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族权威式
家族权威式管理模式更多的存在于家族企业中，作为有着强大家族权威的长辈”对企业同样有着绝对的权威。家族权威式”管理模式，是典型的是人治式管理；一方面，或者称为优点”，作为家族企业管理者的家族长辈”非常重视个人道德威望与管理才能，其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这种道德威望在管理、影响下属及全体企业员工，起着企业经营发展精神支柱和凝聚企业人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家族权威式管理模式的缺点所在，即人治式管理可能过分的重视人情、过于讲面子，而将更多精力放在情感管理”上，而忽视了企业管理制度的建设，企业决策等往往会由于家族长辈”情绪的变化而被否定等，这些都是非常不利于家族企业长远发展的。
(二)制度伦理式
所谓制度伦理式管理模式，其是建立在内部合约基础上的，其以特定的企业制度体系和相应组织机构为保证；制度伦理式管理模式被认为是当前制度与伦理的最佳结合”，被多数管理学者所认可。一般来说，制度伦理式存在着两层次含义；一个是制度的伦理化，另一个是伦理的制度化。首先，就制度的伦理化”来说，其是人们从既定企业管理制度中或者已有运作框架中引申出的一种道德价值”、道德评价”特点的制度”，即制度的合伦理性、合道德性”；制度的伦理化”体现了人性善良的一面，即人对公平精神、公共精神、人道精神的追求。其次，就伦理的制度化”而言，其是借助于管理制度来解决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将特定的社会伦理原则、道德追求提升为制度”。
(三)德性伦理式
德性伦理式”管理模式，较多的存在于有志同道合”特征的同志事业型企业中，由于大家有着共同的道德追求、道德情感和道德传统，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形成一种有强烈责任意识的主人翁精神管理机制。第一，德性的内在性；德性存在于企业团队之中，并长期厚积于企业发展过程中，形一种企业文化传统，而被多数企业成员认可、接受、践行。第二，德性的自律性；主要表现为企业管理团队有什么样的德性”，员工就有相应的表现行为，出于对德性认可而自律自己的行为，以及自觉、自愿从事某种行为。第三，德性的超越性；相对于制度的滞后性，作为企业管理团队、员工重要品质的德性”更能超越制度局限而发挥制度所不能发挥的作用。上述几种伦理式”管理模式各有特点，但其都离不开我国几千年积淀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各伦理式”管理模式之间也就不可避免的要有一些共性。特别是它们都以人为出发点、都是以仁为核心，这应该是伦理式”企业管理模式不可或缺的，也是在构建伦理式”企业管理模式过程中我们应该坚持。
二、伦理式”企业管理模式构建策略与改进建议
(一)转变观念，着力于企业伦理精神培养
培养企业的伦理精神是构建伦理式”企业管理模式前提与基础。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企业很重视管理中的以人为本”，但是多数企业还停留在以物为本、以财为本”的水平上，视谋求更多利润为企业最高目标，需要从培养企业的伦理精神开始。首先，塑造健康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健康的核心价值观是伦理式”企业管理模式的核心，从根本上决定着企业的经营宗旨、管理风格、人员作风和行为规范。其次，培养企业员工伦理精神；只有企业内部员工有了上下一心、精诚团结的精神，才能成功构建伦理式”企业管理模式，让所有员工在伦理精神的旗帜下努力工作。
(二)加强制度建设，合理、规范企业伦理
制度建设是构建伦理式”企业管理伦理的重要步骤。公平精神、公共精神、人道精神等伦理能否被企业践行，关键还在于相应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仅仅靠伦理说教是不是可能解决企业管理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功利与人文、控制与自由等冲突的。因而，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从制度层面让企业伦理更加规范、合理。首先，应该制订与实施相应组织体制，旨在确保伦理规范、准则的落实；如西方国家一些公司创设的伦理官员职位或者成立专门任命伦理委员会等，来保证企业管理活动符合相应伦理规范、准则。其次，定期举行企业管理伦理讨论会；专门讨论企业近期是否有违反伦理规范、准则的管理活动及如何改进。
(三)结合本土实际，建构伦理式”管理模式
一、概念界定：关于“文化人”假设
在80年代，美国学者在企业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下提出了企业家“文化人”理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民主思想的进步，都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性的多样化和相异性，但是这种多样化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和谐或是不一致。正是人性不同面的充分展示，构成了人类的共同本质，即能够自觉认识并以极大的自觉性创造性积极实践的人，文化人。
“文化人”假设将人本身看作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认为人是有感情、有自觉意识、有创造性的主体。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人既是历史发展的手段，也是目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将人当作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且具有社会性、再生性、时效性和能动性的特点的相关管理理念的一种认可和呼应。同时“文化人”假设强调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个人要依靠其自身高度劳动性和自觉精神，不断学习、不断持续进步、不断超越自我，最大程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自身潜能，创造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二、“文化人”假设与人文管理
