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西方教育经济学前沿关键词
依据西方教育经济学基本范畴在外文数据库WebofScience中下载4350篇文献，并从结果中剔除会议、征稿等消息类文献，将文献数据输入CitespaceII软件中，将Nodetype设为Term，选用突变检测法来运行数据，一共检测到5个膨胀词，节点共76个，连线共93条，产生聚类关系的文献之间会有不同颜色的填充，形成圆圈化的聚类面积，另外，启动CitespaceII中文献标题词与其出现频次功能，则图谱的各文献聚类中会进一步显示各共被引聚类文献的施引文献标题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及其频次，如图1-1所示。
结合图1-1可以看出，“经济模型”“工会”“成人教育”词频较高，在1981-1990这一时间段内显得较为突出，这与当时的年代实际情况也密切相关，自80年代初卢卡斯将人力资本概念简单定义为一般的技术水平，并且提出人力资本的获得与积聚有两个途径，一是正规教育二是在工作中训练，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变量代表后一途径形成的人力资本，自然而然也没有可用数据。通过研究发现，1981-1990年间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偏向于通过构造经济模型来解决生产中所产生的与教育经济相关的问题，完整的数据和模型的成功构建对于促进劳动生产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在1991-2000年间，“人力资本”“培训”“教育技术”“学校财政”这几个词的词频较高，较受人们关注，处在学科前沿。结合当时背景来看，西方教育经济学自90年代开始从变化着的外部环境来研究其对教学内容、理论以及生产方式的影响，为了在将来的工作中更有成效，人们必须获得良好的解决问题的技能、交流的技能和社会交往的技能。先进的教育技术正日益增加对非传统的教育内容传授的要求，经常性的学习或者说终身学习已经成为必须，学校外学习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出，1991-2000年间，国外教育经济学受到世界经济格局以及全球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前沿与当时的大环境紧密相关，研究从单纯研究经济模型转变为更多的考虑人力资本人文因素在经济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提升人力资本以适应当前大环境的挑战。
2001-2011年间，“新制度”“改革”“高等教育需求”“教育产权”“教师工资”等词汇频次和中心度较高，进入21世纪，随着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社会调查数据的丰富，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起到重要的辅助和促进作用。此外占据经济学前沿地位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更加拓展，尤其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十分有助于对学校微观经营和管理的研究。学校如何在经营中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如何在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化的办学体制，是当今西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前沿问题。通过研究可以发现，21世纪的国外教育经济学大多将教育经济问题与公共政策的出台相关联，并且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教育经济学的问题研究更加微观、明确。
总之，西方教育经济学由于发展比较早，学科制度结构比较完善，与经济的互动研究比较深化，相关基础研究比较充足，紧密联系当今社会实际以及全球情况，与政府公共政策也比较贴合，相比之中国教育经济学来说，发展相对较为成熟。但是国外过分的依赖经济模型和大量的实证定量研究来解决教育经济学领域的一些问题，这点还有待商榷。
【参考文献】
[1]张武升.教学研究范式的变革与发展趋向.教育研究，1994（12）.
[2]王坤庆.论西方教育学的发展及其方法论启示.教育研究，1994（7）.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影响
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
西方经济学的引进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是随着我国资产阶级革命逐渐引入的，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在我国半殖民半封建时期西方经济学就已经逐步走进中国。在百日维新时期，以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发起的变革带动了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根据统计，在我国“”开展之前，大约有四十部西方经济著作的完成，系统介绍了西方经济的基础理论以及分析方法。但是这个时期都是以翻译为主，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我国才有自己著作的相关西方经济理论书籍。此时著作的理论水平较低，达不到学术水平的高度，所以出版和阅读量也十分有限。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建国都没有太大的改观。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引进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对西方经济的研究由表面开始逐渐深入，并且有很多人员开始专门从事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这个阶段，推动了我国西方经济学更大程度的发展。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仅限于对凯恩斯经济学以及外国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像是美国的《宏观经济学》以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也在研究范围内，但是经过目前的研究发现，我国当时对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最为深入。这个现象和我国的国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凯恩斯经济的主张是政府要干预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情相符合，此时，西方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也被翻译引进，在某些方面弥补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不足。综合引入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可以看到，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的理论是最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理论，并且也得到了我国众多学者的一致认同。在九十年代初期，在我国又兴起了产权经济学，这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西方经济学理论，产权经济学主要是以制度为核心进行的一种经济理论，强调产权制度也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建设的一个方面。此种经济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我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二、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分析方法的影响上。
（一）实证分析法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是偏向于规范分析，而西方的经济学主要是运用实证分析法来进行分析的。实证分析法相比较而言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主要分析“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主要强调的是对目前状况现象的分析，而不着眼于对现存问题的解决。第二，通过数据统计和经验，对实证提出的假说进行正面或者反面的论述，具有很大的客观性。这种分析方法对我国很多中年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们认同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类的学科，所有的假说和研究者的道德伦理价值理念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只在客观条件下研究经济学问题。所以，经济学这一学科就被赋予了“道德中性”的客观意义。目前，西方经济学家一般倾向于实证经济学方法，但并不完全排除规范经济学。
（二）结构分析法
结构分析法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引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法主张在“整体”上对经济有一个宏观的判断。在分析的过程中要依据经济内部发展规律和模式，这种分析方法认为经济之所以有质的变化是因为结构不同的原因。结构分析法的学者认为我国经济的矛盾不是通过单纯的数据分析就可以解决的，真正的矛盾是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结构矛盾，所以这种分析方法主张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从结构方面来把握经济的增长矛盾。这种分析方法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缺乏一定的弹性的，弹性缺乏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归根结底就是结构的不合理，结构对于经济方向的判断有着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对经济的分析是需要从结构方面开始的。
（三）制度分析法
制度分析法是在八十年代开始被中国的学者广泛接受，这个分析方法的热度一直持续到了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视需要一定的制度作为前提和保证的，因为西方经济学都是基于成熟的制度之上的分析，所以中国经济之所以有问题就是因为制度的不成熟。此种分析方法着重关注我国的制度问题，第一，我国现存的经济制度不是最终完善的。第二，我国的经济制度还在不断的发展。第三，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在很多方面来讲都只有暂时意义可以参考。这种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更具有现实性意义，就如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所言：“制度理论集中考察的是制度在决定交易费用中的作用……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
三、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
（一）有关我国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西方经济学帮助我国经济学进行一个更好的定位，我国的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学是要对社会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学科。而西方经济学学者更认同于将经济学看作为是一门“科学”的观点。虽然在西方，对于经济学的定位也存在分歧，但是这种分歧对于我国经济学的定位来说是微不足道的。随着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大多数的学者都认同中国经济学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综合权威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经济学其实是一门社会学科，而不能称之为是科学。因为经济学中的很多变量是无法通过准确的计算而得出的，只能得出一个宏观的概念，综合西方经济学学家马歇尔的概念也可以看到，经济学通过分析只能得到一种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数字来证明的可以参考的规律。加入经济学可以通过数学数字准确的计算出来，那么也就是失去了其学科意义。经济学没有准确的数字计算，因为其中的因素复杂多样，所以只能出现相关的趋势和方向预判。经济学和哲学等其他学科有着很大不同，这个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特点，不是通过单纯的逻辑和推理就可以得出答案的。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可以通过数学学科的介入来得到答案的，其实不然，经济学尤其是和我国国情相结合的经济学，是需要一定的前提假设的，只有经过了历史检验的经济学才是真正所追求的学科。
（二）关于我国经济学的学科范畴
我国经济学的学科范畴也是在不断发展中最终成形的，最初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并没有绝提的范畴划分。我国对于经济学的界定由最初的研究生产与需求的关系到了现代经济学的范围拓展。目前学术界认为经济学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为经济理论，经济正常，经济规律的应用。这三个部分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经济理论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只有将研究基于理论的基础上才具有更大的公信力。发展到现在，经济理论不止一种，有很多经济理论是需要结合现实进行创新研究的。经济政策主要值得是对我国现存的政策方针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已有的理论和结果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参考政策。这种政策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定的，必须具有现实意义才可。而经济应用研究是将理论应用到各行各业的一种最终实现，必须要提供具有参考性和操作性的依据。
（三）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融合
自从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就不可避免的与中国国情相融合，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这种融合趋势是隐性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这表现在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被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中，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被用来分析一些西方经济现象。虽然两者之间有融合的趋势，但是这种融合并不是融为一体，而是在某些理念和应用上的融合，必要的分支依旧十分明确。目前我国已经划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经济学主流，研究相关经济学问题。
四、结语
西方经济学有很多的可取之处，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带动作用，能给我国经济学带来活的生机。西方经济学自传入中国以来就被不断的充实和应用，不仅确定了我国经济学的学科定位，还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思路，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晓雷.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及其对现代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J].财经研究，1997.
