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要体现在清朝帝王回沈阳祭祖的作品中。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算起，沈阳一共做了近20年的都城，并且是清朝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都城。而且，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死后都安葬于此。沈阳被视为清朝的发祥之地。所以在清朝的鼎盛时期，帝王们出关谒祖，除了巡视地方、加强军备、鼓励农垦的目的外，更是为了表示不忘祖先功德，对先祖表达敬仰之情。其中康熙出关三次，雍正曾以皇子身份随父出关一次并代父出关一次，乾隆皇帝四次，嘉庆两次，道光一次。清帝在东巡过程中与其文学侍从写下了大量歌颂祖先功业的作品，其中作为祖先安葬之处的沈阳，自然成为其主要的表现对象。由于其特殊身份，作品中寄托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具有慷慨激昂的强大气场和雄伟壮阔的意象。
二、沈阳古代文学的时空维度
沈阳古代文学的时空维度划定，应该以沈阳古代城市发展的特点为参照。从时间维度看，沈阳古代文学的上限应定在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公元前300年左右。而下限应定在清代最后一个皇帝宣统宣布退位的日子，即1912年2月12日。但是，对于一些具体的作品则要具体对待，如《盛京时报》连载的小说《薄命花》在2月12日之前开始连载，连载完毕时已经超过2月12日，那么根据文学创作规律，不能做硬性截断，所以这部作品也应归入沈阳古代文学史范畴。从空间维度看，沈阳古代文学的区域划分则存在着模糊性。盛京、奉天和沈有不等性。皇太极所颁定的“天眷盛京”就是沈阳，但后来的盛京疆域大大超出了沈阳地区。盛京的疆域，“并榆关而东，尽鸭绿江岸，与朝鲜为邻，南至于海，北带蒙古诸边，至两辽河汇流处是为盛京，我国家肇基地也。幅员数千里，设关置守，棋布星罗，耕牧渔盐之利，日有加益”〔6〕;而“奉天府辖境为今日辽宁省的大部分和内蒙、吉林的一部分，治所在沈阳”〔7〕。在宣统元年开办的城厢自治会中，“奉天府”包括“承德县、抚顺县、本溪县、辽阳州、辽中县、铁岭县、开原县、复州、盖平县、海城县”〔8〕。《奉天通志》中的“奉天”则与吉林和黑龙江并列，“奉省之郡邑倍于吉、江”〔9〕。造成这种混淆是有历史原因的。“清初以沈阳为发祥之地，尊曰盛京，或称奉天，关外之地胥归统属。”〔10〕因为沈阳在清代地位很高，所以影响力日益扩大，“盛京等处之字义，亦祗限于今辽宁一省。惟撰《盛京通志》者，系踵《辽东》、《全辽》二志之后，以盛京一词，概括东北全部之地，而后人亦相沿而习称之”〔11〕。明确这个问题对界定沈阳古代文学作家作品非常重要，例如清代一些文人虽然被流放到盛京，却不一定是到沈阳，如郝浴“流徙盛京”〔12〕，其流放地却是铁岭，那么郝浴的作品中只有明确表现沈阳内容的才能纳入沈阳古代文学范畴。再如清代《塞上集》的作者喻成龙，《清诗别裁集》说他是奉天人，《清诗的》则说他是金州人，两者并不矛盾，这个“奉天”是就省级建制而言的。而《西征集》的作者于养志，《清诗别裁集》也说他是奉天人，但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就不能把他归入沈阳古代文学范畴。至于《奉天通志》中称为“奉天人”〔13〕的李锴就更不是沈阳人了。对此，我们可以将“地域文学”和“区域文学”这两个范畴引入。“在国家文学内部，‘地域文学’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也是一种更强调回溯过去的文学。”〔14〕“关键是看这一地域的人们有没有在共同生活、相互影响、相互接触中靠长期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积淀所形成的共同的文化结构形态和地域文化特性的趋同。”〔15〕而且，越是早期的人类生活越是受到地理环境的深重影响。与“地域文学”自然形成的特点相比，“‘区域文学’则是‘人为的’社会行政体制下的文学，更是一种面向现实和未来的文学。文学的地域特色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注入新的内涵，却不会因为行政区划的改变而改变。区域文学则既不会丧失文学的地域特色，却又比地域文学更具有资源的优势和现实的效应”〔16〕。“区域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从社会的行政区划出发，从中引出区域文学发展的固有规律，因而不同于对自然形成的地域文学的研究。”〔17〕可见，地域文学强调的是在“历时性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人文精神长期稳定的结构方面”〔18〕。而区域文学则是在根据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因素的需要而在人为划定的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文学活动，会根据行政区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具有动态发展的特点。根据沈阳古代城市发展的特点，沈阳古代文学应该是地域文学和区域文学两者相结合的产物。以辽代建沈州，并使之具有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的城市地位为界，之前的文学活动更多地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属于地域文学范畴;之后的文学活动则越来越多地受到人文因素影响，属于区域文学范畴。对区域文学范畴而言，自辽代建沈州后，沈阳的城市区域虽然也时有变化，但其核心位置基本固定，辽代之后的沈阳古代文学空间维度较好划定，它可以和今日沈阳城区范围一致对待。但对地域文学范畴而言，情况则相对复杂一些。“作为学科的地域文学史所要求、需要的，却是那种既能够获得悠久历史的认同，同时也相对稳定、且大小较为适度的空间范围概念。”〔19〕对于地域文学范畴中的沈阳古代文学而言，这个“空间范围概念”的确定至关重要。目前，可供选择的概念有二，一是“辽东”，二是“辽海”。“辽东”曾被视为东北全地的泛称，“东北之地，旧称辽东，其源甚远”〔20〕。许多涉及东北的著作以辽东为名，如金代王寂《辽东行部志》，明代毕恭、任洛《辽东志》等。而“辽海一词，自唐以来，诗人已尝用之，以概指辽东之地，其名甚古”〔21〕，也概指东北。以之为名影响较大的著作当属金毓黻的《辽海丛书》。有时，“辽海”也指辽宁省，如当代人编辑的《辽海古诗征》一书就是如此。比较来看，“辽东”更符合这个“空间范围概念”。首先，沈阳地区自古以来就属于辽东郡，有着历史归属感。其次，“辽东”的空间范围相对较小，如被收入金代元好问《中州集》中的诗人中，既有沈州人的刘泽、刘光谦父子，又有辽东人李献可和冯文叔，还有辽西人邢具瞻，辽东、辽西、沈州并列一起;而且，明代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七的“漫记”有数则涉及辽宁的，其中将抚顺、辽阳和辽东并列。而《奉天通志》干脆就把居住在沈阳的戴梓称为“谪居辽东”〔22〕。从时空维度这个角度看，辽东与沈阳地区的重合度更大一些。第三，“辽东”在历史上的影响力要更大一些，秦汉时期的文献多以“辽东”称东北;隋唐两朝佂辽过程中留下的诗篇往往以“辽东”命名，如隋炀帝的《纪辽东》、唐太宗的《辽东山夜临秋》和《伤辽东战亡》等。在《清史稿》中，更是将李锴、陈景元、戴亨、长海、吴麟、曹寅、鲍珍、高鹗和刘文麟并称为“辽东以诗文名者”〔23〕，这显然是把沈阳、辽阳、铁岭的文人都纳入了辽东地域文学的范畴。因此，在辽建沈州之前，沈阳可以共享辽东地域的文学资源。