在对传统管理理论局限性的反思和批判中，“文化人”人性假设逐渐形成了相对应的管理模式―以人为本的人文管理。
（一）人文管理：对原有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的创新与优化
人文管理模式适应了当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劳动方式的进步，是一种更加适合人性更加高效的管理理论。人文管理下的组织结构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摆脱了之前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呈现出扁平化与网络化特征。这种结构的结合最大程度地活跃了组织的生产，使得组织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从整体上实现提高组织效益的目的。
（二）人文管理：以文化为管理媒介的管理技术与管理能力的提升
人文管理强调的是一种尊重组织成员自我实现、鼓励创新和自由发展的组织氛围。人文管理追求一种对于组织整体优势和群体价值理念的认可，认为可以通过激励的理论和方法将文化的理念落实到组织中的每一个个体上，并整合普遍被个人认同的集体价值理念作为现代组织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①
三、“文化人”假设对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用E.麦克纳和N.比奇在《人力资源管理》一书中的话来解释，人事管理在90年代进入了企业家阶段，已经把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人事管理的标准载体了，并逐步将重点转移，用协同精神和合作价值取代了之前盛行的个人主义和无节制的贪婪。②企业家“文化人”假设将重心放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社会发展飞速的当代，企业管理和公共部门管理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似之处。
（一）推动“学习人”的兴起
将文化作为一种积极的管理要素和手段，曾经在我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的“道德人”假设中得以体现。“孔孟之道”中崇尚人善论，主张“仁”为核心，“礼”为准则，“和”为目标。“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观念是中国传统的生意经。但是，中国长时间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并没有让我国人力资源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突破性发展。直到马克思主义打破中国封建的外壳，才让我国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在“劳动和在劳动基础上的自由自觉才能是人的本质”观点下有所改变。
1、推动企业文化的发展
在原有管理过程中，“感情”一直是人们交际交往过程中的重要纽带，也是国家、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粘合剂和润滑剂，以及人力资源管理手段。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知识技术的爆发，“感情”在现代社会已经逐渐成为了国家或企业进步和发展的绊脚石。想要突破“感情管理”的束缚，就必须要有新的管理理念的输入。于是，“文化管理”脱颖而出。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员工在企业活动中共有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逐渐成为现代企业竞争的核心力量。《2007：中国企业长青文化研究报告》为我们展示了多种类型的文化特征，类比动物的运动特性而呈现出了具有自然崇拜的四种文化：尊重、友好―人本型的象文化，强者、冒险―活力型的狼文化，目标、绩效―市场型的鹰文化和温和、敏捷―稳健型的羚羊文化。③而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同样值得公共部门借鉴，通过创建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凝聚和激励组织全体成员的思想行为，最大限度激发组织成员内在的创造力量和无限潜力，提高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适应性和创新性。
2、促进团队学习氛围
“文化人”假设强调文化的继承和学习，认为企业家应当把学习当作新时代的重要理念。这也就要求组织管理者同时也是“学习人”，他不仅仅要成为自觉学习的楷模，还要调动整个团队的学习氛围，成为组织学习的内部组织者和导师。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组织的精神系统中的丰富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都需要组织管理者在不断的学习中获得。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强调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但是主观能动性和潜能的发挥都是要经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之后才能得到激活和发展的。学习，才能让组织成员不断地实现超越，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二）促进管理者形象与角色转变
1、“管家式”转化为主动开发型
