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已成为2007年的一个热门话题，以全球变暖为特征的气候变化并非空穴来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最新评估报告表明，目前的地表平均温度比工业革命前上升了0.79度，而且在未来，还将呈加速态势。由此引发的海平面上升，冰川溶化，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可能影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在过去数十年的亲身经历，也已经印证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显然，我们需要应对气候变化，而且国际社会已经启动这一进程。今年的八国集团加五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领导人峰会已达成一种政治共识，即要正视气候变化，西方八国首脑甚至承诺认真考虑205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下降50%。今年十一月的中欧首脑会议，十二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都将专题讨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就我国而言，6月4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向世界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明确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取向。首先，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胡锦涛主席明确指出，气候变化既是一个环境问题，又是一个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发展问题。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可能忽略发展来谈气候变化。相反，我们需要通过发展来应对气候变化。第二，要遵循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来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保护全球气候是地球全体公民的责任，但是，目前的全球变暖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长期大量排放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目前尚处在工业化进程的初期，历史排放较为有限。而且，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具有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优势，需要率先垂范，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目前，中国的人均排放只有发达国家的1/3，而且中国正处在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城市化进程规模大、速度快，能源和碳排放需求巨大。因而中国不可能像欧盟等发达国家那样，拥有高端的技术、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水平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第三，要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气候变化是由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因此，要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以及利用生物和工程措施吸碳固碳等方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这只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方面，温度升高，海平面上升，冰川消融和极端气候事件出现，并不是随温室气体减排就会消失的，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来适应气候变化。尤其是气候变化对降水格局产生的变化，可能危及粮食安全，因而我们需要根据气候变化的实际情况，调整工农业生产布局和城市发展格局，采用工程和管理措施，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第四，强化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气候变化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来加以防范，只有各国加强合作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可再生资源以及利用工程措施来分离和埋存二氧化碳，均有赖于技术进步。为了全球气候保护，一方面需要通过资金和技术转让，加速技术推广，另一方面要大力开拓新技术，而许多新技术的开发，需要国际合作来促成。国际合作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发达国家内部，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应通过多边和双边合作方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根据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以减排温室气体为核心，而是要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积极考虑应对气候变化。首先，要进一步落实和强化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例如计划生育政策、节能减排政策、植树造林政策、可再生能源开发政策等。这些政策措施不仅有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而且具有明确的温室气体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意义。例如植树造林，不仅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而且可以保持水土，弱化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其次，我国尚不具备承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条件，因而在政策制定中，要避免对我国发展可能产生约束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无所作为。相反，我国需要利用各种政策手段，促进低碳社会的创建。我们发展经济，并不是以增加碳的排放为特征，我们可以低碳甚至零
[关键词]气候变化经济学；减缓；适应性
一、导论气候变化经济学及经济政策是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领域，伴随着科学家们对气候变化认识加深和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大力推动，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目前气候变化经济学一般包括全球变暖、节能减排、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等内容。气候变化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在三个框架中进行的。一是收益一成本框架。气候变化政策成本即减少温室气体或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的机会成本。气候变化政策的收益指削减排放以降低气候变化风险以及在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方面所得收益。Cline(1992)和Stem(2007)认为富裕国家需支出其GDP的2%来采取行动。二是国际公共品框架。气候变暖源于跨国外部性效应的影响，但气候变化问题并不是传统外部性问题的一个简单拓展，一个国家的行为使其他国家获利或受损，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弥补(Sandler&Hart-ley，2001)。因此，气候变化需要国际间有效合作。“京都议定书”就是国际合作的一项成果。三是博弈论框架。该框架主要用于国与国之间气候变化责任与义务的确定，强调每一个参与主体都是自利的，只有一个有效合作博弈才是对所有参与者有利的策略(Schelling，2005；Carraro＆Siniscalco，1993)o
气候变化政策分为适应性气候政策和减缓性气候政策。前者强调用低成本政策来适应气候的变化，后者强调用低成本政策来减缓气候变化(Stern，2007)。减缓性政策研究较多的是碳税和限额，限额有助于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碳税则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价格的波动(Metcalf，2009；Ka-plow，2010)；适应性政策主要是在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气候变化信息，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经济的地理分布等方面展开(Stern．2007)。
近年来国内直接针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有所增加，但集中在气候变化对敏感性行业的影响上（吕亚荣，2010；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2010；刘恩财等，2010），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以及相应思路。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在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的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广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占GDP比重较大，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近50年来，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69℃，冬季气温上升趋势明显。1986年到2009年间，广西经历16个暖冬。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研究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希望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减少排放，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促进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广西抓住机遇、实现经济和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气候变化对广西的主要影响
（一）气候变化影响广西农林业
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广西局部干旱和洪涝的频率有所增加，危害不断加大。气候变暖引起农作物发育期提前，暖冬现象加大了病虫害现象。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未来的影响虽有正面效应，但可能仍以负面为主。气候变暖以及降雨量分布变化引起的干旱和洪涝将减少甘蔗的产量、蚕桑生产的产量和使其质量下降，水稻和玉米也可能以减产为主。广西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化。土壤有机质分解加快，农作物病虫害出现的范围可能扩大，畜禽生产和繁殖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畜禽疫情发生风险加大。
随着全球变暖，亚热带、温带北界北移，物候期提前，未来广西大部分地区可能进入热带地区，部分地区林带下限上升，广西北部的林业种类将发生变化，广西动植物病虫害发生频率上升，分布变化显着。
未来气候变化将使广西生态系统脆弱性进一步增加，主要造林树种和一些珍稀树种分布区缩小，森林病虫害的爆发范围扩大，森林火灾发生频率和受灾面积增加。广西境内湖泊将进一步萎缩，湿地资源减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二）气候变化影响广西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广西是海洋大省，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加剧，引发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海岸侵蚀，损害了滨海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典型生态系统，降低了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海岸带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温升高、海水酸化使局部海域形成贫氧区，海洋渔业资源和珍稀濒危生物资源衰退。人类食用的水生动物绝大多数属于变温动物，水温升高能够明显地影响到动物的新陈代谢、生长速度、繁殖情况以及对于疾病和毒素的抵抗能力。气候变化使广西依托海洋的水产养殖业将受到较大影响，可用于水产养殖的海域萎缩，养殖品种减少。由于气温升高，海水蒸发速度加快，表层海水中的盐分不断增加，引起鱼类的生理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水产养殖业的种群和数量。
（三）气候变化影响广西的水资源分布
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广西水资源分布的变化。就全国来看，近20年来，北方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水资源总量明显减少，南方河流水资源总量略有增加。广西洪涝灾害更加频繁，但由于降水量分布不均，干旱灾害更加严重，极端气候现象明显增多。气候变化加大了水资源年内和年际变化，气候变暖使得中国西部地区的冰川融化加速，未来广西干旱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四]影响广西人的健康
气候变化对广西人健康的直接威胁包括由热应力引起的疾病和死亡、传染病（疟疾和登革热）、与水有关的疾病如腹泻和营养不良。气候变化会间接造成伤害甚至死亡，如泥石流、山洪爆发和热带气旋（强风）造成的结果。因日益恶化的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统疾病也可能是气候变化引起的。
三、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思路
（一）加大对气候变化问题科学研究的支持
科学研究是应对气候变化决策的基础和依据。现有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理论分析主要以适应和减少排放绝对量为目的，且宏观层面讨论为主，这为进一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和方法。然而，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一定要考虑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及相应的对策，才更具适用性。因此，广西要积极开展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相关科学研究，尽快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和基础数据，为政策决策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广西自身特点的政策措施。
（二）抓紧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
随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累积，全球气温呈缓慢上升态势，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不断加大，世界各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将不断加强，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将不断强化，能否降低能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成为广西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目前，国际合作框架内，主要集中在减缓性行动，如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碳排放。此外，广西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国际、国内压力的体现，更是广西经济发展的一种内生要求。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广西的发展环境正在不断变化，为了可持续发展，广西必须制定合适的政策措施，并不断地进行调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气候变化作为一种外部性，在时间和地域上已超出了经典经济学范围，需要用一种更大的视角进行研究。市场仍是配置应对气候变化资源的基础性方式，广西应抓紧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影响和优化资源配置。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特点，仅仅依靠广西自己并不能有效遏制气候变化，通过适应性政策影响资源配置，在较小的政策成本下，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尤为重要。
转贴于（三）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动减缓性行动
当前，全球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减缓性行动上，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随着北部湾经济区和“两区一带”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区正处于资本密集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投资规模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资源富集区经济发展的加快，大的铝、锰等有色金属的冶炼厂的建设和扩能，能源消耗总量不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加大。如果只按传统常规技术的建设模式，一经投入，便有一个投资回报期技术和资金的锁定效应，将来大规模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可避免。因此，我国未来发展技术路径的选择，对国家乃至全球节能减排、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节能减排的历史潮流面前，不论从对全球负责的角度，还是从实现我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都必须积极探索节约发展、低碳发展之路，从法规制度、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技术创新等多个层面，加快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以实实在在的事实，展现广西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决心和魄力。
（四）把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放在突出位置
自气候变化问题提出来以后，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国际气候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减缓，即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广西也在外在压力下把发展低碳经济、完成减排任务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中之重。实际上，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特点，减缓性气候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国际合作程度，哥本哈根、坎昆气候大会进展缓慢，“巴厘路线图”的谈判至今没有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实质性内容并未落实，国际气候谈判越来越艰难。此外，根据斯特恩报告，即使全球停止排放，由于气候变化的惯性，十年内全球气温仍将上升0.5-1度，减缓性行动不能根除气候变化问题。而且，减缓性行动的不断推进需要适应性的行动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要考虑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以促进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政策建议
（一）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切实转变发展方式
广西应加快结构调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大力发展服务业，推进循环工业，改善农业效益，提高林业的固碳效果。具体来说，广西应综合利用财税、产业、金融政策，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的比例，降低工业比重。工业内部，应着力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体措施包括淘汰落后设备和产能，建立健全和完善节能、清洁生产、综合利用的各项机制，落实各级政府成立节能执法机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节能工作常态化、市场化等。同时，积极承接东部沿海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低能耗的产业必将向广西转移，如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新兴产业等。大力发展林业，提高固碳效果。
（二）加大财政资金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投入
广西应对气候变化，关键依靠技术进步，通过新的技术降低排放，通过新的技术发展清洁能源，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研工作在广西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科研资金严重不足，研究成果较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基础数据和资料严重缺乏，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新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广西应设立专门的研究资金，通过政府委托形式进行专题研究，加快共性技术进步。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鼓励企业发展实用技术。同时，在各类科研经费的分配中，向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倾斜，提高广西区内关于气候变化的科研能力，为制定适合广西特点的气候变化政策打下良好基础。
（三）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广西应利用经济政策，优化气候变化的资源配置，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一是要加快气候变化趋势和影响相关知识的研究。目前，对气候变化最大的共识就是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即气候变化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及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气候变化政策的成本和收益难以确定，政策评价和选择变得非常困难。加强对气候变化趋势的研究，给公众提供更多的气候变化信息，有利于公众做好准备，提高自我适应能力。二是财政资金大力支持适应性技术的研发。如开发耐干旱的品种、推广（下转第28页）（上接第11页）适合较高温度的物种，通过新技术应用，提高应对极端天气条件的能力、提高对自然灾害的监测能力等。三是加大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对敏感地区和敏感行业，如加强农田灌溉设施、加高沿海的防水墙，激励和补贴农村建设储水设施等。四是推行有关气候变化的保险，以加强经济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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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low，L."Taxs，Pemuts，andClimateChange"[N].NBERWorkingPaper16268，2010.
Metcalf，G.E.”CostContainmentinClimateChangePoli-cy:AltemativcApproachestoMitiS;atingPriceVolatility[Nl.NBERWorkingPaper15125，2009.
