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片情感基调由悲到喜的转变
三十年间所拍摄的农村婚恋影片，情感基调有喜也有悲，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基本还是一种悲喜交加的状态，而到90年代中期之后，则基本上成了喜剧的态势。
20世纪80年代的导演充满社会责任感，关注人类的悲情与温情，关注人性深层次的东西。他们从俯视的角度审视充满悲剧色彩的传统婚姻制度和荒唐的政治错误，拷问传统的婚姻制度及极权政治给群众的爱情和婚姻带来的伤害，为了表达对传统婚姻与政治伤害的控诉，用一种充满悲剧色彩的情境与基调来呈现影片的主题。例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许茂和她的女儿们》《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等，将混乱的政治活动和残酷的政治斗争以人物命运的沧桑变迁来呈现，以一种近乎血肉模糊的状态，表达对政治动乱深深的不满与控诉；《苦藏的恋情》《出嫁女》《寡妇村》《菊豆》《香魂女》等一系列作品，则是通过传统的压抑人性的旧婚姻制度与腐朽的旧社会环境刻画一系列被扭曲的人物形象，引起后人深深的反思与同情。
随着生活条件的日益富足，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影片也转向了一种更加明快、富有喜剧性的基调。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喜剧主题占据主流，如《夫唱妻和》《男婚女嫁》《喜盈门》《丑汉和他的俊媳妇》《同喜同喜》《柿子坞的女人们》《乡村婚礼》《小镇大款》《外来媳妇本地郎》等，以一种喜剧的呈现方式，意在展现农村新时期的婚恋风貌，是在“拍农村片，为农民拍片”。影片主题也少了控诉与反思的意味，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消遣，娱乐性与趣味性倾向明显，这也与电影商业性与市场化，以及农民更愿意看到自己生活中喜剧性的一面有关。
所以，整体而言，影片的基调氛围是从一种或悲或喜的审视和反思转为喜剧性的呈现。
造成这种基调转变的原因，一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商品经济社会的到来，影片为了迎合大众的消费口味，二是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导演的文化悲悯和社会责任感减弱，更多地迎合主旋律，营造一种轻松快乐的喜剧氛围。
二、从文化反思到商业娱乐的心态变化
“经典第四代导演的作品，也大都抱着研究问题的目的来拍摄电影的……第五代导演，从走上影坛开始，似乎就抱着出人头地、弑父影坛的目的来的，第五代导演除了研究电影的技术问题并力图让技术研究的成果用于罗织声名之外，他们并不研究新时期以来的重要思想问题。”①虽然这种笼统的观点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也指出了一种大的趋势，并不是空穴来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以历史反思、政治反思、文化反思等为主流，通过影片反映农村婚恋在历史传统、政治风云中的状态与问题，以求达到反思等目的，如《芙蓉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野山》《杏花三月天》等，无论是站在反思文化的角度，还是反思政治错误的角度，都试图说明什么或反思什么。而到90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第五代电影导演全面进入电影市场的时候，影片的娱乐性、趣味性等喜剧性方面的呈现成为主流趋势。第五代导演具有现代思维方式和独特敏锐的眼光，因此除了注重影片本身外，也更注重电影所带来的市场与经济效益，因此也会在迎合观众需求方面花更多的心思。“既可赚钱，又可满足观众的各种道德匮缺和生命欲望，‘雅俗共赏’，皆大快活。”②这种趋势反映到婚恋题材的农村电影中，主要体现在影片文化背景、整体基调、人物性格、叙事语言等方面。如《夫唱妻和》《男婚女嫁》《丑汉和他的俊媳妇》《柿子坞的女人们》等影片，与后来的“乡村爱情”等系列影视作品一样，试图以一种幽默诙谐的手段呈现农村村民的生活百态，为观看者带来视觉上的愉悦以及更多的生活趣味与视听文化的满足。
三、演员选择由精英到平民化的路线
这种趋势的变化，一是体现在演员的选择上，二是体现在影片所呈现的影视形象上。首先，如果说以前的电影是针对精英的创作，如《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湘女潇潇》《芙蓉镇》等，那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电影则表现出一种越来越草根化、大众化的趋势。影片中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中，普通农民的形象数量越来越多，形象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具有生活气息，如影片《男婚女嫁》中的新时期民生百态及多层次的村民、《丑汉和他的俊媳妇》中的汉与新女性、《同喜同喜》中的欢喜“冤家”常老三与吴老四、《柿子坞的女人们》中搓麻将的农民汉与禁赌娘子军、《婚礼》中靠结婚手段骗富豪钱财的小桃等诸多影视形象，可谓千姿百态，囊括民生万状，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农村的婚恋风貌与家庭百态，无论是从影片的整体基调，还是从影片角色的选择塑造，都带上了浓郁的乡村喜剧气息。
