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生和文艺思想的形成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入中国到文艺思想的形成这一历史时段是“中国形态”的萌生、发展期。其历史跨度大致为近现代之交到新中国的成立。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译介与传播中的选择性吸收
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早期译介和传播同留学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主要传播途径有日、俄、西欧三条,其传播特点表现在革命性的视阈和对唯物史观的强调。这种以日、俄等译本为中介的传播由于理论来源的间接性,既使得译介与传播中的个人创造性得以发挥,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对理论文本的过度诠释或误读。
前后的译介与传播较之前期有了明显的进步与提高。早期共产党人如、陈独秀、瞿秋白等在译介与传播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革命性和意识形态功能。一些着名文艺社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如“文学研究会”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创造社”批评群体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倡导,以及“未名社”和“太阳社”对苏俄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都在这一时期起着薪火相传的作用。左翼文艺界则将译介与传播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其突出表现是:译介与传播的重心从阐释性文本向经典性文本转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引进和革命文学实践相结合的基本译介原则,展现出从混杂走向清晰的总体发展态势。
(二)“文艺大众化”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
“中国形态”的建构历程同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界关于文艺重大问题的论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发生于20至4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论争充分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大众化方面的自觉追求。这种追求既体现在文艺制度的初建方面,也体现在理论探讨之中。比如,在20年代中后期,“创造社”就通过设立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概念与范畴的“新辞源”栏目来进行文艺大众化的启蒙,甚至在译介与传播活动中将“普罗化”制度化;而“太阳社”在其理论探讨中通过形成自己的文学理论链(如蒋光慈的“革命”的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普罗文学大众化”)和无产阶级文学批评规范(如钱杏邨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二分法”)来达到大众化、普及化的目的。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理论探讨呈现出从多向展开到浮现重大理论问题的发展态势,诸如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三化”原则的主张(题材的斗争化、体裁的朴素化、作者的工农化),鲁迅对苏联“同路人”理论的选择性接受,左联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身份想象(“大众写”还是“写大众”、“大众化”还是“化大众”)等,最终汇集为对新旧形式关系、大众语和通俗化等核心问题的辩论,为后来的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理论探讨和文艺实践奠定了基础。延安时期的诗歌大众化问题讨论以及戏剧改革和新文艺推广运动(新秧歌、新歌剧、文艺下乡)中的文艺大众化探讨,相较于左翼的文艺大众化探讨,实现了从理论话语到现实实践、从抽象的“大众”到阶级的“大众”等方面的重心转移。
(三)“民族形式”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
“民族形式”论争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并在“中国形态”建构中取得一定实绩:
1.文艺“民族性”的意识觉醒催生了中国形态建构过程中对文艺民族特性的思考与体认
茅盾、邓中夏、蒋光慈、鲁迅等人将“民族性”范畴引入理论探讨与文艺实践中,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在文艺民族性探讨向左、中、右三翼展开的过程中及其相互论战中,左翼将文艺的民族性问题同革命现实和民族性改造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给这一问题的探讨打上了革命功利性的印记。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对文艺“民族性”的体认则为后来的“民族形式”论争确立了一种文化学的思考角度,诸如艾思奇的文化遗产继承理论、何干之的民族传统文化观以及陈伯达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应然”关系的论述等,都是这种文化视角的突出体现。文艺民族性问题和文化民族性问题也由此有机关联起来,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文化构想提供了一个从文艺入手解决文化问题的思路。
2.核心问题的浮现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最终聚焦于旧文艺的新式化和新文艺的民族化、民族文艺与西洋文艺的关系、新文艺的民族形式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三个核心层面,深刻表明学界对“民族形式”问题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3.“民族形式”理论的成型与拓展
1938年提出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也为国统区和延安根据地对“民族形式”的进一步论争给出了理论依据。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民族形式”理论的进一步丰富,既实践着他的政治革命与新文化思想的结合,也使“文艺界民族形式运动”得到进一步拓展,如周扬对民族化与文艺发展新方向的阐述,光未然对民族形式表现的剖析,郭沫若对文艺民族新形式与大众关系的论述,以及潘梓年对“大众化”与“民族化”的关系的分析等,都是“民族形式”理论在各具体层面的展开与补充。
(四)文艺思想的形成
作为“中国形态”建构之典范的文艺思想,是及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研究、分析文艺问题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文艺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其中有在时代革命和新文化构想的实践中进行文艺批评的时代创新意识,有把“为人民大众”作为其理论出发点的人民大众意识,也有大力提倡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文艺批评的民族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民族化的典范之作。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文艺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比如: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在译介方面的巨大贡献与文艺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鲁迅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问题的阐述,对文艺社会作用及文艺真实性、阶级性与人性等的剖析,都达到了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新高度,这在的“鲁迅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树、“鲁迅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主观力”与“人民力”的创新性以及《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的理论探索,都足以说明他在“中国形态”的建构和文艺思想形成中的重要成就。