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一致性原则；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精神性
中图分类号：B84-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3-0110-08收稿日期：2011-12-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12YJA190004）；广东省哲社规划项目（GD10CXL05）；江苏省社科基金（10JYC015）
作者简介：郭斯萍，博士，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510006；陈四光，博士，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225002
近30年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国第一本中国心理学史教材，据此教材编写组的主要学术领导者潘菽教授介绍：“编写组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怎样把前后两部分联系起来，统一起来。”（潘菽，1985，第1页）在这本教材中，潘菽实际上提出了一条有关科学性的判断原则，本文称之为“一致性原则”。原文是这样表述的，中国心理学史“应该从那些有关心理学问题的思想有没有合乎人的心理实际或能不能恰当地说明这种事实的见解作内容。”（潘菽，1985，第2页）这是一个不太被人注意但极重要的见解，因为它一举抓住了“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心理活动，任何关于人的心理活动的恰当解释或见解才是科学心理学的合理内容，这才是衡量一种心理学理论或思想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基本标准，也是决定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现代西方心理学体系能否结合的逻辑前提。
“一致性原则”回答了中西方心理学体系能否结合为一体的大问题。根据一致性原则，只要以那些“合乎人的心理实际”或“能恰当地说明这种事实的见解作内容”，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的结合就可以实现。现在的问题是，中西方心理学体系是否存在共有的“内容”？对此存在两种基本看法：一是认为中西方心理学体系完全异质，没有共同的内容，无法结合，称为“异质说”；二是认为两者有同有不同，通过求同存异或异中求同，可以结合，称为“求同说”。
一、“异”与“同”：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的结合观
“异质说”认为中西方文化起源不同、发展的时间不同，形成的特点不同，由此孕育的心理学体系显然“貌异神离”，无法结合。“异质说”认为，不同已是事实，而且还由于先来后到的历史原因，现代心理学已经形成了以西方心理学为主流的学科体系，除此之外很难再存在另外的独立的心理学体系。社会心理学家MichaelBond说过这样的话：“心理学不幸是由西方人创建的，结果，西方的心理学研究了太多的变态心理和个。如果心理学是由中国人创建的，那么它一定是一门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学科。”（彭凯平、钟年，2004）这里的“不幸”、“如果”似乎就有这样的意思。
对此表达最为明确的是港台的本土心理学开拓者们。杨国枢教授认为：“如果是在各自独立发展的情形下，诸国的科学心理学都应该是原生性本土心理学。但时至今日，却只有西方国家拥有本土心理学，非西方国家则已失去了发展本土心理学的历史契机，剩下能做的只有努力发展本土化心理学。”（杨国枢，2008，第14页）杨中芳博士也说：“心理学不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一些历史及文化因素，使我们比许多地区较迟开始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这个无法挽回的劣势使我们本身已经是西方主流心理学的副产物。”（杨中芳，2009，第23页）
大陆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也基本持此观点，如中国心理学史教材编写中的外在逻辑研究思路（郭斯萍、陈四光，2011）。在具体研究中，外在逻辑原则体现为不能辩证看待现代心理学的西方文化的本土局限性，缺乏对中国古代富于人文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意识与自信，也缺乏对未来的科学心理学体系的宏观与战略眼光，包括文化心理学的眼光，这样就更多地只能是为挖掘而挖掘，不仅在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理论方面难有建树，甚至有成为西方心理学的附庸的危险。“它以西方心理学框架来整理古代思想总给人一种错觉，即西方心理学理论具有普适性，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只是为之提供经典例证。”（彭彦琴，1999）这种“重理轻文”的取向在该教材20年后的第二版中依然没变：“继续贯彻以现代心理学的体系框架为参照来组织材料即以科学主义取向为主来取舍材料，而基本不考虑人文主义取向。”（杨鑫辉，2005，第3页）由于中国心理学史教材的实际编写依然坚持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框架，没有照顾中国传统心理学体系的人文特色，因此对于解决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结合的对象问题也就难有见效了。
由于“异质说”无视中国传统心理学体系的人文特性，导致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缺乏独立的地位，对于结合的对象问题，也不能求同存异或异中求同，只承认除了为西方心理学提供例证外，最多还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如杨中芳博士说：“将来中国本土心理学与现有的西方主流心理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可能会是在社会、性格及发展的范畴里。……与欧美心理学比较，本土化后的‘中国心理学’可能会在社会心理学方面最为不同。”（杨中芳，2009，第21页）杨鑫辉教授也指出：“可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的结合点定在偏重于社会科学的心理学领域上，即广义的社会心理学（含管理心理学和司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军事心理学和养生心理学等上面。”（杨鑫辉，2002，第48-49页）
“异质说”取消了西方心理学之外的其他本土文化心理学的独立可能，因而无论是外在逻辑研究还是本土“化”的追求，无论付出了多么辛苦的努力，收集到了多少的研究成果，由于无法看到或找到自己的合法研究对象，最终也只能是一片散沙。虽然我们看到了新学科“创建”的不断宣布（燕国材，2009），却始终不能建立一门科学性与人文性统一的中国心理学史学科。中国心理学史有过“竖写”（如常见的按历史朝代为经的研究），也有过“横写”（如以范畴理论为纬的研究），但还没有“活写”，即还没有按照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与生命力，整理出合乎中国人心理实际的内容与体系。只有“活写”的中国心理学史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本真反映，也是中国人意识行为的内在依据。中国心理学史可以与西方心理学进行比较性研究，也可以为其提供例证，但不能被其吞并或。它最终还应该有与其悠久文化相匹配、与西方心理学相一致的研究对象，共同为未来心理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做出贡献。