其次，以控诉和反思等为主题的影片，大都将影片所要呈现的主题投映到某个家庭或是某个人物身上来展开，因此都会有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主角，再加上电影本身商业性的需求，演员的选择就非常重要，“明星效应”现象日渐升温，以求观众与票房的大丰收，因此这一时期也诞生了很多明星，如刘晓庆、巩俐、姜文、斯琴高娃、蒋雯丽、李保田、李纬等，影片与演员相互成就。而到后期，随着呈现乡村生活百态的喜剧性影片的增多，影片表现场景有所扩大，叙述对象呈现出由家到村的趋势，演员的数量大大增多，主要人物增加的同时，还要有众多姿态万千的群众人物，人物性格也更加复杂多元化，因此演员的选择也有了更大的空间，更多更复杂的普通人物登上银幕，比如后来的“乡村爱情”系列。这种由明星到草根的大众化趋势势不可当。
四、女性的强大坚韧与男性的软弱沉沦
纵观三十年农村婚恋题材的影片，在男性与女性的刻画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柔弱而又坚韧的女性在男性的软弱、父性的沉沦中艰难地前行，并时不时地担任起拯救自己、拯救家庭与婚姻的角色。这是众多影片所体现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不仅来自这类影片本身，而且它还具有深刻的社会学、心理学和历史传统，如《孔雀东南飞》《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在面对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压力时，男性总是最先妥协、最先放弃。其实，抛开强大的社会与家庭压力，很多悲剧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男性的妥协与不坚持。影片《菊豆》《杏花三月天》《香魂女》《痴男怨女和牛》等影片中对男性软弱一面的刻画，可怜可恨又可悲，比如《菊豆》中的天青，甘愿忍受养父的驱使，甘愿安于世俗礼教的压迫，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备受摧残，有子不敢承认……软弱到让人切齿。柔弱的女性本该得到男性的庇护，而真正面对家庭与习俗等方面压力的时候，男性却比女性更容易妥协，并没有实现对女性的救赎，苦难而又坚韧的女性只能选择自我救赎。
至于父性沉沦或是父性缺失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现象来支撑的，从影片中反观现实，就会发现影片所呈现的都是现实存在的社会现象。《女皇陵下的风流娘们》《二嫫》《丑汉和他的俊媳妇》《媳妇你当家》《巧凤》《暖》《柿子坞的女人们》等多部影片，都或轻或重地描绘出了“父性”沉沦或缺失的一面。《女皇陵下的风流娘们》中，男主人公孙长庚集偷情、薄情、家庭责任意识淡薄、喜新厌旧等于一身；《二嫫》中二嫫的丈夫――下台“村长”因落下病根，家务都无法处理，全部家庭重担都落在二嫫身上，还试图用二嫫卖血与辛劳赚的钱盖房子；《暖》中那个能歌善舞、灵动美丽的姑娘，也要在现实的残酷与遥遥无期的等待中消磨青春与美丽，最终只能委身于一个哑巴……柔弱而又坚韧的女性，在生活的艰难与男性救赎的缺失下艰难行走，一代代女性始终在坚韧地成长。
五、影片拍摄的不足与反思
首先，影片的编导在影片思想深度的开掘上所做的突破，远不及在影片创作技术上所下的功夫。尤其是第四代电影导演，刚从政治的恐慌中解放出来，对混乱政治下压抑的生存境遇心有余悸，在新政策的观照下，又迫切地想要倾诉自己苦难的遭遇，于是创造出了一系列关注个体遭遇胜过深度反思社会的政治控诉剧，对政治的反思与批判犹如“隔靴搔痒”，无法完成对历史与社会的救赎，他们“不仅以对个人悲剧的关注规避了对历史悲剧的质问与反思，而且以剥夺、毁灭力量的缺席与超人化推卸了经历过浩劫的每个人都无法推卸的灵魂拷问与忏悔……是一种颇带自欺意味的救赎……”③
其次，三十年的农村婚恋电影创作中，对女性寄予了太过厚重的期望，勤劳智慧、三从四德、温顺善良、坚忍顽强、恭俭温良、自我牺牲……总之，影片总是试图在构建女性人物性格时倾向于塑造完美女性而非丰富立体的女性。为了表达传统男尊女卑的意识，编导有时候会刻意地站在一个仰视的角度来刻画女性，有些许女性崇拜的意味，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建构出女性的人格独立及与男性平等的历史地位。
再次，影片未对建立在“传统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等道德情感基础之上的价值观进行深刻反思，尤其是21世纪以后的影片，而是更多地关注电影的技巧与市场，商业性与娱乐性太强。而后期随着农村影视剧喜剧化方向的发展，无论是银幕上的农民形象，还是银幕前的农民，都难免给人一种被消遣娱乐的感觉，直到今天，农村喜剧的发展依然担当着娱乐大众的角色，忽略了农民血液里流淌着的纯净与尊严，编导们也是一种超脱于农村之外的乐观的旁观者姿态，并没有深入农村生活去考察农民生存困境的窘迫。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也要切实地反映生活，所以应该在价值观的导向、人的生存环境的思考与娱乐性等多方面适当地加以权衡。