此外,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对的文艺源泉论的补充,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新文化四要求: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对的新文化构想的启发等,都在“中国形态”的建构史上值得书写一笔。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备受争议的周扬,其文艺思想的理论品格及其与《讲话》的互动关系也值得学界进行新的开掘。而胡风的实践性文艺观及其创造性转换并不因其后来的个人悲剧而掩盖其与文艺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主客观化合论”是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深刻揭示,他的“精神奴役创伤论”体现了对异化问题的本土探索,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论”体现了对作家主体意识的关注,他的“到处都有生活说”则是对文艺源泉论在实际操作中疏漏的弥补。所有这些,都说明文艺思想是一种创造性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展与变异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结束,是“中国形态”进一步发展以及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变异的时期。“十七年”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进程中扮演着创新“革命文艺理念”、整合中外文学资源、确立文学新秩序等方面的重要角色,其目标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新秩序。这一时段受苏联政治与文艺思想的影响,出现过多次思想批判运动,但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其主流仍是积极的、正面的,“中国形态”的建构也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十年,由于“左”倾理论的盛行,“中国形态”的建构出现了严重的变异,产生了多种理论误区和现实灾难,其中的教训非常深刻。
(一)“十七年”文学批评:科学性、现代性理论改造与“中国形态”的巩固
“十七年”文学批评对中国本土的传统文艺批评以及以来的各种资产阶级文艺批评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继承和科学化的改造,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国形态”。这种科学性、现代性改造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艺发展以及为摆脱苏联政治与文艺思想的束缚而进行的调整。比如: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对“民族化”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他提出的“双百”方针不仅符合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从民主性的理论高度提升了“中国形态”的理论品格,他带有鲜明方法论特色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在文艺问题中的创造性运用,也为“中国形态”的建构指明了民族化的努力方向。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充分考虑到文艺的固有特性和它作用于人与社会的特殊实现方式,对社会主义的文艺价值取向以及文艺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继承性与创造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艺术民主、作家的个人素质建设、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等诸多文艺问题作了全面的辩证的阐述,不仅超越了单纯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来要求文艺和仅从文艺本身看文艺的局限,而且在延续和加快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是当时主流文艺方针与代表人物在对文艺思想的宣传和实践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同中国文艺批评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实践的积极作用。比如,周扬在批判修正主义和清算教条主义两条战线上“作战”时,对文艺艺术性、创作规律作了集中体认和阐发。他对形象化的强调,对艺术特殊性的重视,在克服公式化、概念化方面的努力,都有其积极的作用。何其芳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进行文学史研究,对当时流行的“厚今薄古”观念进行了反驳,他关于艺术典型问题的“典型性并不等于阶级性”的看法,他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理论的标准”的主张以及着名的“共名”说等,都使得一些重要文艺理论问题得到了进一步探索。三是那些被边缘化、处于政治斗争风口浪尖而又执着于真理的文艺理论家们在理论探讨的“破”与“立”中接续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血脉。就“破”而言,有胡风在其体验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中以“主观战斗精神”对流行的“主观公式主义”和“文艺宗派主义”的批判;有秦兆阳在其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中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文艺从属于政治”观念合理性的质疑;有黄药眠“生活实践论”对苏联教条主义文论的批驳;也有学界“干预生活”命题对苏俄“无冲突论”的突破。就“立”而言,在文学内部规律探讨中,有巴人的“人情”论、王叔明的“人性”论、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以及张光年的“题材多样化”论等。此外,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初步尝试方面,王朝闻的马克思主义审美经验论对中国鉴赏家和艺术家美学传统的创造性继承、《新艺术创作论》对艺术辩证法的阐扬,以及《美学概论》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普及方面的探索,在这一时期都是难能可贵的。
(二)政治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变异
“”是形势认识和理论追求出现严重错位的产物。“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的背离,给文艺界带来了一场浩劫,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发生了断裂与变异。文艺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理论的推广与宣传者通过歪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如“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不仅没有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实践提供新的理念,反而在极“左”路线和庸俗社会学的主导下,完全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强调的现实主义及其真实性原则,将文艺的政治性、功利性推到实用主义的极端。这一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探讨陷入了多重误区,出现了文艺性质认识中的所谓“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创作方法认识中所谓的“三突出”、“两结合”、“题材决定论”,以及文艺与生活关系认识中的所谓“唯一源泉论”、“改造先行论”。