[2]赵晓雷.西方经济学对现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J].经济学家，1997.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建设;探讨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2-0250-02
一、全面认识“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的性质、地位及意义
1.课程的定义及基本任务。经济学说史(historyofeconomicdoctrines)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础性学科,它有很多不同的名称:经济思想史(historyofeconomicthought)、经济分析史(historyofeconomicanalysis)、经济理论和方法史(historyofeconomictheoryandmethod)等。但他们都有基本一致的主题:以经济学说或经济思想本身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研究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因此,经济学说史可以简要地定义为:研究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其基本任务就是通过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学说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思想渊源揭示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从本质上讲,经济学说史是关于经济学说的历史,是一门历史的科学。经济学说总是处在不断地发展和变革中,它们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也是以前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发展的继续。任何经济学说,都有其渊源,而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一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在认识和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时,都要利用先前经济学家所创造的成果和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料。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无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独立创造出一套经济理论体系来。正如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的,某位政治狂人,实际上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由于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想发展的这一特点,就使以经济学说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说史有必要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来加以研究。
按照中国经济学学位点的设置,经济学说史属于“理论经济学”这个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同属“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一般在经济学说史二级学科下,又设有西方经济学说史、中国经济学说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三个三级学科。由于在中国,从意识形态上把经济学划分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因此,西方经济学说史就是研究西方经济学说的历史。这样,在讲授西方经济学说史时一般就不再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的内容。
2.课程的性质。从课程的性质来讲,西方经济学说史是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历史的学科,因此就决定了它必须具有庸俗性,为资产阶级利益进行辩护的,但在另一方面各种西方经济学说又是人类知识与智慧的结晶,它又具有寻求经济规律的实证性和科学性,特别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相当成熟和完善的阐述和应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3.课程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从课程的地位来讲,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它的开设可为学好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其他应用性经济类课程奠定重要基础。
从课程的作用来讲,首先,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创新的灵感源泉。不理解经济学的历史,就不知从何创新。正如奥地利学派对于拉赫曼有关经济思想史研究思想的重申:即不要将“先贤”们的理论作为最终定论,也不要简单地认为他们的理论已经没有发展余地,而要结合新的情况重新解读他们的理论,挖掘他们的理论有助于阐明当前问题的新的含义,而这种含义也许是他本人也未曾意识到的。然而,在财经类专业存在一种普遍的情况,即绝大多数学生不了解这个学科思想的历史,只知道近几年的知识状态,这已经严重地限制了学生们的思想和视野,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许多学生对形式化的东西非常熟悉,可惜思想及其肤浅,这与忽视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有很大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思想史课程远比学几门专业课重要得多(贾根良,2008)。其次,经济学说史可以提供以往经济学创新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霍奇逊指出:“一个全新的持久的理论建设可能最好以思想史为理论来源,并运用现代社会哲学和自然科学提供的各种工具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整理。以这种方式运用方法论和思想史并无新意,但可以建成一个坚固的理论大厦,经得起未来的现实和概念不断变迁的洗礼与震荡。”
从课程的意义来讲,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说史,能明了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了解今天在西方流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来龙去脉,从而加深对今天西方流行的理论和政策的理解;学习经济学说史,可以帮助我们总结过去经济学说的发展,温故而知新,吸收以往经济研究中的科学成果和经验教训,创立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经济学说并从中寻求对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有借鉴意义、有启发的东西。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当前我国各大综合院校及财经类高校的经济学专业广泛开设了经济学说史类的课程。并且其开设的历史长短、师资力量同该院校经济学专业的实力正相关。例如作为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和武汉大学在经济思想史课程上均有悠久的历史和雄厚的师资力量。其中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开设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目前各高校多在本科第4、第5或第6学期开设该课程,多为2～3个学分,36~72个学时。教学大纲主要覆盖16世纪开始的重商主义前古典经济学至19世纪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间或延伸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因此,作为一门知识量大、基础性强、理论性强、历史跨度大的课程,对我们的教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二、我校课程开设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1.课程开设现状。我校经济系是于1987年从马列部独立出来的并于当年开始招收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从1998年起经济系开始为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开设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但一直未得到学校和系里的重视,课程被边缘化了,仅作为专业任选课,在本科第5学期开设该课程,为2学分,36个学时。在笔者的积极呼吁和努力下,直到2006年学校和系上才将此课程定为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必修课,仍在第5学期开设,学分变为3个,学时加到54个。
我校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从开设至今在任课教师的辛勤劳作下,完成了课程大纲、教案、课件、习题集等初稿的写作和制作,并于2009年批准为校级重点课程。
在搞好本科教学和课程建设的同时,笔者积极进行“理论经济学”这个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经济思想史硕士学位点的申报并获得了成功,于是从2007年起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目前已招收了3届6名学生,毕业1人。
2.课程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虽然经过笔者多年的刻苦努力工作,为课程的教学和建设做了一些事情,但是,目前课程的建设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一是师资严重缺乏。自从1998年起开始为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开设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以来,前后共有两位教师担任主讲,从2001年起只有一位教师了(即作者本人,并且同时研究生的经济思想史课程和本科生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主讲)。二是实施教学的一些基本硬件无法满足,例如,没有多媒体教室、与教学有关的视频资料缺乏。三是课程建设经费不足,导致教师无法备足与课程建设有关的书籍、期刊等资料;无法走出去参加全国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培训、学习和交流;无法将课件制作得更好更完善。
三、加强课程建设的建议
课程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具体的实施中应该注重积累总结,贵在坚持,注重细节。现根据多年的教学和课程建设的实践,对我校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的进一步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明确。现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作为校级重点课程,其建设必须以加强和完善为动力,以提高教学水平为核心,以增加投入为保证,以提高质量为目的,同时为校级精品课程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最终目标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质量,培养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和创新精神的经济学专门人才。
2.建设措施要落实。课程建设是以师资队伍建设为中心,以教学档案建设为依据,以教学设备建设为保证,以教学管理科学化为手段,以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的一项系统工程。具体措施要求如下:(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教师是教学的主导,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因此师资队伍建设是课程建设的核心。打造一支人员稳定、素质优良、结构优化、高效精干、团结协作、充满活力的教学队伍是加强课程建设的首要任务。现在我校当务之急应是尽快引进本课程专任教师多名,特别是高学历、高职称,具有较丰富经验的教师。其次,在课程建设中,要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培养师资的形式,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加强本课程主讲教师的对外交流,学习兄弟学校经验,进一步提高本课程的整体教学水平。强化科研工作,既为任课教师提高自身素质和大幅度增强课程信息量及教学深度提供基础,也为学生结合课程内容、参与相关科研活动创造了条件。(2)大力改革、完善教学方法,广泛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积极采用多媒体、网络等信息技术及其提供的资源开展教学和自学辅导,充分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加强教师的指导作用,努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对已有的课程大纲、教案、课件、习题集等初稿进行修改和完善,在具体具备的时候编写一部适合我校学生使用的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4)加大经费投入,改善教学条件。希望学校、院、系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教学基本建设的投入,优先改善课教学所需的多媒体教室、视频教学手段、图书期刊资料等教学条件。同时满足主讲教师的培训、学习和交流,使其业务水平不断提高。
总之,课程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发扬求真务实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切实把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建设抓出实效,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以满足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新时期对经济学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设有经济思想史专业研究生院:网易教育频道[EB/OL]..
[2]各大院校经济思想史课程介绍,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教研室简介”[EB/OL].e-con.pku.省略/xszx/ingji05.htm;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全校、全院必修课程一览表”[EB/OL].econ.pku.省略/un-dergraduate/class01.php.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重点学科名单(2007年批准).[EB/OL].moe.省略/edoas/web-site18/level3.jsp?tablename=1299&infoid=35571.