“求同说”不赞成“异质说”的看法。即不认同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现代心理学体系就是世界各文化心理学的“盟主”，更不认同以发展时间的先来后到为依据来取消其他文化心理学的独特地位。例如，从中西方文化各自的发展特点与巨大影响来看，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的关系应该是彼此平等、求同存异的科学同盟军。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独具特色的心理学科学体系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是与绵延不断的中国文化本身的“独具特色而又自成一体”的既成事实一致的，一部客观的中国心理学史就必须是这个“既成事实”的反映。中国心理学史既可以提供西方心理学有关理论的例证，还应该能够与西方心理学一道，为未来的科学心理学大厦不仅添砖加瓦，而且提供重要而有力的理论支撑。
从这个意义上看，潘菽的一致性原则不失为“求同说”的理论依据。即解决中西心理学体系的结合问题，关键应该看中西心理学体系的有关理论是否与人的“心理实际”一致。只要是关于人的心理实际的真实反映，就无论时间的早晚、理论的中西，都在科学的范围之内，不应该存在结合的难题。
那么，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实际”是什么呢？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具有明显的情感性，是不同于西方科学文化的伦理文化。“西洋哲学总是一个知（智）的系统，儒家哲学，始终是一个仁的系统。”（熊十力，1996，第7-8页）仁就是指人的伦理情感。所谓伦理就是关于人际情感的理论，“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视感情的文化。看似矛盾地，它既重视压抑感情，又经常以感情为交往准则，因此可谓是研究情感的温床。”（杨中芳，2009，第78页）可见，关于情感的研究就是中国传统心理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与主要内容。
相反，过去的西方心理学更重视认知，不重视情感研究。导致中国心理学的情感性本土特色无法与其对应比较，只有在自己不擅长的认知上亦步亦趋。“过去数年间，欧美心理学家，如Maccaby（1982）和zajonc（1983）等，均批评西方心理学在过去二十年，有过分强调认知研究的现象。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这几年已有逐渐转向重视感情研究的趋势。”（杨中芳，2009，第78页）
二、从意识到精神：西方心理学研究的人性回归
近年来，西方心理学界关于精神性的研究逐渐增多。美国心理学家杂志2003年、2004年的杂志指出，精神性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之前对精神性研究的忽视主要是由两个设想导致的：一个是觉得精神性不能科学地加以研究，另一个是精神性不应该对之加以科学研究，这两个假设都是不科学不合理的。（William，2003）精神性是可以加以科学研究的，美国心理学家协会36分会、行为医学协会等专家团队已开发大量研究工具和仪器开始应用于对宗教变量以及精神性的研究，其中有些已有了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标准的工具，这些工具已经开始应用于大范围的研究。（Hill&Pargament，2003）
西方心理学对精神性的关注可以追溯到美国心理学之父WiliamJames（1842-1910），他认为宗教是一种感觉、实践、一种当个体独处时的神圣的体验。可见，WiliamJames把宗教更多地等同于与人的心理相关的灵性、精神性等等，而不是制度上的宗教。（Hauerwas，2001，p，42）整个20世纪，WiliamJames以及其他的学者把精神性、灵性与一个人的性格、个性、性情相联系，通常强调一个人的社会和情感方式以及他的生活风俗。显然，人们的生活经历是了解人的精神性的主要因素。WiliamJames关于主体我的概念也有此意味。早期的人格心理学家如GordonAllport和GardnerMurphy，也是宗教心理学的先锋。
后来较明确与系统的研究则要算人本主义与超个人心理学等学派，虽然精神分析也有相关的论述，如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以及之后的新精神分析的理论中，宗教心理同样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超个人心理学尤其以对于精神性的研究热情为其特色，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精神性在人格发展中的力量和在人格构架中的地位得以彰显，认为完整的人格发展至少应当涵盖身体、心理、灵魂、精神四种基本水平；在这四种水平中，精神处于首要地位，正是精神性为自我的整合提供了支撑性的构架。由于超个人心理学更多地从远离现实的神圣途径去研究人的精神性，与宗教意识纠结不清，因而受到心理学界的批评与抗拒。如1986年由于RolloMay（1909-1994）的反对，超个人心理学进入美国心理学学会的努力失败了（郭永玉，2002，第222页）。
精神性研究在心理学中的遭遇令人深思。就像意识研究的遭遇一样，在过去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把持下，意识以及认知无一不被荒唐地逐出科学研究的大门。现在同样，虽然人们都相信精神因素及其力量或作用的客观存在，但由于其主观性特色，尤其是由于它与宗教难分难解的关系，极大地妨碍了心理学有关研究的科学信心。虽然心理学史上不乏一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探险者，但大多数心理学家还是受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不愿蹚此“浑水”。从意识到精神性，这种明知其存在且相信其巨大影响力，但又不能或不愿研究的现象在心理学科中屡见不鲜。心理学研究史中的这种现象在精神性研究上特别明显，这也说明精神性是一个比意识更值得关注的心理学问题。
精神性一词“spirituality”源自拉丁语spiritus，中文有时也翻译为“灵性”。原始含义为“呼吸”，指“内部自我”的活动。到12世纪，精神性有了心理功能之意，主要与“有形的、物质的”相对而言。（David，2003）之后，精神性更多被用于宗教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精神性才开始引起心理学、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Simpson和Weiner于1991年在牛津英语词典中花了10页总结精神性的参考材料，形成了两大相关主题：一个是关注生命质量，赋予生命或肉体以能量。第二，精神性包括生活中的大量非物质特征，认为不是理解物质世界的可觉察的身体感觉。（Simpson&Weiner，1991）