三、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新时期开始至今(指“”结束至今)是“中国形态”建构的多元综合创新期。其中,“”结束到80年代中期是文艺理论界的自我反思和调整期,文艺学的各种论争对于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指导地位、重启“中国形态”建构,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邓小平文艺思想是这一时期“中国形态”建构的创新性、典范性成果。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形态”的建构在学界的理论自主性追求中稳步前行。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下的“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则具有面向当代、面向世界、注重对话、注重理论创新的鲜明时代特征。
(一)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学论争与“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从“”结束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文艺学问题的各种论争,“中国形态”的建构在论辩中发展,其间伴随着各种对立因子的碰撞与冲突,如文艺观念的旧与新、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浅与深以及政治气候的阴与晴等,将“”结束伊始理论界霜冻初解的历史场景一并敞现了出来。文艺与政治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经过反复论辩,最终正式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次拨乱反正强调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对党的文艺方针作了重大调整,为“中国形态”的建构打开了思想解放的新局面。
现实主义问题论争及其相伴而生的艺术真实和艺术典型问题的论争,强调了文艺与生活的联系及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突出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区分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界限,清理了“写真实”与“写本质”的关系,开掘了艺术典型的多种内涵和基本特征,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原貌。其中贡献尤大者是理论家陈涌,他以“真实性”与“倾向性”、“典型”与“阶级性”、“美学”与“历史”等核心范畴构筑其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注重培育理论感、历史感和艺术感“三感”的结合,始终坚持把握经典文论应回到经典作家的原着和回到对象(作品)本身。“两结合”问题论争中,王元化用感性—知性—理性三分法的哲学认识论,取代感性—理性二分法,廓清了学界对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经典命题的惯性认知[1],对文艺界的“抓要害”、“抓本质”、“写本质”、“三突出”等错误文艺观进行了认识结构上的纠偏。不少论争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与应用,比如:在“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中引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关于“掌握世界”方式的论述,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解释“共同美”的形成,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取代“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原则,在“文学的人民性”问题的论争上打破了言“人民性”必取消“党性”原则的理论,从“民主性精华”的理论高度上承认了“人民性”存在的合法性,等等。一些论争则凸显出“中国形态”建构的自觉意识。如: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问题的论争直接同社会主义时期经济与文艺建设的现实联系起来;在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到“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过程中,周扬、黄药眠、王蒙、钱谷融等学者或从理论的自我批判、或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理论、或从创作经验的实际、或从人性共同形态与典型的关系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深化了对这一命题的本土探索。
(二)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创新性及其对“中国形态”建构的影响
邓小平文艺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它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和文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文艺学界在邓小平文艺思想指导下,深入进行“中国形态”的探索,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在文艺与政治及社会生活关系问题上,通过纠正传统机械反映论的偏颇,深入探讨了文学主体性及艺术反映能动性问题。(2)在文艺本质问题上,吸收传统意识形态论、艺术反映论的有益成分,整合现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先后提出了情感本体论、自由象征说、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多种新说,丰富、拓展和深化了对文艺本质的认识。(3)在文艺理论哲学基础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反映论或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深入拓展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哲学实践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艺理论研究中实践品性的回归。(4)通过对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重新确立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并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丰富。(5)重新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有机统一的理论,初步建立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文艺理论研究格局。
(三)实践论美学的拓展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20世纪50-60年代关于“美的本质”的美学大讨论,到了80年代演化为实践论美学的独树一帜,促其蓬勃发展者当推李泽厚、朱光潜、蒋孔阳等人。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改造康德的先验主体性,突出了“实践”范畴中潜含的“主体性”内涵,这对于推动美学摆脱静态的认识/反映模式,对于文艺学界突破长期以来所习惯的哲学——文艺社会学阈限,有着深远的意义。李泽厚的“积淀”说,虽然只是对“实践”范畴之于僵硬的心物、主客以及感性与理性对立的超越等问题的理论猜想,但其对康德先验认知模式、荣格原型理论、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等西方思想资源都进行有效吸纳,并与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等思想相互参证,不失为一种当时高出国内同侪的本土理论创构。朱光潜之于“中国形态”建构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他呼应李泽厚引用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做法,将其“美是主客观统一”观点与马克思的实践论融为一体,借以形成新的实践论美学观;更在于他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和对真理永不停息的寻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学习与不断发现。相比某个概念范畴或理论形态的建立,这种精神在未来的“中国形态”探索中更弥足珍贵。“美在创造中”是蒋孔阳自选集的书名,是其美学思想新体系的凝练,也是其学术品格与心路历程的集中体现。他的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论,其理论创新是多方面的,诸如“美在创造中”、“美是多层累的突创”、美是“自由的形象”等多个命题的提出,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历史性研究和逻辑性建构相结合的原则,更显示出历史总结和再创造的品格。