【关键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正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Bently）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变。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DavidEaston,AFrameworkforPoliticalAnalysis.NewJersey:Prentice-Hall,Englewood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Easton:"TheNewRevolutioninPoliticalScien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AnInquiryintotheStateofPoliticalScience,2nd.ed.NewYork:Alfred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Ferguson）和罗杰斯（Joel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ThomasFergusonandJoelRogerseds.:ThePoliticalEconomy:ReadingsinthePoliticsandEconomicsofAmericanPublicPolicy.NewYork:M.E.Sharpe,1984,p.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关键词：经济危机；马克思；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94－05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其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湮灭，促使如何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已连续20余年未出现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通过宣扬“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等理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将不会发生。但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情的否定了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
鉴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对马克思与主流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将不仅对认清掩盖在现代知识经济外衣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机理与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将对剖析资本主义实质，研判未来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马克思从根源出发解释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不仅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本源，而且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推动力量进行了研究。本文拟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出发，对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动力量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梳理。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本源的追溯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只有完成商品价值实现中“惊险的一跃”，才能使商品生产流通过程延续，一旦商品价值实现环节出现问题，则之后一系列商品都会由于缺乏货币而无法实现价值，这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资本主义中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是则由“整整一系列关系”共同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它主要由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资本收益率递减等因素影响。
在生产过剩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尽可能的扩大产出，而导致生产比例失调变为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批判西方经济学家只关注局部个别部门的生产过剩，而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存在总体生产过剩。而这种总体生产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其发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内在矛盾。一种传统的解读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注定使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远高于工人工资。而资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存在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但笔者认为，在传统解读的基础上，还存在对马克思观点的另一种解读，即需求由消费性需求及生产性需求组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生产性需求的比重不断提高，剩余价值实现愈发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再投资。但是只有当工人工资能够达到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劳动的限度时，工人才可能被雇佣。因此，将导致社会总体需求的不足。
在利润率存在下降趋势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压缩个别劳动时间而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其导致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榨取剩余价值的难度将不断提高。为达到不断提高资本剩余价值总额的目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从而造成市场整体的生产过剩。
综上，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细化为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润率下降等三个层面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最大化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本身即为“一个活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推动力量的分析
虽然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马克思同时认为，经济危机是在“一系列关系”共同作用下爆发的。在此，本部分拟对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推动力量进行分析。
第一，固定资本更新。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个别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会利用固定资产更新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但固定资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将导致在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间隔内相关产品部门的生产过剩；二是对于社会整体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决策的分散化，社会总体固定资本更新总额与所预存的折旧基金总额很可能不相等，这将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长资本周转周期的产业也会由于与固定资本更新类似的机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二，虚拟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例如，当利率上升或股票增发时，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而股票价格往往与居民实际持有财富总量相挂钩，即当股票价格下降时，其所有者的总支付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市场整体需求，这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消费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则在资本家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时，人们首先会缩减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这将导致生产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出现裁员，进而导致非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员工的需求降低，社会生产出现过剩。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费比重将不断上升，这将导致出现经济波动时所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以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综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出发，以唯物主义的思想，通过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消费不足，即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对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即生产过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对资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趋势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
在传统研究中，一般以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来自经济运行内部、外部或是兼有为依据，而分为内因论、外因论、综合论对西方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能够较好得对各种研究观点进行总结归纳，但是无法在时间顺序上反应出观点的演
进。在此，笔者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演进历史为序，追溯梳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等对于经济危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这样能够在观点归纳的基础上，较好的反应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相关研究观点的演进。
(一)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
由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具有较大的争议。在此背景下，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经历了由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不可避免性的发展历程。
1.资本主义无危机论持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学者普遍持市场万能论观点，认为市场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发生，其代表人物有萨伊、李嘉图等学者。
萨伊(Jeen－Bapfistesay)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出售某种商品意味着购买了另一种商品，即生产某种商品的同时为与它价值相当的商品提供了实现价值的渠道，所以总需求总是与总供给一致，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下的经济危机。
李嘉图(DavidRicardo)继承了斯密“看不见的手”，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冲突，从而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归结为满足社会需要。此外，李嘉图接受萨伊的思想，认为生产创造了需求，即资本家通过生产实现商品价值后，无论选择个人消费或扩大再生产，都会产生价值相等的新的购买，因此，总需求和总供给总是相等。纵观李嘉图的危机理论，其建立在需求无限论的基础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的关系。
综上，资本主义无危机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会产生普遍性经济危机，这与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减少政府干预而扩大生产，其导致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观点，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
2.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与上述无危机论相对立的是危机存在论，其代表学者西蒙斯第(Simons)、马尔萨斯(Maltmos)等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条的思想，认为商品并不与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机械化大生产导致的生产规模的无序扩大，使小生产者不断破产，进而影响市场需求和总体消费，最终导致商品价值无法实现，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化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马尔萨斯认为当社会积累大量转向必需品的生产时，必需品的生产必将超过现有需求程度，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仅靠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应由地主、军队、官员等非直接劳动者创造与商品生产无关的需求，从而保持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若要维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平衡，则必须刺激非生产阶级的消费，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通过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阶级不同等因素，导致持危机存在论的学者观点之间存在差异，西蒙斯第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认为小生产者破产会导致国内市场缩小，产生经济危机，而马尔萨斯从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贵族等非生产阶级挥霍能够避免和缓解经济危机。
(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凯恩斯主义是在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全面否定萨伊定律，认为需求能够创造供给，并在“个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产出”以及“个人偏好”的基础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Keyhes)认为，“个人消费倾向”是由人的习惯、心理以及社会背景共同决定的，会随个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当国民收入提升时，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不断加大，导致需求小于供给。而“资本边际产出”为新增的每单位投资可得到的利润，当资本边际产出高于资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时，投资会增加；当资本边际产出等于利息时，投资将停止，在长期看来，资本边际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也将是导致资本边际产出不足的原因之一。“个人偏好”是指个人基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货币，而非全部储蓄。因此，在货币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们对于持有货币偏好的存在，会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导致投资不足。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总供给与商品总需求相等时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时，均衡条件下的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的就业量，是资本主义大量失业存在的原因。对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认为其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在消费需求层面，由于经济危机时期对失业可能性的忧虑，导致人们不断减少消费，使社会总需求降低；在投资需求层面，由于货币总供给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较慢等原因，导致社会整体中没有足够的货币支付投资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尽快经济萧条的影响。其中，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准备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响市场货币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场货币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和政府购买，并利用相关政策鼓励私人增加消费，例如，可利用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工资下降，促进消费。
(三)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随着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爆发，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出现了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主要观点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以“无形的手”调节下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而产生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中，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学派。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货币数量论为核心，认为由收入、边际资本产出、通货膨胀率以及个人偏好共同决定的货币供给量对于经济危机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当货币发行量高于生产产品总价值时，通货膨胀就会产生。但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因而凯恩斯主张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的举措只能导致“滞涨”。而对于“滞涨”的解决措施，应采用只以货币供应量为唯一调节因素的货币政策，应保证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同步。这种观点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忽视了失业的产生以及解决方法。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创造供给的论断，认为需求不一定创造供给，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影响社会经济主体对于储蓄和投资的预期，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给缺乏，应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等措施，提高社会供给，避免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还包括弗莱堡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其都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凯恩斯学派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应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自由竞争。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对于“滞涨”现象作出相应的原因诠释和解决路径分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新自由主义下，由于资本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使资本的投入重点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项目，这对于居民而言，能够依靠透支消费提前满足远期需求，对于资本家而言，能够提前支取远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项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爆发经济危机。
三、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中对于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能够看出，两种经济危机研究的根本分歧来源于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论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在经济危机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观点方面存在差异。
(一)研究对象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从经济现象的本质出发，通过系统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和趋势，科学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而纵观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其以唯心主义出发，以资本主义永恒存在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体阶段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导致研究观点与结论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无论从萨伊、李嘉图等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学者对经济危机存在性的肯定；还是从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危机应对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仍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分析，并没有接触到经济危机的本质，因此也无法对经济危机的起源与应对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
