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契合
一、中国传统哲学是马克思哲学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在批判继承以往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二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没有联系。
一方面，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世界哲学，是整个人类哲学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哲学理所当然的包括其中。马克思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即费尔马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但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文化基础并非仅仅限于德国，甚至是不仅仅限于欧洲。中国传统哲学也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文化基础。中国传统哲学早在12世纪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在1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欧洲社会剧烈动荡，急需外来文化的刺激，中国传统哲学开始在欧洲产生影响，引起了欧洲哲学家广泛的关注。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认为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并试图复兴中国的儒家学说。莱布尼兹发明的“二进制”与中国《易经》的先天卦图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黑格尔虽然坚持“欧洲文化中心”论，曾对中国传统哲学有过理性的批判，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辨特征，他提出的矛盾法就是直接吸收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哲学的过程中，在19世纪50年代曾专门研究过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国情，并写下了《波斯和中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中国记事》等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文章。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一开头就明确指出：“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辩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黑格尔）一向认为，自然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一习俗用语是伟大而不可移易地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中国古代“阴阳相交”这一汉语的标准英译法就是马克思这里提到的“两极相逢”。这说明中国传统的阴阳观念已经开始在德国的思想界流行，同时，也使得我们再次相信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具有中国传统哲学渊源的。为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是马克思哲学得以产生的间接的理论来源。
二、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契合
为什么马克思哲学一经传入中国，就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指导中国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很多内在的契合性。
（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契合
马克思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它认为物质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石。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和各种现象都是物质的不同形态，物质具有客观实在性，它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是物质世界的主观映象，可以为人的意识所反映。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它依赖于物质而存在，并且意识不是消极、被动的，它能够反作用于物质。同时，马克思哲学认为物质又是运动的。运动这个属性使得物质能够得以存在。物质在运动的过程中又有某种相对的静止。
中国传统哲学中也具有丰富的唯物主义优良传统。殷商之际，中国就有“五行”的思想，認为世界是由五种元素组成的。春秋战国时期管仲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天不变其常”的论点。战国末年的邹衍对早期的阴阳、五行学说进行了总结，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金、木、水、火、土。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认为“天下唯气”等，形成了一个唯物主义传统。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的唯物主义是朴素的、直观的，但已经开始走向唯心主义的对立面，有非常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与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具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二）马克思的辩证法与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契合
马克思哲学认为，处处有矛盾，时时有矛盾，矛盾是无处不在的，是无时不有的。矛盾它存在于一切事物当中，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但不同事物的矛盾又是不同的。中国传统哲学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矛盾思想。《周易》中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中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中国传统哲学对矛盾法则这方面也讲的很多，比如“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正负为奇，善复为妖”。
《周易》倡导“变起于微”、“物极必反”，主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老子》主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的发展观点。王夫之明确提出“天地之化日新”的发展观点。他们的发展观和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观非常的契合。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很多体现普遍联系的哲学思想，比如，“城门之火，殃及池鱼”、“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等。
（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社会历史观的契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唯心史观，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对以前哲学的超越。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一个难题，唯心史观认为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了历史，不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马克思哲学第一次科学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历史观也非常注重人民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民贵君轻”思想的是《尚书·五子之歌》，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在《尽心下》中明确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王夫之提出“大贾富民，国之司命”。这种传统的大同理想所包含的反对剥削和否定私有制的合理内容，无疑与建立在唯物史基础上的社会理想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共同之处，因此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是以“大同”来指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