(四)理论自主性的追求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在理论自主性的追求中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深度与广度是这一时期“中国形态”建构特点。主要体现在:(1)对文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追求。8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西方现当代文艺学方法被纷纷引进本土文艺批评实践,并大致形成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派别。它们对批判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推动文艺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文学的主体性论争。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作为对“文学是人学”这一原有命题的深化努力,因其“主体”的先验给定性而陷入理论盲区,与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的理论也有所偏离,并由此引发了学界关于文学主体论与文学反映论的论争与冲突。它在“中国形态”建构进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它引发了学界对庸俗社会学之弊端的思考和对单纯认识论文艺学的反思与批判。(3)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确立。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它们是中国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的同时,整合本土理论创造(如王国维的超功利艺术本质观、鲁迅的“不用之用”文艺本质观、朱光潜的艺术审美本质理论、蔡仪的形象反映说、李泽厚的情感表现说、王朝闻的艺术审美反映说等),又经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学者通过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深入批判和对文学特殊性的深度开掘,并整合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理论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而形成的。可以说,它们既是中国当代学者的集体理论结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性延伸。(4)在“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中初步提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构想。陆贵山、朱立元等人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构和董学文的以文学理论科学性诉求为理论支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构想,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
(五)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启和中国社会全面而深刻的转型,文学批评在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追求中走向“众声喧哗”。“中国形态”的建构呈现出面向当代、注重比较与对话的特征。其建构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现代性”论争与“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在文学批评领域逐渐展开“现代性”的论争,由于“现代性”话语内涵的多义指向,使得这一视阈下的文学批评实践陷入了某种困顿,但它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规范的剖析、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文学思潮发生之间内在联系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深度思考。它在现代性视野中进行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研究,则是借鉴西方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史观的本土拓展。
2.“人文精神”大讨论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这场针对性明确而其内在含义却甚为模糊的讨论作为“对精神滑坡的集体抗衡”[2],主要是在精神/物质的论述结构中去质疑交换原则和消费逻辑对精神文化的压迫。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论、童庆炳的“文化诗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等,是文艺学界作为对现实人文精神之失落的回应。这其中,“新理性精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指导下构建人文精神的新尝试。“文化诗学”主张在市场化、产业化及全球化语境下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文化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和诗意追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新回应。
3.“文化转向”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进入国内文学批评视野。由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研究具有深远影响,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理论框架、阐释模式乃至概念范畴都在以不同方式回归马克思。因此,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特点及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当代批评建设的关系、为当代文化批评寻找坚实的理论支持,一直是90年代以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其中对于“中国形态”建构具有启发意义的是:(1)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力倡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及中国学派的建立;(2)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文艺新业态的产生而兴盛的本土“文化产业”论。
