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际贸易；战略目标；选择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体开始走向全球发展趋势，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等。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自此象征着我国贸易自由化发展趋势。在参与全球贸易自由化上，我国首先需要全面认识到贸易自由化的作用、成本，进而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
一、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形势分析
（一）新经济力量发展迅速，发达经济体发展缓慢
世界经济发展中，美国、日本、欧洲发挥着重要作用，占据经济力量的70%。随着信息多元化的发展，美国经济发展缓慢，平均增长速度为2.5%，在20世纪后十年，平均增长为3.5%。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2.2%，在后十年，经济增长为2%。20世界90年代，日本一直处于萧条发展中。究其原因，主要由于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较高，但经济体空心、人口老龄化、供不应求等，造成经济发展逐渐缓慢。而一些新经济体发展尤为迅速。金砖国经济总量占G7经济总量的35%，在十年后，预计两种经济总量几乎相近。2015年，我国GDP总量在6万亿美元，俄罗斯在1.8万亿美元。
（二）贸易经济不均
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总体贸易增长不断提升，在2000年达到高峰，贸易总额在64560美元，增长12.5%。但是受“9•11事件”影响，世界贸易额开始逐渐降低，在2001年贸易额增长率出现负值情况。随着世界贸易的不断提升，各国开始复苏，世界贸易逐渐增长。2015年，世界贸易额高达182750亿美元。
（三）多边贸易谈判发展较慢
自由贸易与保护自由一直是世界贸易的两大主体，处于对立关系。20世界90年代，世界贸易发展失衡，美国经济超过日本、亚洲等经济发展，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逐渐增加，于是，各国开始投入市场竞争中。20世纪初，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贸易发展受到冲击，新贸易保护开始走向市场发展中。世贸组织成立后，开始进行多变贸易谈判，到20世纪后期，贸易谈判困难重重。世界贸易组织实行多哈回合谈判，这也是最为困难的一次谈判，其中农产品市场准入上出现较大意见，谈判期限被打破。多变贸易谈判尽管缓慢，但是自由化与全球化没有被打破。现阶段，世界贸易组织将在农业产品发展、服务贸易、技术发展上开始进一步谈判，进行综合调整进而达成一致想法。（四）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发展贸易自由化中，双边、区域经济合作是其两种主要方法。二战后，欧洲区域合作得到了发展。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合作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在近几年，多边贸易谈判进展不顺利，加快了贸易自由化发展。现阶段，多数国家都成为了区域经济组织。欧洲、亚太、北美等成为最大经济组织；亚洲、南美建立了不同模式的区域经济组织；苏联的解题、东欧剧变，各国家开始转向区域经济合作。
二、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也提升了自由化的发展脚步，对外贸易逐渐增加，战略目标进行调整。在很早以前，我国最主要战略目标是：进口代替出口导向融合外贸目标；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开始坚持科学发展观战略目标，提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自由贸易方针。如今，我国在对外贸易发展中发展迅速，2015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38418亿美元，同比提升22.5%，在世界排名中位居第二，其中出口19983亿美元，占据世界第一；进口18434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我国逐渐成为当之无愧的对外贸易大国。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为了跟上世界发展形式，制定了与我国发展相吻合的对外贸易战略目标，主动加入到全球贸易自由化中，进而提升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强化我国对外贸易实力。
（一）转变出口贸易结构
如果从政策方针上而言，我国贸易战略偏向于出口导向，兵器俄出口贸易提升了我国经济发展，出口产品主要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出口形势缺少多样化，竞争力较低。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我国开始不断进行出口转变，着重发展重要出口部门技术，调整对外贸易提升形式，由数量提升转变为质量提升；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商进行税收倾斜；在外资引进方面，着重发展技术外溢较大项目，进而推动我国企业技术发展。
（二）出口贸易
一直以来，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以出口为导向，也是我国经济占的主要组成部分。进口贸易在推动竞争、出口发展、市场需求上具有重要贡献。所以，在进口贸易战略目标上，我国主要考量技术的提升和国家经济安全。根据现阶段我国出口发展情况看，需要加大重视程度，转变进口结构，健全进口税收制度，引进先进技术，推动资源进口的多样化发展，提升资源安全，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战略性贸易
如今，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在高技术行业发展综合实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需要加大重视程度。高技术行业的发展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相关联。现阶段，尽管整体实力较弱，但还是有一些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示，在高技术研究上我国保有一定实力，也是我国战略贸易政策的新发展方向。例如，在PCT国际专利申请中，华为、中兴表现显著，在实际经济发展中处于前端。华为公司曾经以1737件PCT国际专利申请，在世界企业排名中位居首位，而后连续四年稳居前列；中兴则以2826件的申请量超过松下电器，恒伟世界企业PCT国际专利申请冠军，华为则排在第二名。
三、结语
总而言之，顺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主动参加到全球化发展中，抓住贸易发展的主体形式，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和贸易结构的调整，打入国际市场，实现投资和贸易的融合，寻求合作。同时，主动加入到国际谈判中，加入到国际贸规则的构建，降低贸易风险，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参考文献：
[1]朱涛涛.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下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制定[J].东方企业文化，2015，(2).