企业家“文化人”假设中企业家是一个能够团结员工，能够注定建立和谐关系，并且能够保持“一致亲和”中最大限度的提高生产效率的“优秀家长”的形象。将该理论推广到在公共部门的管理过程中，也就要求部门管理者能够扮演起这样的“优秀家长”的角色。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不再使用强制性和被动型的“管家式”管理，而转换为主动开发型，以一种有预见性的方式来说实现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心测和量化并重的管理技巧。这也将注定提高整个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地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将不再只是之前落实具体人事事务的非效益部门，而是协调整个管理系统、提高决策预案的咨询专业技术的中枢性机构，人力资源管理者也成为高层核心成员之一。
2、专业招募转变为全方位开发型
对于新型的组织人力资源管理者来说，主要任务不再只是为组织招募新人，填补空缺，监督“进、管、出”各环节的相关规定；而是需要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开阔视野，注重全社会的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着眼范围更大的人力资源的生产和规划、重视组织内部关系的协调和配合。对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来说，更加重要的是现代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公务员的培训、教育、选拔和使用。组织能够通过先进的组织文化和完善的管理制度来吸引人才，以此来实现整个公务员系统的更新换代和公共部门工作效率的提高。
（三）强调对公共管理伦理
1、强调公共管理伦理的道德伦理
“文化人”假设不仅仅在组织制度和组织文化上影响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更是从公共管理伦理层面对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所谓的公共管理伦理，就是与公共管理行为相关的基本伦理要素以及道德规范的总称，它是特殊领域中的角色伦理。它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并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有着巨大的作用，它对于国家具有导向、规范、维系以及选择功能。④同样，公共管理伦理对于公共部门以及公务员都提出了道德伦理方面的要求，它不仅仅要求组织具有的体制伦理和政策伦理，还强调对于公务员的职业伦理。
道德伦理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既具体又抽象、既无处不在又难以把握的存在。因此，构建公共管理伦理体系是众多管理理论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将道德和价值观充分与已有的法律、制度、规则、官僚机构相结合是构建公共管理伦理体系的可能途径。事实上，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不可能发生在孤立的情境下并有效维持的，这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品质，还在于组织结构、组织文化以及社会期待。当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一致，才能够维持公共管理伦理的存在环境。“文化人”假设就从不同的角度要求了整体社会条件、组织内部环境以及个人道德素质、学习能力的有机统一，为公共管理伦理提供合理存在的氛围。
2、强调公共管理伦理的理想追求
在构建合理有效的公共管理伦理体系过程中，必须要求公共管理伦理的制度规范和公共管理伦理的理想信念的协调互补，同时还强调对于公共管理伦理的理想追求。那么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不光要强调公共管理伦理的制度建设，还要将公共管理伦理作为重要的选拔标准和考核要求，这也是在公务员行列中深化公共管理伦理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公务员队伍中不断出现的“大老虎”、“小苍蝇”等腐败现象已经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公务员道德素质败坏、职业道德缺失已经成为政府形象的“短板”。将伦理道德成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仅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更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四、小结
总而言之，企业家“文化人”假设既是管理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性，也是展现人性本质特征的科学反映，同时也是时展对于组织和企业管理模式的必然要求。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层面的进步，更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新契机。公共部门可以将更多的管理创新模式，如“学习人”、“创新人”等管理思想精髓纷纷引入其中，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率。这也将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在新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新的发展方向。（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注解：
①江丽.“文化人”假设及其对现代管理的启发[J].哈尔滨大学学报，2004，10（25）.
②[美]E.麦克纳、N.比奇.人力资源管理[M]，北京：中信出版公司，1998：4-5.