内容摘要：气候变化引发了一系列自然灾害，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建设气候变化适应性城市。对城市脆弱性的分析，有助于提高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本文以宁波市为例，根据当地气候变化及自然灾害的表征特点，分析城市脆弱性所在，提出规划气候适应性城市建设、构建减灾防灾体系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气候变化城市脆弱性气候变化性适应城市减灾防灾体系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贡献”，“强化防灾减灾工作”，十七大报告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工作。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面临的重大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涉及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内政外交和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不断提升气候、生态、环境保护的层次和水平，同时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构建气候适应性城市的防灾减灾体系，提升全社会防灾减灾能力。
城市脆弱性的内涵与构成
（一）城市脆弱性的认识
城市脆弱性包括城市生态脆弱性、城市环境脆弱性、城市邻里关系脆弱性、城市能源脆弱性、城市安全脆弱性等（喻小红等，2007）。从生态系统角度来说，城市脆弱性就是指城市生态系统在面临外界各种压力和干扰（包括人类活动的扰动和自然界的各种压力），可能导致城市出现损伤和退化特征的程度的一个衡量。城市脆弱性有侧重于从生态系统角度来分析的，也有侧重于自然灾害来研究城市脆弱性。其实这两个方面对城市脆弱性的研究，都是从城市的风险源角度进行的分析，自然灾害是城市脆弱性的风险源表现形式，而生态环境则是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城市脆弱性研究的应该是承灾体―城市面临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所导致的自然灾害的脆弱程度。
（二）城市脆弱性的内涵
本文研究的是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城市脆弱性，尤其是城市针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是城市里的生态系统所面临的环境因素，气候变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因此，这里的城市脆弱性包括三个要素：第一，与气候变化有关，第二，与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关，第三，与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自然灾害有关。
根据脆弱性概念的内因和外因分析，城市脆弱性的承灾体主要包括城市自身，城市的基本设施、公共设施，城市内的社区、居民等（以下统称“城市”），这是城市脆弱性的内因。由于不同城市的地理位置、地质结构、人口规模、基本设施、社区居民设置等各不相同，因此不同城市的脆弱性程度也各不相同。城市脆弱性的外因主要是城市的生态环境及其所引发的自然灾害（详见图1）；种类不同、强度不同，生态环境及自然灾害作为风险源的危险性也不同，由此引发的城市脆弱性也不同。
（三）城市脆弱性的构成
脆弱性的结构经历了从敏感性和应对能力组成的二元结构，到敏感性、暴露性、应对、适应能力等组成的多元结构；从内在风险的自然状态、或可能受伤害程度的经济社会状态的单一维度，到自然、社会、经济、环境、制度等组成的多维度结构。本文认为，城市脆弱性结构在脆弱性结构的基础上，应该包括了敏感性、应对能力和恢复力。敏感性强调的是承灾体的本身属性，由其物理性质（结构）决定，在灾害发生前就客观存在；应对能力主要是城市的社会经济系统在灾害发生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抵制能力，持续在灾害发生过程中；恢复力是灾害发生后表现出来的经济社会系统的恢复能力，多用城市社会经济系统尽可能恢复至灾害发生前状态所需的时间、精力和效率来衡量，偏重于灾害发生以后（见图2）。
气候变化下的城市脆弱性
（一）气候变化的界定
气候是长时间内气象要素和天气现象的平均或统计状态，通常由某一时期的平均值和离差值表征。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值和离差值两者中的一个或两者同时随时间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变化。平均值的升降，表明气候平均状态的变化；离差值增大，表明气候状态不稳定性增加，气候异常愈明显。气候变化不但包括平均值的变化，也包括变率的变化。气候变化一词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使用中，是指气候随时间的任何变化，无论其原因是自然变率，还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一款中，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UNFCCC因此将因人类活动而改变大气组成的“气候变化”与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气候变率”区分开来。
气候变化（ClimateChange）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全球气候变暖（GlobalWarming）、酸雨（AcidDeposition）、臭氧层破坏（OzoneDepletion）。本文采用UNFCCC对气候变化的定义，即侧重研究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气候变化，暂且不考虑自然原因引起的气候变率。
（二）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提供的预测结果是，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上升1.4℃-5.8℃。未来变暖的变幅取决于人类采取什么样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但全球气候总的变化趋势仍继续向变暖的方向发展。气候变暖将对全球的生态系统、各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气候变化是事关生态与环境保护、能源与水资源管理、食物安全和人类健康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气候变化主要表现人为增暖，温度升高造成的影响表现为：北半球高纬地区的早春农作物播种，林火和虫害对森林的影响；欧洲与热浪相关的死亡率，某些地区的传染病传播媒介，以胶北半球中高纬地区的花粉过敏；在北极地区冰雪上狩猎和旅行，在低海拔高山地区的运动等。城市及其系统受到了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异的影响，如山区人居环境遭受冰川湖泊爆发洪水的风险加大；海平面升高和人类的发展，增加了许多地区海岸带洪水造成的损害。
（三）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
气象灾害占了中国自然灾害较高比例，而极端气象现象与气候变化、尤其是气候变暖高度有关。又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高等因素，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技术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有效资源管理手段缺乏等原因，我国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在灾害发生过程中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相对低下，由此所致的灾后重建恢复能力也较差。我国较易遭受的自然灾害，包括：洪涝灾害。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统计显示，截止2009年8月24日，全年直接经济损失711亿元，共有29个省份不同程度发生洪涝灾害。暴雨泥石流。2010年8月7日甘肃舟曲因特大暴雨引发的泥石流至今让人触目惊心；2010年8月12日起，由于连日的强降雨天气，四川多地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11.6亿元。海平面上升。我国是世界上受海平面上升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全海域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年。2004～2006年，中国全海域海平面都高于常年，其中2006年比常年高71毫米。与2003年相比，2004～2006年中国全海域海平面呈起伏上升趋势，各海区海平面变化趋势与全海域一致。海平面上升不仅会造成我国沿海地区土地资源的严重损失，而且会严重影响沿海地区的重要工程设施和沿海城市发展。这些自然灾害和其他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都是城市脆弱性的外因，增加了城市脆弱性的强度。
适应气候变化的城市脆弱性：以宁波为例
（一）宁波气候变化的趋势和特点
宁波气候变化的趋势。2010年初以来，欧洲各国遭遇“50年罕见暴风雪和寒冬”，美国发生“罕见冰暴天气”，澳大利亚“火热水深”，我国北方遭遇50年一遇严重旱灾……作为地球村的一个“角落”，宁波市也出现了历史同期罕见的冰雹天气。IPCC（国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年）认为：最近100年地球经历了以增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从1906年至2005年全球年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74℃，最近50年增暖趋势更加明显，达到每10年升高0.13℃。统计数据显示，同全球气候一样，宁波市气候也在发生明显的改变，其中1980年至2005年，宁波每10年气温升高0.74℃，升温幅度明显高于全球平均。宁波的年降水量虽然没有发生趋势性改变，但降水日数明显呈现减少趋势，降水日数的减少主要是小雨日数的减少，而中雨以上降水日数呈现缓慢增加趋势，这表明宁波出现强降水的几率在增加。同时，宁波市年平均风速出现减小趋势，8级以上大风天气也呈现减少趋势，但影响宁波市的台风个数呈缓慢增多趋势。此外，宁波市的大雾天气减少，阴霾天气增多，降雪日数明显减少。
宁波气候变化的特点：以2010年为例。2010年1～6月全市平均气温13.7度，比常年同期偏高0.6度；全市平均降水量912.4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6.4%。2010年上半年宁波市天气气候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连阴雨天气频繁出现。2010年以来宁波市已出现5次长连阴雨过程，分别出现在1月31日～2月11日（雨日11天）、2月25日～3月9日（雨日12天）、3月30日～农历2010年3月初二（雨日16天）、5月13日～23日（雨日9天）、6月14日～7月1日（雨日16天），比常年明显偏多。寒潮天气近年罕见。2010年1月份和2月份宁波市各出现了一次寒潮天气，为近年来所罕见。1月20日～22日的寒潮过程，24小时降温幅度10.7℃，48小时降温幅度14.7℃，最低气温2.1℃。2月9日～11日的寒潮过程，48小时降温幅度13.1℃，最低气温达到1.9℃。浮尘天气影响空气质量。受北方沙尘暴天气影响，3月21日宁波市出现了自2007年4月2日以来最严重的浮尘天气，宁波市区空气污染指数高达500，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
（二）宁波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及特征分析
1.宁波的自然灾害。宁波的自然灾害主要是由一些恶劣天气（干旱、台风）引起的，如洪水，洪涝，海水侵蚀及山体滑坡。台风影响期主要集中在7月至9月，每年平均2.8次。超强台风（雨量>=200毫米）每隔几年发生一次，给宁波带来严重损害。1953年以来，共有四个超强台风登陆宁波。由台风引起的暴风雨给宁波造成了巨大损害，例如，第5612号强台风给象山县造成了巨大损失，第9711号台风造成的损失超过45亿元。暴风雨年均2-5场，集中在6月到7月初的雨季期和8月至9月的台风期，其中9月暴发频率较高。从空间分布来看，宁海县的暴风雨比其他县市区更多。暴雨通常会引起洪水灾害，例如1988年7月30日由暴雨引起的洪水灾害致100多人死亡。干旱通常发生在8月至9月，在梅雨期之后，特别是在宁海，象山等县山区每2-3年发生一次，而其他地区一般4-5年一次。
2.气候变化的频率和强度分析。根据宁波城市的气候变化趋势和特征，现对宁波气候变化及其所引发的自然灾害的城市脆弱性进行分析。气候变化及其自然灾害可用变化频率（Frequency）和变化强度（Severity）进行描述，台风在宁波出现频率不高，影响强度相对较小；而热浪和暴风雨出现频率较高，对城市的影响强度也大；干旱则属于出现频率高，影响强度相对小；暴风雪和洪水出现频率较低，影响强度较大。
（三）气候变化适应性城市建设：以宁波市为例
1.宁波城市脆弱性的总体分析。宁波的自然灾害主要位于中国大陆东部海岸线中段长江三角洲南端，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岛屿星罗棋布，历史上有自然灾害，如热带气旋（台风）和由其引起次生灾害，如洪水、洪涝、滑坡和海水入侵。根据最近OECD的研究，宁波是世界前20个对于气候变化高风险和高脆弱性的城市之一，并且从预测的暴露人口和资产角度而言是全球三大高危城市之一。一个有适应能力的城市是指了解其面对的灾害并控制其发展，同时系统地通过灾害风险管理和后续活动来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宁波旨在通过降低城市应对当前自然灾害和预期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来提高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见图3）。
2.宁波建设气候变化适应性城市。规划气候变化适应性城市建设。宁波气候变化适应型城市项目旨在建设城市准备和减少现有自然灾害及气候变化预期影响的能力，编制地方应对行动计划以形成未来计划的行动并将研究的成果融入到现有的规划过程中，如十二五规划。气候变化适应型城市框架主张将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管理纳入城市规划管理主流。鉴于气候变化及其对最贫困社区的影响的明确证据，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发展规划是一个高度优先事项。气候变化与灾害风险和贫困间的联系强调要增强社会、经济和环境的防御性，特别是在有高度密集资产和人口的城市。城市管理者需要具体的局部驱动战略，以帮助他们通过规划识别、减少、管理和应对风险。这种积极规划的目的在于明显减少其脆弱性，管理气候变化和有关自然灾害的潜在影响。
构建减灾防灾体系。宁波市政府高度重视发展防灾减灾体系。为了抗击自然灾害，过去几年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用于高标准海塘、防洪、小流域综合治理和城市灾害应急体系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几乎所有建成的海堤都达到了50年一遇标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的事业，迁移，城市规模都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新灾害和次生灾害频繁发生，例如2007年的洪涝致使部分城市交通瘫痪。现有的防灾减灾系统无法满足要求。研究如何在一个更宏观的区域建设防灾减灾体系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当前一项重要而且紧迫的课题。
构建减灾防灾体系和建设气候变化适应性城市的路径
（一）构建减灾防灾体系的建议
第一，提高城市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灾前适应能力。加强极端气候变化和重大气候现象及其影响的中短期预报和精细化预报，提高重大气象灾害预报的准确率和时效性，形成全国性、多层次、布局合理的气象监测预报网络，实现灾害性气候事件的预警分析和风险分析。
第二，加强城市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灾中应对能力。建立不同级别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制度和响应制度，建立分级响应、属地管理的纵向组织指挥体系，构建信息共享、分工协作的横向部门协作联动体系，建立政府、企业、群众共同响应的灾害应急处置体系。
第三，加速城市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灾后恢复能力。充分发挥政府在灾后重建中的重要作用，政府要从组织领导、保障措施、责任落实以及政策措施等方面，切实做好灾后的重建恢复工作。政府加强资金和物资管理，强化督促检查，统筹处理灾后重建与做好日常工作的关系，确保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扎实推进。
（二）建设气候变化适应性城市的路径分析
首先，要厘清全球、全国以及本地区气候特征、气候变化趋势，尤其是极端气候现象，理清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与气候变化之类的相互关系，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角度减轻和减缓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要加强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的制定和建设，充分运用规划的提纲挈领作用统筹协调各部门（区域）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在规划基础上，加强国家层面上的气候变化立法工作，以法律规范全社会的经济社会活动，明确各自责任和义务，切实实现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气候安全。
其次，要充分发挥科技对气候变化的支撑作用。通过利用科技加大气候变化规律研究、气候变化趋势预测、气候变化影响分析、提高气候变化的预测性，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以减轻已经存在或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