[2]唐宜红，符大海.中国对外开放新阶段与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第十三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暨2014年中国国际贸易学科发展论坛会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15，(2).
[3]牟光宇.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J].中国市场，2015，(8).
[4]熊麒.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背景下我国国际经济战略的制定[J].商场现代化，2015，(6).
[关键词]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格局；动态转换
“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孕育突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实力步入上升期，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如何把握大变局中的大趋势、应对大调整中的大挑战、抓住大变革中的大机遇，成为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必须深入思考和着力破解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各国间经济实力对比和经济影响强弱的一种结构性体系和势能状态，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认识和判断需要深入到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并从各大经济活动的主体、环境和运动方向上对其变化特征及其变化程度给予细致分析，才能有效把握主流趋势。
一、世界经济结构进行深刻调整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变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结构进入新的调整时期。西方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出口拉动、资源输出国依赖资源出口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被打破，全球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生产结构、贸易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处于深刻调整之中。
（一）全球产业结构开始新一轮调整升级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经历了二战以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把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我国成为这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战场并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大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第五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序幕已经拉开。[1]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将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发达国家进入一轮“再工业化”过程。金融危机可能会使发达国家服务业过于超前发展、工业发展相对薄弱的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回调，发达国家在高端消费品、投资品方面的生产能力将会增强，这对发达国家改善产业“空心化”现象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在短期内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二是产业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方向发展。产品内分工是指将一体化生产过程分为若干独立生产工序，并安排在不同国家完成，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在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际产业分工将进一步细化，一国可能仅负责一道生产工序；产业转移链条将向两端延伸，从传统生产环节转移转变为生产、流通、服务等多环节转移；产品生命周期急剧缩短，一开始就转移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三是产业转移的服务化特征日趋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加快，目前服务业占跨国直接投资比重已超过制造业。随着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金融、电信等行业跨国并购正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领域，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二）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新的动向
世界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世界需求结构发生新变化。在2009年的世界经济增量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超过50%，改写了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阶段，与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恢复缓慢形成对照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长较快，进入新的需求高峰期。这不仅产生商品和服务需求，而且产生对投资和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更大需求。比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不仅具备了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实力，而且工程建设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和优势。工程建设企业对外承包业务的发展，将带动出口贸易和实体投资的同步发展，成为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新纽带。
（三）全球生产供应链区位导向发生变化
金融危机后，从纠正世界经济失衡出发，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不少国家限于就业压力，出台了一些不允许获补贴企业投资流出、承诺最低国内采购额度，或通过调整税收措施吸引本国企业投资回流和留住国际投资者的应急性投资保护政策。但跨国巨头们并未放弃全球生产网建设和全球价值链布局的整体战略。应急或暂时的收缩与回归发达地区的产业规模有限，从企业生存及赢利出发，将战略重心从传统市场转向新兴市场仍是大势所趋。[2]危机后全球生产网络呈现三大新趋势：一是行业重组引发全球跨境产业转移加速。危机中行业领先企业的能力削减为行业整合、形成新的行业领袖提供了市场契机，在本行业内寻求合适的并购对象，借势壮大成为重要的策略。二是区域性供应链地位上升。由于碳关税、物流、法规的变化和自贸区谈判的盛行，一些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在区域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供应链。比如，以往日本将欧美作为其主要海外市场，目前由于欧洲和北美市场的收益很不乐观，则加强在东南亚的区域整合。三是随着核心市场转移，相对于成本型供应链，目前市场导向型的供应链地位趋于上升。比如随着中国本土市场的发展，更多的跨国公司意识到中国同时作为其内销市场和出口平台的双重角色，大多对在华投资不减反增，与其在欧美市场撤资关厂的举动形成截然相反之势。新一轮全球生产网建设不仅带动全球制造重心向新兴国家转移，更将推动从设计、研发、物流运输直到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全球分工体系向新兴国家的加速布局。
（四）全球贸易结构逆全球化趋势凶猛
“北方”国家转向“南方”寻求贸易出路成为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的新特征。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全球贸易量减少了12.2%，是7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次。危机中发达国家贸易下降尤为显著，与2008年的水平相比，2009年美国的出口缩减了17.9%，进口缩减了25.9%。相形之下，新兴和未来市场作用显著上升。1985年，发展中国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2.8%，占进口总额的34.5%。到2009年，发展中国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51.6%，占美国进口总额的59.8%。[3]新兴市场的崛起对美、欧、日市场主导全球贸易流向的传统格局形成显著影响和挑战。2003年~2008年的5年间，金砖四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从9.7%增长为14.5%，四国进口额占比从8.0%升至11.5%。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约占全世界出口额的10%；同时，中国还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商品进口国，进口额占全球的8%。正是在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印度商工部统计，2008~2009财年，印中贸易额达360亿美元，同比增长7%，而同期印美贸易额为340亿美元，同比下降7.5%；2009年，印中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增长幅度更接近40%。[4]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和逆全球化的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数目激增，从两个方向上改变着WTO倡导的多边自由化贸易体系。据世界银行统计，危机以来至2010年，G-20国家中有17个国家共出台了78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有47项已付诸实施。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联合报告则称，至2010年上半年已出台了250项具有贸易保护倾向的政策。日益盛行的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显然对推进多哈谈判具有反向作用。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协定各成一体，有的非常全面，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而且包括服务贸易、外国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劳动权利和环境保护；有的则范围有限，甚至把一些敏感部门（如农业贸易）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这些协定采用不同的原产地规则，直接挑战WTO规则。
