资本主义等问题，在20～30年代的苏联理论界是认识不清的；对土改后出现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的活跃，在50～60年代的中国理论界也是认识不清的。总的来说，没有脱离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窠臼。传统社会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它将克服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大工厂。社会主义经济将是计划性极强的一种产品经济，它同商品的竞争、买卖、交换、流通，同价值规律是不相容的。但列宁没有拘守于书本教条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断调整和改变各种陈旧的思想观念，勇于实践，大胆探索，主张用商品、市场、货币这些“砖头”，用资本主义的“专家”来建设我们的大厦。这是列宁留下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
中共领导人在建国前后，对本国的国情认识是清醒的。毛泽东在建国初年，曾经几度纠正有人急于要消灭私营经济的情绪；改造完成后，也一度产生像苏联那样的退却，让私营、个体、商品活跃起来。可惜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束缚，毛泽东最终还是把商品、市场划入了资本主义的范畴，总想割掉这条“尾巴”。这表明提出一个新的、独创性的理论，固然不易，可是要付诸实践更难。我们虽然在理论上能不断提出好的思想，但在实践中我们还没有真正摆脱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窠臼。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由于历史的曲折显示出其更加绚丽的光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就是对列宁、毛泽东有益探索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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