三、沈阳古代文学的内容指向
沈阳古代文学包括哪些内容?哪些人的作品可以纳入沈阳古代文学范畴?这是沈阳古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地域文学史显著不同于全局性的大文学史的一点是，它在发展演进历程中间所凸显出来的强烈的不平衡性。从普遍情形看来，地域文学只不过是于某些阶段性、间断式的特定历史时期内产生出程度不等的繁盛景象，不规则地跳跃式出现个别或一些优秀文学家，而一般不能或无法保持连续悠久性的、超越漫长历史分期的整体辉煌绚丽的局势。〔24〕对于沈阳文学史来说，这种不平衡性尤为突出。清代之前，沈阳地区出名的作家作品不多，而且多湮没于相关丛书笔记中;清代，沈阳先后成为都城和陪都，文学活动也随之活跃起来，但本土汉族作家作品与流人和满族作家作品相比，其发展态势依然是落后的。从总体上看，诚如金毓黻先生所言:“盖在他方，作者如林，别择綦严，犹患其多。辽海作者稀如星凤，立例虽宽，犹患其少”〔25〕。面对这种状况，本文主张在地域文学范畴的沈阳古代文学取广义，即文字记载的一切文献资料;而区域文学范畴内的沈阳古代文学取狭义，即以塑造形象、表达情意为创作目的的语言艺术作品。而作者的界定情况相对复杂。什么人的作品可以归入沈阳古代文学的范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甄别工作。早在金毓黻整理《辽海丛书》的过程中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清一代，作者多为旗籍。如《煕朝雅颂集》、《八旗文经》、《天咫偶闻》著录诸家，皆只著明某旗，不详本贯。欲知其是否为辽海先正，必参稽他籍及询诸故老而后定。今日如此，来日可知。蒐而得真，是为要务。〔26〕对此，应该把握住三个方面，即时间、空间和作品。一般来说，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1．出生于沈阳，并且有较多时间生活在沈阳，其文学成就也是在沈阳取得的，如缪公恩。2．从外地来到沈阳，有较多时间生活在沈阳，并在沈阳创作了较多作品，如函可和戴梓。3．从外地来到沈阳，只做短暂停留，但也在沈阳创作了文学作品。如清代出关东巡的帝王及其文学侍从。4．没有来过沈阳，但其作品却以沈阳为表现对象，如明末清初的时事小说作者。5．与沈阳有一定的地缘关系，但并不在沈阳生活，其文学成就不是在沈阳取得的，作品中也没有多少沈阳色彩。第一种情况指的是本土作家，当然是沈阳古代文学史的重点内容;第二种情况既包括诸多流人作家，也包括来沈阳做官或谋生并在此长期居住的文人，同时还包括周边地区如铁岭、辽阳等地经常来到沈阳进行交流活动的文人，他们也是沈阳古代文学史的重要内容。例如描写了许多沈阳景致的铁岭诗人魏燮钧，在沈阳萃升书院主讲的王尔烈与刘文麟等。再如清代开国功臣范文程，“其先世，明初自江西谪沈阳，遂为沈阳人，居抚顺所”〔27〕，他并不住在沈阳区域内，但住在沈阳周边，而且是沈阳县学生员，在沈阳作为后金都城的时期，他进入文馆，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出谋划策，并起草诸多文告，为推动了沈阳城市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现存文献不多，但他显然应该纳入沈阳古代文学史中。在沈阳读书的金科豫和金朝觐也是如此。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显然不如前两种分量重，但显然也应该纳入沈阳古代文学史，“以便描述、评析其在地域文学发展历程中的表现形态、作用和地域的文化文学在他整个创作道路的演进流变中镌刻下的印痕”〔28〕。而最后一种情况，如果其作品中带有沈阳文化因素，如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的烙印，那么也应该将其纳入沈阳古代文学史范畴，因为“人不在原籍，并不意味着故乡地域文化的影响、色彩鲜明的故乡地域文化特征在其作品中也随着消失，作品那种深层次的思想意蕴、审美形式和艺术风格，依然同故乡文化精神有割不断的联系”〔29〕。但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显然要更低一些。
一、时空渊源
从空间看,古希腊文化的发育离不开爱琴海的哺育。“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它恰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伟大文化的交汇处。这里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它东通阿拉伯半岛,南望埃及,西对亚平宁半岛,北通黑海,因而成为融通亚非欧不同文明的加工场。”[2]因此,在爱琴海区域中孕育出的古希腊科学文化正是在吸纳和借鉴了东方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特点基础上的伟大产物。
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的接触。希腊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克里特岛和埃及的来往始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使克里特文化吸取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成分,“克里特岛的刻印、壁画、石器,更主要的是它的在文字中都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对其的影响。”[3]与此同时,克里特文化还与其东边的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有密切的来往。
从范围看,相当多的系统性科学知识远在古希腊科学文化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存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名着不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最初成果。“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4]即无论是古希腊人的数学、天文学或医学都是在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大量观察和原始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才使起步较晚的古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产生与发展起来。