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艰难变革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大多边经济协调机构的缺陷和困境越加凸显，尤其是IMF未能有效预见和监管国际金融领域的失序与风险，WTO多哈回合谈判难达成果，令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分离思潮趋于上升。尽管发达国家仍把持全球治理主导权，却又担心传统多边协调机制因新兴大国另辟平台而被边缘化，比如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新兴亚洲各国依靠强大的外汇储备，抵御金融不稳定局面，而不再向IMF求助；发展中国家间探索出多种对外援助和捐款机制，而削弱了世界银行的传统角色；一些国家转向缔结双边或区域投资贸易协定，而不再热衷于加入WTO。危机后，相对于全球经济主体多元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发展格局，现行国际经济协调中的非多元化倾向和发达国家主导倾向遭遇严重挑战。[5]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构建多层次世界经济治理架构和机制安排，发挥各种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综合效用。一是全球多边层面的治理机制，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二是同类国家、跨地区层面的治理机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西方七国（八国）首脑会议、“金砖国家”等。三是区域层面的治理机制，如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等。四是双边合作、协调的治理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平台和机制。在多层次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中，应着力推动二十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主要平台，确保其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处理好二十国集团机制同其他治理机制的关系，发挥各种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作用。②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多边贸易机构，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重要支柱之一，其框架内的多哈回合谈判即将进入密集谈判的关键期，当前应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同时，应坚定不移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坚持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和处理贸易摩擦与分歧，推动形成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贸易环境和全球贸易体制。③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需要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原则，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健全和完善现有国际经济组织机构，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在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支柱所组成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同时，将会以更加灵活和多元的机制进行框架外协调，这也将成为金融危机带给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化。
三、科学技术创新孕育产业突破
每一轮科技革命催生的新产业都有生命周期，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也往往与产业缺乏进一步的创新、没有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及时跟上有关。现在，世界经济正在恢复增长，虽然复苏较为缓慢，但正在孕育的新的科技革命必将带来新的产业革命，进而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从20世纪中后期起，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科技革命使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作用和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主要由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来决定。与此相关，科技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新科技革命的突破常常立即带来新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几乎与产业创新同时进行。因此，产业转型升级依赖于科技创新并以科技创新为先导，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一方面，科技创新是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体现了科技创新的方向。19世纪，电磁学发展成为电气革命的知识基础，使电力、化工等工业部门得到迅猛发展。20世纪初，半导体物理和材料的发展、现代计算机理论和模型的突破等成为电子革命的知识基础，使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未来科技创新将为生产力发展打开新空间，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主导和支柱产业，引领人类进入绿色、低碳、智能时代。由于新兴产业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而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某一时期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关键在于有没有发展起在这个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因此，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进行战略部署，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努力抢占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美国十分强调新能源、航空航天、宽带网络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积极推行“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期待实现“绿色技术”革命；日本把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欧盟着力提高“绿色技术”和其他高技术水平，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在虚拟经济层面上爆发，但深层次问题还在实体经济层面，在新一代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需要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通过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并以此来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四、新兴市场国家整体性崛起
整体性崛起壮大是发展中国家新一轮经济增长浪潮的标志性特征。所谓整体性是指新一轮浪潮涉及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覆盖了亚洲、拉美及非洲的大多数国家。“新兴市场”这一概念，代表了发达国家及其企业看待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光或者视角。当前我们所谈的新兴市场国家，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兴起的一批国家，它们普遍具有经济增长速度快和市场潜力大的特点，而且正力图通过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群体，具体的数量有不同的说法。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除了“金砖国家”[6]合作机制内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还有“新钻十一国”（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以及“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
新兴市场国家的鲜明特点，就是经济发展正在步入上升期。这种势头不仅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而且在危机之前就已初露端倪。首先，近2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又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其次，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率先复苏。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达到7.1%，“金砖国家”的增长更为强劲，远高于发达国家。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超过4.5%，其中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达到60%左右。根据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的预测，2025年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GDP的占比将从目前的11%提高到20%，其中巴西、南非、俄罗斯和墨西哥四国的占比保持在4%左右，而中国和印度将提高到14%。2050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各占50%。[7]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对比表明：国际经济力量正在调整和转移，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正在步入上升期，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源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不仅从经济总量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制度结构上对于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经济要素流动和经济存量的历史格局，给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注入了活力。[8]发达国家的一些传统产业面临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不断上升的竞争压力，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为了应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寄希望于充分利用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纳入一个符合西方利益的轨道和制度框架中，这样既可以分享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些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方式和速度，从而达到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传统优势地位这一根本目的。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未来的发展而言，如何与发达国家以及由其掌控的全球经济体系形成良性互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现有国际格局调整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五、中国应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政策建议