(二)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对于意识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形成的基础，而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的出发点，所以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应当由物质利益关系说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则”来指导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也不能只用某一阶级的特定心理及行为描述整体，因此，应坚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经济关系人手对经济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
而在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以唯心主义为方法论，普遍将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对于市场行为的决定作用，使得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过程的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例如，凯恩斯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供过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内在机理，而是以市场主体心理因素出发来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这种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
(三)研究观点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透过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表面现象，深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通过在《资本论》三卷中分别对消费不足、生产比例失衡、资本收益率递减等矛盾表象的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经济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认为市场供过于求是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而供求矛盾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实现矛盾的表现，剩余价值实现中的矛盾则是生产者的盲目扩张与消费者有限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最终得出经济危机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
由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既定前提是资本主义是永恒存在的社会制度，这导致在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忽视了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而把研究重点集中于市场要素的需求供给关系、市场主体的未来预期乃至货币供给等视角，试图从上述微观层面人手建立规避经济危机的有效策略，此外，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是各种外部因素，例如政府制度规制等干扰的结果，只要避免外部因素干扰，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由此能够看出，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停留在对现象表面的认识上，其导致对经济危机的分析结论较为片面。
1“科教脱节”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表现
1．1教师资源方面
从教师资源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些教师从事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但不从事关于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的研究。这些教师很难将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理解透彻，也不能及时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更谈不上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实际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例如，如果一个教师不去研究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特点、运行机理及其后果，就很难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讲深、讲透，并吸引学生探究性地学习相关知识。
2)一些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的老师，并不担任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这些教师虽然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但由于是“专职科研人员”，目的是为了拿课题、发文章，对教学兴趣不大。教师的科研和课堂教学脱节，不仅导致教师资源的隐形浪费，降低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违背了大学科研工作为人才培养服务的目的，从长期看，还会降低大多数教师对从事科研工作价值的认同感，认为科研就是为了评职称，职称评定后便懈怠下来，使教师的科研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
1．2教学内容方面
从教学内容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教师讲授与自己科研内容不相关的知识。有些任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不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或只研究其中的一两个问题，却要负责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头讲到尾，结果对其中的许多知识缺乏自己的研究思考、积累和理解，只能照本宣科，单纯地向学生“灌输”西方经济学中的抽象理论，从而使得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内容的学习产生一种枯燥乏味、学而无用的心态。
2)教师的授课内容与现实问题脱节。西方经济学课程内容本身理论性比较强，实际应用或案例较少，并且教材中的绝大部分案例是以国外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现象。如果教师不能指导学生运用相关理论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或者无法将理论与当前中国国情和国民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就会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感觉理论与现实之间偏差太大，学习兴趣会大大降低。
3)教师的授课内容不能与时俱进。现在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教材所纳入的内容还是上个世纪比较成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主要解析的是上个世纪及以前的社会经济生活。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不仅影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还会影响到政府的宏观治理。可是，很多教师还是停留在上个世纪的书本上，对“互联网+”“创新2．0”“工业4．0”等知之甚少，不能根据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合理调整授课内容，降低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与实践价值。
1．3教学方法方面
从教学方法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教学方法手段单一。李光勤指出，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在进行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时基本都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和注入式的教学手段。这种教学方法手段，教师只注重基本概念、理论的讲解，很少引导学生去思考、去理性批判、去探索问题，教师只是简单地传递知识，而不能很好的引导学生进行启发性、探究性和开放性学习，不能教会学生怎样创造新知识。因此，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无法增强学生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应用能力。
2)研究性教学方法缺失。曾祥炎认为，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不同，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在教学中注入研究的“元素”，鼓励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在探究过程中能动地获取知识、发展技能、培养能力，是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从中可以看出，研究性教学是实现“科教融合”的重要途径，研究性教学方法缺失，会导致教学过程中产生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双重厌倦心理。
1．4考核方式方面
从考核方式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大多数教师选择单纯的闭卷方式进行课程考核。这种考试方式侧重于考核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往往忽视了学生实际运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一方面，虽然在一些试卷中也会有少量理论联系实际的试题，但学生实际上很难将理论要点与现实问题准确、适当的相扣;另一方面，学生对闭卷考试标准答案的追求容易也使他们陷入“思维标准化”的困境，并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后果，比如在学习中缺乏怀疑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缺乏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严重影响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的提升等等。此种考核方式表面上是考查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熟悉程度，实质上却只考查了学生的知识记忆能力，并不能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实际运用能力。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只适合那些不勤于思考而善于死记硬背的学生，相反，对那些勤于思考、具有探究创新兴趣的学生而言，不利于他们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培养。
2“科教融合”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实现路径
2．1教师资源的选择
教师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应该注重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教师资源合理配置为“科教融合”打下基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强化教师教学的专业性。在西方经济学教师资源的选择上，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安排从事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的老师担任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
2)实施专题化或模块化教学。根据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大纲、教材内容将教学分为多个专题，分别由多位教师根据研究专长和兴趣各选一个专题，对全校所有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生循环授课，充分发挥每一个教师的科研优势，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2．2教学内容的重构
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针对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有必要根据现实发展要求，进行知识重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设计多元化的教学案例。安排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案例教学，既能打破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又能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这对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至关重要。
2)允许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扩展教学内容。教师把研究某一个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取得的新进展引入教学活动，既可以开阔学生视野，加深对某一理论的理解，同时也可以让他们感受到理论创新与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甚至吸引他们参与教师的科研活动，使他们在研究中学习与成长，并养成独立思考的气质和批判精神。
2．3教学方法的创新
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创新是激发学生探究经济学问题兴趣的重要手段。在“科教融合”导向下，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应重点引入研究性教学方法。研究性教学方法不仅能让教师把科研工作中的方法与心得通过教学传递给学生，诱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而且还能让学生在教师的启发和引导下，充分表达、质疑、探究、讨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将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用于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当然，教师还可以将正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拿到课堂上让学生参与讨论，既能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敢于提问和挑战学术的精神，又能引发学生的思考，产生对新知识的求知欲望。
2．4考核方式的改革
采用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科教融合”导向下，必须对西方经济学单纯的闭卷考核方式进行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注重过程考核。增加学生平时成绩所占比例，采用闭卷、开卷、课程论文、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学生出勤等多种考核方式相结合。
2)注重能力考核。适当增加主观题所占比例，根据学生的答题思路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答题的创新程度，判断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兴趣考核。对学生围绕特定理论或专题进行的资料搜集、文献整理、观点摘编、论文写作等活动予以肯定，并将其作为课程考核的重要补充方式，使学生在某些观点上有所研究，并产生学习甚至学术兴趣。
3结语
教学方法改革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冠以理论经济学的字样，就是特指理论经济学学科下设的两门主干课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改革问题。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我国财经类院校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两门主干课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名词概念、逻辑结构、理论体系、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以及对经济本质和现象的不同层次的关注等方面的差别，决定了两者是理论范式截然不同的课程。由于课时量以及教师认知水平的限制，大多数教师对这两门课往往进行了毫不相关的老死不相往来讲授，甚至出现教政经的教师排斥西方经济学，教西经的教师排斥政治经济学的局面，这样的课堂教学状况对被教育者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这两门课所依托的理论是针对同一现实经济问题所给予的不同解释，如果教师对这两种理论解释不加以分析、鉴别以及有比较的讲解，就会使学生不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就是对其中一门产生没有鉴别的盲目崇拜，造成学生世界观的混乱、知识结构的残缺、综合分析能力低下的结果。这种结果影响了理论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妨碍了教学目的贯彻，背离了人才培养的目标。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对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种理论范式进行比较的学术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而把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渗透到本科教学中尤为必要。这种渗透带来了理论经济学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这种改革对于增强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增加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魅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内涵分析
(一)教学方法改革乃是内容和形式改革的有机统一
一般而言，人们对教学方法改革的理解大都停留在教学形式、教学模式改变的层次上。从早先的启发式教学到现在流行的翻转课堂等等，大都是仅仅注重教学方法本身的改革，很少有人认识到无论是启发式还是翻转课堂式的教学方法改革，都应该是以教学内容充实为依托的改革。尤其是在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不充实授课内容、提高所授内容的理论思想魅力，所有花样翻新的教学形式改革都达不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这一目标。因而，从本质上看，教学方法改革应该是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改革。仅仅注重教学形式而忽视教学内容的改革是难以达到教学方法改革的预期目标的。
作为理论经济学两大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两大不同范式的理论体系。我国财经类院校把这两大不同范式的经济理论提炼为两门专业基础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安排在本科生的一、二年级开设。一般情况下，教师对这两门课程的内容进行毫不相关的、一般性的、程式化的讲授，学生在第一学期学完政治经济学，第二学期再开始学习西方经济学。由于这两门课程所授内容出自两种不同范式的理论，因而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任务、诸多原理以及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评价等方面都具有截然不同的解释。如：对于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学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对于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解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科学抽象法，西方经济学解释为边际方法、均衡方法;对于研究任务，政治经济学主张揭示经济规律，西方经济学则主张寻找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点在具体原理方面，政治经济学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主张价值取决于人的主观感受的效用价值理论另外，政治经济学有资本积累理论，西方经济学则有经济增长理论政治经济学认为借贷资本供求决定利率的理论，西方经济学则认为货币供求决定利率的理论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矛盾体，西方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和谐体似乎在所有的知识点上，这两种范式的经济学理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
如果对这两门课程不加鉴别、不加分析的程式化的讲授，会给学生造成不知信谁、无所适从的印象。学生更经常的状态是，在第一学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第二学期再学西方经济学时，如果教师没有比较没有鉴别的讲授，那么先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就会在头脑中逐步淡出，后学的西方经济学原理在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则相对比较深刻。放任这种状态的最终结果就是，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全部遗忘和放弃、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加鉴别的全盘接受的这一极端结果。因此，对理论经济学的两门课程不加鉴别的程式化的讲授会造成两个不利的后果：一是使学生认识不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层魅力，更认识不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深层缺陷，最终不利于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结构的完善;二是不利于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魅力及教学质量的提高，更无法唤起学生对理论经济学的学习热情。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教学改革所要达到的最直接目标。作为理论经济学两大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我们充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也为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提出了不同于其他学科课堂教学的特殊任务，就是把比较分析方法充分运用到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达到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预期目标。