古希腊科学文化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希腊科学文化相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科学文化又将借来的东西重新整合,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
二、形式渊源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与艺术,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无一不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可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具体形式上找到其渊源所在。
(一)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腓尼基人对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所创造的文字字母。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简化成24个单辅音符号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共22个,为线性符号,只有辅音而无元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本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了他们。”[5]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元音,便形成希腊字母,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二)艺术
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艺术也不例外。
古风时代的希腊,改变了早期建筑材料——木头和泥石,而学习埃及人采用大理石作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就开始采用大理石雕刻巨大的人像,他们制作这种直立人像的灵感直接来自古埃及,同时还从古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雕刻技术。对比一下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刻作品,便知用石头雕出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并非易事,任何无系统的策划都将导致失败。因此,古希腊人不仅采用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埃及的比例系统。
同时,伴随着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古希腊人不断带回西亚的金属制品、珠宝、象牙等。对古希腊工匠的制作风格影响最深的是彩陶制作工艺,从东方传来的动物图案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如用在古希腊自然环境中未曾有过的狮子来作装饰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象牙雕刻则完全是西亚的工艺,它使古希腊工匠们从几何图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
(三)宗教
在宗教方面,古希腊是开放的多神教宗教体系,在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神中,只有少数属印欧语系。古希腊众神中的阿波罗和阿佛洛忒可能都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只不过它们传到古希腊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古风时代。“在东西方宗教的联系中,对阿多尼斯神的崇拜又从西亚传入了希腊,腓尼基神话中的浦昂神(锤子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改称‘皮格梅’,即‘拳头大的神’”。[6]可以说,虽然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独特宗教体系,但其中也折射出一部分西亚宗教的影子。
(四)文学
古希腊文学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笛卡利翁的传说相似,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相似的题材,希腊史诗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以找到原型。《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苏美尔也有原型,同时,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首次创造了神权更替的神话,其结构和细节都同西亚的一些神权更替的故事相近,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交流与借鉴的结果。
(五)哲学
“希腊哲学的根源在埃及,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早在希腊人之前,埃及人就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提出了他们的哲学思考。”[7]同时,希腊人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知识,带回了天文学和发达的数学原理,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也因此而大大拓宽。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萌芽。
(六)自然科学