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中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随之更加突出。变革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外部压力，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紧紧抓住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良好契机，不断解放思想，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争取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合作竞争中建立更大的比较优势，最终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1.努力增强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能力
发达国家在自身实力遭国际金融危机重创、深陷经济衰退泥潭不可自拔之时，一方面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希望我国拯救世界经济于水火之中；另一方面又不愿在全球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给予我国更多应得之权利。在此情形下，我们要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不承担于我无益的责任，不做超出自身能力的承诺，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在新一轮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中，必须要消除原有发展模式下积累的矛盾，既要继续发挥全球化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出现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结果；既要继续保持国际分工带来的提高效率的正面作用，又要避免需求失衡产生的负面影响；既要发挥金融市场便利资金流通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金融市场过度波动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
2.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孕育我国加速培育国内消费市场的新优势。立足于扩大内需，是我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长期战略方针。在扩大内需中，释放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规模具有很大空间和潜力。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仅占全球消费市场的11%左右，而美国和欧元区的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的3/4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突破4,000美元，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条件日趋成熟。应加快把国内消费培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形成以国内市场为支撑的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自从200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筹备建设以来,中国和东盟的经济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11984.74万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73144.32万亿美元,增加了5.1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6.2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94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5441美元,增加了4.7倍。同期,东盟10国的GDP总量由5986.23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1781.48亿美元,增加了2.6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1.36%,人均GDP由2000年的115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01美元,增加了2.1倍。同期,欧盟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62557.9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22001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9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72%,人均GDP由2000年的19850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9322美元,仅仅增加了0.98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112051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79267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9%,人均GDP由2000年的21412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55,仅仅增加了0.7倍[1]。
2中国和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实证研究
2.1样本数据选取本文采用GDP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模型中,用CGDP代表中国GDP、CRGDP代表中国GDP增长率、CPGDP代表中国人均GDP,AGDP代表东盟GDP、ARGDP代表东盟GDP增长率、APGDP代表东盟人均GDP,WGDP代表世界GDP总量、WRGDP代表世界GDP增长率、WPGDP代表世界人均GDP。2.2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相关分析是对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波动相关性强弱演进的历史路径的分析,考察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的协动性的强弱[1]。从相关分析来看[2~5],自200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逐渐增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而东盟国家的经济开放性强,其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一致。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盟以及世界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导致了经济增长率呈现下滑的趋势。但中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阻止了经济的快速下滑。2000~2011年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88和0.892(图1),比较分析说明东盟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高,经济开放程度较高。2.3中国、东盟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协整关系2000~2011年,根据Eviews中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中国GDP增长率是世界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显着性检验区间获得通过,而东盟则在10%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东盟经济和世界经济有着重要的正向关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表1)。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的关系的统计描述。协整关系是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中国、东盟和世界的ADF检验如下。中国、东盟GDP增长率与世界GDP增长率,由WRGDP对CRGDP、ARGDP作回归的OLS估计,结果如下。模型公式表明,中国GDP增长率增长变动0.01,则世界GDP增长同方向变动0.4348;而东盟的GDP增长率变动0.01,世界GDP增长率变动0.9337。东盟的经济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于中国经济的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2.4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0~2011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均呈现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呈逐年增长趋势,中国由2000年的0.35%增加到2011年的1.2%,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不大。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都略有下降(表2)。
3FDI对中国和东盟经济的影响