前边强调过，教学方法的改革不仅仅局限于形式上的，更应该是实质思想内容方面的。因此，可以把比较分析方法看成是由比较研究方法和比较讲授方法两方面构成，也即前边强调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统一。也可以说，比较分析方法的成功运用依赖于比较研究方法和比较讲授方法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首先，比较研究方法关注于两大范式理论的深层实质内容的比较，是属于学术研究的层面;其次，比较讲授方法关注于比较研究成果之精髓在课堂讲授中的展示，是属于教学层面。可以说，没有第一方面理论内容的比较研究，就没有第二方面课堂教学的比较展示，两方面工作的有机结合才能体现比较分析方法的充分运用，才能从根本上达到教学方法改革的目的。
通过对比较分析方法的两个方面的解析，可以认识到这一方法的成功运用对授课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授课教师不仅要有高超的讲课水平，更要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宽广的理论视野以及坦荡的理论胸怀。所谓深厚的理论素养，就是要求无论是讲授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的教师，自我的理论素养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对经济学原理的掌握这一基本层面，要牢记给人一杯水要自有一桶水的道理，要深挖原理背后的理论根基，广泛阅读各种经典著作，要有讲课不息学习不止的探索精神;所谓宽广的理论视野，就是不要静态地理解和讲授经济学原理，而是要厘清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坚持理论基本内核的前提下完成理论的与时俱进任务，提高理论经济学的课堂魅力;坦荡的理论胸怀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一分为二地对待不同学派的经济学理论，避免主观回避甚至故意的排斥，能够做到对不同范式的理论进行全面的比较与深刻的认识，解决好批判与继承、借鉴与坚持的关系。总之，对于一个合格的理论经济学教师，这三方面的理论素养缺一不可。也只有具备这种深厚理论素养的教师才能够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课堂上，充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把勇于探索、积极思考的精神潜移默化地传导给学生，引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们的思辨能力和综合素质，完善学生们的知识结构，提高理论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无论在授课内容还是在授课形式上完成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任务。
(二)教学方法改革必须依托于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
通过前一个问题的分析，我们深切领会到教学方法的改革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是内容上的改革。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是指教学内容的深化问题。如果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仅仅满足于两大范式互不相涉的经济学原理的泛泛介绍，满足于简单的教学任务的完成，永远也达不到提高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魅力、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的效果，不仅比较分析的教学方法改革难以得到贯彻，也更实现不了提高理论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最终目标。所以教学内容的深化问题就必然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两大理论范式之间的比较的学术研究问题。所以说，教学方法的改革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教学领域，更多的是涉及学术研究领域的问题。因此，教学方法改革的贯彻以及获得的预期效果就必须依托于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
不同于其他科研机构的研究工作，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肩负有双重使命。一方面，高校科研的成果可以直接服务于社会，起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的作用;另一方面，高校的科研成果更多的是起到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合格人才，提高潜在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增强创造社会财富能力的作用。作为社会科学组成部分的理论经济学，其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是肩负着培养人才、提高潜在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作用，这就决定了理论经济学的科研工作必须与教学工作紧密联系，肩负起为教学服务的学科使命。所以，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之间更多的应该是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而不应该是一种顾此失彼的替代关系。但是，近年来由于我国高等院校实行了追求数量、速度排名的评估机制，造成了教师职称晋升也仅仅关注科研成果而忽视教学成果的倾向，导致了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的严重分离与脱节。教师为了科研而科研，很少考虑科研与教学之间的互相促进问题，即使考虑到了也是处于无暇顾及的状态，所以根本谈不上科研成果在教学中渗透、提高理论经济学课堂教学魅力等方面的作为。这种状况在本科教学中尤为明显，教师上课就是为了完成既定知识的介绍，学生听课也是为了完成学分的积累，造成课堂气氛沉闷，老师讲解照本宣科、学生听课兴趣索然，课堂教学质量直线下降的这一普遍后果。其中，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普遍给人以教条、刻板的印象，西方经济学的课堂尽管有一些图表、方程等形式上的花样，但也经不起深层问题的推敲。更重要的是，学生们搞不懂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理论到底谁对谁错?有什么关联?为什么对同一经济现实的分析竟然有这样截然不同的解释?如果这些问题在学生们的头脑中搞不清楚，学生们就会进行选择性遗忘。先学的政治经济学知识淡出大脑，被后学的西方经济学知识所替代;即便是两门课程同一学期开设，学生们也会受到到底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谁说的对?[2]等这类问题的困扰。
因此，要解决上述问题，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必须紧密结合。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完整的知识结构，首先能够做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比较分析与研究，然后才可能把分析研究的成果渗透到教学中，并在教学中充分运用比较方法，对两大范式经济学理论的知识交叉点进行画龙点睛的讲解。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全方位分析问题的思辨能力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两大范式理论的比较研究和比较讲解会使同学一分为二地对待不同范式的经济学理论，使学生体会到，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对现实社会所进行的不同角度的研究，不同出发点的观察，并且代表着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同时，更要让学生认清，任何经济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真理，都包含着优点和缺陷。
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过于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缺陷，而对它的优点和贡献视而不见或者有意歪曲;对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缺陷有意忽视，过于夸大其优点甚至是全盘接受。这种倾向也深刻地影响了教学领域，造成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不加辨别的盲目崇信，对政治经济学给予主观的排斥与回避，这也是造成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因此，要发扬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优势，充分运用比较研究与比较讲授的方法，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揭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提高教学质量。
三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措施分析
(一)教师主动引导带动学生自觉学习
任何教学方法的改革都是围绕着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为最终目标的，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的行为主体永远是教师。目前教学改革提出了很多眼花缭乱的措施，如教学理念从以教师教学为中心向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转变、人才培养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发展的转变、教学方式从课堂单向转播向网络多边互动的转变①，等等，这些都属于广义的教学方法改革。但是，无论如何改革，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
首先，以教学理念从教师教学为中心向学生学习为中心的转变为例，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教师的主导性作用更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在当今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如果不发挥教师的主动引导作用，学生的自学时间很容易被碎片化的知识所瓜分。而这些貌似非常丰富的知识，由于其杂乱性、多样性很难在学生头脑中自发形成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学生获得的大都是过眼烟云、蜻蜓点水式的暂时性知识。因此，这种向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的转变必须以教师的主动引导为基础。
其次，以人才培养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发展的转变为例，能力的发展不能同知识传授截然分开，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分析能力的过程。所谓学生的能力，就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主要是在大学时期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是走上社会后逐步锻炼出来的。就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而言，主要是通过教师的知识传授、言传身教的主动性引导而实现的。
最后，以教学方式从课堂单向传播向网络多边互动的转变为例。在网络信息大发展的时代，这种教学方式的改革意味着教学空间的转移和授课对象的非固定化，更重要的是师生双边互动的教学相长行为更加方便和快捷，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对学生的主导性引导和启发作用就愈显重要和突出。
由此可见，任何形式的教学方法改革，教师的主动引导都是第一位的，而课堂教学又是教师发挥其主动引导作用的主要场所。在具体知识的讲授过程中，教师通过自身的学识、素养甚至是人格魅力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把这种求知热情发散到课外带动学生的自觉学习。理论经济学的两门核心课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在研究对象、基本原理以及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强烈的对比性特点，是教师充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主动引导和启发学生求知热情，培养学生自觉学习能力的示范典型。
(二)课堂讲授启发带动课下自主学习
与上一个问题相类似，这个问题也是探讨教师课堂教学魅力的发挥问题，只不过在此着重强调的是，教师如何利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来带动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的问题。面对浩如烟海的理论经济学知识和有限的讲授时间，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授课教师一方面要完成本课程基本原理的讲授任务，另一方面要把比较研究思维和成果渗透到所讲的内容当中，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这就对教师的理论素养和授课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既完成本课程基本内容的讲解，又画龙点睛地对两大范式理论的知识交叉点给予比较与分析，这对教师的理论素养、讲课技巧、教学经验、责任心甚至人格魅力是一种综合检验。这种检验合格与否，与启发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的热情密切相关。一个合格的教师会运用有限的授课时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并把这种求知欲转化为课下的自主学习热情。教师可以趁热打铁利用学生被激发起来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自发地组织课外学习小组、自拟讨论题目，自主钻研感兴趣的知识领域。通过自主学习，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完善其知识结构、提高其综合素质，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可见，教师课堂讲授的启发作用非常重要，是带动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的关键。近几年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大大缩减了理论经济学的课时量，增加了学生课下自主学习时间;与此同时，又实行了各种教学方法改革的实践，典型如翻转课堂的实验，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发性。在我看来，无论用何种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在有限授课时间内所起的主导性作用不应该被忽视，而且在课时一再缩减的情况下，教师的课堂主导性作用越显稀缺和重要。
(三)特色教材带动课外阅读的延伸
在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过程中，教材的编写与选用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目前在我国出版了三类教材：第一类是按照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各自的理论体系和结构而编写的教材;第二类是打破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原有界限，互相吸收借鉴并把两者融合到统一的体系和结构之中的教材;第三类是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原有体系和结构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到两种范式理论在一些关键知识点的交汇，每一章正文后边都添加对两种范式理论进行评述或比较的结束语或附录。对于理论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改革而言，采用或编写何种教材也是一种关键的选择。第一类教材过于传统、略显平淡;第二类教材适用于已经具备一定知识积累的研究生，却不利于初始知识结构形成阶段的本科生;第三类教材对于理论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而言是非常适用的。这类教材在保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自理论内核及体系结构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对两种范式理论进行比较的创新思维。这类教材不仅适用于课堂教学，而且也适用于学生的课下自学，对引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目前，在国内这类教材编写的典范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微观)，已经发行到第五版。
这部教材最大的特点是在保证西方经济学原有的体系结构和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西方经济学采取批判和借鉴的态度，在每一章的结束语中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全面的点评，这些点评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范式理论的比较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另外一本很有特色的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堡骏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本教程在尊重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并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基础上，每一章都恰如其分的添加了独立的一节针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关理论进行批判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念，揭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缺陷具有重要的贡献。第三本特色教材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石晶莹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本书就是为了完成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成果在本科教学中运用这一教研项目而编写的。其主要特色在于，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原有结构和理论内核基础上，增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典型原理的比较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难点问题的解析两方面内容，这两方面内容的添加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理论魅力，加深了读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认识，提高了读者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辨别力，对于构建学生完整知识结构，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特色教材的编写和选用是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实施和贯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措施之一。除此之外，这类体现理论经济学比较研究成果的特色教材的编写，参阅了诸多文献。通过这些参考文献的引用，可以引导学生阅读的延伸和探讨学术的乐趣，培养其自学热情，提高其分析问题的能力，达到教学方法改革的最终目标。
四、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制约因素分析
通过分析得知，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实施主要依赖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而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又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制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主观因素
作为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理论经济学的授课教师必须具备理论深度、理论广度和理论胸怀等三方面素养。从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角度看，不具备这三方面的素养，就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给予深刻理解和把握，更不可能对这两种范式理论给予全面的比较与公正的评价。从比较分析方法的实践角度看，不具备这三方面的理论素养，也就不可能在教学中灵活运用这种比较分析思维并把两大范式理论的异同点渗透到教学内容中去，做到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然而，授课教师理论素养的直接表现就是其自身理论经济学的知识结构是否完整的问题。
近年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忽视通识教育，注重分门别类的专业化培养。理论经济学的授课教师大都是某一学科专门培养的专业化人才，其知识结构的单一性是通病。比如一些西方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教师接受的是系统的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熏陶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一种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或者对政治经济学虽有一些正确的认识，但又屈从于长期以来流行的习惯与偏见，不敢涉足政治经济学或有意排斥政治经济学;一些政治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教师长期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训练，形成了特有的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式，也养成了一种只顾此山景、不屑他山玉的习惯。这种专业割裂、知识结构单一的状况极大地阻碍了比较思维在教学中的运用，限制了教师本身的知识视野和理论胸怀，最终也会影响其学术研究的深化。如果说单一的知识结构对于专门的学术研究影响不大，那么对于本科教学任务尤其是专业基础课程教学任务的完成、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等问题的影响是深远的。一个知识结构单一的教师，他的课堂教学魅力极为有限，对学生思维的启发和学习热情的调动也极为勉强。因此，在现有的专业化研究的基础上，应该提倡教师的交叉学科研究，积极鼓励交叉学科研究项目的申报，提高教师自身的理论素养，达到以科学研究带动教学水平真实提高的效果。
(二)制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客观因素
尽管课下指导也是教学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还是依赖于课堂教学。课堂是教师发挥主导作用的主要战场，而有限的课时量以及课时量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之间分配的不均衡，是制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客观因素。
