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观群怨”通常的解释为：兴。“引譬连类”(孔安国注)，“感发志意”(朱熹注)；观，“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注)，“考见得失”(朱熹注)；群，“群居相切磋”(孔安国注)，“和而不流”(朱熹注)；怨，“怨刺上政”(孔安国注)，“怨而不怒”(朱熹注)。综上，“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意思大致可以理解为：“诗可以感知事物、激发人的感情，从中可知社会风俗的盛衰变迁及得失。通过相互交流而成为意见不同的‘群’，可以表达不同的意见以达到讽喻的目的。并且，上可以报国(‘事君’)，下可以奉家(‘事父’)，还能增长(‘多’)自然界的知识。”可见，“兴、观、群、怨”之间并不是严格的并列关系。“兴”应是“观、群、怨”的前提和基础。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和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利用“使用与满足”理论理解关于传播媒介的个人功能表述是何其相似。麦奎尔研究的传播媒介的个人功能表现在四个方面：信息功能、发展个性的功能、与社会整合的功能以及娱乐功能。仔细比较，“兴”可以对应诗对个体的信息功能：“观、群、怨”可以看作是诗对个体发展个性的功能。即通过大众传播了解自我和社会，形成自己的观念。使个体的价值观得到巩固和加强，并认同其他的价值观。故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可以理解为诗对个人与社会整合的功能，即家国两全，有助于个人的社会角色的实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以理解为诗对个体的文化娱乐功能，即通过大众传播提供的内容。获得精神上的放松、文化或美学上的愉悦以及知识的积累。而孔子在论述“兴观群怨”时前面恰巧还有一句“小子何莫学夫诗”。也就是说“你们何不学学诗”。更加突出强调了诗对个人的社会功能。
这里的“诗”指的是《诗经》。《诗经》可以看作是中国早期的大众传播媒介。现在提起大众传播媒介，我们如数家珍，包括图书、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网络等，甚至还可算上户外广告等新兴媒体。但是在古代，大众传播媒介是非常罕见的。《诗经》成书，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在中国传播史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诗经》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500多年的诗歌，包括风、雅、颂共305篇。我们现在把《诗经》看作文学作品，实际上它们全部都是乐歌，其内容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从西周到春秋这段时期以诗歌形式搜集起来的新闻汇总，是总的社会现实的客观映照。在大众传播媒介匮乏的年代，诗歌可能就是当时最主要的大众传播活动：宫廷之上有歌，郊野劳动时有歌，祭祀宗庙时有歌，乐歌无处不在地传播着方方面面的信息。这说明人类社会早期的传播活动十分简单和原始。表达信息的符号和传递信息的载体也相当简单。因此，把《诗经》称作当时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是可以说得通的。并且孔子在《论语》中不止一次提到“诗”对人的教化作用(《论语・学而》)：“子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这说明《诗经》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对个人社会功能的发挥确实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另一方面理解，也可以把这些解释为孔子对这一理论在实践上的呼应。
我们可以把“兴观群怨”理解为是孔子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对个体的社会功能的界说。也就是说，我们把“诗”看作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图书《诗经》，而不是文学理论领域理解的“诗歌”或“文学作品”。