最后，要提高气候变化适应性城市的防灾减灾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和防御极端气候灾害能力是体现未来20年和谐社会建设水平与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应把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增强防灾减灾、抵御极端气象灾害的能力，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提高农业生产、水资源保障、公共卫生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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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候变化在国家利益扩大化的基础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正当学者们在谈论如何科学利用人类共有资源(-openaccessresource)———大气之际,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之一,因为气候问题最终会落实到人的生存问题上来。鉴于此,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专门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了题为《2007年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和脆弱性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全世界大部分海洋和五大洲的自然生态体系都显现出了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全球变暖将使地球上数十亿人面临水和食物短缺的局面,洪涝、干旱、台风等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也将增加。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报告结论之一是,在未来的60—70年内,气候变化会导致大量的物种灭绝。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1.5—2.5摄氏度,20%—30%被评估过的动植物物种都可能濒临灭绝,而人类社会可能难以适应因气候变暖而带来的冲击。该报告是迄今为止联合国针对气候变化发出的最强烈的警告,其结论得到所有国家和政府的一致认可,并将成为联合国今后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地气候变化异常、全球气温上升、极端灾害频发等现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成为国际谈判、合作互动的基础。一些诸如洪水灾害、河流污染、水资源匮乏、沙漠化、沙尘暴、土壤侵蚀和地方空气污染等紧迫的环境威胁对人们的生存有明显和直接的影响,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迫在眉睫。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威胁更长久、更严重,也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并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是国际利益干涉、协调的基石之一。归根结底,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产生了严重影响,加强气候变化的研究、商榷及国际间的合作显得极为重要。鉴于此,全球举行了众多世界性的会议商讨气候变化问题,世界经济论坛、G8+5领导人会议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为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都明确规定了控制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合作条款。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如何消减各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减轻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在会议结束后,这一任务已经有了一定的部署。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的主要话题。
二、利益共享并维护国家利益,是目前各国处理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
利益最大化是各国博弈所追求的目标,但利益共享是达成合作协议的基础和底线。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以及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所明确规定的控制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合作条款,以及各国政府首脑所达成的协议,专家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没有实现利益共享是现实合作中产生分歧的症结之所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正是博弈论模型。博弈论模型研究在国际气候公约谈判中能够使各国利益达到社会整体最优,渐趋消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达成一致的协议,缓解气候变化,以便控制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为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都明确规定了控制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合作条款,各国应积极参与控制气候变化方面的事务,并通过合作共同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是环境问题,根本上是发展问题,这是同志在2005年的G8与五国领导人对话时阐明中国政府对待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时提出的观点。发展问题实质上是利益追求问题,围绕此问题展开各国际经济集团的利益纷争。每个国家在全球利益分配与控制方面都是理性的,都在努力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等从利益共同体的设定出发,制定出各国能够普遍遵循的框架,即坚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坚持广泛合作,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坚持综合治理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走了一条只考虑当前需要而忽视后代利益、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的道路。近百年来,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扩大的态势,全世界每年排放到大气中的CO2、CO、CH4、SO2等逐年增加。大量温室气体排放超过了大气的自净能力,影响了大气环流的自然平衡,增加了局部气候条件变化的不确定性。当前通过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在全球扩散。由于国家与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摆脱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现实,不得不面临资源被进一步掠夺、环境被进一步破坏的严峻局面。由于人类燃烧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向地球大气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对气候产生巨大的影响,再加上世界人口不断增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日趋加剧,各国经济和基础设施不断发展,人类在面对和处理极端气候事件时的脆弱性也在不断增长。这些都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以控制、支配自然为目的,以自然的“征服者”的姿态来改变地球,使我们的家园变得满目疮痍的结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必须要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但在国际社会中,不同国家及国家集团间的利益冲突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利益共享是不同国家合作的基础。其中,国际气候公约就是各方为维护各自利益而相互斗争、相互妥协合作的产物。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便出现外交上的不断交涉,环境外交就是此问题的产物,表现为大国或强国对全球环境机制中领导权的争夺,环境市场中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博弈等方面的较量。尤其是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的优势,通过环境外交手段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同时,发达国家以破坏环境为理由,反过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气候变化谈判焦点最终落在能否在未来能源发展和经济竞争中占有优势,体现出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综合实力上的较量,影响着国家间的技术合作程度和经济贸易紧密程度,关系到未来各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
三、从国际立法角度管理气候变化,成为国家利益追逐的焦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
社会的各种危机在增加,各国均已进入危机的高发阶段。有效、及时地处理各种类型的危机,是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这不仅是对各国政府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而且关系到利益的分配,世界和平的维系以及全球的长治久安。在某些领域以立法形式加强合作,成为各国的愿望。气候变化不仅仅是自然力的作用,很大的原因在于人为因素。特别是气候变暖问题,是全人类活动造成的,全体地球公民都负有共同的责任,区别在于责任大小不同。随着温室气体特别是CO2浓度在大气中的增加,地球气候系统的自然变化率逐渐加快,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和海平面均呈现上升趋势,极端气候事件(如强降水和干旱)的强度和发生频率在全球许多地区不断攀升。减缓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职责。人们渴望通过立法加强减轻气象灾害风险的国际合作,促进减少有害气体排放的活动与社会发展规划、实践相结合。目前,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所谓“共同”,是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责任应对气候变化;所谓“有区别”,是指由于历史累积的排放不同、当前的人均排放不同、发展阶段和国情不同、能力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应履行的责任、应承担的义务和应采取的措施也是不同的。这一原则反映了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责任、当前人均排放上的差异,凝聚了国际社会共识,是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只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国才能全面地、公平地履行自己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从长远的视角而言,从国际立法角度,加强国际间的通力合作,延缓气候变化,应该做到以下三方面。首先,加强各国之间在气候变化管理研究方面的交流,相互学习,彼此借鉴;其次,加强各国之间与国际组织之间关于气候变化管理的合作互助、资源共享,包括人力、物资、知识等;最后,加强减排和节能意识,减缓气候变化,加强环境保护,遏制危机的蔓延与发展。总而言之,制定真正行之有效的遏止气候进一步恶化、保持大气资源良性循环的立法措施是极为重要的。正是由于地球的整体性以及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才使得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能够达成较多共识,易于进行合作。因为只有合作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更有利于实现各国的国家利益。国际公约、协议的合法性意味着各国对该组织、团体权力的认同和支持,对既定规则和权威的自觉认可和服从的良好状态。组织要代表各国的意志(公意),为实现公共利益而满足各国的要求和愿望,实现利益共享。各国与该协议的互动性越来越强,联合国才能更有效地处理公共问题,管理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才会具有更充分的合法性基础。同样,各国只有参与到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去,才能达成与该组织的良好合作,才会主动对管理结果和自身负责,这是国际公共管理事务政治合法性的必然趋势。中国政府本着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在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做出了积极的表态,提出了有效的应对策略。只有更好地理解中国气候政策的变化,才能明白发展中国家更广泛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潜力,以便清除其中的障碍。中国在气候方面遭受的灾害是巨大的,面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是认真的、诚恳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是可取的。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人类环境问题的大讨论,早在1990年便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并随后建立了工作组,负责气候变化的影响评价,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做出策略回应。而且,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一直是积极主动、活跃度高的参与者。四、气候变化引发国家利益博弈,同时力促世界各国加强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促使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在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发生的巨灾,不可避免地会给周边国家或全球的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和安全带来严重危机,产生国际性的影响。例如,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造成世界原油价格急剧上升。此外,跨国界的自然灾害还因灾民流动而引起传染性疾病的爆发和扩散,威胁周边国家的社会稳定。所以,国际危机国内化、国内危机国际化的情况将越来越多,有效加强国际合作,共同解决危机势在必行。因此,近年来世界范围频发的巨灾已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京都议定书》的签订说明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方面已经达成共识。尽管在控制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机制上出现趋于合作而又互相牵制的现象,但却展现出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首先,气候变化是全方位、整体性的国际问题,具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等基本特点,不是某一个国家单独就能够解决的,必须力促各国寻求合作。而且,这同时决定了在国际社会中,不可能依据各国的实际标准制定相关的法则,即所谓的一个世界各国公认的标准是不切合实际的。其次,各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地理因素的差异,要求人们相互合作,进行广泛的气候监测等研究的交流,掌握充分的气象信息,以便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共同探索有效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办法。再次,由于发展理念的差异和利益趋势的不同步,造成各国对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立法架构和实施意见时有冲突。为了协调各国意志,克服政治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唯有合作,才能有效地保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等的顺利实施。因此,只有世界各国通力合作,才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当世界各国共同面临同样或类似问题时,最佳解决方案便是国际合作。
五、气候变化的继续升级,将打破国家间政治冲突之壁垒,趋向“大同”治理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严重的生态失衡导致我国气温变化明显，出现了连续的暖冬现象。而资料显示，气温变化导致我国森林病虫害危害日益加重。基于此，本文浅析气温变化对我国森林病虫害的影响。
［关键词］
气温变化；森林病虫害；影响
近年来，我国森林资源遭受到了严重的病虫害侵扰，危害面积达900万hm2，占据我国森林总面积的6%，这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林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其中，气候变化是诱发病虫害的主要原因，气候变化不但影响森林植被的分布，而且影响昆虫的种类及其生长周期，从而影响林木的生长发育。因此，需要积极采取有效的防治方法，降低病虫害对森林的影响。
1气温变化对我国森林植被生长的影响
温度是森林植物生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气候变化会直接影响森林植被的分布。相比过去的百年，近年来我国平均气温上升了0.5℃左右，其中西北、华北地区最为明显。随着温度和气候的变化，我国森林逐渐呈现暖干化发展趋势，冻土继续退化，热带森林逐渐增加，沙漠地带荒漠化严重，而青藏高原地区有明显森林化趋势。在温度变化的同时，我国森林植被种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世纪引入的桉树经过多代进化已经适应了如今的生长环境。据相关专家研究，我国气候仍有变暖的趋势，未来30年我国平均气温将升高2℃左右。随着气候的变化，植被种类也将形成一定的迁移规模。而在降水量不变的情况下，气候的变化有利于退耕还林工作的开展。