4.“理论创新”时代的“中国形态”建构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的指引下,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激励下,文艺理论界掀起理论创新的热潮,“中国形态”的建构真正步入了一个理论活跃期。这些理论探讨呈现出多元化的探索路向:(1)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和其中的“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对中国化与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实践化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展开了深入的探究。(2)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进程进行历史分期描述或研究,形成了“三期”说(经典着作译注期、理论体系探讨期和当代形态建构期)和“五期”说(启蒙、奠基、“十七年”、“”、新时期)①。(3)开始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如革命实践性、伦理意识形态性、整合和谐性等)[3]。(4)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如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与人学的统一为理论基点的主体论、本体论与价值论有机统一的系统整合式批评形态[4]。(5)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如提出“中国化”、“民族化”、“科学化”相统一的建构途径和发展道路。(6)开始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环节和重要理论成果。(7)考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与方法的演变。(8)从艺术人类学视角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中国化问题作了解析、评估和展望。(9)初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中的全球化语境。(10)剖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中存在的问题,对“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或融合西方理论以标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各种“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现象进行了清理和批判[5]。
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是一个铢积寸累、在曲折中前行的艰难历程,是一个中国数代学人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内容和形式、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相统一和完善的动态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中国特色逐渐形成同时又伴随着中国文学批评本身“既济”(完成性)和“未济”(未完成性)相纠结的辩证发展过程。认真清理这一历史进程并提炼出切实可靠的历史经验,必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当代形态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文摘要:结合新课程方案的特点，指出今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在有效利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法的基础上，积极采取课堂讨论法、案例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等多种教学辅助方式，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的考试制度。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zooay6号文件)和2005年1月召开的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教育部相继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文件)以及相关的《实施方案》(教社政〔2005)9号文件)，要求从2006级学生开始，我国高校全面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这是继1998年“两课”改革之后所进行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是结合新的社会发展形势、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也为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契机。
一、新课程方案的特点
新课程方案明确规定，把“98方案”的7门必修课调整为4门必修课，其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合并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这一调整更加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有利于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学生运用科学方法论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WWw.133229.cOM
(一)新课程方案进一步明确‘.两课”教学的根本目标和主要内容
“两课”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增强抵制错误思潮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两课”教学改革要紧紧围绕这一根本目标深人进行，其主要内容是: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特别是要帮助学生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科学体系，指导学生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认识和分析现实问题;进行近现代历史教育，培养和弘扬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艰苦.奋斗精神;进行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为核心的思想品德教育，使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和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树立体现中华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进行法制教育，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适时地和经常地进行形势政策教育。
(二)新课程方案的理论体系更具逻辑性和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主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核心、出发点和总结论。这三个组成部分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只有从整体上，从相互联系上，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果把它们孤立起来，就会使真理变成谬误。新方案出台以前，这三个部分一直是作为三门课程分别开设，彼此之间的天然联系被割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难将这三个部分的理论有机联系到一起，从而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刻理解。新方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合并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一门课，合并之后则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学生能够从整体上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使教学内容更具逻辑性和科学性。
(三)新课程方案更加注重优化知识结构