精神性有多种定义，通常是与能感知外界世界的躯体感觉相区别。Reed（1992）认为：“精神性是一种个人追求（生命）意义的倾向，通过赋予个人力量使个人以自我价值不遭到贬损的方式超越自我，是一种对包括个人内在的自我关系、人际间的关系以及超越个人的关系等相近领域的领悟和感识，通过这样的活动为个人提供（和他人的）有力量的连接。”（Shelley-Rae&Ma～ha，2009）
MacDonald（2000）在分析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得出关于精神性的以下一些认识：A精神性是多维度的，包含一些复杂的体验、认知、情感、生理、行为、社会等组成部分。B精神性包含这样一些体验：精神、宗教、巅峰、神秘、卓越、神圣。C精神性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精神性的量和质的差异可以通过个人测量加以得知。D：精神和宗教不同，但是包含着虔敬。E精神性包含超常信念、体验和实践。
他编了98道题的精神性表达问卷（ExpressionsofSpiritualityInventory，ESI），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精神性的五大维度：精神性认知定向、经验主义现象学维度、超常信念、宗教意识（虔敬）、存在主义幸福感。他从测量学的角度得出精神性与大五人格的相关，经验主义现象学维度与大五人格的开放性相关最大，其次是外倾性；超常信念与开放性存在最显著的相关；宗教意识与怡人性、谨慎性关系最明显，与开放性关系最弱；精神性认知定向与怡人性、谨慎性关系最明显，其次是开放性，接着是外倾性；存在主义幸福感与神经性呈显著负相关，与谨慎性、外倾性、怡人性呈显著正相关。
Elkins（2001）从人本主义的取向给出了精神性的以下特征：精神性是普遍存在的；这是一种人类现象；它的共同核心是现象学的；是人类对敬畏之神圣的反应能力；它以“神秘的能量”为特征，以移情为终极目的。这或许可以作为对难以把握的精神性概念的一个参考。
Thoresen（2002）把精神性理解为能超越时空、物质、能量等物理感觉极限。David（2003）认为，精神性代表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包括信仰超自然现实、区分神圣和世俗、体验内心的和谐状态。Palmer（2003）则认为精神性是一种人类永恒的向往和追求，向往能与比自我更大的某物有所联系。
Boscaglia和Clarke（2005）认为精神性是一个信仰和态度体系，它通过与自我、他人、自然环境、一种更高力量和/或其他超自然力量的联系感来赋予生活以意义和目的，并体现在情感、思想、经历和行为中。
关于精神性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也开始起步。Persinger（1993），Cook（1997）等人的脑刺激实验表明，刺激左右颞叶可以激发强烈的精神体验。Newberg和Alavi（1997）用单光子脑断层成像（sPECT），检查冥想和宗教状态时的脑像，这些研究发现对不同脑区如颞叶、扣带回、顶叶皮质、右侧前额叶的激活可以产生精神体验。激活左右颞叶可以产生精神性体验。通过实验，大多数个体的左侧颞叶可以产生主观幸福感。（Giordano，2006）
三、精神性：中西方心理学研究的共同对象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并肯定人的精神性追求及其对人的影响力量，不仅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是人区别于万物高于万物的本质之存在证明。如人类的宗教现象，或者个人所有的那些抵抗人生之贫穷困迫、空虚寂寞、衰老绝望等一切苦痛乃至死之恐惧的力量，或能够替换与超越“荣乐止乎其身”层次的积极情绪。这些，都是人的精神性存在的证明。
在有着的西方，精神性更多地被理解为通过对“上帝”、“神灵”的信仰，接受这些至高无上的力量的指引，去追求理想生活。大量研究证实，宗教式精神性是慢性病和重症病人对抗疾病的重要的主观力量。实际上有少数美国人甚至认为精神信仰是他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在他们应对疾病的过程中，精神信仰甚至是最重要的主观因素。Ironson（2002）的一项关于艾滋病幸存者的纵向研究中，发现有宗教虔敬指引者能存活更长的时间。
在此前提下，我们又必须承认，精神性及其追求所包含的意义因文化传统的不同而迥异。从文化的角度看，关于精神性的理解远不止“神圣”或宗教的一条途径。在西方文化的理解中，由于其传统宗教因素的力量，精神性更多地以超凡入圣的非世俗途径展现。事实上，西方心理学一开始走上实证科学研究的道路，便不得不与宗教切割是可以理解的，由此与宗教心理纠缠在一起的精神性也难免“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命运了。
但是，现代心理学开始摆脱过去的失误，即开始将精神性与宗教进行切割。一方面承认精神性对人的心理活动的重大影响。如认为“精神性应该是人格的一部分，即是它的第六个维度，精神性是衡量完整人格所必需的维度之一”。另一方面也认为，宗教固然离不开精神性，但精神性并不等于宗教，无论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精神性（如）还是世俗的精神性追求，都是值得关注与研究的影响人的心理活动的重要变量，就像过去所重视的生物与环境变量一样。
中国文化的传统不是宗教式的，但谁能否认中国人的精神性追求呢？熊十力先生说过：“中国人缺乏，言中国人无宗教思想者，确误。”（熊十力，1996，第16页）事实上，中国文化没有走上宗教的道路，即不是从神圣的途径实现其精神性，但其丰富的精神生活说明，除宗教路径外，还存在一种世俗的精神性追求的心理生活。
一方面精神性不是宗教的专利，宗教只是人类精神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宗教可以看做是彻底的社会现象，而精神性通常被理解为个体层面的内在认知。从这个角度来说，宗教与精神性的领域就像医学与健康的领域一样。（Thoresen，1998）另一方面精神性又是人的内在本质规定，是人的独特心理潜能。那么，缺乏宗教的文化必然有另外的展现人类精神性潜能的形式与内容，具体如中国传统文化。香港学者对比了东方的孔子思想、道教、佛教、印度教与西方文化的自我差异后，开启了精神性的跨文化融合研究，推动了精神性研究的本土化进展。（Ho，1995）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宗教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性特点，仅仅站在西方宗教文化的立场评估，恐怕很难让人理解中国人的精神归属。
宗教式神性追求只是精神性的一种表达形式。精神性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呈现，如“Pargament用将神圣浸染到日常的经验、目标、角色以及责任中的能力来界定精神性的构思，打开了探索经验世界的新的道路。”（Pargament，1999）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性特点表现为放弃了宗教式的追寻神圣的途径，致力于在日用伦常中寻找神圣性。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等等，就是这种中国式精神追求的精辟概括。