根据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有关《经济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修订稿2014)的文件，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被列为经济类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只不过在课程的设置中，西方经济学拆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部分。致使理论经济学的两门主干课程被划分为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三门，在课时安排上这三门课平均各占48学时。这种安排已经造成了西方经济学的课时量是政治经济学课时量的两倍这一结果，更何况近年来个别高校进行的教学改革，大大削减了政治经济学的课时量，由原48学时削减到32学时、直至28学时，有的学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理论经济学教学阵地全部让位于西方经济学。这种不均衡的课时分配以及对政治经济学课时量的缩减，直接造成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无法充分展开，理论魅力无法充分展现，人为地造成教师与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轻视、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学没有教好和学好，也影响了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与理解，更谈不上比较分析方法在教学中运用、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等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思想史；经济；范式规定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026－02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经济思想史要提升科学品质，研究方法上必须要有范式规定”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综合各位名家及众多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从理论和操作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理论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遵循的指导思想、研究体系、研究方法及服务目标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作为最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第一人，胡寄窗先生笃信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的指导意义，并应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实践，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其亲身经历验证并加深了其对这一点的认识，比如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认识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了一直困扰的问题。
而另一位名家叶世昌先生则提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
赵靖先生则具体明确地提出：“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就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研究经济思想史中的运用。”
在老一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之后近些年来也涌现了一股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思想的思潮。资本主义思想也在逐步影响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二）迥异的研究体系
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采取何种体系有两种迥异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不要以不适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摈弃传统的受西方经济思想史影响的“商品―资本”研究模式，而采用与之相适应的“地产―地租、赋税”的研究模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编写经济思想史所采取的表达方式应是通过现代的经济术语来分析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
胡寄窗先生从多个方面阐述了以现代的经济术语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带来的好处。比如在正确用词方面，他提出了“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即用现代语言诠释古代语言，使两个时空连接在一起。
（三）理论研究方法
1．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
胡寄窗先生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他认为各类经济范畴进行对比是可能和必要的，同时，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他最终得出结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政治经济学前史》就是运用此法的实例。
叶世昌先生也指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参照西方经济学。但不要用所学得的经济学知识硬套中国的经济思想，不应对前人的经济思想做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从中国社会的特点出发，从研究对象的实际理论和主张出发，而不是从相承的某种模式出发。”
香港树仁学院宋叙五教授提出的两个时空完全不同的社会如果经济发展程度相近会产生相近似的经济思想的观点，则把中国古代某个时期的经济思想与西方某个时期的经济思想紧密联系起来。这又是一种推崇比较分析的观点。
现今又出现了通过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从中找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与西方经济学差距的文章，并且这种现象几乎成了潮流。也有学者认为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思想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2．与现代经济理论的融合
一种意见应将古人的思想停留在原有水平，用古人的语言来解释；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将古人的思想拔高到现代水平，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和分析，即“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寄窗先生提出“古人思想现代化”，一方面遵循严格的历史性，另一方面要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准确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而不能无中生有、牵强附会。他指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需的过程：一是“转译”；二是“对口径”；三是“加工”。他的这一观点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研究的总指导方向。
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界的许多学者在努力使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融入现代经济理论之中，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历史基础。比如，北京大学的石世奇教授提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概念欲望和稀缺与先秦各家的经济思想的基础相联系，山西财经大学的毕世宏认为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产业经济思想促进中国目前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等。
（四）服务目标
经济思想史研究必须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服务，这是中国思想史界的共识。
武汉大学的郭笑撰博士主张引进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方法以及运用最新的研究手段特别是网络资源。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成为宏观经济的理论支持，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以史为鉴。
安徽师范大学戴家龙副教授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文章中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本质上是不断对中国经济思想典籍进行的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要真正融入现代经济科学之中、在现代经济理论之林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取决于其对今天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影响能力。”
当前将古代经济思想与现实经济结合起来考察的“古为今用”之作不断涌现。
二、从操作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具体方法
（一）以人物来编排
编撰经济思想史的通常方法是根据时间、年代顺序整理研究人物思想，据此编排章节结构，另外附以点评。在分析人物时可结合多种因素，如人物的其他思想、观点，其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其经济思想的源泉与影响等。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了解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但也有一些缺点：首先，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比如理论的延续性、观点的持续变化、结论未完结、经济学者有待历史考验；其次，由于人物数量、思想素材很少，经济理论发展的面貌难以全面反映；再次，由于能够建立完整理论体系的经济学者、学派数量极少，历史的完整性难以依靠此方法获得。
（二）根据热点（或重点）问题编排
即按时间顺序以某些热点（或重点）问题为专题，然后归纳综合与此相关的探讨观点，据此编排章节结构。
其优点是由于不受时空的限制，信息量大，较为客观。但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从庞杂的思想素材中梳理出有价值的理论与科学研究成果。
（三）因循发展的线索，展现发展的过程
“写经济思想史，不能偏重于技术性的观点综述，而应着重梳理有价值的思想形成和演变的轨迹。”我们要从浩渺的思想资料中按照历史发展进程整理、合理表现出理论史的线索，并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作理论分析和评判。
赵靖先生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分期，必须也只能按照自身的特殊矛盾性来划分，而不能机械地搬用其他历史学科的分析方法。”按照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特殊矛盾性和具体历史特点，他认为可以把中国经济思想史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三大阶段。其中，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阶段可分为中国封建经济思想形成的时期、中国封建经济思想支配的时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又可分为近代初期带有某些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思想和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没落两个时期。
这种方法要把握两点：一要“还原历史”，而非“制造历史”。即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客观地反映考察对象的历史内容，而不能主观臆断；其二，要史、论结合。不能仅仅限于整理历史资料和描述发展流程，还需要进行理论分析、评价阐释。
“历史的方法是通过总体考察、归纳和类比分析，从诸多复杂的现象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范性。如果从这一方法论要求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材料和研究内容就有一定的限制，思想材料必须能够提炼出理论要素，可以归入一种理论线索或理论体系。”
总之，虽然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界长期存在着众多研究者及相应数目的理论和观点，但在这个领域，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显示着蓬勃的生命力，研究领域在不断延伸，愈加呈现出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多学科交叉和其他学科融会贯通的特征。我们深信，作为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研究方法、理论范式、学术体裁等方面会有更大的飞跃。
参考文献：
[1]程霖，刘甲朋．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思想[J]．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7）．
[2]叶世昌．谈谈学习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J]．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1）．
[3]赵晓雷．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论纲[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2）．
[4]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J]．学术学刊，1986，（3）．
1.财务会计
财务会计于20世纪30年代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与提供者的分离。为了保证信息的可靠与公正，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必须对会计信息产生的过程进行规范，由此形成了规范会计理论。在规范会计理论的指导下，各国相应制定了规范会计实务操作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包括基本假设、历史成本计价原则、收入实现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等。但是，客观经济环境对这些假设和原则提出了全面的挑战。然而，这些原则和假设是现代财务会计的基石，它们的动摇势必影响到财务会计这门学科的存在。
2.财务会计概念结构
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一般不直接规范会计实务，因此，它作为普遍运用的理论框架似应高于会计准则。但是，其概念结构不够具体，在可操作方面不如会计准则。它所描绘的是一组概念，这些概念必须贯穿到并统驭着所有的准则，从而对财务会计的程序与方法起着普遍的规范作用。所以，在概念结构的文件中要有一致的看法，不能等同于学术著作，反映不同的观点或体现百家争鸣。我们可以看出，财务会计的局限性与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约束有关，如资产要素的定义，美国FASB的定义是指某一特定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获得或控制的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这个定义没有指出对未来经济利益如何计量；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这个定义虽指出货币计量，但并未回答如何计量，是对资产形成过程的计量，还是对资产未来潜能的计量？又如，两个重要的信息质量特征相关性和可靠性，理想的情况是二者都要保证，但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哪个更为重要？因此，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最终的会计信息。
3.会计基本理论
再深入一步，我们会发现，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研究是受制于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会计基本理论的内容是会计学科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它构成会计学科最基本的框架，会计的本质、对象、职能、属性等，这些基本问题和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内容有着一定的联系，有的甚至是一一对应的，从另一方面来讲，概念结构是会计基本理论内容的具体化。如，会计本质和社会环境的研究确定了会计基本前提；会计职能对应会计的目标；会计对象规定了会计要素等。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将财务会计实践中碰到的问题，用脱衣法层层追溯到会计基本理论问题。透过现象，我们注意到我们忽视了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对会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或者存在很大差异，用含糊不清或者有争议的概念去指导会计实践，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
二、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
中国会计学会提出的我国会计理论建设的目标模式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介绍和引进大量西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会计理论，目的是为了消化和吸收其精华，结合我国会计实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我认为，这种理论应在研究方法、研究风格和理论内容三个方面体现中国特色。
1.研究方法
和其它经济学科一样，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包括三个层次：方法论、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方法论基石，这与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哲学背景有着根本的区别。西方会计理论家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倡导有用即真理的务实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物质的运动性、矛盾性和实践第一的观点。根据实践第一的观点，中国会计理论的特色应来自于中国会计实践的特殊性。中国会计实践是中国经济实践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微观经济（管理）理论是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基础，宏观经济（管理）理论是微观经济（管理）理论的指导。会计学属微观经济（管理）学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当前会计学研究向经济学（管理学）寻求指导的重要原因。
对于会计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西方会计理论界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尝试了许多方法来研究会计问题，总括起来有逻辑的研究方法（归纳法、演绎法）、历史的研究方法、实证的研究方法、数学的研究方法、经济的研究方法、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研究方法等。西方会计学界在研究方法的应用上走过了一条由归纳法演绎法实证法的道路，目前，实证法正方兴未艾。西方在基本方法的使用上往往走极端，采用一种方法而否认另一种方法，没有看到各种方法都有优点和局限性，它们之间存在互补性。因此，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应强调各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和互补。
2.研究风格
研究风格主要指理论的研究起点和研究路径，这与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关于会计理论的研究起点，理论界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有本质起点论、对象起点论、环境起点论、目标起点论等，如何看待这些观点，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美国的会计理论研究从假设原则准则模式转向目标质量特征要素的确认、计量与报告模式的原因何在？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应该具备什么条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否应和理论表述的起点相一致？这些问题需要我国会计界作进一步探讨。
关于会计理论研究途径，中西会计理论学界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西方的会计研究往往从具体开始，强调表面上的实，而我国的会计研究往往从一般开始，强调本。然而，具体与一般不是对立的，而是辨证统一。由具体到一般，再由一般上升到理论上的具体，才是完整地把握事物的正确思路，也应是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特色。
一、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
(一)现在大家讲的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虽然有继承关系，但内容却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只是为资产阶级私有制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然而，在西方经济学里却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毋须讨论的既定前提，尽管这种观点存在着问题，但在他们现在的书中所研究的重点早已不是这个问题了。西方经济学现在也讲“制度”，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总和制度，而是选择资源配置方式的机制体系，即西方经济学认为的最有效的经济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这里讲的制度已具有了另外一种涵义。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其侧重用交易费用的观点分析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研究的一个补充。
(二)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田国强在2005年《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文章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作用(事实上，二战后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曾先后利用过西方经济思想，如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思想等)。由于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已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国也可有分析地利用西方经济学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方法。事实上，我国在很多方面(主要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方面)已经有分析地加以利用了。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划分方法，把经济问题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在宏观方面，我们也在利用西方惯用的调控手段，尽管在调控的具体措施方面有所差别，但基本方法大体类似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另外，中国不少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都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说明西方经济学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有人就说西方经济学比较具体实用，不是脱离现实讲空道理。为此，我们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敢于将研究的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去。