新方案加强了各门课程之间以.及与中学相关课程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避免学科内容交叉重复。学科内容的重复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学部分:一是政治经济学部分的内容有重复;二是政治经济学与邓小平理论学科之间的内容重复。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版本非常多，大部分是由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部分构成，其中，资本主义部分主要是《资本论》的缩写，与其他学科之间交叉较少;社会主义部分则问题较大，原因在于介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既要运用一般原理，又要区别于资本主义、展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优越性，而实践中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处在探索发展阶段，没有形成科学完善的理论体系。所以，教材中市场经济理论、生产理论、循环周转理论都存在内容重复现象。合并后的“原理”课一程中，政治经济学部分只介绍了一般经济原理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特征，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放到邓小平理论中讲解，既避免了重复，又突出了两门课在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体现了时代特色。
二、结合新方案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改革
“原理”课程的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面对的问题也很复杂，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改革是教学改革中的重要内容。笔者根据新课程方案，结合以往教学实践，认为今后“原理”课程的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在有效利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法的基础上，积极采取课堂讨论法、案例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等多种教学辅助方式，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的考试制度。
(一)课堂讲授法
从以往的教学实践看，课堂讲授法仍是“原理”课程教学的主要方式。讲授法之所以是“原理”课程教学的主要方式，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特点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要使学生在有限的学时内较快较好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精神实质，就必须通过教师的系统讲授来引导和帮助学生，使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教师在讲课过程中要做到：
1.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要向学生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新发展、新成果，体现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让学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认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同时还要把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让学生从各个方面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2.在教学内容上，根据教育部制定的教学基本要求和“少而精”的原则着重讲.授各章重点、难点和精华部分。为了避免在教学中只讲空洞的理论观点，缺乏实践教育，教师应深人地了解和分析学生的思想实际状况、普遍关注的理论和社会热点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运用基本理论解决学生关心的实际问题，把道理讲深、讲透，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使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认知转化为认同，从认同再升华为信仰。
(二)课堂讨论法
应该承认教师讲授法也存在许多缺点.，最主要的缺点就在于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单向性的思想交流方式，缺乏教学双向互动的过程。所以，新形势下，为进一步增强高校“原理”课程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努力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笔者认为，在“原理”课程教学中既要坚持教师讲授这个基本的教学方式，同时也要适当采用其他教学方式来弥补教师讲授法的不足。其中开展课堂讨论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手段。
课堂讨论是在教师主导下，通过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讨论系列问题，使“教”与“学”互相促进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模式有利于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课堂讨论的主要环节包括:
1.根据教学内容就学生普遍感兴趣的问题确定讨论题目。讨论题目最好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或者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重点、难点问题;如当代大学生就业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等问题。
2.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课前利用网络或图书馆查找资料、撰写发言提纲。在此过程中，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方法寻求问题的答案的能力，使学生真正体验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方法论功能。
3.选几名代表在课堂上发表本组观点，各组之间进行课堂讨论，然后由教师进行总结。讨论的过程是帮助大学生从多个角度、不同的层面用所学知识辨证认识社会热点问题的过程，这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了解，而且可以学以致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围绕着教师所提供的案例进行阅读分析、评判和讨论，进而得出结论或解决问题的方案，深化对相关原理的认知和对科学知识的系统掌握，从而促进学生能力素质发展的一种教学方法。
案例教一学法的主要环节包括:
1.选择典型案例材料。选择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要求的案例是成功组织案例教学的关键，案例必须具有真实性和针对性。教师要充分做好案例教学的课前准备，要掌握案例的详细背景知识，对学生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2.向学生介绍案例，做好启发、引导工作，让学生独立分析。要求学生在阅读案例的过程中，结合相关原理知识，深刻分析案例。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允许发表不同看法，在分析过程中可以因势利导地启发学生在对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正确掌握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3.对案例进行总结。总结不仅使讨论中暴露出的问题得到及时修正，使学生获得正确的观点和，’系统的认识，还可进一步加.强对基本理论的理解。通过课堂上的及时点评和切中要害的总结分析，学生不仅掌握了基本原理，解决自身思想中存在的模糊认识，也可以自觉地运用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四)推进教学手段现代化
多媒体教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辅助手段，正逐渐成为当前“原理”课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向。多媒体教学的指导思想是以学生为本，坚持科学性、时代感和针对性的统一，力求提高“原理·”课程的课堂吸引力和教学实效性。