无论外在还是内在，精神性都是一种超越性的经验。当精神性从宗教中分离出来，成为现代心理学的新的研究对象时，中国文化传统的心理学宝藏才真正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心理学力量而出现。或者说，现代心理学的精神性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将是中国世俗的精神性心理学体系以主力军的地位加入其中。“通往神圣的道路是多样的，宗教所提供的模式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在心理学的术语中，精神性作为一种超越性经验，所包含的内容超出了其宗教界定。我们最终希望能借鉴西方心理学对精神层面的探讨方法，找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心理学研究的路径。”（郝敬习，2009）
正如心理学家Emmons所指出：“心理科学正濒临一场精神性革命。为了推进精神性研究，我们需要扎根于世界伟大的智慧传统与当代的实证研究中，构成一个内容广博的模型。”（Emmons，1999）无论从历史、现实还是学术而言，这种宣言或判断都不是言过其实。
从历史而言，在中国传统思想的长河中，构成其主体的儒道释文化就以精神性生活的提倡成为鲜明特色，中国传统思想的第二座高峰、融合儒道释三者为一体的宋明理学也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性心理学内容，其重要观点例如“成圣论”。这个观点是宋明理学回答普通人应该发展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作出的回答。宋儒周敦颐、程颐等都持“圣人可学论”，即圣人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远离俗世的修行而成，而是在后天世俗生活中学习发展而来。理学彻底突破了圣人天生以及宗教修炼的传统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圣人可学的心理发展观，为人的精神性发展铺就了令人鼓舞的世俗之路。理学家不仅提出了这一极具精神性特点的发展目标，而且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出了可操作性的日常路径，比如通过反省、模仿学习（如学颜回）、格物致知等方法来帮助普通人实现成圣的目标。
从现实而言，如今的中国人正面临着一场不亚于近代中西冲突以来的心理危机，即由于精神性缺失所带来的危机。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伦理文化的精神性价值的妖魔化导致了传统价值观的断裂，以及随后科学文化、革命文化的强势，加上当代重利文化的冲击，使得今天的中国人处于上无片瓦（宗教关怀）下无寸土（传统伦理）的孤立无援的精神困境。中国人会如何选择？或者说会寻找什么样的精神支柱？是挤入别人的屋檐下（即信奉其他文化的宗教）避风避雨呢，还是寻找自己的心灵港湾（回归传统伦理）？抑或还有第三条路？任何理论发展的最大动力必须来自现实的需求。毫无疑问，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将是现代心理学“精神性革命”的最大推动力。
从学术而言，传统的中国心理学思想在与现代心理学的对接中，由于各自不同的文化基因而使得以往外在逻辑原则指导下的研究显出隔靴搔痒的效果。近30年前出版的中国心理学史教材，舍人文主义而取科学主义的心理学研究范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悖论：一方面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源自完全与西方科学文化异质的伦理文化，另一方面却坚持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模型。中国心理学史当前的研究困境大概与此不无关系吧？杨鑫辉教授也指出：“遗憾的是，现在一些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成果由于未能很好地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大多具有历史的价值，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杨鑫辉，2002，第39页）既然西方心理学本身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框架”，那为什么不能同时借鉴与参照呢？人的心理世界之复杂绝非科学主义模型所能穷尽，尤其是面对缺乏自然科学研究传统或基因的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又怎么能仅仅凭科学主义模型一统天下而置人文主义模型于不顾呢？后来，燕国材教授在回顾总结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历程时也坦承这一不足：“遗憾的是，以往的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采取科学取向有余，注意人文取向不足。这是一个明显的缺点，必须加以纠正。”（燕国材，2009）
其实，西方心理学存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文化的分裂并不一定是心理学学科本身发展的规律体现。对此国内外的不少学者进行过很多论述与批评，现在这个问题有缓解与进一步解决的趋势。比如社会心理与认知神经科学的结合所形成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就是这种分歧或分裂得以解决的一个尝试（朱滢，2007，第356页）。未来的心理学要想取得公认的科学地位，就必须也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今天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如果还囿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传统分裂不可自拔，就明显地跟不上当代心理学的发展脚步，更谈不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科学体系了。
无论哪种文化，反映的都是作为同类的人的心理生活、人性本质，不可能也不应该没有共同的成分、共同的研究内容。过去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追求狭隘的科学主义的范式，排斥着种种人文色彩的心理内容，如意识，如精神性，等等。受此影响，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挖掘未能取得让人满意的理论或体系的突破。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找不到一把双方都承认的尺子，或者说没有共同的计量单位，说是驴头不对马嘴式的比较也不过分。
现在，精神性作为中西方心理学研究的新的共同主题，其革命性意义在于最大限度上统一了中西方心理学体系曾经格格不入的局面，从宗教意义中分离出来的精神性概念将成为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的最大公约数。可以预见，中西方心理学通过对“精神性”这一共同内容的并肩研究，相互补充，对于最终促进世界范围的科学心理学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将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事实上，西方心理学对于精神性的研究，传统上主要是两大领域：一是宗教心理学；二是临床心理学，对日常的、世俗的精神性生活的研究比较缺乏。而中国文化传统几乎无，整体表现为一种世俗的精神性追求，对于精神性的临床应用性研究更是先天不足。再加上由于中西方文化在精神性的表现与理解上大不相同，这一方面使得我们在研究对象上的借鉴不易进行，另一方面又更加凸显了中国传统精神心理学思想在理论与应用诸方面研究的重要性，即对于丰富现代心理学的精神性研究从而促进心理学学科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裨益。