关键词：企业；伦理；理性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0035－03
要全面把握企业伦理的内涵，首先要明晰企业文化与企业伦理的比较概念。一般而言，企业文化是指企业的全体员工应该共享的企业价值观，应该共同遵守的企业规则以及由此而生发的企业价值取向，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的价值观，价值观立足于三个范畴：真假、善恶与美丑。企业伦理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道德关系的反映和概括，作为企业发展的内生变量，伦理规范了企业内外部各种关系，并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非强制性手段作用于企业及个人，它主要关注于善与恶的范畴，考究对于善恶的价值判断，是价值观的核心，所以企业伦理本身又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伦理表明的是一个企业为什么要生存，将会以什么方式和途径来体现和实现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伦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初发源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本质要素。
一、企业伦理――“工具理性”的生成及其缺陷
传统管理学从“经济人”的前提出发，认为利益是经济组织形成的唯一原因，要将追逐私利的个体组织起来，必须诱之以利。企业作为经济人，如果没有利益，也就失去其生存的价值了。正是从“经济人”假说出发，企业伦理的“工具理性”成为许多企业的普遍伦理特征。
所谓“工具理性”是指企业之所以讲伦理是由于讲伦理可以给企业带来好处。企业把讲伦理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以此来增进企业的经济效用，企业看到了伦理的“工具效用”功能是一个更高级的阶段。纵观我国企业发展的历程，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由于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经济主体，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此时的企业伦理实际上不是其自身所拥有的，政府在其间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后来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企业的效率问题逐步凸显出来，企业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效益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企业的伦理立足于其工具性，即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认识到企业的良性运作不能不从自身与其他企业的关系、自身与员工的关系、自身与社会的关系等不同层面上考虑其发展问题。
但是，如果从企业“经济人”假说的逻辑起点出发，我们来分析企业的“工具理性”不难发现：对企业和企业来说，把企业伦理视为一种“工具效用”，可以看做是一种理性选择，是基于一种“工具理性”的思路去看待企业伦理。即认为企业伦理的营建意味着对外能为企业塑造一种好的企业形象，而这正是企业发展所不可缺失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这样，企业伦理能辅助企业更好地契合市场。而对内，企业伦理的营建能节约企业的组织成本，提高企业的效率，能意识到企业伦理之于企业发展的经济意义并进行主动地遵循和营建。“工具理性”也暗含着只有企业伦理，才能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环境，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以及能提高企业的运行功效，企业伦理才会提上日程。而一旦在某一时刻，企业讲伦理不能给企业带来好处时，企业就不会再讲伦理了。也就是说，企业与伦理之间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利用关系注定了二者关系的不稳定。
更进一步分析，把伦理道德作为一种工具，本身就是反道德的。它无助于培养企业自觉的道德义务感和真正的道德意识。因为企业讲不讲伦理道德是同是否会给企业带来好处相连的，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实际上不过是商业中的等价交换。崇高的道德在这里受到了歪曲，异化为一种裸的利己主义。“工具理性”的反道德性在此昭然若揭，用康德的话说叫做“对道德源头性的玷污”。康德在论述个人与道德的关系时曾说：“人们是为了另外更高的理想而生存，理性所固有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一理想，而不是幸福。”[1]这样，他就把道德的纯洁性和严肃性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康德反对那种把个人幸福作为最高原则的伦理学说，人之所以拥有尊严和崇高并不是因为他获得了所追求的目的，满足了自己的爱好，而是由于他的德性，德性是有限的实践理性所能得到的最高的东西。因为要使一件事情成为善的，只是合乎道德规律还不够，而必须同时也是为了道德而做出的。所以康德总结道：“道德学根本就不是关于我们如何谋得幸福的学说，而是关于我们应当如何配当幸福的学说。”[2]同理，由于企业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实体，同时也是一个伦理实体，也同人一样具有伦理本性。所以，企业也应该把伦理道德作为目的，而不应把伦理道德当成达到某种利益好处的手段和工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伦理的“工具理性”仅仅只能成为企业在一定时期的特定理性，如果立足于企业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的高度看的话，它必须期待转型。
二、现阶段我国企业伦理转型的必然性
1．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着企业伦理的转型