教师利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提高教学信息的利用效率。通过制作的多媒体课件(包括图片、录像、声音、统计资料、文字等)，为学生提供丰富和直观的相关资料，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大量信息资料来加深对抽象理论的认识。同时运用多媒体方式显示教学内容，可以节省板书、挂图等时间，使教师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传播更多的信息。应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组织教学，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与先进的教学技术接轨，可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接受基本理论的教育，又能接收到丰富的知识和当前最新的资讯，同时通过动态化和形象化的画面，还能够激发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兴趣，促使学生思维活跃，发挥学生的主体积极性，不断学习新的理论。多媒体课件通过向学生提供多种信息，在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的同时，还有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增长学生的理论知识和思想修养。在教学过程中，还要充分利用影视资料，开展电化教学，组织学生观看与教学有关的电影、录像，加深学生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和实践运用。
(五）进一步推行和完善多元化的考试制度
（一）课程设置要精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的课程设置必须符合干部教育培训的目标要求。干部教育培训的目标是：培养造就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思想政治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目前，中央党校按照“一个中心、四个方面”的教学要求，以马克思经典著作导读为重点，加大了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力度；国家行政学院按照“一个核心、三个重点”的教学要求，在重要班次中有针对性地加强了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行教育；浦东干部学院以经济和管理为主要内容，侧重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教育以及能力培养和行为训练；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心内容，以井冈山精神教育、延安精神教育、党性党风教育和国情教育为主要特色。可见，我国五所高级干部教育培训学校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进行了精心的布局。
（二）课堂阐述要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和实质要得到体现，还需要加强课堂阐述。课堂阐述要精就是要精讲，精讲不等于缩讲或不讲，而是要根据培训需求有所取舍，对经过提炼整合后的精华部分加以解释、论述和说明。这就要求教员在讲课过程中要讲重点、讲难点、讲疑点，对于学员已经懂的不讲、学员通过自学能够掌握的不讲、讲了也不懂的不讲。由此可见，课堂阐述要精对教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首先，教员讲课时的思想观点要精粹。教员既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精准地再现出来，还要把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观点完整地呈现出来。一般来说，教员提炼的观点是否精粹，与其选材是否精当有着很大的关系。教员选材精当观点才会精粹，然而马克思主义著作浩如烟海，如何选材既能体现出教员对理论著作的驾驭能力，也能体现出他们的综合分析能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既要有宏观的理论视野，又要有独特的眼光，只有这样，其才能在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选取到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和实质的材料。材料选好后，教员要认真研究，要用最精炼的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另外，课堂阐述要精，还涉及语言表述要精的问题。语言表述要精，并不是咬文嚼字，用晦涩难懂的话语来阐述思想观点，而是不讲废话、不讲多余的话。总的来说，教员要做到课堂阐述精，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加强精品课程建设。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新”，要适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新”，是指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有新内容、新形式、新手段。“要适用”是指采用的新内容、新形式、新手段能为教学目标的实现发挥作用。
（一）教学内容要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要死记硬背那些教条，而是要善于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原著教学实践来看，有些教员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往往依葫芦画瓢，书本上说什么就讲什么，还有的教员一个案例用了几年也从未更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理论、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可以入党的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创新的结果。也许有人持不同见解，认为讲原著就应该原原本本地把原著内容再现给学员。笔者认为，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教员不是“复印机”、“传声器”，而是“播种机”。因此，为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必须要引入新的教学内容，特别是要把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引入到原著课程的教学当中，从而加深学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
（二）教学方式要新采取什么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以及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方式一直困扰着许多教员。当前，教员主要运用讲授式、互动研讨式、开放式、案例式、研究式、体验式、菜单式、模拟式、网络式等教学方式。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而言，教员目前普遍采用的是讲授式和互动研讨式，其他的教学方式基本上没有采用或者还处于探索阶段，而之所以会出现以上这种情形，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客观性、理论性和抽象性是分不开的。事实证明，教师在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特别是原著课时，要综合运用体验式、模拟式、案例式和开放式等教学方式进行教学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方式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首先要让讲授式教学方式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教员可以尝试在讲授式教学过程中融入更多的教学元素，使其不再是一言堂、满堂灌。其次，要让互动研讨式变得更受学员欢迎。从当前互动研讨模式来看，一般做法是授课+讨论，如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课堂讲授“2+1”模式（授课2小时，讨论1小时）就属于比较典型的课堂互动研讨模式〔2〕。最后，教员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创新教学方式，如不同专业的老师可以形成组合开展教学。