罗伯特·彭斯生于农民家庭，辛勤从事田间劳动20年，他的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他37岁时，在贫病交迫中离开人世。
罗伯特·彭斯是苏格兰著名的农民诗人。他通过自修，深入地研究了古典文学和民间歌谣。他以诗歌为武器参加民族解放运动。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使他写作《华盛顿将军生辰烦歌》。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写了《自由树》，寓言诗《两只狗》和《威利神父的祷告》等诗篇，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教会的专制和教士的伪善:1786年他的第一部诗集《苏格兰》方言诗歌出版，震动苏格兰文坛。从1787年起，他积极从事收集和改编歌谣工作，有370多首古歌曲经过他的创造性的艺术加工而得到广泛传播.如，赞美爱情的《红红的玫瑰》，歌颂友谊的《往昔的时光》等。
罗伯特·彭斯虽然生活困顿，但他始终充满对生活的热爱和饱含着乐观情绪，这充分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我们读他的诗篇，就会感受到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他歌颂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歌颂自由战士反侵略反奴役的无畏精神，抨击一切伪善的、贪暴的、荒淫的压迫者、权势者和宗教界人士。
罗伯特·彭斯写了大量的爱情诗，其中有热恋、有失恋、有欢乐、有痛苦。对爱情的忠贞是他的重要主题，他的爱情的特点是率直。如叙;.抒情长诗《爱情与自由》:“我曾经是年青姑娘，/多久以前己经记不清，/我喜欢如意的年轻男人，/一直到如今。/我的父亲原是轻骑兵，/难怪我见了大兵就相亲.”从中可以看到十八世纪苏格兰农村男女青年质朴无华的性格和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纯真气质。这些诗毫无雕饰痕迹，近乎天籁。
罗伯特·彭斯的诗作，无论是抒情诗、讽刺诗、诗札和叙事诗，都具有淳厚的民歌风味和浓烈的地方色彩。他的诗作仿佛不是写出来的文字而是流出来的音乐，他的许多诗篇被谱成歌曲至今在各国传唱。《往昔的时光》一诗仿佛成了全世界的“国歌”。
当代的彭斯研究家詹姆士，巴克说:“彭斯是最伟大的天才—贝多芬、莎士比亚:伦勃朗……等一群中的一员。”这不是过誉。当然彭斯的诗歌在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种种美德的同时，也宣扬了小生产者知足常乐的保守思想，这是他的诗歌所不足之处。但要知道.任何作家都不能超越他生活的社会环境，我们就能理解他们而不是苛求.
波西·比希·雪莱也同样是英国19世纪上半叶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深受卢梭和葛德文的思想影响，1811年因写《无神论的必然性》被牛津大学开除，1813年发表第一部长诗《麦布女王》，抨击封建制度的罪恶和宣传空想社会主义，因而受到英国统治阶级的仇视。1818年他被迫离开英国，定居于意大利。他接连创作了长诗《伊斯兰的起义》，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诗歌悲剧《沈西》。从雪莱最早的第一部长诗《麦布女王》看，它显示出诗人的诗风的最大特点是表现未来和乐观主义，轻快明朗，炽热奔放。如雪莱所说:“这首诗无疑是在一种颇为激烈情况下写的，是全力反对宗教、政治与家庭等方面的压制的。”在长诗《伊斯兰的起义》中更加鲜明地表现了雪莱的诗歌风棺。诗作中的黄金城革命暗喻法国大革命.反抗暴政的男女主人公被处死，然而他们死而复生，预言自由的最终胜利。诗人让他们在临刑前引吭高歌:“瞧!春天来了我们的生命虽告终，但春天的诞生早在我们心中，犹若山间的阴影烘托出朝阳，我们的死亡会促进人类的前进!”
诗剧《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是雪莱的典型代表作。这首诗借用古希腊神话题材，颂扬了反抗专制暴政的斗争精神，赞美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并预示人类反抗专制暴政一定会胜利，美好的理想一定会实现。
抒情诗《西风烦》中一句优美深邃的名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和动人的情感表达了对光明和美的追求。激励了许许多多置身逆境中却充满希望、执着追求的人们。