2气温变化对昆虫区域活动的影响
气候变化不但影响了我国森林植被的分布，而且影响了昆虫的生活。由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物法则的存在，气候变化将引起昆虫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因森林环境的不同，病虫害和昆虫将会形成明显的森林分布带。此外，昆虫会自发形成相应的生存环境区域，昆虫区域会随着气候的变化在我国由南向北迁徙。如人们熟知的油松毛虫，原本该昆虫分布在我国北京、山西、陕西一带，但由于气候的改变，其分布已经逐渐向我国北方移动，至今已经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该虫类。再如白蚁，该昆虫是热带特有的害虫，但由于气候变化导致虫害逐渐发展严重，逐渐由南向北移动。20世纪50年代，白蚁仅在我国广东地区分布，而在2010年相继在上海、徐州一带发现了白蚁的踪迹，近些年西安市也遭受了白蚁的侵袭。大袋娥原属于南方害虫，随着气候的变化已经出现在我国辽宁省境内。由此可见，气温的变化对我国虫害分布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林业部门应重视气温变化引起的害虫迁移现象。
3气温变化对昆虫生物学特点的影响
气候的变化不但对昆虫活动区域造成了影响，而且对昆虫的生物学特性造成了影响。生物存在都需要有特定的生物条件，而气候发生巨大改变势必会引起昆虫生态上的改变。由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物法则的存在，昆虫会根据气温的变化逐渐进化，在种类和生活习性上发生变化，形成了多样性，对森林的侵害更加严重。同时，气温的变化造成了虫害的大规模爆发，周期逐渐缩短，面积逐渐增大，使防治和治理工作难度骤然增加。例如，2007年我国黑龙江地区爆发间歇性森林虫害，对我国森林产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1］。
4气温变化对我国森林病虫害的影响
4.1暖冬气候对我国森林病虫害的影响
暖冬是近年来常见的气候变化，持续的暖冬和异常气温频繁出现，冬季气温较高造成害虫种类增多，种群变动频繁，甚至发生大面积虫灾。暖冬是指冬季气温过高，持续高温有利于害虫越冬，增加了森林害虫的基数，同时也会使森林虫害提前发生，加剧了虫害的严重性。自1990年至今，我国已经连续16年进入暖冬气候，北方地区尤为明显。资料显示，2010-2012年我国暖冬现象明显，森林虫害情况严重，分析原因是由于暖冬造成气温较高，引起春旱，为食叶雷害虫提供了有利的生存条件。2012年我国辽宁省爆发了大规模虫害，特别是大兴安岭区域，天幕毛虫呈井喷式发展，毁坏了我国大量的森林［2］。
4.2均温气候对我国森林病虫害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气候逐渐变暖，温度呈现持续上升之势。虽然气候变暖直接促进了森林植物的生长，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树木的抗病虫害能力。同时，均温气候为昆虫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导致抗虫工作更加困难。据悉近年来我国森林虫害发生概率明显提高，其线性回归系数大于0.5，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水平，这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均温气候对森林病虫害产生了影响。
4.3异常气候对我国森林病虫害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遭到了肆意的破坏，全球气候不断恶化，极端天气情况逐渐出现，异常气候严重影响了森林幼苗的生长和成活，在异常气候发生时，森林树木抗病虫能力逐渐减弱，尤其在高海拔森林地区，森林树木抗病虫害能力明显降低。2008年，我国杨树烂皮病大规模爆发造成杨树大量死亡，分析原因是由于出现异常气候，温度下降迅速，早春高温后又转入持续低温，导致树木生理失调，大量水分无法散失，存在树木表皮，而引发烂皮病［3］。
5结语
近年来，我国气温逐渐发生变化，温度呈现升高趋势，暖冬和异常气候的出现概率逐渐增多。气温变化首先影响了森立植被的分布，又影响了昆虫的活动区域和生态结构，导致病虫害危害多样性，为森林病虫害治理带来了诸多困难。气温变化由南向北逐渐明显，森林植被逐渐由南向北移动，昆虫基数逐渐增加，世代数量以倍数增长，逐渐形成周期变短的现象，气候变化对森林病虫害的发生起到了推动作用，相关人员要认清事情的严重性，积极采取有效的森林病虫害治理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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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暖；全球变暖；美国；京都议定书
背景介绍
受白宫2001年5月11日的委托，隶属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国家研究理事会地球生命研究部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以下简称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于2001年6月6日向白宫提交了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科学问题的咨询报告，以供布什政府以及相关机构决策参考。该报告根据美国的全球变化研究工作对100年以来以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为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对ipcc关于气候变暖的的研究成果与预测作了剖析。ipcc一直呼吁各国对温室气体排放采取更加严厉的控制措施，并于1997年12月达成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中明确指出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世界38个发达国家6种温室气体（以co2作用最为突出）的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美国减少7％，欧盟成员国减少8％。但布什政府对是否存在全球变暖趋势、变暖的程度以及其在温室气体排放中应承担的义务持怀疑态度，这引起了国际上尤其是欧洲各国的不满。事实上，美国离《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却越来越远。按照美国在1995年至2000年间co2排放的平均增长速度，到2008年时，美国的co2排放量不但不会减少，而且要比1990年高出35％，这将严重影响全球减排计划的实现（enerdata能源信息统计所，2001年6月8日）。如何履行美国政府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义务，成为布什于6月12日的首次访欧中的第二大焦点问题（首要问题是国家导弹防御计划）。
该咨询报告承认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如关于自然变化对全球变暖的作用有多大等，但总体上支持欧洲国家领导人和环保组织以及ipcc的观点。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主席ralphj.cicerone说：“我们知道地球大气层的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并导致地面气温上升。但对于迄今为止的气温上升，我们还不清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但是，根据物理原理和计算机模拟，我们认为气候变暖会继续加剧，因为温室气体排放仍在继续”。
对于在全球变化认识上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认为主要是由于假设的差异、模型的差异以及替代数据的准确性等原因造成的，但即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全球变暖以及海平面的上升都将伴随着整个21世纪。为减少目前全球气候变化模型预测中的不确定性，需要在以下两点的认识与模拟上取得较大进展：①决定大气温室气体与气溶胶浓度的因子；②决定气候系统对温室气体增加的敏感性的反馈机制。对气候监测来说，规划一个全球观测系统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由于人类活动，温室气体在地球大气中不断积累，引起了陆表与海表温度的升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所观测到的变化很可能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这些变化的一些重要部分也是自然变化的反映。人类引起的变暖以及与之有关的海平面的上升预计会持续整个21世纪。由计算机模型模拟和基本的理论推算得出的一些相关影响（包括雨量的增加、半干旱地区干旱程度的增加）十分依赖于变暖的程度及其发生的概率。
由ipcc（气候变化政府间工作小组）对人为引起的全球变暖进行的基本可信的评估是以气候驱动力*增加为前提的，如co2将加速全球变暖的进程。到21世纪末，全球温度升高3℃的预测是与云层和大气相对湿度影响全球变暖的假设相一致的。这一预测也与通过比较冰期－间冰期的温度振荡所得到的气候敏感性结论相一致，冰期－间冰期的振荡导致了气候驱动力的变化。所预测的温度升高对有关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浓度的升高的反应极为敏感。因此，国家的决策在目前以及今后较长时期内将影响脆弱的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所遭受损害的程度。因为目前对气候系统在自然状态下如何变化以及如何响应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排放的认识还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一预测结果应当看作是暂时的，需要根据未来的变化进行调整。
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所提交的咨询报告中力求对气候变化科学问题以及ipcc研究成果的可信度进行更为清晰的描述。详尽的表述对政策制定者很有帮助，因为他们需要考虑缓解气候变化或是适应气候变化等多种选择。该咨询报告主要回答了以下一些白宫以及民众关注的关键科学问题。
1自然气候变率的幅度有多大？
众所周知，在局地和区域空间尺度上，以及短至十年的时间周期上，自然气候变化的幅度十分宽广（超过几个摄氏度），降雨的变化也十分大。例如，有证据证明像20世纪30年代的“尘盆（dustbowl）”的剧烈干旱，在10-14世纪的美国中部非常普遍。通过冰川反复进退的对比研究得出，局部地区的平均温度变化已经超过10℃。评估全球平均温度的自然变化非常困难，因为现有的数据空间覆盖较小，且替代数据推断温度难度大。虽然如此，仍有证据表明，在最近一次冰期的冰川后退期间，全球变暖的速率是2℃/千年。
2温室气体和其它对气候变化具贡献作用的气体的排放正在加速增长吗？不同的温室气体与排放物是按不同的速率增长吗？温室气体与其它对气候变化具贡献作用的排放物浓度的增加是人类活动引起的吗？
一些温室气体的排放正在增加，但也有一些温室气体的排放呈减少趋势。在某些个例中，气体排放的减少是决策的结果，但是在另外一些事例中，气体排放的减少却很难理解。
在直接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温室气体中，最重要的是co2、ch4、n2o和cfcs。人类活动排放的气溶胶也可以影响气候（表1列出了大气中的气候驱动因素所产生的驱动力）。
分析取自格陵兰和南极的冰芯所获得的co2浓度变化的记录具相当代表性，其范围从冰期的接近190ppmv（百万分之体积浓度）到较温暖的间冰期（如开始于大约1万年前的最近一次间冰期）的接近280ppmv。直到工业革命为止，co2浓度一直没有超过280ppmv。当1958年开始系统大气测量的时候，co2浓度已经到达了315ppmv，目前其浓度大约为370ppmv，并以1.5ppmv/年的速率增长（这个数值比1958年有记录以来的早期的增长速率略高）。人类活动应该对这种增长负主要责任。化石燃料的燃烧是碳的主要排放源，其实际排放量大约是所观测结果的两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热带森林的砍伐对co2排放也具贡献作用。过量的co2由海洋和陆地生物圈吸收。
目前co2、ch4等大气层中的气体含量高于其它的任何时期。从1978年以来，温室气体的浓度大致以每年1%的速率平稳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其增长的速率变得缓慢，但更具不确定性。大约当前2/3的ch4是由于人类的活动产生的，如水稻种植、畜牧业增长、矿业开采、秸杆回填、天然气处理，所有这些在过去的50年中都有所增加。
对流层中的臭氧一小部分是平流层中的自然过程产生的，到了20世纪，又有一部分臭氧补充进了这部分“对流层臭氧”。在局部区域，这部分臭氧是由阳光对污染大气（由机动车辆尾气、化石燃料燃烧、电力工厂以及生物燃烧等产生的气体造成）的光化学反应产生。
n2o由土壤和水中大量的微生物的反应形成，但含氮化肥的大量生产与使用也造成n2o的增加。能够产生n2o气体的一些人工化学过程已经得到确定。在过去的200年里n2o的浓度增加了大约13%。
自1928年首次合成cfcs以来，其在大气中的含量一直稳定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含量达到最高。许多工业上有用的其它含氟化合物（如cf4和sf6）在大气中具有很长的寿命，尽管有些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还不足以产生大的辐射驱动，但已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cfcs的替代产品hfcs具有温室效应，因为其在大气中寿命较短，其作用尚不明显。
3还有哪些排放物是气候变化的驱动因素（如气溶胶、co、煤烟等）？它们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是什么？
除了温室气体，人类活动还增加了大气气溶胶的含量，这些气溶胶包括硫酸盐颗粒和黑碳（煤烟），由于它们在大气中的寿命很短，分布具有不均衡性。硫酸盐颗粒将太阳辐射散射回外层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温室效应。最近由于“洁净碳技术”和低硫燃料的利用，使得硫酸盐浓度逐渐降低，在北美这一作用更为明显，但也降低了其对温室效应的抵消作用。黑碳气溶胶是生物燃烧（森林火灾和秸杆焚烧）以及化石燃料不完全燃烧的最终产物，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太阳辐射的收支，尽管要量化其影响还存在难度，但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一、以推进经济与农业经济发展为基础
气候变化与经济及农业经济发展是一种互联互制关系。气候变化通过对环境因素的改变影响和制约经济及农业产业的发展；而经济及农业产业的发展水平又决定了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的财力支持水平。气候变化制约发展，而不科学的发展又会使气候向着制约发展的方向改变。因此，正确处理气候变化与经济及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通过经济发展增强实力来加强适应能力建设，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同志曾指出，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结蒂是发展问题。关注和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积极的适应和减缓措施，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层次和水平，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上，我们应该努力寻求面对现实的可持续发展途径，通过振兴经济，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在经济发展中，坚持科学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改变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坚持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统筹兼顾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及农业发展的关系。在农业发展方面，现代条件下的农业从生产规划、资源投入及利用到产后加工全程，都应充分估计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适应措施，规避风险。
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及其产业性质，无论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强度如何演变，农业都必须无条件地面对；农业增产增效是不容逆转的客观要求。因此，在与天奋斗的同时，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并加强对可能愈演愈烈的不利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建设，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农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二、以建立健全组织机构为保障从事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组织保障。早在1990年，我国政府就成立了跨部门的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1998年，在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过程中，又重组了该协调小组。
由于机构调整和人员变动，2003年，经国务院批准，又成立了新一届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为了积极应对新的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国际、国内形势，2007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体制方面又作出了重大调整，威立了由总理任组长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实现了体制升级。在进一步完善了相关体制和机构建设的基础上，我国政府成立了共有17个部门组成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农业是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弱质敏感性产业，而且这种趋势还将与日俱增。在新的严峻形势下，应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加速完善各地区各部门相关体制和机构的建设，快速提高中国农业的适应能力。在具体行动上，有专家建议，应加强领导，建立领导协调机制，把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各级农业部门的计划和规划中，并逐步落实。目前，涉农方面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机构在各地区还较少，难以胜任全局性的适应与协调工作。这就需要国家有关部门予以相应的政策引导与财力支持；建立形成覆盖全国各地的应对气候变化组织管理网络，以适应新的形势，促进农业产业的发展。