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绿色家园与黄土桎梏的纠缠――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题材电影创作研究”（课题编号：11YJC75111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①亚莉、饶曙光：《电影、政治、知识分子和产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出发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这是全国人民肩负的历史使命。作为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时代的最前沿，运用戏曲形式，积极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演农民、唱农民，让农民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裕之后也得到精神生活的富裕。
建设新农村，农村文化建设是绝不可少的一环。如何建设？依靠谁来建设？归根到底，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既要依靠农民自己，也要依靠城市艺术团体的大力支持。
近年来，就安徽而言，民营艺术团体得到长足的发展，全省有民间艺术团体1301个，每年演出30多万场，平均每团演出230场，从业人员3.34万人。戏曲发源于农村，根在农村，许多农民“天生”就会唱戏，他们的演出贴近农民和农村生活，演身边人，唱身边事，深受农民喜爱。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就目前总体现状来看，农民们在文化水平、艺术素养、生活条件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作品也较为粗糙。农村“市场”广大，农民精神需求日益增多，如果单靠民营剧团演出，那只能是星大一点，萌芽一叶了。
由此看来，为了更加全面、健康地宣传歌唱社会主义新农村，专业戏曲工作人员必须担起戏曲人的责任。
毋庸讳言，现今戏曲界中的一些院团，以参赛获奖、赚钱为目的，在创作题材上愈来愈远离了农村，远离了农民，特别是一些县级剧团，以政府投入不够、市场演出赔钱为由，等待政府扶持。因此，老戏老演，老演老戏，跟不上时代，跟不上广大农民的日益增长的欣赏水平。
当今，中国乡村的任何现象都不能涵盖农村的全部，北京的韩村河，江苏的华西村已经达到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可以称其为农民的天堂。但必须看到，中国大多数农民离这两个村的农民现状相差很远。但这是全国农民的未来，是中国农民的缩影。因此，戏曲人在创排新戏时一定要站在历史的角度来面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总之，无论是富起来的农民还是正在逐渐富起来的农民，他们不但要“下里巴人”似的戏曲，同时他们更要看戏曲的精品。
同志曾经简略而又概括地说：“‘精品’就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对此，部长刘云山在海南调研时指出：“宣传思想战线，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探索新思想，培育新农民，树立新风尚，发展新文化，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针对党中央对农村文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各地文化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开研讨会、创作会，并将新创作的农村题材的剧目投入到排练场上。2006年12月13日，湖北省戏剧协会召开了“农村题材戏剧调演研讨会”。他们就湖北的农村题材戏剧创作自上世纪50至90年代曾几度辉煌的《追报表》、《一包蜜》、《风流女人》、《丑嫂》、《荷花洲头》、《闹龙舟》进行了研讨。之后，又为湖北省的“八艺节”创排了许多农村题材的戏曲节目。农村是个广阔舞台，那里每天都“上演”着许许多多的新鲜故事，创演农村戏是一种期待，也是一种思考。
乡土戏剧的现实题材，一面与百年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深厚传统密切相连，一面又置身复杂而陌生的历史语境。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是整个民族乃至人类向现代转型的重头戏，当代农民恐怕再不能停留在原有的启蒙语言和一般的故事层面，应强化现代眼光，有更大的创新和拓展。这里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农民心灵的流变和命运的起落历程，呼唤农民舞台新形象的诞生，这一切都要有活生生的生活质感。