企业伦理的时代性在随着企业活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地位。“如果人们选择了某种经济制度，对于如此制度下的经济道德也就相应有了基本规定性。”[3]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必须是冠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由此而开展的市场经济就不是简单的以资源最佳配置为唯一目标，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它所肩负的责任也绝不是以纯粹的经济效益为唯一指标。企业还须承担社会责任，比如安全责任、环境责任和诚信责任等。任何企业均具有双重身份――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势必以追求利润为标准衡量自己的经营成果及决定自身的价值取向。同时，企业又是社会经济细胞，是社会财富最基本的创造者，企业的这种社会性决定了它是社会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包括人、财、物等）及企业实现生产的条件都有赖于社会提供，因而企业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其经营行为应当受到社会的约束和限制。
另一方面，政府制度的理念、奖励与惩罚政策等引导着企业的伦理选择。同时，企业经营管理者是在对政府政策感知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企业各种决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阶段企业伦理的转型是一种理性的被迫转型，如果说“工具理性”带有企业自发意识的话，那么“价值理性”则是企业的自觉意识，因为政府作为制度的设计者理应站在社会整体发展的高度上进行，以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作为价值指归，企业遵循着这个理念才能有发展的足够空间。这种转型实在是必需的，以总体企业的转型为特征而不是个别企业的独立自觉。
2．以人为本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导引着企业伦理的转型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我们实践的科学指南，以人为本就是要以满足人、服务人、发展人为价值目标，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无论是物质利益，还是道德等精神价值都是人的本质需要，所以，二者都要服从人的需要这一目的。
人是最高的目的，经济效率与伦理价值不应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应是一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效率需要伦理价值的导向和定位，以及将伦理精神转化为一种动力来推动经济发展，而伦理价值则需要经济效率为其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其不致成为一种空中楼阁而丧失效力。企业伦理的转型必然是以人的最高目的为导向的，目的和手段是相互联结的，手段受目的的制约，手段善以目的善为前提条件，追求经济效率手段的正当合理是以经济效率本身的正当合理性为前提的，目的需要一定的手段来实现，经济效率是一种目的善，它不仅需要依靠合理正当的手段来实现，而且还要通过正当合理的手段来体现，而经济效率手段的正当合理性，则来源于经济活动和行为的道德性。道德与经济应当有本质上的契合点，这种契合点就在于二者都是为人的幸福服务的，都是人的本质需要就道德而言的，只有当企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率时，才能够成为人的本质需要而被人们内化为行为准则。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企业的不断成熟，一些优秀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提出了“以人为本”，并且在企业的制度设计系统中，更多强调激发人的内在潜力，通过尊重人、关怀人、培养人，使人的创造性、主动性和进取心得到更大的发挥，通过实现员工的个人价值，来达到实现企业整体价值的目的，许多优秀企业家明确提出了原本只存在于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思索当中的“终极关怀”。
3．环境的严峻现实促使着企业伦理的转型
毋庸置疑，我们今天已经饱尝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的恶果。环境的恶化趋势仍然在持续着，已经到了应该唤醒全体民众的时候了。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组织，它的前途与命运维系着自然资源的状况。从这个角度来说，爱护资源、保护环境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在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企业扮演着摄取者、影响者和改造者的角色，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企业与自然的关系，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反复告诫人们，人与自然必须达成某种协调，才最终有利于人类自身，否则人类将会走向毁灭。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环境问题特别突出，现代社会企业生产经营的理念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有害环境的行为仍然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是利己主义行为和短期行为。如企业只考虑自己的利润而不考虑环境代价，只要能产生一点点利润，即便消耗大量的资源也在所不惜。利己主义的根源在于：对企业来讲，利润归自己享有，环境代价却由社会承受。但是，对社会来讲，环境代价是无形的，是无法计算的。