图2和图3显示,中国和东盟对自身信息冲击具有正向反应,并且有逐渐加强的趋势。中国GDP对FDI的信息冲击,在第一年没有变化,而在第二年出现负向反应,随后一直为正向效应,且逐年加大。东盟对于自身的信息冲击一直为正向效应,总体呈逐年减少趋势。在中国和东盟,FDI对来自其自身及GDP的信息冲击都即刻做出正向反应,这表明经济的增长与FDI的流入密切相关。VAR模型方差分解显示,如图4和图5,中国GDP对来自自身和FDI的影响逐年减少,趋于稳定趋势,到2011年,仅仅只有40%的变化来自自身因素分解解释,来自FDI因素分解解释的达到60%。同时期,东盟的GDP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自身因素,达到了90%以上,而对来自FDI因素的影响虽然逐年在增加,但仅仅只有10%以下的变化来自FDI的分解解释。对于FDI,中国的FDI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达到60%,剩余的由GDP分解解释。东盟的FDI来自GDP因素的分解解释达到90%以上,其他的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由此得出如下结论:①在中国,FDI的流入重要是靠自身的因素,GDP因素的影响弱于来自FDI自身因素;②在东盟,GDP对于FDI流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FDI自身因素影响很小。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预见性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的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A.麦格鲁对全球化的特征做了这样的描述：全球化是指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的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和结合。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全球化的简单定义是指人类的经济活动空间超越国家版图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全方位的沟通、互动和合作，并日益加强的客观历史进程及趋势。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是指二战以后全球的由物资、劳务、资本和技术构成的国际市场的融合。
随着以信息革命为特点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经济全球化以势不可挡的气魄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品质，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经济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之下进行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延伸；对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目前，在180多个国家中，绝大多数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市场化。因此全球化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2）国际经济活动活跃。目前的国际经济活动实质上是资本、技术、通讯、管理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劳动力之间的自由结合，由于经济全球化，世界上各国、各社会之间多方位互相联系而形成了现代世界系统。首先，国际资本市场有了空前的发展，在金融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在贸易领域，人们预测，到2005年，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将占世界生产的28%.此外，国际经济活动不仅在数量上不断扩展，而且在质量上也在日益提升。
（3）国际经济组织作用显著。国际经济组织主要是通过实施组织管理和制定规章制度作用于经济全球化活动。1995年WTO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构成的全球经济的宏观制度和调控体系已经基本构筑完成。同时，世界经济规则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世界市场的运行秩序。
（4）国际信息网络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多媒体技术的普及使规模空前的资金流动成为可能，使经济信息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享，使资源和财富的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促使世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
（5）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领导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集中体现形式，它直接组织公司内部的全球生产配置和贸易交换。跨国公司本身也在迅速地全球化，即它们在海外的利益正在超过其母国的利益，甚至将其重心和总部移到母国以外的地区。
经济全球化整合了世界的资源和财富，实现了资本、技术、管理、信息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由于世界市场的高度关联性而引发的全球性危机的危险也越来越大。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至今影响尤存，“9.11”事件的冲击遍布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但是，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已经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潮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回避或抗拒。因此，任何一个不想被世界抛弃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使本国的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勇敢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方向，制定正确的应对策略和发展战略，最终达到壮大自己的目的。
二、政府职能概述
正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说的那样：“在世界各地，政府正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好这些事情。”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什么，是政府职能的问题；政府如何做好这些事情，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问题。政府职能是根据社会需求，政府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承担的职责和功能。政府管理方式主要是政府实现其管理职能的手段和方法，通过管理方式政府职能由理想变为现实。
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政府职能，它主要强调市场优先，政府职能主要是弥补市场不足。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提出，政府应该有七项基本职能：提供经济基础；提供各种公共商品和服务；协调与解决团体冲突；维护竞争；保护自然资源；为个人提供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最低条件；保持经济稳定。萨缪尔森指出：在一个现代的混合经济中，政府执行的经济职能主要有四种：确立法律体制、决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影响资源配置以提高经济效率，建立影响分配收入的方案。
凯恩斯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后深刻反思了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得出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的著名论断，即：当经济面临某种外部冲击时，市场力量并不足以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经济将面临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调整过程，主张通过政府干预防止国家经济的崩溃。但针对经济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看法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管理的全球化和主导政治与社会管理的民族国家之间将发生分裂，其代价是削弱民族国家的功能，导致民族国家逐渐失去权力。他们认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终导致国家政府管理的弱化，以至终结。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抛弃。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日益增强、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日趋频繁、市场全球化、地区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加强及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等并未真正损害政府的权力，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并未减少，这些因素反过来强化了政府管理，促进了政府作用加强。实践证明，经济与社会生活越复杂，越需要加大政府的调节力度。
三、我国政府管理的思考与对策
经济全球化要求确立政府职能市场化的地位。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有这样一段话“有效地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根据WTO的要求，对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就是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是“放松管制，收缩政府的经济职能”。
中国政府职能的重构具体表现为：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由单元取向向多元取向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由功能性向结构性的转变；政府职能的创新———建构与再造。政府职能结构性的转变意味着政府职能要从传统的、单一的、整体的政府职能向分散的、多元的政府职能转化，打破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一元结构模式。
第一，要建立责任型政府。各级政府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和理解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大环境下的经济变化都会对一国经济产生影响，这就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维护经济安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加强对于金融风险和冲击的防范和抵御。贸易和投资市场准入的扩大要求政府相关的管理权限和管理方式要相应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制度传递效
应也要求政府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因此，政府要致力于经济发展，准确运用其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地位，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进行扬弃，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实施政策，确定经济增长的切入点，促进本国发展战略的完成。