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自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虽然马克思哲学的产生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但马克思哲学产生于西方，要想使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土壤上开花、结果，就必须使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相结合，经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与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反问题化/问题意识
从一种学术比较的视角考察，以1978年为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两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78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化”和“泛问题化”倾向；而1978年以来，则明显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淡出、学术凸现”发展态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化”和“泛问题化”倾向的批判和反思逐渐成为理论界的主流话语。
毋庸讳言，这种“意识形态淡出、学术凸现”发展态势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繁荣显然是必然和必要的。它既是对过去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矫正，也为我们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为我们从“问题中的哲学”升华为“哲学中的问题”，并进而深化对“哲学中的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而这些理论资源正是哲学家们以哲学方式面向现实的基本前提。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审视这种“意识形态淡出、学术凸现”发展态势时，不难发现其背后隐藏着一股若明若暗的“反问题化”学术思潮。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价值取向上，唯“学术”是“瞻”，强调对基础理论的研究，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在研究选题上，强调“以既有的思想为对象”，重“哲学中的问题”而轻视“问题中的哲学”；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重科学性轻实践性，回避现实，主张作“不持成见和客观公允”的纯学术研究，认为“尾随于实践仅仅做黄昏的猫头鹰有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超越与预见功能的危险”；在研究路径上，倚重文本，重文献分析轻实证分析。这种“反问题化”学术研究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偏离了正常的轨迹，而且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
之所以会有“反问题化”这种极端化的学术倾向，一个重要的认识论根源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的片面性理解。
一、把“问题意识”混同于“问题范式”，仅仅把“问题意识”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学术研究路径，而不把它同时看成是一种共性（各种研究范式共有）的思维向度
根据库恩对“范式”概念的经典解释，一种学术研究范式实际上就是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综合体，其内容表现为对科学研究中各种信念、认知成果、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升华。对同一事物，通常会有多种解释方式。范式就构成了这些不同的解释或者理论的基础，它是我们用来组织我们的观察和推理的基础模型或是参考框架。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问题范式”的特点在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予以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则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思维向度。它所反映的，是一种追求哲学识见的研究取向；所要求的，是洞察敏锐而言之有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学术价值取向的“问题意识”，它要求探索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不以重复大而无当的普遍规律为目标。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范式”需要强烈的“问题意识”。但“问题意识”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学术取向，同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各种研究范式共有的思维向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曾指出，“在哲学的实现中有一种关系同世界相对立，从这种关系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始终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①作为学术研究中的一种共性的思维向度，“问题意识”一方面涉及“问题”本身即研究对象的确立。如果不加选择地将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都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围，无疑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泛问题化”。另一方面，“问题意识”还涉及提问的方式，即如何提出、如何着手解决问题，而这实际上反映出人们治学时的一种意识——“学术意识”。与第一个方面不同，“问题意识”在这里应该充分体现认识演进的过程，反映既有的研究状况、贡献及提出的问题、采用的材料、立论的依据与阐发的方法等。
对于“问题意识”的强调，不仅有利于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前沿、减少浅层次的重复，也有利于促进论点的提炼与研究的深入；不仅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同学术范式之间的“学术共识”，也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等的“学术共识”。
二、从“学术意识”而不是“问题意识”的视角去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把“问题”看成是“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而不是“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问题域和言说方式。所谓“问题域”，也就是问题提出的范围、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和逻辑可能性空间。不同的问题域，解决之道也不相同，而同一问题域的不同层次的要求，解决之道也不尽相同。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反问题化倾向”纷呈，根源性症结就在于研究者多是从“学术意识”而不是“问题意识”的视角去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把“问题”看成是“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而不是“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其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么是生吞活剥西方各派理论的所谓“纯学术创新”，要么演变为著者在自己的书斋里“自言自语”。这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问题域的厘定，不仅严重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理论主题，也有悖于应然形态的哲学内在诉求。