三、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方面
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这已是多年来众多人士的共识。现代条件下气候变化对农业产业的影响已愈加严重。正确的政策导向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下的农业生产，不仅能确保农业产业科学、依法从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
【关键词】气候变化；人口控制；生育权
一、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中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缺失
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多起历史罕见的极端气候事件，1974年联合国第六次大会要求世界气象组织对此展开研究，气候变化问题开始进入国际视野。目前国际社会主要是采取技术措施、经济措施从减缓和适应两方面应对气候变化，人口数量因素完全未被提及。但事实上，人口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气候变化的重大因素之一，全球人口从今天的约68.0亿人增至2050年91.5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温室效应的显著增加，进而影响气候变化。
首先，人口增长有助于增“源”减“汇”，从而削弱了目前应对气候变化减缓措施的实施效果。因为要满足人类快速增长的需求,人类就必须向大气层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赵白鸽博士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介绍了两组数据，一组是近百年来世界人口每增长十亿人所需的时间，另一组是同一时间里全球人类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动态变化，指出这两组数据呈现了极大的相关性，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活动的频繁，温室气体排放也大幅增加。又因为，人口增长意味着粮食需求的加大,这必然会引起农牧业生产的扩大,也就需要更多的耕地。而这些新耕地的主要来源就是开垦森林和草地，进而就会导致森林碳汇的减少。同时，人口增加还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废弃物被排放到海洋中，特别是一些废油漂浮在海面上,抑制海水蒸发,使海上大气变得干燥，从而减少海面潜势的转移,导致海水温度变化增大,使海洋失去了调节气温的作用。森林和海洋作为地球上最主要的碳汇,它们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的下降,也增强了地球的温室效应。
第二，人口增长使各个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减弱。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休耕期正在缩短，加剧了土壤退化和沙漠化，粮食产量下降，于是迁移在所难免。例如，卢旺达在其应对气候国家方案中就提到，人口数量增长使适应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加剧。由于人口快速增长，高密度人口区过度开发土地，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土地侵蚀和滑坡。于是，人们开始从北方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向东南亚人口最少的省份迁徙。这些迁移人口使得新的区域土地荒漠化的风险增加。同时，淡水短缺也是伴随人口增长的典型情况，通常由于气候变暖淡水供应减少，污染水平上升也会影响淡水供应，但人口增长会日益增加对淡水的需求，所以人口增长使得人类对淡水供应的适应能力减弱。比如孟加拉国在应对气候国家方案中就强调了海平面上升和人口增长对淡水供应的双重影响：由于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和地面下沉，在河口海水入侵合并进入地下水使得淡水供应能力下降。而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和由于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需求压力，将进一步降低淡水供应相对可能性。所以，人口增长加剧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所致的自然灾害的脆弱性。
综上，可以看出其实在气候科学界已经普遍承认人口变化的规模和速度以及增长结构是气候变化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也指出：“在20世纪最后30年里，单位GDP和人口增长是全球排放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力。”但是为什么在国际法律文件或气候变化谈判中一直没有将控制人口数量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之一呢？西方世界的质疑声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二、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的理论之争
2009年11月18日联合国人口基金了主题为“人口与气候变化”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该报告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探讨气候变化与人口稳定、性别和年龄构成、人均收入等因素的关系。同年12月10日，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主任在哥本哈根建议，将人口问题写进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文件。以上两事件合在一起被认为是国际社会首次将气候变化和人口数量联系起来，但这却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推崇，反而迎来了西方世界的广泛质疑。原因很简单,因为控制人口增长被认为是一个困难并负有争议的措施。主要的批评观点如下：
（一）缺乏科学上的确定性
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家FrankFuredi，他在英国著名网络杂志《刺》上发表文章阐明两点主张：第一，人口规模和气候变化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他举例说越多人使用土地其结果往往是土地被更好的管理，而土地破坏严重的地区却是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如萨赫勒地区）；第二，人类不是简单地排放二氧化碳，制造污染，消耗资源，他们也创造和改变生存环境，把目光局限在“自然限制”人口增长上，社会将脱离继续寻求创造性的方法解决贫穷、饥饿、资源不足等问题的轨道。
实际上，主张一是指人口数量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根据人类目前的认识水平，科学上确实不能证明人口数量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承认，人口增长对排放的影响是复杂的，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提高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但是，国际环境法公认的风险预防原则正是专门针对科学上尚未得到最终明确证实，且如果等到科学证实时才采取防范措施为时已晚的环境风险而制定的。根据风险预防原则的要求，即使目前不能确定人口增长直接导致气候变化也应该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积极应对。主张二则是人口与资源关系乐观派的翻版。古典经济学家西蒙在《没有极限的增长》一书中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必然增加，这将迫使人们推动技术进步，寻找更多的、更廉价的资源，借此消除人口增加所带来的资源压力。而新的资源往往比老的资源更便宜也更丰富。所以，在人类历史上，人口增长是同资源增长而不是资源减少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观点初看似乎有点道理，其实则不然。因为，技术创新的原动力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不是或主要不是由人口因素所引起的资源短缺，而是由其它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决定的。所以，人口的增长、资源的短缺并不一定导致技术创新，相反很有可能阻碍技术创新。这是由于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创新是以节省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特点的，这点与利用大量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不同，它难于由人口众多产生出来。因此，在解决资源危机的技术进步和减少人口增长率这两种方式中，更方便、有效的是后者。英国“理想人口”智囊团组织就提出，应对气候变化――一个简单的被认为是比科技发明更好的投资。
（二）对人权的侵害
该观点是目前西方世界的主流观点，也是控制人口数量一直不能被接受为应对气候变化良方的根本原因。在西方，生育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神圣的权利和义务，很少有人敢于公开支持运用法律政策等国家权力控制人口增长。而中国的人口政策是最常被抨击的对象。西方某些人以20世纪60、70年代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些负面失实报导为依据，强调以国家强制力控制人口数量，就是在没有得到孕妇完全同意的情况下为其进行绝育手术等违反人权的手段。2009年12月12日，MauriceVellacott在加拿大《金融邮报》发表了题为“应担忧人口减少，不要担忧人口过多”的文章，他认为中国当初根本不需要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是一项以减少中国人口为目的的国际战略阴谋。文章说包括中国在内，面临的不是人口过多，而是人口太少，人口太少将引发很多经济问题。
以上这些以人权为借口，攻击、指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实属不切实际之言论，是对人权的片面理解和对我国国情的认识不足，也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误解和偏见。我国计划生育是通过控制人们的生育行为消除和缓解利益冲突，反映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就是消除和缓解人们享有的生育权自由与人口增长导致气候变化加剧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我国，一家多生育一个孩子，就会多占一份基本的生存资料，获得比其他家庭更多的利益。但一国总的资源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每个公民的份额就会相应减少。该原理推广到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是一样的，一国人口数量越多就意味着越多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更多的人口红利，也就相应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利益，于是每个国家都想获利而不愿控制人口，导致气候变化加剧。可地球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每个国家都放任人口增加，终有一天会超过地球承载能力，导致人类的灭顶之灾。所以，避免人口增长导致气候变化加剧是人类生存权的需要。生存权作为首要人权，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权利，与凭借本性是同义的。而生育权是公民权的一种，是生存权的具体应用，所以当公民生育权利与基本生存权相冲突时，政府有责任在整体上对个人生育行为加以引导和适度控制，进而从根本上保障人权。所以，中国通过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不是对人权的践踏，反而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措施。
三、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的现行法律政策及其完善
除了中国的计划生育以外，印度、巴西也都有控制人口的法律政策，另外，世界上40个最不发达国家在向全球环境基金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方案中，有37个国家确认了人口迅速增长或加剧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或阻碍了适应的能力，这些都为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层面以及发达国家却一直没有将控制人口数量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在法律政策层面几乎呈现空白状态。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从国内、国外两方面努力，逐步实现控制人口增长应对气候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我国于2007年6月4日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详尽阐述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原则、成就、目标及相关政策和措施。这是我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文件。根据该方案，我国将实施计划生育，把有效控制人口增长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之一。中国实施30年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少出生了4亿人口，按照目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4.57吨计算，中国如今每年减少1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也必须承认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居于世界首位，人口总量大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只要有人，就会有温室气体排放。因此，今后我国应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力度，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解决流动人口、富人名人、涉外婚姻的计生工作难题，同时也要配合其他有效手段，如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完善生殖健康服务体系和其他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在农村，要让老百姓永远不再为养老、看病担心。这样，农民养儿防老的观念自然就会发生转变。计划生育工作要以人为本、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重点，逐步改变群众理念，最终从国家控制转变为群众自愿优生优育。
在国际层面，今后我国应该充分利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等重要场合，反复重申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并且建议将以下具体内容写进气候变化会议的成果文件：关注气候变化和人口发展的相互作用；优先开展对相关数据的研究和收集，以提高对于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人口动态的全面系统理解；对各国政府的建议性措施，如自愿计划生育，加强对妇女教育，完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推广现代避孕手段避免意外怀孕等等；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要求各国政府逐步在本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其他国内立法中体现控制人口数量的法律政策规定等。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成员国，尽管他们人口总数不大而且增长速度不快，但是他们的温室气体高人均排放量决定了，其每减少一个人，温室气体减排量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减少5至6个人。因此，强调发达国家控制人口数量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由于和法律传统不同，我国并不会要求发达国家推行强制计划生育或基于义务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可以变通为基于权利的方法实行人口控制，如利用各种宣传教育、经济刺激的手段传导：这是对人民福利需求的反应，而不是对全球人口过剩国际关注的反映。
总之，没有人是真正的“碳中性”，因此，每一个人都是气候变化问题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全人类需要在每一个温室气体影响因素方面共同努力，这当然应该包括对于人口数量的控制。对于欠发达地区，人口数量已经占到目前世界人口的五分之四，控制人口增长是其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对于发达国家，“应该对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百分之五十负责”，所以，也没有借口拒绝控制人口数量。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必须采取计划生育政策，不论这些政策是基于义务还是权利、强制还是自愿，但是必须有所行动。
参考文献
[1]根据《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数量低水平是79.59亿；中等水平91.50亿；高水平104.61亿。
[2]赵白鸽博士时任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人口方案管理委员会主席。
[3]《赵白鸽：中国人口管理经验将为应对气候提供实践》，载2009年12月12日中国新闻网?id=2332380.