第二，要建立服务型政府。在美国，政府为企业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建设，给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降低企业社会成本，使企业低成本扩张，刺激经济发展。在我国，最紧迫的任务是政府充分认识自己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中承担职能的时机、领域、方式，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认识清晰，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由命令式管理向协调、监督与服务方面转变，有效解决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快速形成适应国际通行规则的市场环境。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搞好宏观调控，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有效率的市场，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为内资和外资企业、为不同所有制的经济成分发展创造良好、平等的政策环境；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保证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化解经济与社会矛盾，维护经济与社会稳定，为企业发展提供社会保障，扶植民族企业发展壮大；为社会提供应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高政府的行政运转效率。
第三，建立法制型政府。政府应在经济全球化中建立约束自己行为的机制，在治理国内市场失灵和世界市场失灵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克服自身的“政府失灵”，最大限度地兴利除弊。这就要求首先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主体、市场经济客体和市场经济载体的法律法规，兑现开放市场对现行涉外法律、规章与政策提出改革的承诺与时间表，努力构建并实施符合国际规则，透明、统
一、公正的法律体系。建立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法律体系，依据市场竞争的法制体系，培育和发展有序竞争的市场。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执法权限，建立相互协调的有权威的执法机构，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第四，建立科技型政府。重视、鼓励、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建立风险投资机制，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长久活力。培养和稳定人才队伍，发挥人才作用，留住人才，引进人才。在政府机构中培养一支精干高效、具有高素质的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
关键词：FDI；经济波动；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0－0022－03
一、中国经济增长与FDI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日益明显。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通过贸易、投资、技术、劳动力和信息等多种渠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我国FDI流入量的不断攀升，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FDI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影响我国经济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借助于研究FDI这一关键渠道和重要变量，探讨世界经济波动影响FDI的区域分布进而影响我国GDP增长的作用机制，拟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
二、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分析模型
出于研究目的考虑和研究条件所限，本文采用的数据是1985―2005年的各项统计数据。用世界实际GDP增长率来反映世界经济的波动，世界实际GDP增长率的数据来自于《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我国FDI增长率经历了三次明显的高涨期：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以及2001年以后。这三个时期世界实际GDP增长率在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下也同时处于下滑之中。而80年代初期（1983―1985年）、90年代初期（1991―1995年）以及最近五年我国GDP增长率则非常之高。与之相反，90年代中后期，FDI流入我国的增长率较低，1999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这两个时期世界经济则相对繁荣，我国GDP增长率则处于较低水平，1989、1990年我国GDP增长率只有3.8%和4.1%，1998―2001年则在波动徘徊。样本期内的数据直观显示的结果是，世界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则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在对许多自然现象的科学研究中发现，系统普遍存在二分岔现象，即系统中某个参数很小的变化会导致整个系统行为的剧烈变化，该参数被称为序参数。客观世界存在许多普适关系，认识了这些关系就可以通过两个问题间的相似性将一个问题的结果用到另一个问题上，这就为借鉴自组织理论模型构建本文研究问题的一般分析框架提供了依据。
增长）由政府的行为这个序参数决定，而FDI作为一般的参数对我国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下面六个方面：
第一，FDI对发展的影响不平衡，可能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更严重，加剧收入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工资上，使我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工资差距加大；生产上，主要生产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以满足我国富裕阶层和外国消费者的需求；区位选择上，投资在沿海富裕城市造成城乡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城乡差距扩大。
第二，从增加就业角度，FDI一般进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无益于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
第三，使我国资源无法配置到对社会有益的用途上，进而使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并且形成恶性循环机制。
第四，FDI利用其经济势力影响我国政府制定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例如，过度的保护、税收减免、投资补贴、廉价使用土地等，这样获取相当多的政治、经济特权，使私人利益超过社会利益，使我国最终收益甚至为负，不利于其经济增长。FDI经常利用转移定价手段大量偷税漏税，给我国政府造成严重的税收损失。
第五，FDI企业可能会运用各种手段抑制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损害我国的长远经济利益。这些手段包括：抑制我国企业家的成长，运用自身的先进技术、世界范围的联系、广告技巧、关键的支持服务等兼并当地竞争者。
第六，从政治角度，强大的跨国公司会控制国内的资产和工作机会，在各个阶层的政治决策中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它们甚至会直接贿赂我国的政府官员，通过政治捐献间接手段颠覆我国正常的政治秩序。
为了更好地验证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利用统计数据，运用一个较为简单的计量模型对世界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以及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回归结果进行检验，以进一步验证它们的相关关系，并大致估测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FDI增长率以及FDI流入增长率对我国GDP增长率的影响。
首先对我国FDI增长率与世界GDP增长率进行了回归，考虑到FDI国际转移对世界经济波动影响的滞后性，此处选用的数据是滞后一期的世界GDP增长率，回归结果如下：
FDICHN=127.4268-29.2285GDPWORLD
T=（3.7208）（-3.0409）
P值=（0.0017）(0.0074）
R2=0.3523F=9.2472
上面公式中：FDICHN表示我国FDI年增长率，GDPWORLD表示世界GDP年增长率，括号内为估计量的T值和P值。
回归公式显示，解释变量(GDPWORLD)的系数能通过T检验(显著性检验)和F检验，并且其P值极小，表明解释变量系数在99%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公式结果说明，平均而言，世界GDP年增长率每上升1%，我国FDI增长率会减少29%；反之，世界GDP年增长率每下降1%，我国FDI增长率会增加29%，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性，这一结果和前面通过观察数据与是相吻合的。
对我国GDP增长率与FDI增长率进行回归后的结果如下：
GDPCHN=8.4662+0.0451FDICHN
T=（13.8188）（3.7329）
P值=（0.0000）（0.0014）
R2=0.4231F=13.9349
上面公式中GDPCHN表示我国GDP年增长率，FDICHN仍表示我国FDI年增长率，括号内为估计量的T值和P值。回归公式显示，解释变量(FDICHN)的系数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其P值也很小，表明解释变量系数在99.8%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公式结果说明，平均而言，我国FDI年增长率每上升1%，GDP增长率会提高0.045%；反之，我国FDI年增长率每下降1%，GDP增长率会减少0.045%，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这一结果也和前面数据结论相吻合。
三、对FDI相关性模型的分析
相关数据和回归结果都表明：在整个样本期(1984―2006年)内，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是负相关的，而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是正相关的。其具体表现为，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我国FDI增长率越高，我国GDP增长率越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升，我国FDI增长率越低，我国GDP增长率越慢。在FDI这一重要经济变量的作用下，我国GDP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个结果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同时还看到，尽管在整个样本期内世界经济波动明显，但我国FDI流入的金额除1999年比上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都在增长，而我国GDP增长率虽有起伏，但年均增长率在较长时期内仍维持了非常高的水平。上述结果的出现，实际上是世界经济波动引发FDI国际区位分布的变化以及FDI区位分布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巨大作用的必然结果。