关键词：咏梅；意象；美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80-02
一、咏梅诗歌在中日的发展
自弥生时代，梅花从中国传播到日本后，梅花的身影便在和歌中频频出现，梅花最开始在和歌中被日本人歌咏是受汉诗中梅花诗的影响。梅花虽然并非日本原产植物，但由遣唐使和僧侣带回日本后，成为当时最具有风雅的植物，赏梅咏梅亦是当时最高的文学艺术。“梅花”作为一种文学意象最早出现在奈良时代的《万叶集》中。其中描写植物的多达1700首，这些植物当中花的种类也至少有40种，其中描写梅花约有117首，占据第二位。可见人们对梅花的喜爱与赞赏颇多。由于日本的岛国文化，日本人重视感性，他们认为“为艺术而艺术”才是文学的本质，在咏梅诗歌中梅花并没有被寄寓很多的主观意念，而是以一种简约淡泊、恬静优雅的形象出现，展现出梅花的“美意识”。从而形成了日本人对大自然色彩的美的体会。
梅花，是我国栽培历史最悠久的传统名花之一，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咏梅诗歌最早出现在《诗经》中，但宋代是咏梅发展的黄金阶段，在咏梅的数量上《全宋词》收诗歌共254000多首，咏梅诗多达1.85%。在我国宋代，咏梅宋词中开始与各种各样的自然景观、动植物、日常生活之物等意象搭配出现。如梅与霜雪、梅与烟云、梅与风雨、梅与日月、梅与杨柳、梅与松竹、梅与鸟禽等。可以说在宋词中的咏梅诗中所涉及的意象最为广泛，为后世的咏梅诗歌提供了几乎所有的模式，使得咏梅诗真正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形式。在两宋时期，梅花的审美意义不断地被发掘，发展和提升，最终梅花被推为“群芳之首”，成了崇高的文化象征。
二、中日咏梅代表性意象“白雪”与“黄莺”
在中日咏梅诗歌中，“白雪”与“黄莺”是两种最具有代表性的意象。宋词中的梅配雪的诗歌与和歌中梅配莺的歌有很多千古绝句，被人们广泛流传。
咏梅诗歌在宋代达到了顶峰，从过去描写梅花的形态美升华到歌颂梅花的品格美，以花喻人，使梅花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其中以梅配雪这一描写最为突出。梅与雪之间的审美关系，成为宋词中最常见和突出的一种描写视角和表现方式。自古以来，梅花被中国人看作是一种精神品格的象征。通过梅花与意像“雪”的类比，从而表现出梅的不畏严寒、迎风傲雪的精神品质。
墙角数支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宋王安石《咏梅》）
这首诗可谓是咏梅配雪意象诗中的佳句，描写的是初春时节，百花都未开放，只有梅花独自在墙角凌风傲雪，在冰雪飘扬的寒冷中依然翘首挺立，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线。写出了梅花不畏恶劣严寒、不畏冰雪摧残的精神品质。作者写这首诗主要是借梅喻人，表现出人们在恶劣环境中不同流合污的精神和刚毅的品格。诗人用遥知不是雪，来指出梅花与雪一样洁白纯洁的同时，还具有雪不具备的梅香。通过雪与梅花的对比，突出了梅花的香气，更加体现出一种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品格。
在日本，黄莺被称为“告春鸟”，亦为报春鸟的意思，梅花作为早春时开放的花，和黄莺一起代表春天的风物，梅花作为春天到来的象征，深受人们的喜爱。像宋词咏梅诗中“梅与雪”的经典搭配一样，“梅与莺”是日本人最喜欢的搭配。所以日本人常常借梅报春，把莺这一具有春天气息的意象与咏梅结合描写，描绘出春天将至，万物复苏，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比如下面这首咏梅的诗句：「春されば、木未隐れて、莺その鸣きて去ぬなる生めが下枝に。（山氏若麻吕卷5：827）
意思是人们在簇拥而开的梅花和快活的黄莺的鸣叫声中感受到了春天已经悄然而至。侧重于描绘春天的风物—梅花的淡雅之美，表现出对大自然中早春景象的赞美和春天来临之际的雀跃之情。在中国，借梅报春的诗句也有很多，但自六朝时期起，对梅花不畏严寒的品格赞赏就基本取代了借梅报春的意境，而成为咏梅诗的主流延续至今。与日本不同，中国的咏梅诗句中把梅和雪、霜结合描写是最为常见的表现方式。
如果单单从“报春”这一视觉角度看，“白雪”与“黄莺”这两个意象也分别被广泛运用到中日咏梅的诗歌中。冬去春来的季节变化是人们抒情的大好机会，日历上虽然显示的是春天，但是天气依旧很寒冷，梅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绽放。通过梅花与“白雪”与“黄莺”意象的搭配描写，来向人们告知春天已悄然而至。