同时，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研究中国古代的精神心理学思想，必须有利于解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危机。虽然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危机不仅仅是缺乏传统精神性指导所致，但是，如何运用中国古代精神心理学思想的价值消除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是一个艰巨性与紧迫性共存的重大考验，也是另一个反映中国传统精神性研究重大意义的现实命题。
1高中物理教学现状
物理教学时，多数物理教师通常将物理基本知识与理论当成重要教学内容为学生讲解，利用公式或者规定的推理，让学生记住理论知识，并且掌握解题技能。对于人文精神方面很少或者几乎不涉及。由此使得教学缺乏人文性和人文关怀。教学模式方面，高中物理教师仍旧采用灌输式思想进行物理课堂，教学中仍旧为教师在前面讲，而学生在下面听讲的形式，学生并未真正参与到物理学习中，经常处于被动地接受并学习知识，逐渐失去了对物理学习的兴趣，可能考试成绩很高，但是实际操作能力不足。对于教学方法方面，教师多采用在前面为学生做示范讲解，设计一些价值并不高的问答，让学生多做物理习题巩固基础知识，教学方法较为单一，缺少趣味性。这种死板枯燥的物理课堂缺少人文精神的渗透，使得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得不到提升，也无法满足当前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
2高中物理教学渗透人文精神
2.1教学设计展现人文精神
高中物理教学与初中物理比较起来，在教学方法、模式、内容等方面，更多地展现自然科学的严谨与完整性，且增加了物理理论的难度。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渐深入，高中教学逐渐体现出人文精神的观念。教师应加强对学生主体的认识，结合有趣有效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性。由于物理教学和学生的需求息息相关，教学设计过程中，需要将大部分学生对物理教学中人文精神的需求设计到其中，不仅要为学生讲解基础知识和理论等，同样应为学生讲解历史中追求真理、不断探索的物理学者的光荣事迹等，如伽利略为了维护提出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观点，即使被罗马社会误解，仍旧坚持钻研的这种坚持不懈、对真理挚爱的精神。同时对于物理课程设计过程中，不仅要与新课程的方向性一直，设计教学观念、方式、内容等，还要设计情景，将人文精神融入其中。
2.2科学知识讲授中渗透人文精神
物理发展的历史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所有探索、研究、发明都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这段历史中有着无数的人文精神故事，更爱凸显物理学相关研究专家和学者研究大自然、揭发世界规律的重大举措。与此同时物理学者作为世人崇拜与学习的楷模，其是高中物理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知识和素材。因此高中物理教学中应加强对物理科学知识的讲解，对物理发展历史和有关人物进行讲解。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爱国主义教育，而这种爱主要表现在爱生活、爱自然、爱国家。教师可以为学生传授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发展，如机械运动、四大发明、火箭创造等等，让学生领悟到历史物理人的伟岸与光芒，理解中国过去精彩的物理历史，提高其对物理学科的热爱。如物理课堂中为学生讲解胡刚复，其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物理实验室，培养出大量的物理学人才，如钱临照、严济慈等等，作为“中国近代度量衡制的制定者”，胡刚复提出1尺为1/3m，1斤为1/2kg。通过这些知识的讲解，让学生更好地投入到物理学习中。
2.3物理实验中渗透人文精神
所有的事物都渗透着人文精神，而富于人文关怀，能够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物理学科作为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科，其实验教学是高中物理教学的必要教学方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展现着人文精神。因此高中物理教学应加强对物理实验的应用与设计，将人文精神元素融入到教学中，培养高中生构成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通过运用实验教学结合人文精神，能够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锻炼其思维发展。同时能够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能力，提高其解决问题与实际动手的能力。如在学习“匀变速直线运动”过程中，教师让学生学会利用打上点的纸带分析物理运动，判断其做匀变速运动与否，并且练习使用打点计时器。可以为学生准备长木板、小车、细绳、纸带、刻度尺等等，让学生依次打点记录，掌握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相关规律。在实验中，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提问，并且小组单位共同探讨研究，分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教师在此过程中应赋予学生人文关怀，及时观察实验动态，并且发现问题为学生提出建议等。实验过程中融入人文精神，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其创新能力与动手能力，以此实现科学知识和人文素质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理性；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
在理性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之后，今天我们提出了“新理性精神”问题.
新理性精神的提出，是以当今人的生存状态、文化、文学艺术的实践、发展为基础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实践理性。“新理性精神”既是针对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研究的，也是指向人文科学的.
当今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下滑，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被贬抑，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这与)-世纪下半期特别是!\"世纪人的生存条件、人的生存质量与处境密切相关.