理解世界经济的波动性要注意两点：第一，由于当前发达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的GDP在整个世界GDP中占有绝对优势的份额，比如，1992年仅仅美日德三国GDP之和占世界GDP的比重就达到49.4%，因此，世界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所决定的；第二，世界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经济波动都是同步的。由于发达国家GDP占有世界GDP的绝对优势份额且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密切，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具有明显的同步性。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由于市场体系、开放程度、经济实力等原因，与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和世界经济整体波动的同步性并不明显。伴随着世界经济繁荣与衰退不断交替的进行，FDI的国际区域分布就处于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之中。由于世界经济波动主要受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影响且与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同步，在世界经济波动的过程中，FDI国际分布的动态变化具有以下规律：当世界经济处于繁荣时期，FDI会大量流入发达国家；而当世界经济处于衰退时期，FDI很大一部分会流出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过程中从发达国家流出的FDI并非规模均匀地流入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只会流入少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其原因主要在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一种稀缺要素，数量的有限性决定了FDI不可能惠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追求高额利润回报的动机促使FDI只会流入少数发展前景广阔、投资环境优良、能获得高额投资回报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和技术落后一直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少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大量FDI的流入，不仅直接促进了我国的资本形成，创造出新的生产能力，并且会带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关配套投资，间接促进我国资本存量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FDI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我国相关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从而会极大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而当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升，会有很大一部分FDI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向发达国家回流，从而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从长期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FDI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的同时，发达国家整体经济的持续低迷促使很大一部分FDI从发达国家流出，流入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据统计，整个90年代，非洲吸收的FDI占世界FDI的比重从来没有超过2%，90年代末甚至跌到了1%以下。而我国吸收外资成绩斐然，特别是1993年后，连续9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收FDI的国家，2002年以来，我国吸收FDI更是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资源与劳动力成本更低、市场规模更大、经济活力更强、能为FDI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因而我国成为这一时期对FDI最有吸引力的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入不仅从数量上推动了我国的资本形成，弥补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增长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资产质量，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大型跨国公司FDI的流入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同时，FDI的流入给我国带来了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长期存在的“技术缺口”和“管理缺口”，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间接地促进了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FDI的大规模流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GDP的高速增长，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短期来看，最近20多年来世界经济的频繁波动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FDI国际区位分布的变化。尽管我国FDI流入的绝对金额在样本期间内除1999年比上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都有所增长，但是FDI年增长率却处于起伏波动的变化之中。我国FDI年增长率的这种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经济的短期波动密切相关。当世界经济步入繁荣时期，我国FDI流入的金额虽然仍在绝对增加，但FDI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从而使我国GDP增长率的提高受到抑制甚至出现下滑；当世界经济陷入萧条时期，不仅我国FDI流入的绝对金额在不断增加，而且FDI增长率也会大幅上升，从而推动了我国GDP增长率的提高。
四、我国对FDI的管理建议
将我国FDI作为一重要经济变量，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波动、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世界经济波动影响我国FDI流入，并通过FDI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显示，世界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存在着负相关性，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则存在着正相关性。这一结果实际上是世界经济波动引发FDI国际区位分布的变化以及FDI区位分布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巨大作用的必然结果。世界经济波动必然引起FDI空间分布上的变化，影响世界各国经济的增长。根据本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密切跟踪研究世界经济的波动趋势和FDI区域分布的国际动向。世界经济波动和FDI区域分布的国际调整不仅在短期内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更为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FDI大量流入我国只是世界经济波动引发FDI国际区位分布变化这一机制在历史长河中某一时期的具体体现，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整体上处于低速增长阶段以及我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具有更好投资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从整体上走出萧条步入繁荣，FDI必定会出现回流；而如果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持续良好并采取了更为开放的对外政策和更加优惠的吸引FDI的措施，我国的FDI必定会出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分流，从而都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造成冲击。鉴于FDI对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必须密切关注世界经济的波动趋势和FDI区位分布的变化，同时还要关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吸引FDI的动向。
2.借鉴拉美和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应该加强对FDI流出的预警机制和应对措施的研究。拉美国家、“东亚四小龙”以及东盟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腾飞与经济高速增长受挫在很大程度上都与FDI区域分布的国际调整有关，而FDI区域分布的调整与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国认真总结和吸取。尤其重要的是，有必要加强对FDI流出我国的预警机制和应对措施的研究，这对避免或减轻FDI大量流出情况发生而给我国经济造成损失是极为必要的。
3.在继续吸引FDI的同时，增强自身资本实力，提高自主技术开发能力。从当前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考虑，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不断改善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环境，继续引进FDI使其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上，并加强对FDI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学习和吸收。同时，从长远考虑，必须努力增强自身的资本实力，加大对本国技术研发的投入，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减轻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过度依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应对世界经济波动和FDI国际转移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诸多影响。
参考文献
[1]江小涓，李蕊.FDI对中国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贡献[J].中国工业经济，2002，（7）：18-23.