严密的自然科学始于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尚未开始之时,亚历山大对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以及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也就是吸收系统的东方文化的过程,他死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兴办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1.医学。自古希腊人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后,至今还被欧洲一些闭塞的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村民采用。前3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作研究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的。此外,他还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毫无疑问,他的医学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埃及人的医学之上的。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所举行的孵育仪式也可能源于埃及人的模式。埃及着名神庙中都收藏有大量临床观察的病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也说明了希腊医学继承并延续了埃及人的医学成果。
2.地理学。亚历山大军队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探秘,远征军中有一批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测绘师等专门人才,他们随军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地理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大大丰富了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前3世纪中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利用古埃及地理测绘资料及希腊各地航海信息完成了地理学专着《地理概论》。
3.天文学。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巴比伦,同时也受到古埃及人的影响。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精心研究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预测出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此外,希腊学者亚里斯托库斯根据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资料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前1世纪中期,希腊学者尤利乌斯·凯撒引进埃及的太阳历,稍加改变后,成为用凯撒名字命名的“儒略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太阳历,也可以说是承袭了6000多年前埃及人的遗产。
4.数学。古希腊的泰勒斯还是一位数学家,他研究埃及的土地测量法后,制定出测量公式。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吸取了许多先进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相传他和他的弟子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发现许多数学定理,如“勾股定律”等。其实在他之前,两河流域等地的数学家早已懂得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可能只是作了验证和普及一类的工作。前3世纪初,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根据公理、定义制定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创立了欧氏几何,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各种形式都以东方文明精华为渊源,而并非其首创。
三、途径渊源
1.商贸。随着希腊历史进入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8]与此同时,由于这时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产出口到希腊,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匠为寻找生路,到克里特岛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的加工和青铜器制作。
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法老拉美西斯还答应希腊人把这里建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
此外,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着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2.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科学文化有影响的还有殖民运动。早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就曾在爱琴海区域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随后,崛起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北非、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建立殖民地。迈锡尼和腓尼基都是以西亚、北非繁荣的文化为基础,以商业、殖民活动为手段传播文明,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科学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后,由于古希腊本土人口日渐饱和,耕地不足,出现经济、政治混乱时期。有航海传统的古希腊人迅速熟悉了气候、土壤与本土相似、而人口稀少的其他地区,他们沿爱琴海岸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并在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起贸易中心。最终,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地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东方文明精髓。