[11]姚宗桥：《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性质和表现形式》，载《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5期。
[12]赵白鸽：中国人口管理经验将为应对气候提供实践，载2009年12月12日中国新闻网省略/gn/news/2009/12-12/2014297.shtml，2009年12月16日访问。
统计模型是利用回归分析、周期分析、主成分分析、判别分析和方差分析中一种或多种的组合对特定区域特定品种的产量数据和气候数据之间构建的非动态经验或统计方程，由此来估算作物生产力或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由于受科学技术和基础数据的不完善等，统计模型主要应用于气候变化和作物产量研究的初期阶段，不需要对粮食生产与环境变量之间复杂物理机理的透彻理解，缺乏植物生态学方面的内在机制和过程理论基础，一般用于区域潜在产量的评价。因此模型精度相对较低，尤其是在研究区范围的大小和空间位置发生变化时，将带来的误差更大。虽然在机理过程的表达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研究区耕作、田间管理、土壤、地形、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不完善或难以获取时，该类模型在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评价中起到重要作用。王效瑞E”】、陆魁东”。等利用线性相关模型研究了安徽、湖南等地年平均气温、0~C，10cI=积温和地理因子(经度、纬度和高程)的关系以及积温和无霜期与年平均气温之间的函数关系，探讨了未来气候变化(未来升温IoC，2~C和降水~10，~20的假设情景下)对农业生产、种植制度和农田蒸散量的量化研究，探讨了作物产量的波动趋势。
2基于过程模型的气候变化影响模拟
采用作物生长模型是另一种气候变化对作物生产可能产生影响的主要评估方法。过程模型是通过深入探究植物的生长过程机理和能量的内在转换机制，对植物体及土壤水分散失的过程以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形成产量的过程进行模拟。过程模型除考虑温度和降水对作物产量形成的影响外，还考虑太阳辐射、蒸腾作用、CO浓度、土壤质地和持水量、湿度、风速、田间管理以及碳和氮的动态变化等诸多环境因子，来揭示作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而模拟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形成过程。因此，模型的生态学机制清楚，结果也较准确，但模型结构复杂，所需参数较多。通常，用过程模型进行影响和预测研究比统计模型的基础更扎实，但其对模型的检验或模拟未来的影响所需输入的资料要求较高n。目前过程模型一般用于较小的空间尺度上，忽略了环境参数的空间多变性，有待向更大范围或区域拓展。由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研发了多种类型的作物模型，到目前为止，已经提出了至少有100种不同的过程模型口，覆盖作物种类包括谷类、豆类、根茎类、块茎类以及特殊作物如蔬菜、棉花和水果等，其中针对小麦、玉米和水稻的模拟模型较多。这类模型有WOFOST，DNDC，CERES系列，EPIC，VIP以及中国MPESMt。”，COTGR0w等。过程模型最初主要应用于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过程的数学表达和定量预测，但随着对作物生理生态机理研究的深入，计算机技术和系统科学的不断发展，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成为农业研究最有力的技术工具。特别是在1990年和1992年IPCC第一次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及其补充报告的分别问世以来，基于作物生长模型的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形成、生长发育的影响评价以及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研究等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2．1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影响的模拟
模拟作物生长过程和产量是作物生长模型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利用作物生长模型进行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近20年大量的研究工作[22，模型精度得到不断提高，已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定量评价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影响的主要研究方法。这些研究多以大气环流模型GCM。’或区域气候模型RCM口剐等气候模式输出的气候变化情景以及未来增温(如1℃～4oC)、降水(O％，士10％，4-20％等)和CO：浓度倍增的统一假设口阳作为作物模型的输入来评估未来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作物产量可能的波动趋势，其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主要取决于作物模型和气候模式的准确性和以及两者的连接过程。在国内，中国学者针对华北平原、东北、宁夏、重庆等地区以及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量的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研究，但由于所采用的气候模式和作物生长模型的不同以及这些模型的不确定性，所得出的结论仍存在差异。熊伟等p叫在其研究中，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划，将气候模型、水资源模型、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情景与作物模型相连接，综合评价了未来中国三大粮食(小麦、玉米、水稻)产量波动状况。研究表明，未来气候变化(2011—2030年和2031—205O年)对中国三大粮食总产量具有积极作用，而与其同时考虑未来水资源变化和土地利用因素，三大粮食作物总产量增加幅度明显降低，甚至在不考虑CO肥效作用下，总产量将明显降低于BS(1960—1990年)水平。近年来，在气候变化对作物影响评价的模拟研究中不仅考虑了温、水、光、CO：浓度等变化，还引入了气候变率弛、灾害性天气指标和蒸腾作用u等多项环境因子，模拟了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花生和马铃薯等多种作物类型的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产量波动。使用的模型主要是EPIC、CERES系列模型、wOFOST等模型。过去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因供试品种、区域和环境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在一些地区可能增加产量，在另一些地区可能降低产量，且作物产量波动幅度较大。虽然大气CO浓度的增加，可加强光合作用，降低气孔导度，增加水分利用率，从而提高作物产量，但温度增高而出现的生长期缩短和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繁发生可能使作物产量下降，导致总体上气候变化引起的产量下降趋势更为明显。总之，尽管区域气候变化的前景尚不确定，增温导致蒸发、风蚀、干旱的加强和台风频率的加大，使农业总产量至少损失5％。
2．2气候变化对作物生长发育影响的模拟
一个地区的作物生长发育与产量的形成过程是当地的气候、土壤肥力等自然环境和耕作，施肥，灌水等一系列栽培措施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气候条件的影响非常显著。尤其是气候变暖，通过改变热量条件，缩短作物生长发育期天数，使主要发育期提前，使光合作用时间缩短，进而直接影响农业产量、生产布局和结构。气候变化对作物生育期产生的影响，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金之庆等[25-27]使用CERES系列作物生长模型与3个通用大气环流模型(GFDL、GISS、UI~O)在模拟CO：浓度倍增条件下，气候变化对中国玉米、水稻、冬小麦等作物生育期的影响，认为不同CO浓度倍增条件下，3种作物的平均模拟生育期较之BASELINE以不同程度地缩短，尤其对大幅度增温反应敏感的东北中早熟或早熟玉米品种(现行主要品种)更为突出。对于目前气温偏高，现行品种对高温有较好适应性的黄淮海夏玉米区，增温造成的生育期缩短程度较轻。生育期的缩短将减少作物光合作用积累干物质的时间，从而直接影响产量的提高。2000年之后，熊伟【30】、杨勤等分别对基于站点尺度的作物生长模型进行区域升尺度校准和验证，并与以IPCC修订的A2和B2两种排放情景作为外部驱动的区域气候模型PRECIS相耦合，从区域尺度评价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长发育过程和产量的影响，探讨了未来作物高产和稳产风险。这些对提高复种指数、改进和培育新品种、调整品种布局和播种日期等多种适应性对策的研究具有实际意义。
2．3气候变化影响的区域尺度模拟
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模拟过程中，基于站点尺度或均质小尺度(限于1hm2以下)的作物模型和大尺度(200km以上)的大气环流模型(GCM)相结合是存在的最大问题。前人就这一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目前一般有2种解决方法，即作物模型的升尺度和大气环流模型的降尺度连接[29】。20世纪90年代，金之庆等采用CERES系列和GCMS耦合方法，评价了气候变化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但这些研究主要注重于作物模型的站点尺度应用和分辨率较低的GCMS的应用上，后来随着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的日益成熟和广泛应用，将原来基于小尺度的作物模型升尺度推广到区域尺度上，以反映产量的时空变化趋势。作物模型的升尺度一般对气象、土壤、田间管理等作物模型主要输入参数和作物遗传参数进行区域校准，实现作物模型的区域运行。目前，气象和土壤数据在一定的空间尺度上基本可满足作物模型区域应用的要求，但田间管理多种多样且经常变化，在区域模拟中一般利用假定的或最优的设置进行模拟】。对于作物遗传参数的区域升尺度，江敏等口1从作物品种类型区、县级尺度、省级尺度和代表性品种单点调试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得出基于稻区尺度的区域校准效果较好，较之其他3种方法更适于气候变化影响评价研究的结论。但所选空间尺度适宜度非常重要，尺度的过大或过小都将导致较大偏差。由于大气环流模型(GCM)模拟输出的水平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都较低(一般为月值)，难于模拟出作物模型所需要的较细致的逐日区域气候情景。因此，随着区域气候模式的发展，近几年，基于PRECIS、RegCM3等区域气候模型和区域作物模型的相耦合的气候变化评价研究被广泛开展，提高作物模型的区域评价效率和空间分辨率。杨勤[341、熊伟[15,28,30,36]等将PRECIS和区域作物模型相结合，分别以25kmx25km和50kmx50km的网格为评价单元，对宁夏及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区域模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模拟效率，更好地反映了气候变化对中国粮食生产影响的时间和空间变化趋势，并进一步推动了作物模型在区域尺度上的应用。
2．4气候变化对作物影响的其他方面的模拟
有高一致性和充分证据表明，若沿用当前的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和相关的可持续发展做法，未来几十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将继续增长，并由于与各种气候过程和反馈相关的时间尺度，即使温室气体浓度实现稳定，人为变暖仍会持续若干世纪，因此适应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实而紧迫的问题p。因此，除了上述主要影响模拟研究以外，在农作物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用水量等方面的研究也是迫切需要。孙芳等p’耦合SUBSTOR模型和Hadley中心区域气候模型(PRECIS)，在模拟B2排放情景下的未来气候变化对宁夏马铃薯生产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改变播种日期和马铃薯品种特性来提高作物对气候变化适应和应对能力的方案。其研究表明，如果播期提前5～20天，未来马铃薯的产量将增加，但播期提前超过lO天后，播期提前带来的增产效应开始减小。如果将播期推迟5～10天，马铃薯产量将明显减少。另外，如果改种对温度敏感性弱的新品种，即喜温耐热的品种，可以延长马铃薯的生育期，进一步提高马铃薯产量。由于温度升高而导致的生长期缩短，成熟期提前等现象，农作物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研究，是通过提高复种指数、引进新品种、加强排灌设施建设和适当调整播种日期等方面的措施，来提高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农作物高产和稳产风险。研究表明，气温的增高、降水量和CO：浓度的变化通过间接或直接的途径来影响作物的水分利用率。大气CO浓度的提高不仅加强光合速率，提高产量，而且还随着作物长期处于高浓度的CO环境，气孔导度降低，蒸散量减少，从而提高冠层水分利用率，减缓干旱不利影响。这种效应对小麦等C，作物更为明显。
3展望
总体来看，国内对模型模拟法评价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研究已经有一定程度上的开展和应用，但存在很多不足。随着国内基础数据的完善和共享，将会进一步深入对模型参数本地化、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影响方面的研究。
(1)由于目前对作物生理生态过程的认识不够透彻，所构建的作物生长模型还不是完全的作物生长机理模型，仍然存在很多经验表达式，且大多数作物模型是在正常气候条件下构建的，对一些极端气候事件和GCM所模拟的未来高温和高CO：浓度条件下能否做出相应的反应和模拟精度上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外，虽然诸多作物生长模型充分考虑了干旱胁迫、水分利用、养分吸收、辐射利用率和田间管理等多种因素，但突发性的极端天气事件对模型模拟精度影响的研究尚很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实验室模拟或FACE(FreeAirCO2Enrichment)等田间观测实验，获取许多重要数据，实现模型参数的优化和本地化，为研究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系统的影响及其机理提供重要基础。
(2)目前开展的很多气候变化影响研究都采用了一个大气环流模型和多种大气环流模型来建立未来气候情景或对未来增温(如l℃～4℃)、降水(0％，士l0％，士2O％，一40％等)和CO浓度倍增给出统一构想，来评价未来气候情景下的作物产量波动。但未来增温、降水和CO浓度变幅的统一构想法忽略了气候变化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多变性，难以满足于全国或全球范围的影响评价需求。由于缺乏对全球气候系统动力学过程的详细认识和未来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确定，目前大气环流模型中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尤其在区域降水量的模拟上存在显著差异，很难判断哪一种大气环流模型更能准确地模拟未来气候变化。此外，昔日的研究多采用1xCO和2xCO：的情景下，探讨CO：浓度作物产量的影响，但实际上C02等温室气体浓度的增长是连续的，从而导致研究结果也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009年12月，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寒冷的天气并没有因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而稍稍变暖配合。但就在不到一个月前，发生在英国东英吉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的“气候门事件”却告诉人们，人为因素似乎确实可以“影响气候”，这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科学问题的不确定性。但随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人们很快就淡忘了这一需要审慎对待的气候“科学”问题，而去追逐大家都在追逐的气候“公共”问题。与2007年及以前的气候变化大会相比，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气候变化正在分裂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需要更多、更冷静、更细致的工作和更长时间才能进一步验证的气候变化科学事实及其真正科学原因；另一方面是认识空前统一，热情日益膨胀。应对气候变化成为环境、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义等因素错综复杂和相互纠缠的较量。当气候变化问题在科学上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在国际科学舞台、政治舞台上取得了绝对的政治正确性和话语权。在大会已经结束的现在，再来回顾一下会议的过程，我们愈发感受到，应对气候变化正在演进为一场全球性的科技、社会与政治运动，一场关注程度不亚于以往战争的运动，只是此次面对的不是特定的人群，而是更难以把握的气候系统。从巴厘岛到哥本哈根：没走多远但很艰辛2007年，多位学者称之为“气候变化年”。在这一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从年初就开始陆续第四次评估报告，以强大而有说服力的数据向全人类展示了地球气候的现状和未来，将气候变化的概念传递给了更多的人；在这一年，联合国巴厘岛气候变化大会召开，虽然大会的成果——“巴厘岛路线图”，也是在最后一刻达成，但却让人们对两年之后的哥本哈根会议给予了更多的希望；在这一年，IPCC的众多专家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这可能是诺贝尔和平奖覆盖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国际社会似乎已经与气候变化问题紧密捆绑，气候变化已成为所有政治和公共问题的核心议题。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气候变化问题因为哥本哈根会议而有了更多期待和更多表现。但随着哥本哈根大会召开日期的临近，人们越来越发现要将“巴厘路线图”带到哥本哈根却相当困难。尽管若干工业化发达国家纷纷表态积极减排，但其实其中可能危机重重，留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空间将越来越小；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却在作着积极努力——适应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威胁，会场上的眼泪让人们相信，对一些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而言，要适应IPCC预测的气候变化确实很难；非政府组织（NGO）在这次会议的表现尤其值得一提，气候变化议题成为众多NGO展示的平台，他们在传播大量信息和知识的同时，也在以多样的方式影响着应对气候变化运动的走向。《哥本哈根协议》在会议延期的情况下达成，尽管其执行力还有待于后续的完善，但还是有若干非常具体的进展或成果达成。相对2007年巴厘岛会议，哥本哈根会议显得更为沉重，更加的步履蹒跚。应对气候变化：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挑战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应对气候变化运动中，各个国家阵营、社会团体、公众媒体等纷纷调动，积极参与，众多组织和集团的热情足以感动和带动更多的人群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列中，人类社会也因气候变化而再次集中地站到一起，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在这样的一场运动中，肯定避免不了利益的冲突、观点的碰撞，正如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全球协调行动（如国际联盟）一样，气候变化也摆脱不了妥协、调停、再妥协的命运。但我们也看到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我们的传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和转型发展的挑战。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气候变化而更加具体，传统发展模式因应对气候变化而面对新的挑战。高碳发展的成本（这不仅包含排放的环境成本，也包括资源消耗的成本）正在增高，而且，可以预见这一成本还会进一步升高。这对掌握先进低碳技术的发达国家而言，在未来新一轮的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的发展蓝图中，将占据更为主动和重要的位置。这可能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不仅错过过去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机遇，而且可能错过即将到来的低碳技术革命的发展机遇。尽管低碳发展仍有很多重大障碍，但在文化、伦理和技术等方面的准