事实上，不论哪一种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说，都不可能是单纯地形成于“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哲学中的问题）”，而总是不同程度地形成于“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问题中的哲学）”。人们只能在“历史视野”与“时代状况”的撞击中研究“哲学中的问题”，只能以自己时代的生存状况和生活体验为背景来研究“哲学中的问题”，而不可能是脱离时代的纯粹的玄思和遐想。正是由于“哲学中的问题”总是隐含着特定的“问题中的哲学”，因此，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具有某种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比如关于现代性及其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的哲学研究，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关注的理论焦点，也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学术话语。从现代性的理论视角探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找到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理论契合点，使我们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分析范式时，能够很好地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中合理的思想资源。这种研究视野，显然有助于我们厘清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具体论域，增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顺利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进程。因此，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是自觉地探索、澄明“哲学中的问题”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在何种程度上挖掘出“哲学中的问题”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才能在何种程度上把握到“哲学中的问题”。
显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就必须“既要善于从文本中发现问题，更要善于从社会生活实践中提炼出问题”，从而跳出学术冷落现实的误区。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仅仅界定为“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而不是“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的认识，恰恰忽略了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从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审视，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具有文化的同质性，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②，但两者无论在阶级属性、理论实质抑或在发展形态、社会作用上都有实质性差别和原则性分歧。在于关注什么样的“问题中的哲学”，怎样关注“问题中的哲学”，以及如何回答“问题中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问题中的哲学”，是“变革现实资本主义”问题，是“人类解放”问题，是“创立新的世界”问题。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区别，因而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三、仅仅把“问题意识”理解为一种学术主体意识，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诉求
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形式，像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哲学研究也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和探讨哲学问题时，都不是一般地谈论哲学观，而始终是就某一位哲学家的哲学观点来探讨哲学观问题。他们这样做固然是因为与论敌论战的需要，但更主要的则是哲学研究的主体性特点使然。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家首先是“时代的”哲学家，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哲学家与时代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哲学家并不象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③马克思对那种脱离实践、躲进书斋去建构“哲学体系”的做法是深恶痛绝的。纵览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关于“哲学家”这个概念往往是在一种贬义的语境下使用的。马克思经常把那些脱离时代的理论家称为“哲学家”。相反，对于那些面向时代的哲学家，马克思则常常使用“真正的理论家”、“时代的哲学家”、“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这些充满感情色彩的概念。能否面向时代，是否具有时代的视野，是进行哲学理论创新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诉求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就哲学的性质而言，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和文化形态，是“现世的智慧”，“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④作为关于现实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及演变的根源在于现实世界。“学问之道，当识其大者。”所谓“大者”，讲的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规律，社会变迁、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深入思考和研究社会生活中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来都是认识和发现规律的基本途径。这是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应有的主体自觉。其二，就其功能而言，哲学不仅反映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而且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立场是鲜明的。不能面向“人民”、不能为“人民”说话办事的哲学，其理论是空洞的和没有说服力的。马克思曾反复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⑥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能是单纯以注经释义为最高意旨的哲学家，而应该是以自己的哲学参与改变世界的实际活动并从中提炼哲学思想的哲学家。如果说实践是理论的源泉，那么哲学家则是联结理论和实践的中介。哲学家惟有通过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对各种复杂社会现象的观察透视，才能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加以概括、升华，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理论。尽管这一理论活动过程深受其个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知识阅历等因素的支配和影响，但这些个性因素一般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一个哲学家走得与现实愈近、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愈密切、参与社会实践愈深入，其哲学思想愈能反映现实、指导实践。