（三）教学手段要新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采用何种教学手段，很多情况下要根据教学内容、场合而定。从当前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来看，教员一般通过多媒体进行教学。笔者认为，我们不能一味地强调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进行教学，也不能简单地否定传统教学手段的作用。任何一种教学手段都有其优势和劣势，任何一堂真正优秀的课都是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来实现的，如引起全世界轰动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维尔特•雷文从来都是使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如运用幻灯片投影、粉笔板书、PPT讲稿、演示实验、音频视频资料等进行教学。与其相比，我国很多教员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往往使用单一的教学手段，教学效果自然会打折扣。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应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更新教学手段，以进一步增强教学效果。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实”，要受用
（一）内容要真实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宝。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是合格的成熟的领导干部。”〔3〕“领导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4〕。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的教学内容要真实、观点要正确，不能将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进行传播。长期以来，一些教师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中介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过滤、筛选、修饰了的马克思主义，对其中有些内容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笔者认为，要想让学员原原本本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教员就必须不断地加强原著的学习和研究，不断剔除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真实地呈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和精神实质。
（二）语言要朴实朴实是说话的基本要求，也是讲课的基本要求。任何一堂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只有语言越朴实，明白的人才会越多，教学效果也才会更好。然而，现在有些教员为显示自身功力深厚，往往用抽象深奥、晦涩难懂的语言进行讲授。同志曾经对这种人进行过批判“，从前我们杨家岭有一个教员，教了年把，我问他你讲的课人家懂不懂，他说听是听不大懂，但是还要讲。我说，我们共产党要学会一个办法，就是人家不听就不讲了”〔5〕。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抽象性、思辨性、逻辑性强，如果教员再用抽象深奥、晦涩难懂的语言进行讲授，学员往往就会感到枯燥无味，提不起学习兴趣，而如果任其发展，不加以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学员也就更无法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可见，教员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要真信、真懂，才会对马克思主义有感情，才会用朴实、直白、生动形象的话语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三）教学要扎实教学扎实是学员对教员授课的一种评价，也是对教员的一种要求。教学扎实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指教师的理论功底扎实，能够深入浅出地分析、讲解相关内容，能解学员之渴。二是指教师备课认真、信息量特别大，能让学员在短时间内接受大量信息。教员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还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就拿备课来说，教员首先需要仔细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马克思主义原著并非通俗读物，需要在完整准确理解上下工夫。正如同志所说“：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6〕其次要深入了解学员的实际情况。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工作岗位的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不一，这就需要教员在备课时有多手准备。三是指能够准确把握上课时间。真正优秀的教员对于上课时间的把握会非常到位，既不缩短授课时间，也不拖堂，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充分展现教学内容，使课堂时间得到充分利用。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合”，要能用
（一）要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我党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也不例外，也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选集》、《邓小平文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关键是要弄清楚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什么。简单地说，中国最大的“实际”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认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立足点。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笔者认为，教员只有真正理解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分析清楚，才能真正回答当前我国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也才能真正联系实际、落到实处。
（二）要与教员实际相结合从当前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专题设置来看，很多学校是教师有什么，就讲什么，教师会什么，就讲什么，没有进行统一规划。其实这种做法是很不科学的，会导致学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整体理解。这就要求各级干部教育培训学校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时，要在充分考虑教员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再进行统筹安排。一是要考虑教员的实际能力。一般来讲，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和干部教育培训，基本上能胜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但是，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们思想观念今非昔比，干部知识水平日益提高，这些都对教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相关部门不仅要充分考虑教员的实际能力，而且要动态跟踪他们在教学科研方面的新动向，以统筹安排相关教学专题。二是要考虑教员的教学实际。相关部门一般采取教学测评的方式了解教员的教学效果。教务部门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的测评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对于需要调整的专题内容要及时调整，从而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