【关键词】低碳经济；农业；可持续发展
引言
在当今，全球气候变暖已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据一份调查报告称，在21世纪，全球气候变暖将成为人类最大的威胁。我们要从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着手，积极采取相应措施，来应对这一危机。我国在世界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要做出自己的相应贡献，所以我们要积极采取措施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1、低碳经济与全球气候变暖的关系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显示，在过去的100年中，由于CO2等气体造成的温室效应已经使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上升0.3℃～0.6℃；并有90％的可信度认为，近50年来的气候变化主要原因是由人为活动排放的CO2、CH4等温室气体造成的；官方预测说，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1.0℃～3.5℃。
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了世界范围内已最热门话题之一，在2007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已经指出，气候变暖已经超过了恐怖主义等问题，被认为是未来几年内影响世界的首要问题。目前，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这个大背景下，我国的农业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减少农业生产中产生的温室气体不仅仅可以减少成本，也可以促进我国农业的二次发展。
2、农业是温室气体的一个重要来源
2.1、土壤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碳库：土壤圈是地球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交界的一个圈层，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人类与生物生活栖息的基地，而且是生态系统中生物与环境间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枢纽。土壤圈在全球气候变化尤其在全球碳循环中的重要作用可归纳为两方面：①土壤圈是碳素的重要贮存库和转化器。其贮存形式为土壤有机质，它含有的有机碳量占整个生物圈总碳量的3/4。②土壤呼吸使大量的有机碳以CO2形式扩散到大气中。土壤通过呼吸作用释放的到大气中的CO2量是相当大的。
2.2、农业生产是温室气体的一个主要排放源
2.2.1、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已经引起生态系统的明显变化，如开荒、放牧、放火烧荒等。农业生产活动所引起的大气CO2浓度变化是双向性的：一方面，植物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到的CO2的数量会减少；另一方面，被通过树木等燃烧或腐烂而释放到空气中的CO2数量会增加。
2.2.2、施肥不当会加剧温室效应。向土壤中撒石灰可以降低土壤的酸性，促进农作物的生长；但是在碳酸盐和重碳酸盐在土壤中的的溶解和释放过程会产生大量的CO2。因此施肥也成为了CO2的一个重要排放源。
3、温室气体增多对农业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农作物长生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①CO2等温室气体增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冰川的融化，海平面的上升，生态系统退化，自然灾害频发，深度触及了农业和粮食安全。在制约农业布局的众多因素中，气候因素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②当气候变化改变了生态环境的状况，为了保证种植业的高产、稳产，人们及时、正确、有力地采取行动是必不可少的，这就需要大量投资。由于气候变化而引起的额外投资，我们把它视为气候变化的间接影响。③CO2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原料，是作物生长发育的主要生态因子，随着全球变化过程中CO2浓度的增加，作物的生长发育加快，同时能抑制作物的呼吸作用，提高植物水分利用率。作物产量可能会暂时有所上升，但是随着CO2浓度的大量增加，温度的继续升高，产量将随之下降。4℃或更高的温度增长，将使全球粮食产量受到严重的影响。
4、农业响应低碳经济的措施
农业生产的最终目标是弄作物的高产、优质、稳产、高效。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应从适应气候变化和减缓气候变化两个方面采取措施，才可以保证弄作物高产、稳产，还可以减缓对气候变化的压力。
4.1、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农业生态系统是建立在一定的环境、生物背景上的。随着气候的变化，生物适应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变化的环境、生物背景上，必须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农业生态系统，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降低气候变暖所引发的自然灾害，其中主要措施有：
（1）根据气候变暖产生的一系列自然环境条件的特点，及时调整农业结构，优化作物布局，改革种植制度。发展对CO2利用高的作物，增加种植密度，控制和减少空地面积，保持全年有充足的吸收和固定CO2的绿色面积。调整作物育种的方向任务，培育作物新品种，加强选育与引进耐中高温型、抗因高温引发病害的新品种作物的工作。（2）根据气候变暖易引发干旱和加快水分蒸发的特点，发展节水型农业，改革灌溉制度，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率，增加抗旱作物种植面积，发展旱作农业，建设水利工程，人为调节降水在地表重分配，可以大大缓解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与农业用水需求的矛盾。（3）提倡化肥深施，推广缓释长效肥，提高化肥利用率。
4.2、减轻气候变暖压力的措施：在农业生产中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许多措施不止可以实现实现温室气体的排放的控制,还能够提高土壤的肥力，保护土地的持续利用，节省大量开支，增加额外效益。这些措施是：
（1）通过农业生产中产生的的生物燃料代替化石燃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有生物燃料,包括生物燃料作物、农林混合系统、作物秸秆等,每年大约可代替全球化石燃料消费百分之十左右的碳排放量。（2）提倡非经济产量的资源化利用。农作物副产品应大量进行深加工，如将秸秆作为饲料、工业或手工业原料的比例，发展沼气，直接还田的秸秆粉碎，沤制后施用，加强生物能源的商品化技术研究与推广等。（3）充分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气候变暖有利于多熟种植，应因地因时的提高复种指数，调整耕作制度。提高耕地利用率不仅可增加碳吸收，还可以降低土壤碳排放。（4）培育推广优良品种。根据我国农业生产实际和未来气候变化趋势，有计划地抓紧培育或引进具有对高温、干旱等极端气候及病虫害有抗性的品种，确保在新的生态环境中农牧产量不断提高，扩大碳的吸收存储。（5）重视土壤的保护和改良。强调施用有机肥，调控化肥施用，加强盐碱涝洼地、黄红壤等低产田的治理和改良，增加土壤有机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扩大碳吸收，减少碳排放。
5、结论
作为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我们农业需要从‘低碳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找到中国巨大社会浪费和环境污染的本源。我们必须摒弃只关注产量而忽视产生大量温室气体问题，而忽视产生大量温室气体，更会给我国的农业可持续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创新思维、改变观念，坚持体用结合，从全局出发，走正确‘低碳经济’发展，势必会让我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走得更远、更稳。
参考文献
[1]刘德辉，陶于祥.土壤、农业与全球气候变化[J].火山地质与矿产，2000，21（4）：190～195.
关键词环境；气候变化；人口迁移；移民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7－0042－06
doi：10.3969／j.issa.1002－2104.2010.07.007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召开，再次引发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作为研究气候变化的一个分支，近年来环境、气候变化移民方向也逐渐开始受到官方、学术界和民间的重视。1990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在其的第一次评价报告中就指出“气候变化的最严重影响可能是产生数百万计的移民”(IPCC，1990)。牛津大学国际知名环境学家Myers也警告说“环境难民(enviromnentalrefugees)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类危机之一”。国际上对环境、气候变化引致人口迁移的关注始自80年代，但对其研究的升温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在国内专门进行环境、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少，本文试图对国际学界相关研究的热点及难点问题做些梳理，介绍该方向现在的国际研究趋势，揭示其现存研究难点，并展望未来研究前景，试图对我国开展该方向的研究有所启示。
1环境、气候变化移民
国际上对因环境、气候变化产生的移民的术语和定义现在还不统一。有多种用词，比如environmentalrefugees，climaterefugees，environmentalmigrants，forcedclimatemigrants等等。
开始使用的比较多的是“环境难民(environmentalrefugees)”这个术语，它首次出现在1985年联合国环境项目的一份报告上，此后被政界和学术界广泛使用。该术语的倡导使用者认为使用“难民”这个词意味着人们因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而需要寻求庇护，而使用其他任何词都不足以表达受影响人群处境的严重性。
但广泛的使用“难民(refugee)”这个术语导致了一定的困惑。有学者认为在现有国际法律框架下使用“难民”这个词并不合适。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ConventionrelatingtotheStatusofRefugees)中对难民(refugee)的权威定义是指那些“现居住在原籍国或惯常居住国之外的地方；因种族、宗教、国籍、隶属于某一特定社会集团或政见关系，有确凿理由害怕遭到迫害；不能，或者因为惧怕迫害而不愿，接受原居留国的保护，或返回到原居留国”的人群。首先，这个定义里明显没有包括环境因素，那么在为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受影响人群主张保护和权利的时候，因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所导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第二，现实中大多数环境恶化引致的人口迁移在本国境内发生，如果严格按照该难民定义，仅仅限于那些穿越国界的国际人口迁移，则会严重低估环境、气候变化带来的人口迁移难题。第三，该难民定义还暗含着难民在迫害结束后仍有返回原居地的权利，但象海平面上升引起的迁移人口可能再也回不去了。第四，将现有的难民定义扩大到受环境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群将会降低和减弱现有对受政治迫害难民的国际关心和援助。
尽管有学者建议考虑到环境气候因素对人口迁移影响的严重性，应该修改现有难民的定义，将环境气候因素包括进去。但另有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比如有学者认为把环境难民和灾害受害者或灾害难民(disastervictimandrefugee)混为一谈可能会削弱真正需要获得帮助和保护的难民；也有学者争辩说导致人口迁移的因素很多，环境因素只是其中一种，过于强调环境因素可能会掩盖政府应尽的政治责任。考虑到概念更改可能会带来混淆政治难民和非政治难民的风险从而影响到对现有国际法律框架下难民的保护，尽管意识到环境气候因素对人口迁移的重要作用，联合国难民署(TheHighCommissionerforRefugees)在官方修订难民概念上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另外在实践中，国际社会实际对任何扩大化难民的内涵持相当大的抵触。发达国家担心他们需要对环境难民提供和现在对政治难民一样的援助，没有国家愿意开这个先例。
近年来更为中立的术语开始逐渐被采用，比如生态移民(ecologicalmigrants)。其内涵也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扩充，比如从早期的关注土壤退化扩大到现在包含发展项目(比如三峡项目)、工业事故导致的人口迁移。EIPM(EnvironmentallyInducedPopulationMovements)，EDP(Environmentallydisplacedperson)，气候移民(climatemigrants)等词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它们被用来泛指那些环境、气候因素起决定作用(但不一定是充要作用)而引致的人口迁移。Lonergan列出了五组环境一人口迁移推动因素：①自然灾害；②包含环境变化的发展项目；③渐进性环境变化；④工业事故；⑤冲突或社会动荡导致的环境变化。其中①和③和气候变化更为关联。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forMigration，IOM)对环境移民(environmentalmigrants)给出的定义为：“那些主要因为突然或者渐进性环境变化而在生活条件和生存方面受到负面影响的人群，他们被迫或自愿选择暂时性或永久性地离开他们的家园，或者是在本国或者是去国外。”这个概念包括了环境变化类型、人口迁移方式、人口迁移目的地等多方面，因其内容涵盖较为全面得到了国际上比较广泛的接受。在环境、气候变化移民的术语和定义界定上，IOM的建议是应采取整体分析和人道主义导向的原则，应更关注移民而不是过分拘泥于界定正式或合法的
移民范畴。
2环境、气候变化引致人口迁移的分类
因环境和气候变化导致的人口迁移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可以有多种表现方式。
根据环境和气候变化对迁移人口作用的影响程度可以分为环境诱致型、环境强迫型移民和严重影响型的环境难民。环境诱致型移民是指那些担心将来环境恶化会影响生计而选择提前进行迁移的人群(尽管环境恶化并不一定会持续，有可能会因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而得到改善)。环境强迫型移民是那些已经遭受了损失，为了避免更坏后果而迁移的人群。环境难民是指受自然灾害袭击的移民，他们不仅是生计受到严重影响，连生命都受到威胁。
从时间维度看，分为两种，一种是暂时陛的人口迁移，即家庭部分(特别是劳动力)或全部成员短期外出谋生，但最终仍然回到原居住地。它可以表现为短期的，也可以表现为季节性的或周期性的，比如湄公河的居民在洪灾易发季节里，习惯于向城市地区进行劳动力迁移以获得传统农业以外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另一种是永久性的人口迁移，即迁出后再也不返回原居住地。
从规模来看，环境气候引致的人口迁移有个体的、家庭的和大规模之分。前两者的影响比较小，而后者往往因自然灾害引起，社会经济影响较大。
按人口迁移的意愿程度，分为非自愿的／被迫的和自愿的人口迁移。这两者有时区别比较明显，有时难以区分。比如如果海平面持续上升，像马尔代夫等岛国将被淹没，其居民必须搬迁，这是被迫和非自愿的。但是在海平面上升还远没有足以影响到岛国淹没时，有些居民便早早向新西兰等国外申请移民，这又体现相当程度的自愿性。
从主导因素来看，有政府主导的和家庭或社区自发的。很多国家会采取措施鼓励或要求迁移人口以减轻脆弱地区的环境压力，比如越南政府的“livingwithfloods”策略就综合了人口迁移、安置、生计方式转变等多种方式。