第八届中国映山红民间戏剧节就非常重视“三农”问题，参演的剧目大多是农村题材的戏曲节目。仅安徽省参演的农村题材的剧目就有《聘丈夫》、《重任在肩》、《自讨苦吃》、《倔老头改厕》、《打赌》、《二嫂挡车》等。《倔老头改厕》反映的是目前农村改造厕所，改善卫生环境的事情；《二嫂挡车》说的是二嫂是农村致富带头人，她帮大顺改掉恶习，并帮他脱贫奔小康；《自讨苦吃》是一出反映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现代小喜剧；而《聘丈夫》更是描绘了在党的富民政策感召下，高大嫂一人承包百亩良田，因人手不够，公开招聘种田能手，绘就了一幅发家致富的美好蓝图。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13亿人口有9亿在农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的重点问题,尤其在新世纪,我们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途径就是,全面提高农民素质。文艺作为广大农民的精神食粮,在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农民这一问题上起着非常重要的特殊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地文艺表演团体纷纷兴起,特别是在农村和基层,民间文艺表演团体已成为当地文艺演出市场的主体。据2008年底全国文化市场管理工作会议公布,全国有各类民间文艺表演团体6800家,是国有院团的2.75倍,每家年平均演出200场以上。这些民间文艺团体扎根农村,比较了解农村社会现状和农民的需求层次,能以农民喜闻乐道的方式表现艺术,既满足农民的审美娱乐需求,同时通俗易懂又形象生动,在潜移默化和寓教于乐中获得更多的认可和引起群众的共鸣。文艺队、电影队、剧团在新农村建设中大显身手,他们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送到家门口。浓浓的文化氛围,吸引了群众的参与,点燃了群众参与活动的热情,群众在赌桌上的心被美妙的歌声拉了回来。基层文艺团体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弘扬传统民间艺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虽然农村文艺团体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特别是当下农村艺术团体表演形式比较陈旧,缺乏创新。队伍老化、学历偏低是目前民间文艺团体亟待改变的现状,此外受经济因素影响,不少传统文艺表演后继乏人、青黄不接。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形式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文艺表演形式单一,缺乏层次性和针对性,没有吸引力。全国人大代表、山西晋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巧珍说,很多农业县区文艺活动经常性开展不够,且内容形式单一,形成了几年、甚至几十年一贯制的格局。这些地方主要以文艺队伍游行、文艺汇演、民间艺术展演等传统文化活动为主,这些文化活动只在重大节日和庙会期间才集中举办,农民看得很不过瘾。因此必须进一步丰富和创新民间艺术团体的表演形式,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增砖添瓦。
二.制约民间文艺团体表演形式发展的原因
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制约农村文艺团体表演形式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艺术创新能力不够。大多数农村文艺表演团体还处于原生态的初创阶段,资金少,人员缺,演出阵容受到限制,剧目创新能力弱,主要以复排和移植剧目为主,导致节目陈旧,表演形式老套,缺乏竞争力。2、队伍人才不稳定。大多数农村文艺表演团体缺乏吸引各类文艺人才的条件和能力,成员基本是凭兴趣加入,缺少专业的文艺骨干。相当多的演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种,如肘歌、抬歌等,其传承只能靠一些老年人自发组成队伍,年轻人根本就不愿学习和继承。队伍人才的欠缺造成了民间文艺缺乏活力和创新性,许多传统的表演形式没有继承下来,而新的文艺表演形式又没有得到及时传播,因此农民观赏表演的内容和形式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能很好地满足其审美娱乐需求。3、没有形成协作机制。农村文艺表演团体基本是各自为战,信息渠道不畅,资源未能整合,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同时,农村文艺表演团体与政府管理部门、行业协会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很少,缺乏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在社会上没有归属感。我国的农村文艺团体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缺乏有力的政策扶持,基础比较薄弱。这样,创新就比较困难。
综上所述,农村文艺团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进。
1、充分认识农村文艺团体的地位和作用,给予政策扶持。首先必须争取文化部门的全力支持,对农村艺术团体进行科学合理的整合。把农村民间文艺表演团体的发展纳入我国演出市场体系建设,纳入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建设规划,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城市基层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体格局之中,建立健全适合其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和管理机制,为农村文艺表演团体排忧解难。
