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女性主义文学批判主要是张扬颠覆父权文化、消解男性中心的文化主张。文章主要从萧红的自我女性意识和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入手阐述萧红女性文学批判中的性别文化批判和生存文化批判等内容。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法兴起的一种批评流派，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我国流播。由于现实世界中的父权压抑和性别歧视使女性长久承受着自我意识匾乏的焦虑，我国在五四时期之后，就有丁玲、谢冰莹、萧红等大量的女性作家崛起了，她们试图借助文学的功能和虚构的神话，去解构女性的匾乏与压抑。萧红作为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她大量书写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匾乏、焦虑与边缘化的真实面貌。本文将从萧红的自我女性意识和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人手阐述萧红的女性文学批判中的性别文化批判、生存文化批判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作者的话语时刻表达沿着反抗和消解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方向前进，向传统的世俗发出坚决的挑战，呈现出浓厚的性别色彩和强硬的抗争姿态。
一、性别文化批判
长期以来，中国妇女深受多重专制权利的压制。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始终处在被动的地位。两千多年父权社会子承父制、父死子继的历史结构从根本上抹杀了女性的人身价值，长期的制度文化慢慢积淀为世代相袭的集体文化心理，窒息泯灭了家庭内部天然的亲情之爱。女性的性别决定了她们身上要背负更多的礼教束缚:男尊女卑、家长专制和封建冷眼。出生在这个动荡时代的萧红以她那柔弱多病的女性之躯承受了生活的全部屈辱和苦难。萧红对男性的依赖可说成是一种女奴意识，这种不自觉的女奴意识造成了萧红自己的悲剧，同时也成为萧红作品中众多女性悲剧的根源。
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里，男人不仅有统治女子的权利，而且还有权利突围整个社会制造这种统治的依据，女子的形象是由男人来决定的，是由男人为了便于自己统治的需要而赋予的。她们是欲望的对象，是一个被役用的物件，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萧红基于自身对屈辱和苦难的体验，她深知中国女性的苦难，从离家出走到无家可归，萧红一生都处在漂泊流离中。“五四”新文化思潮下“人”的解放，不仅为男性提供抒发胸怀、剖析社会人生的契机，而且结束女性群体长期缄默暗哑的失语状态。萧红作为这一时期天才的女作家，她以女性的视觉观察和体验，大量书写了生活在封建礼教、夫权等压迫下挣扎着求生存的乡村妇女。可她们大多是封建文化的牺牲品，是为了生存而挣扎的缺少了人性的形象，但是她们的话语在作品中却始终占据了主体地位，颠覆了传统文学的男性中心话语模式。这与萧红自身的经历也是分不开的，尽管自身受到严重的封建文化的迫害，可是在某些方面又要依赖这种社会制度，但同时在身体的骨子里又有一种不屈让她具有深重的女性意识而更偏向于对女性的关注和描绘。因此，在萧红的大多数作品里，男性是缺席的，他们成了女性谈资的对象，成了幕后说话的角色。萧红作品中对女性文化的性别批判表现为:
萧红作品中自觉的女性意识在行文中常以议论的方式呈现、传达出这样一种意味:男性作为说话主体，把文化和生理意义的女性从历史、哲学和文学等领域中消音。如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本来是向娘娘求子求孙的，却要先到老爷庙去磕头，因为“阴间也是一样的重男轻女，所以不敢倒反天干”。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娘娘塑得很温顺，把老爷塑得很凶猛，让人们觉得“娘娘还得怕老爷打”;“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原不是什么优良的天性，而是挨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几句话就把男权社会意识形态对女人的期望标准“温顺”给“颠覆”了。萧红挨过父亲的打、伯父的打、丈夫的打，认识到了男性中心文化模式给女性带来的不幸和灾难，以及男权社会对女性生命权利的剥夺。《萧红自传》里有这样的记载:“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怕男人。我到舅舅家去，舅母也怕舅父。’，(沙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是张扬颠覆父权文化、消解男性中心的文化主张。它旨在挖掘隐匿于历史和潜意识之中的女性，揭开文学中被忽视、被扭曲的女性形象，以致符号系统中的女性意义。萧红的作品里可以寻找到无数在历史和文化中埋没了的典型代表。
萧红着眼于女性对自身性别反省能力的缺乏，呈现出强烈的女奴意识作性别批判。萧红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在男权的社会里，女人享受不到丝毫的温暖和爱，她们永远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可是，大多的女性就是这样麻木地活着，从来没有思考自己的命运和价值何在。她们怨恨男人，更怨自己的命运不好，好像女人受多大的罪都是命该如此。而男人也理所当然地以权威的态度对待他们身边的女人，没有爱，没有关怀，只有无尽的欲望和粗暴的踢打。传统男性社会的价值观念导致了女性犬格的奴化，作者在描写麻面婆曾写道:“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争斗，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国在这种由于性别的原因而导致的地位和身份的悬殊下，许多女性在苦痛和黑暗里挣扎，女人在受难，而男人的举动令女人的灾难更加深重。但是横在血泊中的女人不能意识到这些。她们的身体受着苦痛，她们的心灵满是麻木。萧红作品中的这些女性就是这样甘为奴隶地活在男权社会下如同蚁子似地活着，糊糊涂涂地生存，乱七八糟地死亡。二、生存文化批判