「梅の花、散らまく惜しみ、我が園の、竹の林に、泣くも
（阿氏奥嶋卷5：824）
这首和歌的意思是梅花飘零散落，痛惜岂无声。我苑竹林里，黄莺声声鸣。借早梅的开放来向人们发出春寒冬已过，早春将至的讯息。我国宋代报春的咏梅诗也有很多，如墙角数支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宋王安石《咏梅》）这首诗也有借梅报春之意。梅花在早春时期开放，天气还很寒冷，在雪中盛开的梅花向人们发出春天即将来临的讯息。其意象大多写刚毅、凛冽的冷霜、傲雪、寒风、给人以正义凛然之感。
三、“借梅咏物”与“借梅言梅”
在咏梅诗中，中国诗人在审美过程中喜欢“借梅咏物”。梅花的许多方面都被拟人化，被赋予人的精神品格、气节情操等。
中国的咏梅诗句中在梅和雪的类比中突出梅花的不畏严寒，独树一格的精神风貌。梅花的许多方面都被明确地理解为人的气节和品行的体现，梅花的品格也被寄托在很多道德伦理内容中。中国的文人喜欢通过梅花托物言志，将梅花从自然性意象、情感性意象上升到文化意象，将梅花完全人格化。
试举几例加以说明。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诗人借咏梅表现了自己怀才不遇的落寞和不论怎样受挫都保持高风亮节的情操。
以下这首王冕的《墨梅》：“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诗的前两句描写了梅的形态，后两句突出了梅的特色朴实淡雅，不图虚荣。这首诗表面上看是赞美梅花的“清气”，但也是以物喻人，赞美人具有淡泊名利，高洁自重的精神品质。表现了诗人以墨梅自我勉励，努力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是梅花的高风亮节的体现。
与中国咏梅诗人的严肃与深刻不同，日本人则只是“借梅言梅”，这种单纯的审美意识，体现在咏梅诗句中则不带思想倾向的情绪化直抒胸臆的表现方式。
「わがに宿盛りに咲ける梅の花散るべくなりぬ見む人もがも（《万叶集》卷5：851）
译：我舍盛开者，梅花竟若斯，须臾花散落，谁见盛衰时。
作者感叹梅花花期短暂，满园盛开的梅花终有凋零之期，从而感叹大自然周而复始，人生变幻无常。
「わが園に梅の花散るひさかたの天より雪の流れ来るかも（《万叶集》卷5：822）
译：我家池苑里，梅树已飞花，天上飘春雪，纷纷似雪花。
从作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欣赏到一场浪漫的“梅花雨”，好像雪花一样漫天飞舞，这美丽的画面让人无比满足。我们可以从歌中体会到梅花带来的这种“美意识”，而这其中并不包括作者的思想和情感。
日本人喜欢把梅比喻成雪花，以此突出梅花如大自然的雪花那样纯洁和淡然之美。把梅花和雪花联系在一起，大概是第一雪花在颜色和形态上与梅花有相似之处，第二梅花的花期比较短，花开花落亦是在转眼之间，正如雪花从天空飘落到地上一样它的美丽也是稍纵即逝。从中也不难看出日本人对梅花的描写只是单纯地从梅花自身外形姿态出发，来赞美一种自然美。
因此从日本咏梅诗句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大多喜欢“借梅咏梅”，追求一种和谐的“美意识”，而不同于中国诗人，侧重于描写梅花与人的情感寄托，“托物言志”从而在梅花的内涵上有过多的深入探究。
四、小结
从中日咏梅诗歌的粗略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诗人对自然事物抱有一种人格化的审美倾向，他们将梅花看作是理想、憧憬、人格等象征，借助梅花来寄寓自己的“情”，抒发自己各种各样的“志”，通过欣赏各种各样的咏梅诗，我们也感受到了诗人们寄情于梅的丰富情感；而日本则满怀对大自然的崇拜和热爱，不寄托过多的道德伦理，纯粹是对大自然“美意识”的欣赏。同是梅花，中日诗人寄寓在咏梅诗中，其中的情感意念却表现出诸多不同。总之，由于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即使在咏梅诗歌中采用的是同一种意象，所表达的个人情感和文化底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参考文献：
[1]孙静冉.中日古典诗歌中梅花意象比较[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2，（7）.
[2]尹宁宁.《万叶集》中的咏梅歌[J].安徽文学，2010，（8）.
[3]张晋，陈瑞丹.中国历代咏梅诗歌分类初步研究[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