2、切实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建立扶持农村文艺表演团体发展的专项资金,把农村文艺表演团体发展纳入文化下乡工作中,规定各级政府购买文艺演出产品用于送文化下乡。
3、以试点方式树立样板,带动全国农村文艺表演团体发展。国家可支持以河南宝丰为代表的魔术特色区域民营演艺产业,以安徽桥为代表的马戏特色区域民营演艺产业,以浙江嵊州、安徽怀宁、湖北黄梅为代表的越剧、黄梅戏特色区域民营演艺产业,支持这些地方农村文艺表演团体产业化发展,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使各地政府扶持优秀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创立品牌,做大做强。
4、大力帮助培养人才。组织国有文艺院团和文化馆的专业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民间文艺表演团体开展业务辅导,支持与鼓励国办院团与民营院团之间的人才交流,支持有关艺术院校为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开展委托培养、定向培养、集中培训及各种长短期培训,帮助其培养人才。由文化部门搭建平台,定期开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管理人员、编创人员、演艺人员、舞美人员和演出市场营销人员专题培训工作。
5、建立相关机构,加强沟通与管理。可在中国演出家协会下设农村文艺表演团体工作委员会,搭建农村文艺表演团体与政府管理部门沟通的桥梁。
三.创新表演形式
大家都知道:创新,才是艺术的生命。农村艺术团体也应该紧跟时代步伐。农村民间艺术团体表演形式要注重创新,尤其要结合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和农民的日常生活创新,以丰富的文化内容吸引农民,为农村文化发展搭建一个好平台,表演形式应寓于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渗透贯彻。以吸引农民的目光,达到寓教于乐、寓训于乐、寓传授知识技能于乐、寓养成良好风尚习惯于乐的目的,促进农村艺术的繁荣发展。
1.多创作反映农村社会题材的作品。随着农村地区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广大农民群众迫切需要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背景的当代农村民间文艺,文艺创作者必须深入基层,发掘反映社会新风气的题材。既能够满足年老群众的需求,又要满足年轻人的需求。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宗旨,充分利用农村节庆日、农村集市等时机开展文艺表演活动,要把经常性、小型多样的文艺活动与定期举办的大中型群众文艺活动相结合,将传统节目与现代节目相结合。推出一些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组织一些弘扬时代主旋律、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和文娱活动。如定期举办农民文艺汇演、文明村文化展演活动等,不断丰富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2.要打造文化品牌。要善于挖掘整理民俗文化,多组织开展一些贴近农民生活习俗和风土人情的艺术活动,编排更多适合本地群众“口味”的节目,例如音乐、舞蹈、戏曲、相声、小品等,适应群众需求,不断创新完善艺术表演手法,增强传统文化的表现力,推动传统文化走进大众、走进现代生活。农村有着极其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有的甚至就“活”在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这些民间文艺最适合农民的认知方式和审美习惯,接触起来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积极挖掘农村现有的、自己身边的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或民族文化资源,为农民提供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和精神产品,可以使他们在劳动之余不出村就能感受到文化的熏陶。
3.利用特色文艺开展农村文艺表演。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保持其喜闻乐见风格的同时,充实其内容,创新其形式,赋予时代性、教育性,使其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载体。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形式,群众最容易接受,也最乐于参与。如川戏座唱、琐呐笛子二胡等器乐演奏、秧歌、彩莲船、狮龙表演、杂耍表演、民间故事、民间笑话等。长兴百叶龙能盛传百年之久依然为人民所喜爱,正是由于其艺术手法不断创新:表演形式,变舞龙为龙舞;表演动作,变单调的S形游龙为游龙、滚龙、睡龙、卧龙、腾龙穿插混合;伴奏音乐,变民间小调为交响乐、摇滚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