人类的生存忍辱负重、历尽艰辛，通过苦难，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苦难是生存深化的确证。“苦难”意识是人类生存的表达，是对生存的历史性和深度性的洞察。苦难会赋予人们坚强的力量，体现人们追求的价值，可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苦难如果只作为生存的唯一体现，它会把人们压得喘不过气，它会让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不再存在希望，它会让人们的生存表现为仅仅是一种无谓的挣扎。萧红的作品中就出现了无数这样在苦难中努力求生存的女性，她们的生活没有安宁，能够保证每天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然而，连这一点也不能达到，更不用谈她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渴望了。
从正面的、坚强的、期待的生存角度出发，作品中呈现出光辉、执着、倔强的为生存而努力却又难免悲凉命运的女性形象。《生死场》中的王婆是最具挣扎性的女性代表。她经常为村妇接生，目睹了生育的痛苦和死亡，但是，生命的脆弱、痛苦，命运的冷酷、悲惨，没有使王婆屈服，她显得比别人更加冷静和坚强。王婆让人看到女性不是男人的奴隶，女性也可以活的很自尊、很坚强，即使生活再艰难坎坷，也要拼命挣扎，决不屈服。在这里生存的苦难教会女性坚强，可是生存过于控制了人们的生活。王婆只是为了生存而不断努力的女性代表，对于真正的人生价值，她也许从来就不曾想过。《小城三月》中翠姨是个善良美丽、对爱充满幻想和渴望、为了爱宁死也不将就的女性形象。她可以算是一个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中挣扎的女性代表，虽然终究也是社会的牺牲品，无法逃脱传统文化的侄桔和心灵的枷锁，但女性性爱意识在她身上得到真切的体现。在《手》中还有一个不为人常提起的王亚民，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并为之努力奋斗的女性形象。为了多学点知识、明白点事理和对得起全家，她忍受着无数的非议和嘲笑，努力在学校生存下去，可最终还是被勒令退学了。最后一堂课，她仍走进教室:“多学一分钟是一分钟。”“忙着用小册子记下来黑板上所有的生字……连教师随手写下的已经是不必要的读过的熟字她也记了下来……’残酷的环境下，王亚民表现出来的自尊自重、坚强不屈、不卑不亢和勤奋好学的精神显示出女性健全而美好的品质，哪怕是现在，这也是许多人所不及的。然而这种生存给人的却只能是期望过后完全的窒息。
萧红在作品中更多描写人们在贫困、疾病的压迫折磨下，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的境况。人本具有的道德、良知等人性基本的东西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泯灭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贫困的煎熬，物质的缺乏，在农家，无论是菜棵或者是一棵茅草都要超过人的价值:“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蟋品中王婆说:“这庄上谁家养孩子，一遇到孩子不能养下来，我就去拿着钩子，也许用那个掘菜的刀子，把孩子从娘的肚子里硬搅出来。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我会嚎叫吧?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到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生存，已经将人变成麻木的毫无人性的动物。这些人不说什么道义和良知，连起码的善良、起码的恻隐之心也完全泯灭了。人性的荒凉已经到了令人毛骨惊然的地步。
【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及原因思考
人所共知，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在20世纪九十年代呈蓬勃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大量引进了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中国自己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独立的女权运动，也没有独立的女性主义理论，包括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它很自然地要向“西”看，其在理论资源、理论框架、话语形式上都是对西方各种理论流派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双重借鉴。
一、困境之表现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女性主义批评传入中国已20多年。作为一种外来理论，它已在这片土壤中扎根，获得了合法的话语权并成为一门显学。然而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处境是尴尬的，始终处在不断陷落的困境当中。这种困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也是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具体批评中生搬硬套概念术语，缺乏理论深度，从而出现“理论预设”的毛病。很多的女性主义写作者在其文本中，不是从具体文本出发，而是主题先行，预先设定女性必然遭受男性压迫的历史处境，然后在这个意图之下，使文本成为了女性历史与文化宿命的佐证。然而事实上，从事理论研究和批评工作的人都清楚，理论本身旨在服务于具体的批评，但在女性主义批评中出现的却是用文本去应证理论的众多实例，从而使得人们对女性主义批评所赖以生存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产生了质疑。批评的概念先行直接带来了批评视点及方法的单一化，忽略了作品内部的复杂因素，导致批评“文学性”品格的缺失。
对这个问题看得最透彻的是崔卫平，她对那些以“主义”之名出现的批评表示怀疑：“尽管‘主义’号称自己对历史和现状的一种新的解释，是重新并真正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但实际上往往是在它的认识活动开始之前，它就已经结束了这种认识：它的结论早已准备好,正是原先的那个前提、立场。他(她)们自己把它放进去又掏了出来。比如带着‘男人是压迫者,是削弱女人的力量’这种眼光去扫描历史与现实，所得出的结果不会比这更多，无非是再加上一些血迹斑斑的佐证，给人添油加醋的感觉。”这是目前对女性主义批评之困境一针见血的文章。