[2]武剑.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2，（4）：16-25.
[3]陈国宏，郑绍濂，桑赓陶.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转移关系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00，（3）：38-44.
[4]张天顶.外商直接投资、传导机制与中国经济增长[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1）.
[5]吴林海、陈继海.聚集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3，（8）.
关键词：科技进步；全球化；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周期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5-0029-02
1964―1974年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战后重建带来了欧洲和亚洲经济蓬勃发展，美国也出现了历史上最长的景气周期。在此后50年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中低收入国家开始加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改变了整个世界。回望过去50年，世界经济的重大变化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技创新
可以想象，如果这篇文章写于1964年，我们只能使用操作烦琐的打字机，而不可能是今天方便快捷的电脑，当时可以查阅的资料仅为那些已经发表的期刊和书籍。并且，从印刷出版到公开发行，要花费许多时间。今天得益于技术进步，我们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查阅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通信与交通领域的技术进步还带动了许多领域的创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国际贸易和金融发展。在这些进步中，以计算机和手机为载体的交流方式变化最为重要。始于1991年的互联网革命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使得“地理距离”的概念越来越淡化，使手机通讯成本越来越低。在过去50年中，交通领域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今天的货运时间大大缩短、成本大大降低。这些变化使得小本生意也能做到世界各地。技术进步促进了能源领域的发展：尽管在过去半个世纪内，全球能源消费量已经翻了三番，但技术创新使得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二、全球化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这句话的含义在1964年还不是那么清楚，今天已经无人不切实感受到它的意义。全球贸易和金融一体化加快，高速便捷的通讯和交通工具，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依赖不断增加。商品、资本、劳动力和服务的流动也加快了思想、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不过，与贸易和金融方面的一体化相比，劳动力市场的整合有所不及。尽管如此，全球每年的移民人数已经从1970年的7700万飙升至今天的2.3亿。20年前移民还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如今移民更多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之间。
三、新兴市场经济体
在过去50年中，不少发展中国家取得了独立，获得了发展。但整体而言，世界仍然处于南北两极的固化格局。“南极”由低收入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国家构成，主要提供农产品和初级原材料给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北极”。“北极”国家拥有较为发达的制造业，是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固化的南北格局开始改变。一些“南极”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提速，生产基地遍布世界，出口产品由传统的农产品逐渐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尽管这些国家占世界总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的比重没有太大变化，但其GDP总额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已经翻了一番，1965―1974年它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左右。在过去10年中，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降至17%，发展中国家则突破了70%。在发展中国家，表现最为突出的是“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国家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一半左右。就经济体总量来说，中国和巴西分别从1970年的第8位和第16位上升至现在的第2位和第7位；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也挤进了世界前20大经济体。
四、经济周期
20世纪60年代以来，每隔10年左右就会有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比如，1975年、1982年、1991年和2009年，在这些年份中世界人均GDP大幅降低，国际贸易活动相应减少。尽管每次经济衰退仅持续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其造成的损失不可低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009年全球共有8300万失业者，为过去20年最高纪录。
五、贫困和不公平
世界总人口已经从1965年的30亿增长至2013年的70亿，幸运的是，全球经济总量增长得更快，这意味着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医药卫生发展使得死亡率下降，尽管出生率也在走低，但人口保持正增长，并且平均预期寿命已经由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55岁上升至今天的70岁。同样取得长足进步的是教育领域，完成小学教育的学龄人口比例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80%增长至2012年的92%。但是，这些社会进步成果并没有被所有人平均享有。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末达到峰值，此后有所下降，但始终高于20世纪80年代。
回望过去的50年，世界格局已由“两极”转为“多极”，发展中国家异军突起，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下一个50年，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能预测，唯一可知的就是世界仍在变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