一百多年来，人的生存不断遭到挫折，灾难频发，致使理想失落，或信仰神化，进而引发种种精神危机。旧理性有过自己的辉煌时期，如今不断走向唯理性主义，科学理性逐渐变为极端化的工具理性、实用理性；人文理性在唯理性主义、实用理性的影响下，遭到严重的破坏。理性并未实现它的美妙的千年王国的许诺.
西方学者曾经宣布：上帝死了，国王死了，理性毁灭，也即理性死了。!\"世纪的科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与创造力，显示了人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无限伟力，同时它的消极一面、非人性的一面，以及物的普遍的挤压，使人情日益淡化，以致使不少人成为失去人性的人，使人变为精神上空虚的人、平庸的人、丑陋的人。开始于)-世纪下半期、高涨于!\"世纪的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哲学流派蜂起，特别是各种生命哲学、存在哲学，纷纷在生命、本能、感性、非理性、反理性、被极端化的主体的基础上，筑起自己的理论大厦，一方面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的认识，但是它们的极端化，导致了对理性的否定；出现了“新感性”、“交往理性”，力图从不同方向来解释社会生活现象，构想人类的新关系。接着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它一方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人们思维方式改造，另一方面又消解了以往文化遗产的价值与精神。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上帝、国王、父亲、理性、历史、人文主义已经匆匆过去，虽然在一些信仰园地中余烬犹存。我们已杀死了我们的诸神。”随后还有人宣布知识分子之死，作者之死，人的主体性之死。人们不断暴露自身的粗俗、卑琐、无奈与虚无。在形形色色的钱性权这类恶棍横行肆虐的今天，嘲弄崇高与人文精神已成为时髦，且会赢得阵阵喝彩；或是把人文精神与大众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或是为了大众文化，把人文精神宣布为“最后的神话”，声称人文精神纯属子虚乌有。在恶俗横流、不少人失去生存理想的景况下，人们崇拜自然本能，激赏感性享受，人的精神趋向多元而又凸现混沌。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一些人追腥逐臭，对粗俗、恶俗、腐烂的东西趋之若鹜，这极大地削弱与消解了文学艺术审美的生成.
但是人类必须生存下去，并且理应在精神上获得健康的发展。因此，看到千百年来特别是一百多年来旧理性的走向衰落这一情况，针对各种非理性、反理性主义思潮的蔓延，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一种新的理性的立足点，主张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人类学，来审视人的生存意义，以重新理解与阐释人的生存、文化、文学艺术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新理性精神”。需要郑重说明的是，“新理性精神”不过是一些趣味类似的知识分子，对待人的生存状态、现实状态与文化、文学艺术现象的观点与立足点而已。它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也非朝三暮四的应景时尚，而是较长时间思考的结果。半个世纪以来，就我个人来说，经历了生存的拷问，学术中的风风雨雨，各种理论时尚的洗礼，之后而有所悟。新理性精神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的感悟.
“新理性精神”作为一种文化、文学艺术内在的精神信念，是对旧理性的扬弃。为了避免旧理性的覆辙、反理性主义的各种思潮的极端化与虚无主义，新理性精神需要在对它们进行现代文化批判的基础上，从几个方面，确立自身的理论关系：这就是“现代性”、“新人文精神”与“交往对话精神”。这些提法并非独创，有的论题，已经讨论过几百年了，有的论题我做了改造，都是借用，但我都力图给以自己的阐释，并将它们综合成一个立足点。现今是综合创新的时代!，综合也许可能会出现一些新意的.
$%新理性精神将以“现代性”为指针，以推动现代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现代意识精神为其理论组成部分。有各式各样的现代性，这里说的现代性，是新理性精神的现代性.
新理性精神把现代性看作是促进社会进入现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一种现代意识精神，一种时代的文化精神。这种现代意识精神，时代的文化精神，作为一个尺度，是我们建设新文化、新的文学艺术需要长久地遵循的原则。现代性是引导人们进行文化建设、精神创造的思想，这是一个人类“未竟的事业”。我们不能像某些西方现代主义者那样，把现代性仅仅是看作是出现了反理性之后形成的东西，以为反理性才是现代性的表现，现代性只能是现代主义文化与艺术的特征，这是不符实际情况的。因为其他具有现代意识精神而并不反对理性的文化与艺术，不仅同样表现了现代性特征，而且还维护了现代性。同时我们也不能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声称“现代性”已经终结\"，当今是后现代性统治的时代了。其实我们现在只是想做现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并不想做后现代的“后知识分子”，虽然在我们这里确实存在着某种“后现代状态”.
新理性精神把现代性本身看作一个矛盾体，应当看到它的两面性，避免使其走向极端，忽视感性的需求而走向文化的唯理性主义，或是走向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忽视人文的需求而走向工具理性主义，走向它的反面，从另一个方面走向反理性主义。历史、现实中不乏这类情况，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必然会给理论与生活实践带来危害，反之亦然。因此既要批判旧有的文化，也要批判自身的消极面。当今，工具理性主义横行，这是由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一个时期内走向反理性主义、走向反动而形成社会灾难的结果，是人们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丧失信心的使然，所以，一个时期内诸多复杂的种种现实关系，只能靠工具理性来解决了，用简单、划一、实用的量化办法来解决了。同时，新理性主义把现代性的功能视为一种反思，一种文化批判，一种现代文化的批判力，也即一种思想前进的推力。需要坚持现代性的这一功能，使其自身处于清醒的现实主义状态，使其自身具有不断清理自身矛盾的能力。要使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走到它们自己的正路上来，需要的是对于历史、现实的不断的深入的反思，拒绝批判是无济于事的。新理性精神既反对隐瞒历史事实，搅浑历史事实，随意打扮历史与现实的实用主义的话语霸权，同时也反对把历史与现实视为虚无的怀疑主义。话语并不能任意创造历史，话语行为是需要以现实、历史事实为依据的.