四、仅仅从主观根源理解“问题意识”，而不是从实践根源方面理解“问题意识”
“反问题化”倾向的盛行，还有一个认识论根源，就是人们仅仅从主观根源理解“问题意识”，而不是从实践根源方面理解“问题意识”。
哲学中的问题只有来自问题中的哲学，才是有生命力有现实性的哲学问题，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哲学问题不是意识的外化和主观的认定，问题根源于现实的矛盾。判断社会变革的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只要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事实。因此，离开了产生问题的实践基础，问题就只能是虚假的空洞的概念。实际上，问题并非仅仅标示着一个人思想的成熟状况，它尤其标示着人们对这一时代的认识与把握所能达至的深度。只要人们善于在历史风云变幻中排除迷障，把握要领，正确地提出了问题，那么距离正确地解决问题就已经不再遥远了。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问题是时代的格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⑦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正是问题之于时代的重要意义。问题与时代的关联在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固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⑧因为问题之于时代、之于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准确把握和解决时代与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从实践根源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意识”，意味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能够深层次地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能够缓解或消除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与途径。为此，就必须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整体，通过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与中国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层次的内容和它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特征。在理论上，它要求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实践问题上，它要求反思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自身的现代化？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什么？在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树立什么样的中国现代化的新理念？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现代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6、220、220、9、214、203页。
有一种看法认为，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亦称讲坛哲学或教科书哲学，或曰层面的哲学或官方哲学，也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是党的文件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部规定的大学必修课程，大学教师讲授它但并不相信它，大学生它是为了取得文凭论文。二是论坛哲学，即在报纸、杂志、专著、学术会议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哲学花样繁多，观点各异，其中占优势的是实践唯物主义。三是实践中的哲学，这种哲学既然还没有形成自觉的体系，它可能是实用主义或实践哲学，也可能是辩证唯物主义或其他哲学。
在我看来这种看法基本上不符合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这种看法过分低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我国哲学界、理论界和实际生活中的地位。我本人在大学中学习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后来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诚然与全国解放有关，但我信奉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主要还是由于我认为它是，或者退一步说，它总比各式各样西方哲学更科学。我不相信广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师们在讲坛上是在违心地宣讲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学工作有问题，有缺点，学生们的学习热情由于种种原因有所降低，教学效果不能令人满意，但我不相信广大的大学生们根本不相信辩证唯物主义。我这里说了两个“不相信”是因为我没有作过调查而只是根据我的真实思想作的推测，这个真实思想就是坚信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的，而科学的观点总是可以得到多数人的认可的，不相信甚至反对科学的人毕竟是少数。
那么，应该怎样估计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呢？我认为承认哲学是一门学科，也是一个专业，有一批以哲学工作为职业的专业工作者，他们叫做哲学工作者或哲学家。但是，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像哲学那样意见分歧，学派林立，甚至一个哲学家就有一个哲学体系。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像哲学那样得不到多数专业工作者的认同。但是哲学中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是得到多数人认同的，尽管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内它仍然是一个小小的学派。前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失败后，在这些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一落千丈，但在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整个国家生活的指导哲学。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真正贯彻了“双百方针”，哲学界开展了大量哲学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没有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没有受到质疑与挑战，这是一种正常状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与不但无害，而且有利。从表面上看，它的社会地位似乎降低了，但它的学术地位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是提高了。特别是邓小平与党中央真正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它的充分表现）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进一步提高了它的地位。尽管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肩负着回答世界形势和中国发展所提出的问题，科学与哲学的最新成就从而修正、充实、完善、发展自己，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科学形态的任务，但它作为整个国家生活的指导哲学的地位并未动摇，它在课堂上、论坛上和实际生活中仍然居于主导的地位。离开它另辟蹊径的毕竟是少数，因此，那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地位和作用降低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这种现状当然是会改变的，我认为其前景有三种可能：第一，这种状况基本不变，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在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过程中保持着它在整个国家生活和思想界中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各种哲学观点争鸣齐放，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第二，辩证唯物主义在同各种哲学观点的比较、争论和论证自己的过程中日益完善着自己，终于出现得到多数哲学家认同的能够基本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现阶段水平的比较完整严密的崭新的科学体系。