环境的严峻现实要求企业改变传统的伦理“工具理性”，树立新的伦理“价值理性”，即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应只重视自己的利益，还应考虑相关利害关系人及整个社会的综合利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场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关注人类共同未来的生态经济革命。企业必须在寻求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企业的生态伦理责任就是要求企业尊重自然，保护环境，降低消耗，减少浪费，开发绿色产品，实施绿色营销，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增长，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企业伦理“价值理性”的实现
企业伦理“价值理性”的实现听起来似乎是遥不可及的，而且仿佛陷入了无力的“为道德而道德”、“为伦理而伦理”的劝善之中。不言而喻，企业单纯的“价值理性”伦理道德观是软弱无力的，毕竟企业还具有经济实体的特征，不言利、不计利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我国现阶段企业时常会陷入这种“利”与“义”的两难之中，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一矛盾？
1．政府运用其权威作为主持公道的转化器
就企业“价值理性”伦理道德观仅仅限定在也必须限定在企业自身的信念层面而言，即企业在自身的信念层面应该“为道德而道德”。那么，如何使企业的这种“应然”的信念得以在现实层面变为“实然”？这是使企业伦理在企业内部真正扎根并被普遍推广的关键。而实现这一转化的关键，就是在现实社会中找到一个主持公道的转化器。它能够使守德行善者得福，失德作恶者得祸。用一个术语表示就是保障“善恶因果律”的有效实施。所谓“善恶因果律”，最直接的解释就是品行的善恶和人的际遇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内涵就是中国古典哲学中所揭示的“性善者得福，性恶者得祸”，亦即常言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行善能得到报答，行善的人能有更多机会得到幸福时，道德才有被普遍推行的机制，也才真正体现出道德的善的目的。虽然伦理道德具有善的结果并不等于以善的结果来评价人们的行为是否道德，因为这样一来就是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的伦理观了。而能够在社会总体结构运行之中只有国家的具体运作者政府才能以其权威充当主持公道的转化器，政府之于企业的关系是一种评价的关系，它必须综合地掌握社会各方面的信息，无偏见地平等对待所有企业。
2．企业实现其伦理“价值理性”的转型是通过“价值理性”为取向的制度来实现的
政府的综合评价需要一系列制度作保障，否则又可能陷入随心所欲的境地。但是，制度不是万能的，我们已经看到，巨大变化的制度和体制所提供的社会生态在促进道德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道德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在摸索前进过程中所采取的诸如价格双轨制、政府行政事务部门的普遍创收制、一把手负责制、调动两个积极性制、客观上的效率至上评价体系及其事实上的一切向钱看价值指向，等等，虽然对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起到了某种暂时的效用，但对人们心灵冲击、精神崩塌之无形影响，却是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分。”[4]
但是，“在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中，寄希望于某些人的道德操守而不是制度体制本身，则是极不可靠的，具有极大的道德风险性。这种道德风险应当通过制度体制本身的建设而加以规避。”[5]企业伦理向“价值理性”的转型本身需要有“价值理性”为导向的制度为支撑，没有这个导向的制度安排，企业作为经济组织的个体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它纵然有转型的要求，可是没有转型的客观环境，它实现“价值理性”的目的也不能达到。为此，制度的“价值理性”是极其重要的，政府与企业都应该以此为取向才能达成一致，既然政府制定的法律规章要做到“以人为本”，企业制定的制度也要“以人为本”，只有自觉的制度安排才能有利于企业自然的伦理转型。
3．着力塑造企业家的伦理人格
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和领导者、尤其作为企业伦理责任建设的组织实施者，企业家的伦理人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企业精神和企业形象，对企业员工个人伦理素质的提升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企业伦理建设所能达到的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伦理人格的魅力。因此，要优化社会伦理环境，加大对企业领导人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自律的宣传教育力度，在企业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中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奉行经济目标与伦理目标、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企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协调统一的指导思想，使我们的企业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实体和伦理实体。
参考文献：
[1]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1）．
[2]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72）．
[3]陈彩虹．经济学的视界[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