3.战争。古代东西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争,影响深远的有前5世纪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希、波战争中,波斯向西传播了东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影响到多瑙河流域和希腊半岛。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化沿着着名的波斯大道不断传向西方,直达希腊的各个城邦。亚历山大东征时,因其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印度哲学极感兴趣,便把一些印度人带回希腊,使希腊人更多地了解到印度哲学。此外,亚历山大还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研究,其军队曾用过印度医生。而印度僧人也曾去过雅典传教布道。亚历山大死后,东方文明向西的传播有增无减,范围也更广阔,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东方文明向西方输出的最大港口。同时,战争又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攻守器械,这便增添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些无疑都说明战争也是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4.旅行。古代西亚、北非的东方文明对欧洲人极具吸引力,促使他们到东方猎奇、探险和学习。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们每到一处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行接触。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遍波斯、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等地,他的力作《历史》中描写了他在东方旅行时的见闻,把东方古国的风俗习惯、文化成果、科学技术等详细介绍到西方,对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东南亚史研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翻译并出版国外学者的著述，二是构建自己的东南亚史研究体系。迄今为止，依然是这两个方向。贺先生的专著《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即便不能说全面超越了国外学者对东南亚历史的研究，但与国外同类著作相比，还是具有十分明显的特点和优势的，无疑会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和推崇。而把这一成果放在国内学术界来看，则可以说是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迄今水平最高的。我个人认为，在今后20年内，国内单个学者如果对同一个题目进行研究，很难超越贺先生的水平。仔细研读，我认为贺先生的大作有以下几方面的贡献。
一是本书不仅史实清楚，更难得的是对东南亚历史发展脉络的宏观把握非常准确。贺先生把东南亚历史发展分为史前时期（远古至公元前后）、中古前期（公元前后至公元10世纪）、中古后期（公元11世纪至19世纪初），这既是国内学术界首创，也是科学的，能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的。而把东南亚古代史的终点和近代史的起点定为19世纪初，尽管是受到了《剑桥东南亚史》的影响，但贺先生是国内学者中第一个采用并且言之成理的。
二是本书对东南亚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独到的深刻见解。本书并不是对东南亚历史发展进程的简单描述，而是夹叙夹议，其中对重大问题的分析大约占到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这是国内同类著作都没有达到的。
三是本书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都超越了前人。比如本书的东南亚史前史部分，多达20余万字，完全可以单独成书，此前国内没有一位学者能对东南亚史前史做出如此深入的研究。又如本书全面总结了古代东南亚国家的社会形态与制度特点，此前虽有学者何平的著作《东南亚的封建―奴隶制结构与古代东方社会》涉及了这一主题，但仅解决了古代东南亚的社会形态问题，而贺先生的研究往前推了一大步，深入探讨了农村公社和封建领主制以及宗教在东南亚古代国家社会制度中的作用和地位。此外，贺先生对东亚地区稻作农业以及铁器、青铜器的起源，尤其是中国南方铜鼓与东南亚铜鼓的关系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观点鲜明，并不简单盲从西方学者或东南亚本土学者的看法。
四是本书对东南亚宗教与文化的研究无疑也是国内最高水平的。贺先生不仅全面阐述了古代东南亚文化的基本格局，而且新提出了史前东亚―南洋文化圈，还对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和东南亚伊斯兰教文化圈做了详尽的分析，客观介绍和评价了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对东南亚文化发展的影响。
五是本书的理论探索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本书很好地借鉴了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研究方法，从叙述历史、解释历史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文明史）三个层面撰写本书。此外，对于东南亚早期国家的起源，也借鉴了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成果，并且提出了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古代民族国家”概念。如果加以深入阐释，这将是对民族国家理论的重大突破。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贺先生新著的学术价值与创新性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阐述，但如果将贺先生新著与法国学者乔治・赛代斯的《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英国学者霍尔的《东南亚史》、美国学者卡迪的《东南亚历史发展》等国外学者的同类著作进行比较，无疑会有更多的发现，并将对中国未来的东南亚研究发挥不可替代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