第三，出现出现过的情况，不但辩证唯物主义，而且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一落千丈，沦为众多哲学学派中的一个小小的学派，众多的哲学家们或者热衷于传播和研究西方哲学，或者是热衷于恢复和发扬传统哲学，或者热衷于独创自己的哲学体系。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命运将会是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多元化的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将保持下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体系将在比较与争论中日益完善，它的真诚的信奉者将日益增加，最终出现一个比较完整严密而又得到绝大多数哲学专业工作者认同的崭新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即上面所说的第二种可能。我作出这种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点根据：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在众多哲学中是最强的，它有资格称为一门科学，或者说，它的基本观点都是经过人类的实践史和科学发展史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千百万次的验证的，是打不倒推不翻的，谁否定它们，谁就会使自己陷入自相矛盾或自我否定的尴尬境地。现在否定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的大有人在，但是，他们的言论与行动都必须以承认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承认其对象不以自己的意识为转移，否则他们的生活只能是白日做梦了。80年代曾出现过一股否定反映论的思潮，其实否定了反映论，也就否定了否定反映论的言论，因为既然认识不是反映，他人不能反映你的观点，你也不能反映他人的观点，你的否定反映论的发言和文章岂不是在自我封闭的主观世界里打转吗？有人说，这种唯物主义不过是直观唯物主义观点，早已过时。也有人说，这不过是常识。诚然如此，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在坚持这种观点的基础上前进，而不是以错误的观点来取代它。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他基本观点也是打不倒推不翻的。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只会使它不断完善和发展，而决不会削弱它，更不会它。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这些建设都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进行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又以丰富的深刻的完善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不可分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50年来，特别是20年来取得了巨大进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这是有目共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不断地形成、完善和成熟，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协商制度已基本形成并在不断完善和发挥作用，各个领域的文化建设都呈现出兴旺发达之势。当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都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问题还很严峻，只要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同心同德，努力奋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可以建成的，我国的现代化是可以实现的。在这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将发挥其巨大的积极的作用，也是不可战胜的第三、辩证唯物主义具有极强的吸纳一切合理因素来发展自己的生命力。它传到中国后，就吸收了很多中国传统哲学的合理因素和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哲学因素，开始了它的中国化的过程。、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其他领导人的哲学思想、专业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都具有浓烈的中国特色。目前许多学者都在从事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合理因素，提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因素的工作，这只会使它进一步中国化和丰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本是从西方传统中脱颖而出的一个哲学体系，是在吸收西方传统哲学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的创新，在其后的中当然还要继续吸收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合理因素。它对同的西方哲学当然也应采取批判与吸收的态度。前苏联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经一度对西方哲学采取单纯排斥的态度，这当然是不对的，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已逐渐抛弃了这种错误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要发展，还离不开吸收当代西方哲学的合理因素。一般认为当代西方有两大哲学思潮，即人本主义思潮和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或宇宙观），人本主义不拒斥本体论，但否定本体论，因此，这两大思潮都反对唯物主义，这是不可取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它们在人和人类社会、认识、科学、技术、语言、逻辑、非理性等领域中的积极成果和合理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对它们的成就视而不见。应该特别指出，20世纪自然科学包括上半世纪的相对论、量子力学、下半世纪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自组织、分子生物学、生态学、宇宙学等都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它们形成了一股哲学思潮，其气势较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并不逊色。这股哲学思潮的具体同辩证唯物主义甚为接近，能向辩证唯物主义提供许多新的论证和新的内容。
第四、20多年来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争论包括质疑、挑战、攻击和辩解、论证、发挥并没有损伤它，而是使它更加完善、更加严密、更加丰富、更加强壮。20多年来关于马哲史和原理的争论大规模的有十多次，小规模的不计其数。规模较大的有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关于主体性与主体性原则的讨论、关于价值论的讨论、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关于哲学体系的讨论、关于哲学的讨论、关于人学的讨论、关于文化的讨论、关于人权的讨论、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讨论、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讨论等等，此外，在伦、美学、自然辩证法等领域也有多次讨论。这些讨论和争论的结果并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有伤害它的筋骨，而只是或者纠正了它的体系中的某些偏颇，或者加强了它的体系中的某些薄弱环节，或者充实了它的体系的具体内容，总而言之，是发展了它。它好似一块钢铁，经过烈火的焚烧和巨锤的敲打，并没有被粉碎，而是更纯粹、更坚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