新理性精神主张现代性是在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性。人类必须不断更新、创造自己的文化，但是这种新文化的创造，无法绕开原有的文化传统，而必须继承传统。文化传统是过去的创造，继承传统，吸收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并非就是面对过去、迷恋过去。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实际上不仅有着过时的东西，而且还存在着属于未来的、全人类的东西，在“长远时间”中发挥其价值、作用的东西，它们可以积极参与新的文化建设。漠视它们、中断它们、否定它们，到时还会重新发生争议，给以新的科学的审定和定位，现在我们就面临这一局面。“伽达默尔说：‘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但是这个根源的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寻找养料，特别是从远东寻找养料。’他不知不觉地又重复他的预测，二百年内人们确实必须学习中国语言，以便全面掌握或共同享受一切。”!不要总是自己瞧不起自己。自然，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少惰性的、妨害进步的东西，是需要不断给以剔除的，但是新的文化应是传统之续。在当今新文化的建设中，现代性对传统文化需要进行定位与选择。有三种文化传统，三种文化资源，即我国古代、现代以及外国文化传统。当代文化建设，只能以现代文化传统为基础与出发点，以现代批判精神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造，确立其能够行之有效的部分，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有用成分，使之融会贯通，建立新的文化形态.
从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展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同；因此，我国的现代性要求与西方的现代性的趋向，也是各有不同的。拿西方的现代性诉求来代替我国的现代性诉求，这实际上是西化思想，在历史、现实中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但是现今看到不少的对现代性的阐释，实际上都把我国文化、文学置于西方现代性的诉求之下进行的。使我国置身于国际背景、世界进程，并不是我们必须立正、稍息、“向西看齐”，并不是以西方的现代性来衡量我国文化、文学的现代性，一旦发现了差异，就对我国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嗤之以鼻。这种西化式现代性讨论，不能不导致现代性阐释的失误。可以吸取西方学者论述中的有启发性的因素与长处，但不能用他们的论说来替代我们对我国文化自身问题的阐释。至于后现代性，我以为可以吸取它的某些合理因素，如我国文化、艺术中难得存在的怀疑精神，它的反对绝对权威性，反对学术上的大一统、单一化，主张多元化，接受中的多义性等。但是应当拒绝它的虚无主义，由于对语言能指崇拜由此而产生的极端的解构主义倾向。要以现代性作为我们文化、文论建设的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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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全球化的氛围中，发生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文化冲突，现代性应在文化建设中，确立自己的独立自主精神与进取精神，也即独立、进取的文化身份。独立自主就是确立自主的主体意识：进取就是为我所用的主导意识，识别并吸取他人的长处，不断用以激活并更新传统.
!$新理性精神将把“新的人文精神”视为自身的内涵与血肉。在现代主义的文化、文学中，人的精神家园已成为一片废墟。人失去难以弥补的精神需求而变为精神空缺，人受到排山倒海而来的物的挤压，物欲使人不断转向对金钱与权力的追逐，使自身成为一种异化力量，使人变为物的奴隶。现代主义文化与文学暴露了人的触目惊心的精神伤残感、荒芜感，它们为人的价值、人的精神的摧残而深为伤痛。后现代主义则宣布，“元叙事”被怀疑，崇高的“同一性”被否定，叙事与科学的范式不可通约，“我们现在一无所有，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暂时的、自我创造的、不完整的，在虚无之上我们建立了我们的话语”\"，这无疑使人陷入了万劫不复的茫茫虚无与绝望的深渊之中。!\"世纪%\"年代上半期我国学者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本来是个切中时弊的题目，但是讨论很快就情绪化了。一些论者以为提倡文学需要“人文精神”是左倾思潮的东山再起，于是认定人文精神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产物，中国从未有过人文精神，何来人文精神的恢复之说&有的历史学家也来进行考据，认为当今所说的“人文精神”，就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我国历代文献里，没有“人文精神”之说，可见文学的“人文精神”之说，纯属子虚乌有。有的论者认为，一些人提出文学的“人文精神”，是为了企图获取话语的垄断权。实际上，这是害怕人们妨碍他们要想当“后现代人”所具有的自由心态，以及惟恐人文精神的话语，会妨碍了他们对后现代话语的垄断权，因此人文精神被说成是一个“最后的神话”#了.
人文精神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非人性与反人性而说的，是针对物的挤压、人的异化而说的，是针对当今现实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钱性权式暴力而说的，这种暴力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是针对文学艺术漠视人的精神伤残而说的。在社会转型、价值转换的时代，一些人在嘲弄旧的价值观念的同时，却同时嘲弄了人的应有的价值与精神，在批判伪崇高的时候，却同时亵渎人的崇高的情操。当身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人，自身缺乏同情人、爱护人的阔大、宽厚的情怀，却在贬抑人文精神时，这使人所处的非人的生存境遇的氛围，就显得更加阴沉而浓重.