(三)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而应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目前，西方经济学在我国传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但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许多中青年似乎更热衷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太少，评论起来往往不是偏于这一方，就是偏于那一方，很少能做出全面中肯的科学评价，有时甚至还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如，有人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对立起来加以批判，这显然有些过于偏执。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其中确有某些对立的成分，但由于它们研究资本主义是从不同侧面(前者是从资本主义资源配置，后者是从经济利益关系)研究的，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那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态度是认真抓好对这两门科学的研究，脚踏实地运用这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它们包含有真理的成分，或部分是真理，就没有必要害怕它，而且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一)首先要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前，在实践中究竟应怎样理解及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方面，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因此，我们要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运用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曾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往往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但现在仍然可指导我们的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天仍带有普遍指导意义，但需要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它。否则，只是干巴巴地把原有几条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很难真正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如，在过去阶级矛盾尖锐的条件下，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然而，今天在对立阶级已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如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恐怕就脱离实际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在体制和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但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两个部分，即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时指出，在马克思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既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建立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由原苏联一批院士编写开始的。然而，由于它没有、事实也不可能科学地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臆想的结果。因此，此书出版的寿命不过十年左右。我国是从学习原苏联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受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非常深，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编写包括以中国经验为主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摆脱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逐步对原苏联教科书影响的内容和框架有所突破，但很难说现在编写的教科书已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现在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把上述这两部分区分开看待。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2．要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有马克思的原创著作存在，人们一般不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产生歧义，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年马克思在英国生活时的那些情况和特点，阶级矛盾也并不像《资本论》中描写的那样尖锐，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出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描写的那样奄奄一息状态。马克思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终将引发社会革命的论述是科学的，同时他也察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出现了调节和缓解矛盾的内在机制。然而，他来不及就这些新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原来有些结论就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研究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求实的研究精神，我们不应戴上先入为主的眼镜，而要认真地、也实事求是地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变化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找出它在将来必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历史趋势。要避免不顾客观事实，把马克思在那个时代得出的某个或某几个结论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头上。
3．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很难说哪一本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有很多版本在不同程度上含有某些马克思主义因素或马克思主义科学成份，但作为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来说，也不可能是完全符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神的。理由是直到今天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西北欧一些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种种原因看法分歧很大，这里暂搁置不论)。理论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当现实生活本身还没发展到成熟或定型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可见，硬要拿出一本科学地反映成熟社会主义本质的著作来，这种要求未免有点过于超前。即使马克思生活在现在，恐怕也难于满足这种要求。客观存在决定人们思想意识，人们是无法改变这条规律的。现在有些人企图把西方经济学引进来，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并起来，先讲商品、货币、资本，再分别讲两种制度本身，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出新的矛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试图把二者合成一体，自然会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现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如西方经济学受学生欢迎有多种原因，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当前较为现实的办法是仍要遵循过去传统的理解，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已基本消灭了敌对阶级，似乎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但社会上的体脑差别、城乡及工农的差别却依然存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存在。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这种差别不仅反映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对此如果认识清楚、处理得当就会给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反之，如果认识和处理不当，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着眼点放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可以起互补作用
经济发展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因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被马克思称作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就讨论了经济（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问题，生活在18世纪的斯密把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快慢的原因归结为分工的发展程度和资本积累的多寡。古典经济学家都力图寻找经济增长的根源，分析经济变革的长期过程。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兴趣一直持续到约翰·穆勒。此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把边际分析引入了经济学，经济学家们的兴趣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和交换理论，静态经济学支配着西方主流经济思想。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长期慢性萧条和30年代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引发了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短期波动和长期停滞可能性的分析。从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问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差不多被冷落了100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才重新成为西方经济学讨论的主题。
当然，古典经济学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对象、动机和目的的关注是不同的。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问题。因为18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年轻的正在成长的经济，是一种“发展中的”经济，古典经济学家力图找到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一条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通过加快经济增长来确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彻底战胜封建主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简单地说，古典经济学家当时关注的是其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他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
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热中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他们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发展和富裕之路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来考察发展经济学兴起的背景和动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本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势力范围和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发动的战争，但是，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愿望相反，这场战争却敲响了殖民主义的丧钟，殖民制度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土崩瓦解，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获得民族独立。在国家独立以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摆脱贫困和落后，如何进行改革和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那么，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呢？这就需要从经济理论上做出回答，需要经济学家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选择。但是，当时在这些国家盛行的是殖民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是一种为殖民制度辩护和服务的理论，它力图开脱殖民体系对不发达经济所承担的责任，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和贫困归咎于热带气候条件、人口压力、资源匮乏或劳动者懒惰。显然，这种殖民经济学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从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看，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大大缩小了帝国主义的地盘和势力范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场所、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大大萎缩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新独立的国家追随苏联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反资本主义的阵营正在扩大。因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需要把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纳入自己的“规划”。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计划和投资项目，而发展经济学则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经济理论“援助”。
从表面上看，发展经济学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发达国家的需要的一种混合产物。但问题是，这种发展经济学最初是由发达国家“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的，因此，这就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带有发达国家的某种目的，寄托着发达国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某种愿望。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杰拉尔德·M·迈耶(GeraldM.Meier)在回顾发展经济学兴起的原因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之所以受到激励去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有的是因为他们先前的学术兴趣，有的是因为有过在过去相关决策活动中的经历，有的是发自理想主义，有的是因为有基本的好奇心”。[2]（序言，P24）我们认为，如果说这种说法还可以用来描述单个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动机的话，那么这种说法则不能用来说明发展经济学产生的动机和目的。事实上，迈耶的另一个说法倒是透露了发展经济学产生的真实动机和目的。他认为：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看来，昔日的殖民地如果没有一点社会进步，就可能陷入共产主义统治的危险，从而投资机会和进入市场与原料来源地的机会将消失。还有，战后的宣传强化了平均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趋势。由于这些，50年代初期出现了从富国得到大规模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政治基础。欧洲和北美的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改变分析‘不发展’问题的工具。所以，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2](P6)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Myrdal)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先驱人物之一，他从1957年开始对亚洲一些国家（主要是南亚国家）的贫困和不发达问题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是他于1968年出版的3卷本的《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1971年出版了1卷本的缩写本）。根据缪尔达尔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欠发达国家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来自西方富国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是用静态的语言来描述尔发达国家的人民赖以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制度结构和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对欠发达国家进行研究的主角让位给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研究欠发达、发展和制定发展计划的各种动态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西方学者研究工作的转向呢？缪尔达尔认为，这不是社会科学自动和自发发展的结果，而是巨大的政治变化的结果。具体说来，缪尔达尔把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随着殖民制度结构的迅速瓦解而来的是欠发达国家本身渴望发展……那些出于自身利益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人们渴望发展……在冷战中达到白热化程度的国际对抗关系已经使得欠发达国家的命运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政策所关注的问题。”[3](P3-4)缪尔达尔进一步认为，其中第三个原因是发展经济学产生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就有关西方国家、它们的学者和学术机构来说，显然上面所说的第三个原因是引起他们对欠发达国家问题感兴趣的最重要的原因。”[3](P4)
缪尔达尔认为，西方学者之所以把研究重点转向欠发达国家的贫困和发展问题，是由于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殖民制度的崩溃，独立的国家取代了殖民地；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要求通过发展来摆脱贫困和停滞；苏联政权日益强大；共产党政权控制下的领土和人口规模急剧扩大，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以及接踵而来的冷战。因此，在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的国际对抗关系中，争取到欠发达国家或至少让这些国家保持中立，对西方国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些欠发达国家“改革的效果、速度甚至改革的方向对彼此对立的霸权集团来说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3](P5)正是在这种重大利害关系的驱使下，西方各国政府、组织和资助研究的机构以及社会舆论都迫切要求研究欠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为对西方国家来说，这些问题具有越来越大的政治重要性，所以，吵吵闹闹地要求研究这些问题是完全有道理的。”[3](P6)这就使得对欠发达国家的研究含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现在对欠发达国家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经常是出于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的一时的和狭隘的政治利益或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了普遍和永恒的价值……各种各样的研究现在都按照这些研究对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安全’做出的贡献来进行评判。”[3](P6)由于这个原因，西方经济学家就需要戴上有色眼镜或过滤镜来看待和研究欠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就难免带有某种偏向。缪尔达尔客观地指出：“在对穷国进行经济研究方面存在偏向的主要根源是多数研究力图按照西方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观点——把穷国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来看待穷国的内部问题。”[3](P6)
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使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在发展中国家没有适合自己国情的成熟的经济学。客观的情况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可能产生出发达的经济学。另一方面，那些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分析的人大多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通过引进概念、推导原理和提出发展模式创建了发展经济学。而他们所使用的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不是来自凯恩斯经济学，就是来自新古典经济学。