从迁移目的地来看，分国家内部和国际的人口迁移。其中前者又分为当地和区域间人口迁移。当地人口迁移可能仅仅是从农村地区流向城市地区，而区域间人口迁移可能有相当大的跨度，比如从我国西部的生态脆弱区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迁移。国际人口迁移则跨度更大，象因旱灾加剧墨西哥居民向美国或加拿大移民，因海平面上升马尔代夫居民向新西兰移民等等。
从人口迁移目的地的远近程度来看，短距离的和长距离的，这个和迁移目的地是紧密相关的。
3当前研究的主要热点和难点问题
除对环境、气候变化移民概念的讨论外，当前环境、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方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全球、国家或是地区层面上对迁移人口数量的估算，回答环境、气候变化对人口迁移影响到底有多大的问题。二是探析环境、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在环境恶化、气候变化导致人口迁移的机理研究方面。三是对相关政策响应的研究，比如如何应对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对人口迁移的挑战，国际和国家层面考虑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的人口迁移管理政策和实践研究，以及其他相关政策，比如环境、气候变化引致人口迁移和发展。
3.1对气候变化引起迁移人口数量的估计
多项研究在对环境、气候变化引致的人口迁移的数量估算、时间尺度、分布和原因解释方面的差距较大。90年代中期报道的数据是2500万人将因为严重环境恶化(污染、土地退化、干旱和自然灾害)被迫离开家园，成为环境难民。2001年的世界灾害报告(WoridDisasterReport)也重复了这一估计数字。2005年10月联合国大学人类与环境研究所的报告将此数量翻倍，警告说到2010年将有5千万环境难民。被IPCC权威认可和最广为引用的人口迁移预测数据来自牛津大学Myers教授，他在1997年预计到2050年全球将有2亿人因为环境原因而迁移。2007年ChristianAid预计到2050年近10亿人将永久迁移，其中2.5亿是由于干旱、洪水和飓风等气候原因引致，6.45亿源自大坝和其他发展项目。另外联合国环境署估计到206C年仅仅非洲地区就会产生5亿环境难民。
一般认为对人口迁移数量的预测结果不够准确，就连Myers教授自己也承认虽然基于最可信的数据，他的估算仍然只是一个大胆的推断，而不是精确预测。虽然气候变化会影响人口迁移这个论断已经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是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更多地表现为定性的说明，很难通过建立气候一人口迁移模型对迁移人口的数量和所受的影响做出准确的科学预测和说明，而且现有的估算多为全球、地区或国家层面的，较少具体到国内或地方层面。
预测的困难在于：①数据缺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人口流动的基底数据，特别是国内人口迁移、暂时性人口迁移、周期性人口迁移等数据，更不用说那些无规律的人口迁移。一般人口数据只能表示出总的人口增长，而不会体现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而导致的迁移。②复杂的多因素影响。迁移的决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因果关系复杂，要单独剥离气候变化因素的影响比较困难。而且，人口迁移反过来又会对环境和气候变化产生作用，这加剧了分析的复杂性。③建模的差距。气候变化模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对迁移人口的估算结果难以使人信服。同时基于多因素的作用，气候变化或环境灾害并不会必然导致人口迁移，这给建模带来了一定困难。另外，很多研究者意识到即使将来气候灾害更多更频繁，各国政府或各类民间组织也会采取各类保护措施来减少迁移的需要。
3.2气候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3.2.1气候变化对人口迁移的作用机理
环境和人口迁移之间相互作用，而气候变化加剧了环境恶化，增加了环境和人口迁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气候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生产、生活和生存等方面。
生计依赖于生态系统(比如农业、牧业、渔业)的人群往往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根据IPCC的报告，强降水事件在多数地区发生频率的增加，导致洪涝风险加大，农作物受损，土壤侵蚀、土壤浸透无法耕种；而受干旱影响地区的增加，导致更大范围的缺水压力，同时导致土地退化，农作物生产力下降产量减少，牲畜死亡增加等。相应地，农民收入减少，难以维持家庭生活。在环境状况短期无法改观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搬迁到别地重新耕种，或家庭成员需要外出寻找工作机会以增加收入来源。EACH-FOR的调查研究表明如果环境是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多数是因为环境变化使得个人或是家庭难以维持生计，迁移成为必须的选择。
气候变化对人居环境的作用也可以影响迁移的决策。强热带气旋互动增强使得某些脆弱地区更易遭受洪水和风暴的影响，人居环境、私人财产、商业、运输、城乡基础设施等都可能会受到严重破坏；干旱的加剧也会造成人居环境、工业和社会水短缺的风险增大。生活环境、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下降将诱发居民的迁移活动，他们将试图
搬迁到更好更适宜居住的地区。
气候变化对居民生命的威胁更足以导致关于迁移的决定。由极高海平面所引发的事件增多导致洪水致死、致伤的风险增大。低洼地区或岛国的居民自发或者由政府主导的人口迁移活动是保证生命财产安全的适应措施。
3.2.2不同气候变化表现会产生不同的人口迁移
气候变化表现一般分为极端性的，比如洪灾、热带风暴等自然灾害；和渐进性的，比如沙漠化、土壤退化、海平面上升等。不管是极端性的还是渐进性的，都可能导致人口迁移。2008年5月缅甸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受到突如其来的Nargis龙卷风的袭击，严重影响了240万人口并导致了80万人迁移。而渐进性的沙漠化影响着墨西哥的干旱地区，导致该地区每年产生60万～70万人迁移。
但不同的气候变化类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人口迁移方式。据IPCC2007年报告到21世纪末因气候变暖造成的三个后果将是导致人口迁移的最具威胁力的原因，它们分别是因温度升高蒸发作用加剧而导致的热带飓风强度增长和暴雨及洪水的频率增加；土壤湿润度减少引致干旱的加剧；冰层融化水体膨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前者是极端性事件，而后两者是渐进性的。
飓风、暴雨和洪水经常会破坏房屋、村庄、农场和当地商业，对居民影响较大。但因其突发和短暂的特点，国际上一般认为其影响往往是短期的和区域性的，在导致长期和长距离的人口迁移方面的作用有限。但也有经验研究表明这些灾害常会导致突然的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而且很多人不会返迁。比如2005年8月美国的Katrina飓风导致约150万人迁移，其中约30万再也没返迁。迁移活动和返迁情况可能和当地贫困状况有关，不少经验研究表明在一些贫困国家，受灾者没有能力进行迁移，即使迁移的人群也会很快返迁灾区重建家园。
渐进性的气候变化表现在其早期和中期阶段时常常导致暂时性的迁移。比如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塞内加尔的Tambaeounda区域，因为土壤退化该区域90％的30～60岁的男性一生中至少一次外出谋生。当渐进性的环境恶化到了后期阶段问题变得严重时，永久性的迁移往往不可避免。巴西东北部的Sertao地区多次受到干旱威胁，对当地的农民和中小生产者影响颇大，难以生存的环境导致他们必须迁移。据统计在1970―2005年之间巴西境内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约600万人中的大多数都来自该地区。另外有很多知名的案例说明干旱和沙漠化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在非洲(萨赫勒、埃塞俄比亚)、南美(巴西、阿根廷)、中东(叙利亚、伊朗)、亚洲中部和南部。
国际上对海平面上升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一般没有什么争论，和风暴及干旱相比较，海平面上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可逆的，这使得迁移几乎成为受影响人群最终的选择。
另外，渐进性气候变化导致的人口迁移大部分是在国内迁移。部分居民流向更易耕种的区域或者更可渔的海岸地区，部分居民流向主要城市，像首都、省会城市等。当然也有部分国际人口迁移，如萨尔瓦多的居民因去森林化而向美国和墨西哥移民，但总的来讲，因为费用相对高昂，许多生态脆弱区的居民往往负担不起国际迁移而更多选择国内迁移。Findley对80年代马里(Mali)人口迁移的观察结果证实因为缺乏旅费受旱灾影响的人群没法选择国际移民的方式。
3.2.3其他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国际上对气候因素引致人口迁移的直接关联性和其重要程度有一定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的讨论有可能夸大了气候因素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martyaSen就认为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环境因素导致饥荒和人口迁移。Henry等人针对布基纳法索省间人口迁移的多变量分析结果表明环境变量对人口迁移的作用只有5％，而干旱仅仅有0.8％的作用。实际在人口迁移事件的背后，有可能更多是非气候因素在起驱动作用①，比如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而这些因素之间也可能是相互作用的。
经济因素，比如财力、迁移和安置的花费、迁移目的地的工作机会等。对于个人或家庭而言，贫富情况决定了其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进行迁移。美国30年代的沙尘暴案例表明那些外迁的人口都是有一定社会或经济资本的人群，他们或者在迁出目的地有亲戚朋友接纳帮扶；或者自己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迁移。西非萨赫勒的人口迁移调查也表明，在长期遭受干旱的地区人们往往采取短暂性迁移的方式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在农作物收获后，年轻人被家庭送出去寻找工作，而他们迁移的距离取决于家庭的经济能力(比如当年是否取得了丰收)。当经济能力足够支付旅费时，年轻人可能被送到欧洲去找工作。相反在收成比较差的年份，年轻人则多在当地城市寻求工作。
社会文化因素，比如家庭组成，年龄，教育水平，有助于迁移和安置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活动能力、社会制度如土地产权，在迁移问题上的传统认知和风俗习惯等等。30年代美国沙尘暴案例表明佃农较之土地所有者更倾向于迁移，因为他们没有祖传的土地产权也没有土地经济上的牵绊。而迁移目的地的选择也更倾向于使用已存在的路径或社会支持网络，在有家庭成员或亲戚熟人的地方，能够比较容易地安顿下来并找到工作。
政治因素，政府主导的力量不可忽视，政府治理及其相关政策也是关键的变量。不少国家的政府为了应对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采取强迫手段或出台政策鼓励迁移活动。比如中国内蒙古地区，当地政府大规模地开展生态移民活动，将生态严重退化地区的居民迁出以减轻草场压力，阻止草原持续沙化问题。
3.3人口迁移对环境的影响
人口迁移对环境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即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对原居住地来说，暂时性或永久性人口迁移都可能带来正面影响。外迁可以减轻人口对当地环境的压力，减慢环境恶化的速度，也有助于环境的恢复。暂时性外出打工者寄回家的汇款不仅可以贴补家庭日常开销，也可以原来转向非农业活动，减轻对环境的过度开发利用；还可以被留守的家庭和社区投资用于修缮灌溉系统等农业基础设施，改变原来的农业种植或养殖方法，从而有利于更有效地利用当地自然资源。暂时性外出打工者返回家乡时所带回来的新知识，比如环境保护、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技术等，也能有效阻止环境的恶化和有助于环境恢复。以泰国东北部为例，返乡的人口运用他们在别处获得的经验、知识和资金等改变种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该干旱地区因为此前不合理土地利用方式而导致的环境恶化。而移居国外的侨民对家乡的援助，特别是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的经济、技术和人力的援助将有利于灾区的恢复和重建，比如2004年印度洋Tsunami发生后有医护、律师、管理等专业技能的侨民返乡援助。对原居住地的负面影响可能在于造成人才和资金的流失以及相应的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阻碍。如前所述，移不起的往往是贫困且没有足够社会网络支持的底层人群，移得起的往往具有较高文化水
平、社会活动能力和一定的财力。另外，人口的大量外迁也容易造成当地商业的萎缩。
对人口迁移的目的地而言，在容纳迁移人口的农村地区，新进的人口会增大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而更多的人口可能流向城市地区寻求生存机会，这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但负面影响是，当大规模的人口涌入城市时，快速城市化往往伴随贫民窟的扩大，城市管理暴露出严重不足，如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城市规划等等的缺乏。特别是在迁移人口集中的营地或临时避难所环境压力比较大，环境恶化的后果也比较明显。比如过度开采地下水和森林砍伐，因为大量迁移人口集中地收集木头作为做饭的燃料或用于牲畜喂养。
另外，即使是政府为了适应气候变化而主导的人口迁移项目也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引致新的环境、社会、经济方面的难题。比如莫桑比克政府组织的人口迁移项目试图将洪灾影响流域的农民或渔民从河岸两边的肥沃土地迁到较高地势偏于旱的地区，但因此很多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只能等待政府救济或国际援助。不少人周期性返回到原地重新耕种，试图恢复生计。
3.4相关政策响应
面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的新态势，各国政府应该如何制定相关政策应对人口迁移的挑战，并尽可能减少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总的来说，各国政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及相应做法。早先的看法是迁移是当地居民没办法适应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的一种失败表现。面对环境、气候变化恶化所引起的社区脆弱，政府应采取种种适应措施减少或阻止社区居民迁移的趋势。在这种思想下，政府多支持“稳在当地(communitystabilization)”。学者们建议或实际中已开展的做法有：提供直接补贴，比如中国退耕还林策略中对上游农民的直补；项目支持，如开展扶贫、环境治理等项目，通过提供新技术、推广新种养模式，增强基础设施(如灌溉系统、堤坝等的兴建和修复)等措施提高社区和家庭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的能力。国际组织如IOM也已经在人口迁移高压力地区施行了不少人口稳定的项目，目的在于增强那些受到环境恶化影响的社区和人群的适应能力。
另一种看法是也应该将人口迁移看成是气候变化适应机制的一种。正如在前面影响部分所述，对受影响人群来说，离开环境恶化和农业不可持续地区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减缓当地环境压力的应对措施。这时的政策响应是加强治理、尽力减少人口迁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特别是面对大规模人口迁移的时候；也可出台政策鼓励人口迁移或主导开展人口迁移项目，比如莫桑比克的洪水移民项目和中国内蒙古的生态移民项目，这方面的研究重点多放在监督和评价人口迁移政策及项目的效果上。
另外，普遍的共识是，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人口迁移的难题需要国际间和地区间的共同努力和通力协作。气候变化是一个无疆界的全球现象，发达国家造成的气候变化的负面结果却需要由不发达地区来承担，这是不公平的。但正如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所表现出的，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对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多有争论，关于明确责任的多边共识短期内难以达成。
4研究前景和展望
虽然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已经对环境、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总的来说仍处于起步阶段，对环境、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的系统研究仍然相当缺乏，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仍然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将成为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1)术语及定义：现有认识上的差距导致定义的模糊不清和难以形成一致性意见，并直接导致各国在行动上的差异，实际损害了受环境、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群可以主张的权益和应得的保护。术语及其定义仍然需要明晰界定并被国际社会正式认可，这将对确认国际法下的国际社会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具有重要的含义。
(2)迁移人口数量估算：对迁移人口数量和区域分布的不准确估算导致难以说服政策制定者意识到气候变化引致人口迁移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并做出恰当的政策反应，特别是在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方面。提高数据可信度、建立数据收集和共享制度将有利于进行更准确的预测；需要更深入地探讨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之间的机理，运用更多新技术新方法建立预测模型，同时更多考虑其他多因素的影响；并迫切需要辨识不同时间尺度下的最脆弱人群和最需关注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