新理性精神要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的观照下，弘扬人文精神，以新的人文精神充实人的精神，以批判的精神对抗人的生存的平庸与精神的堕落。所谓人文精神，就是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科技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一种对人的生存、命运的叩问与关怀，就是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关系和准则的探求，就是对民族、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精神的追求与确认，人文精神是人的精神家园的支撑，最终追求人的全面自由与人的解放。我国旧有文化与文学之中，是充盈着深厚的人文精神的，这不是旧有的封建性十足的伦理道德，四维八纲，它是对人的生存命运、处境的关怀，一种对家国命运的深厚的忧患意识。这类思想，不因在几百几千年前，没有被标上“人文精神”，就不是人文精神了。我国文化、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和西方的人文精神中进步的有用成分并未过时。缺乏人文精神、糟蹋人文精神的文学艺术是存在的，这是低级消遣的、粗俗的文学艺术，它们经过媒体的炒作而卖点看好，但无益于人的精神的健康与成长。而维系着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学艺术，总是充溢着人文精神的。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必须发扬我国原有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的合理因素，协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科技之间的相互关系，融合成既有利于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并使新的人文精神成为文学艺术的灵魂.
旧理性、唯理性主义压抑人的感性，它们通过盲目的政治迷信、或是宗教的信仰主义，遏制人的感性的显现，扼杀人的人性的发展、个性的形成以及人的创造力。新理性精神并不是唯理性主义，它崇尚感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感性的表现。人的感性的需求、生理需求是必须获得满足的，这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不过，即使是人的生物性的需求，它与动物的生物性需求并不完全相同的，而受到一定文化因素制约的。至于更为宽阔的人的感性生活的需求，应是人的文化的需求，即具有文化内涵的感性的需求。文学是人的感性生活的审美反映，同时也显示人们的理性认识。在人的感性生活中，非理性、反理性是普遍存在的，它们是人的生命、生存的组成部分。新理性精神承认非理性乃至某种程度的反理性的存在的合法性，它们具有思想的、现实的特殊的创造力，并且需要吸取它们的合理性方面，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但是，新理性精神反对以反理性的态度与反理性主义来解释生活现实与历史。极端的非理性、反理性主义，蔑视对人的终极关怀、对人的命运的叩问与人文需求，无度张扬人的感性特别是人的生理享乐的本能，解体了人的感性。现今的一些所谓文学艺术、地摊文化，迎合市场的粗俗需求，贬抑并且鄙视人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这就必然把人的生物性的需求当成人的唯一的感性需求，当成写作与表现的主要对象，使感性的描写变为滥情的展示，或是尽情地宣泄各种性经验与性幻想，加上媒体的肆意炒作，以致流向恶俗，走到反文化、反人文精神的地步。在生活与文学艺术中，从不同角度和需求整合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正是重振人文精神的必由之路.
新理性精神也不同于国内外的“新感性”及类似新感性的“感情本体”的说法。这些学者认为，艺术与审美具有改变旧的感受世界的方式，创造新感性与新的主体的政治功能，实现人性与其本能结构中的革命与政治实践，从而成为预示社会转折的政治因素。这无疑夸大了感性的意义和作用，走向审美乌托邦了.
$%新理性精神努力奉行“交往对话主义”，要确立人的生存是一种对话的生存，人的意识是一种独立的、自有价值的意识的思想，人与人是一种相互交往对话的关系。这里吸取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与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性的“因素”，并把它作为新理性精神的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在此基础上希望改造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走向极端的思维方式，那种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这种思维方式与思想方法，在评价历史文化现象时，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极端情绪化的、不讲学理的、不切实际的消极成分。在人与人之间、个人的思想与思想之间，要确立一种新型的平等的交往对话关系.
要在历史现实、文化遗产的评价中，提倡一种可以去蔽的历史的整体性观念，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新的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一定的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种思维对于振兴我国学术思想，是会有积极意义的。同时提倡走向对话的文化理论、文学理论，对话即发问、诘难、应答与比较。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文化理论，都是在它的特定条件下的文化传统与反传统、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的思潮的不断撞击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化理论一旦被引入另一国家的文化进程，人们就必然会给以鉴别，科学地判断它的得失，确定它的价值取向。有鉴别就有真伪的判断，有分析就有偏颇与价值的识别，有取舍就有侧重与扬弃，有创新就有不同程度的改造。创新，就会有必要的“误差”与偏离。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各自的长处与局限，并要用外来文化中的有价值的东西激活自己。对话理论旨在促进现代的理论创新.
综上所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为思维方式的理性精神，这是在以我为主导基础上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
我把在新理性精神观照下提出的文学主张，称之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在近!\"多年中，一些学者主要在介绍西方的文化、文学艺术思想，同时把西方学术思想当成了圭臬；一些学者的观念令人捉摸不定，今天这种观念时髦，就按这种观念著文，明天那种思想风行，就按那种思想立说。一些学者则经历了痛苦的反思，经历了新潮文化、文学艺术与文学理论的洗礼以及对它们的思索。他们产生了一种“立足点意识”，开始是不自觉的，继而渐渐走向自觉。这种立足点意识，就是我说的新理性精神。这使他们既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否定传统文化与文论，用西方最新学说来定位我们的文化、文学现象，也反对那些只能在名人导师语录中专事说文解字、数黑论黄的现象。对于传统文化与文论，我们需要否定的只是那些落后的东西、反科学的东西，而现代文化、现代文论传统中的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有用成分，则应当给以肯定，而且要把它们看成创造新文化、新文论的出发点，转而融会中外文化、文论传统中的合理因素，在此基础上，走向求新、求变与创新。脱离传统而创新，往往是没有基点的创新，过不多久，这座创新的大厦就会颓然倒塌.
新理性精神作为思想开放的实践理性，只是想在吸取以往的多种思想原则的长处的基础上，走向新的综合，确立一些原则，给自己一个新的立足点。它自然承认其他的思想观念，多元的文化思想与多元的文学观念。即使新理性精神的文学观，也有同有异、互有特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