虽然在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也发表了一些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观点，加中心—论、依附理论、强调刚性结构的非均衡论等，但从整体上看，主宰发展经济学的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认为，发展经济学家不过是运用贸易工具分析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主流经济学家而已。”[1](P2)
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70年代和80年代为第二阶段，90年代以来为第三阶段。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主导发展经济学的有三种理论：唯资本理论、唯工业化理论和唯计划化理论。唯资本理论强调启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增加资本积累，唯工业化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走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唯计划化理论倡导通过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发展计划来战胜贫困。这三种理论的典型代表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和刘易斯的经济计划化原理等。除了唯计划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苏联计划化经验的影响以外，这三种理论都来源于当时已经成为正统西方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经济学是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长期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而提出来的。虽然战后新独立的欠发达国家也存在大量的失业，但这种失业主要是这些国家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经济严重不发达的结果，这与英美等国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尽管如此，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还是用凯恩斯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正如迈耶在20世纪80年代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进行反思时所指出的：“虽然凯恩斯式的失业被否定了，但是50年代经济发展研究的其他主题，如强调资本职累、工业化和计划工作，都可以追溯出凯恩斯主义的背景。”[2](P15)
由于照搬凯恩斯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经济发展理论在实践中必然是纷纷碰壁。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发展经济学又回归到新古典主义的传统上：批评计划化，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消除价格扭曲，实行经济自由化；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重视国际贸易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正如迈耶指出的：“发展经济学内容最大的变革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生的——这20年的特点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复活。”在这个阶段，发展经济学家们的主流观点是，“一个穷国之所以穷，现在被认为是起因于政策不适当，好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是好的”。[4]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以科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布坎南、塔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了越来越大的声势，成为新的、影响较大的学术思潮。发展经济学家们似乎从这些经济学思潮中找到了新的分析工具。于是，9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有了制度分析、交易费用分析、产权理论、寻租理论、国家理论等内容。
我们看到，发展经济学从它一开始产生就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用西方经济学的工具来研究贫困和发展问题可以说是发展经济学的一种研究传统。发展经济学家们之所以长期坚持这种研究传统，实际上是认为西方经济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分析工具和一般命题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正如缪尔达尔在他的名著《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所指出的：“（西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更倾向于得出一般性的命题，然后假定这些命题对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文明都有效。”[3](P8)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发展经济学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发达国家的利益偏向，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并且是用根据发达国家的国情和经验得出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由于这些原因，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在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时，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建议时，很难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发，很难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因而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症结所在。研究者的立场错位，再加上把在发达国家产生、而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完全有效的经济学应用到经济条件、制度背景、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失败自然就不可避免了。有些有远见的发展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就预见到了这个结局。缪尔达尔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经指出：“只要这些理论（西方经济理论——引者）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南亚欠发达国家——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3](P8-9)缪尔达尔甚至还进一步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基本概念也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基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与发达的西方国家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不顾这种差别，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名词概念是有害的。他写到：“市场与价格、就业与失业、消费与储蓄、投资与产出这些‘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欠发达国家，人们不能进行这种抽象；实际的分析必须讨论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3](P9)
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和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毫无共同之处，说西方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完全无用，这种看法显然有些极端。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从一套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分析工具开始，不可能（也不能）抛开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有用的知识成果。问题的关键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首先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特有国情出发，找出阻碍发展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不同的假设，建立不同的制度关系和变量关系；最后对症下药，提出适合一个国家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我们认为，这种发展经济学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来创立，这些经济学家必须既精通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又熟悉本国的国情和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经济学家研究发展问题的动机要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相一致。
【参考文献】
[1]V.N.巴拉舒伯拉曼雅姆，桑加亚·拉尔主编.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C].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2]杰拉尔德·迈耶，达德利·西尔斯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马克思
近两年来，我国报刊上讨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位置、功能的文章很多，其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分析这些不同看法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我们正处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基础在变，而且变得相当快。另一方面，虽然上层建筑相应地也在变，但变的速度比较慢。因此，就出现了差距和矛盾，自然就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我们把握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
(一)现在大家讲的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虽然有继承关系，但内容却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只是为资产阶级私有制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然而，在西方经济学里却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毋须讨论的既定前提，尽管这种观点存在着问题，但在他们现在的书中所研究的重点早已不是这个问题了。西方经济学现在也讲“制度”，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总和制度，而是选择资源配置方式的机制体系，即西方经济学认为的最有效的经济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这里讲的制度已具有了另外一种涵义。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其侧重用交易费用的观点分析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研究的一个补充。
(二)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田国强在2005年《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文章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作用(事实上，二战后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曾先后利用过西方经济思想，如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思想等)。由于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已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国也可有分析地利用西方经济学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方法。事实上，我国在很多方面(主要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方面)已经有分析地加以利用了。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划分方法，把经济问题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在宏观方面，我们也在利用西方惯用的调控手段，尽管在调控的具体措施方面有所差别，但基本方法大体类似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另外，中国不少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都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说明西方经济学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有人就说西方经济学比较具体实用，不是脱离现实讲空道理。为此，我们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敢于将研究的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去。
(三)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而应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目前，西方经济学在我国传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但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许多中青年似乎更热衷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太少，评论起来往往不是偏于这一方，就是偏于那一方，很少能做出全面中肯的科学评价，有时甚至还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如，有人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对立起来加以批判，这显然有些过于偏执。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其中确有某些对立的成分，但由于它们研究资本主义是从不同侧面(前者是从资本主义资源配置，后者是从经济利益关系)研究的，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那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态度是认真抓好对这两门科学的研究，脚踏实地运用这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它们包含有真理的成分，或部分是真理，就没有必要害怕它，而且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一)首先要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前，在实践中究竟应怎样理解及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方面，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因此，我们要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运用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曾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往往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但现在仍然可指导我们的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天仍带有普遍指导意义，但需要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它。否则，只是干巴巴地把原有几条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很难真正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如，在过去阶级矛盾尖锐的条件下，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然而，今天在对立阶级已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如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恐怕就脱离实际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在体制和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但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两个部分，即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时指出，在马克思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既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建立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由原苏联一批院士编写开始的。然而，由于它没有、事实也不可能科学地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臆想的结果。因此，此书出版的寿命不过十年左右。我国是从学习原苏联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受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非常深，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编写包括以中国经验为主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摆脱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逐步对原苏联教科书影响的内容和框架有所突破，但很难说现在编写的教科书已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现在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把上述这两部分区分开看待。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2．要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有马克思的原创著作存在，人们一般不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产生歧义，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年马克思在英国生活时的那些情况和特点，阶级矛盾也并不像《资本论》中描写的那样尖锐，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出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描写的那样奄奄一息状态。马克思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终将引发社会革命的论述是科学的，同时他也察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出现了调节和缓解矛盾的内在机制。然而，他来不及就这些新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原来有些结论就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研究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求实的研究精神，我们不应戴上先入为主的眼镜，而要认真地、也实事求是地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变化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找出它在将来必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历史趋势。要避免不顾客观事实，把马克思在那个时代得出的某个或某几个结论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头上。
3．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很难说哪一本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有很多版本在不同程度上含有某些马克思主义因素或马克思主义科学成份，但作为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来说，也不可能是完全符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神的。理由是直到今天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西北欧一些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种种原因看法分歧很大，这里暂搁置不论)。理论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当现实生活本身还没发展到成熟或定型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可见，硬要拿出一本科学地反映成熟社会主义本质的著作来，这种要求未免有点过于超前。即使马克思生活在现在，恐怕也难于满足这种要求。客观存在决定人们思想意识，人们是无法改变这条规律的。现在有些人企图把西方经济学引进来，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并起来，先讲商品、货币、资本，再分别讲两种制度本身，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出新的矛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试图把二者合成一体，自然会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现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如西方经济学受学生欢迎有多种原因，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当前较为现实的办法是仍要遵循过去传统的理解，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已基本消灭了敌对阶级，似乎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但社会上的体脑差别、城乡及工农的差别却依然存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存在。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这种差别不仅反映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对此如果认识清楚、处理得当就会给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反之，如果认识和处理不当，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着眼点放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