第二个方面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批评在本土进程中逐渐丧失了对话性和兼容性。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展到全球，就在于它与西方文艺思潮中最富活力的结构主义、文学阐释学、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批评有着不同程度的融合。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却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忽略了理论的对话性，使得女性主义始终无法跨越学术的屏障，缺乏理论生机。由于批评阐释的简单化、机械化，本土女性主义批评往往难以获得作家的认同，很多作家甚至表现出抵制、拒绝的态度，这就使女性主义批评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批评与创作成为两套似乎毫不相干的话语系统，此种尴尬与困境，从李小江主编的《文学、艺术与性别》中大量的女作家与批评家的对话中可以得到印证。
第三个是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资源借鉴的问题，也就是大量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更关注西方资源，但对本土性别研究、资源的继承和挖掘十分缺乏，这就使“异域性”在与“本土化”对接、碰撞的过程中产生脱节，造成水土不服。这亦是女性主义批评在本土化语境中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与困境。
二、困境之原因探究
造成当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面临的上述困境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对于其原因，大体可分为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由于理论上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任何一种批评之所以会陷入困境其原因主要还是来自理论本身。而对于理论上主要是横向移植西方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来说，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首先，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阶段性与多元性导致了中国批评家“译介”的不确定性和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差异性。理论上，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是一种纵向的历史过程，又是一种横向的理论过程。从纵向看，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初期阶段，主要是揭露文学实践中的‘厌女现象’，第二阶段，在于发现了女作家拥有一个她们自己的文学，其历史和主题的连贯性以及艺术的重要性一直被那些主宰我们文化的父权价值观所淹没着。而第三个发展阶段，不再只是要求人们承认妇女作品，而是号召从根本上思考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重新修正完全基于男性文学经历的有关阅读和写作的现存的理论假定。这是一个批判“建构”修正的三段式，而且每个阶段的重点不同。
从横向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是多个派别共存，并各有特点，如，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阵营两大主力的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虽然都打着共同的女性主义旗帜，但在这面大旗下两者却是各行其道，她们在张扬女性特点的同时，对女性主义的内涵理解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次，理论自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是它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许多阐释模式中的一种，女性主义批评与它同时期的许多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样的身份为文学批评带来了多重关心的问题，创造了多元化的批评角度，然而也造成了理论上的自相矛盾。
二是在理论本土化建构上存在的不足。本土化建构的不足是导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陷入困境的最直接原因。众所周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在矛盾中行进的理论。它不断为自己设置理论上的难题，不断陷入困境，也正是由于难题和矛盾的存在，才促使这一理论不断地寻找走出困境的可能。
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较少有这种理论上的追问。不难看出，我们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章很多都是美国批评的回声，至少在观点上是如此。可以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致命的一点就是缺乏立足本土的自我建构。作为一种以“拿来”为主的批评，“实践前行，理论滞后”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大特征。理论建构的不足必然会促使批评家们在批评实践中言说的多样性甚至混乱性。没有稳定的理论、没有相对统一的标准，所有的批评都是以具体文本作为出发点。为了文本阐释的需要，对同一个命题，不同的批评家针对不同的文本有其不同的界定。
总之，中国的女性主义在其本土化努力中呈现出困惑和尴尬，直接地影响了其走向深化。只有打破男女性别对立的壁垒，加强女性批评家和男性学者的良性对话，在这个基础上共建开放的、符合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女性主义批评才可能真正健康的成为一种指导创作和现实的理论话语。
参考资料：
［1］崔卫平.“我是女性，但不主义”［j］.《文艺争鸣》，1998(6).
［2］李小江.《文学、艺术与性别》［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李大钊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