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之后，新一届的政府在对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取向上如何把握，成为了时下热议的话题。在当前热切的关注之下，“克强指数”和“克强经济学”等作为新词也逐渐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并且受到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本文就从当前我国经济在运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入手，解读现届政府在当前经济宏观调控中所持的态度，并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未来去向进行分析，供同行参考。
关键词：宏观经济；问题；政策取向；研究新一届中央政府在十八大之后的上任，也给我国宏观经济走向提供了新的可能。在各方对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高度关注之下，“克强指数和中国经济升级版”这些新词逐渐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其中包含的丰富的涵义也被社会各界积极讨论着。通过对这些新词以及我国经济运作过程的分析，有利于我们去理解新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上所采取的态度，以及经济调控思路和政策取向，使市场更积极地去响应中央建构的宏观经济框架，促使经济转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一、目前我国经济运作中所存在的问题
宏观经济的调控，势必是基于当前经济存在的问题来进行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也只会让整体经济走势向好。因此要想研究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首先需要了解当前经济运作中所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必然给宏观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同时根据当前中央政府在经济调控中所采取的态度，也可以了解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以及在改革带来的经济高增长中可能存在的潜在障碍。总的来说，当前我国经济在运作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投资和融资的效率有所降低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经济总量不断加大，但是在快速增长的经济总量之下，需要的是更多的投资的支持。在边际效应影响之下，投资效率越来越低，已经很难拉动经济像过去那样快速增长。而从2002年到2012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的货币投放增长量要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就说明货币投放的效率已经降低，同时作为反映投资效率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在2002年到2008年之间经过不断的波动之后，在2009年到2012年之间达到高峰，这就说明资本投入已经不足，我国投资和融资效率相比以前有所下降。
2.传统经济优势削弱，经济增长面临新的挑战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依赖的主要还是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的生产要素，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这些传统经济要素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渐丧失，水、电力、天然气等资源逐渐进入到了市场体系当中，给宏观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传统经济要素优势丢失的同时，新的经济增长方向还很模糊，经济结构的转型还任重道远，因此新的竞争空间还不足，所以经济增长遇到了新的挑战，这是经济转型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3.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仍在增长
这些年由于我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巨大的流动性使得资产价格产生暴涨，大量资金抛弃低迷的股市和债市，转而涌进房地产行业中，使得房地产价格持续走高，逐渐成为当前社会一大热议话题，也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负担。虽然近几年各地都在积极采取政策降低房地产价格，转移泡沫风险，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同时很多地方政府也选择过度融资而债台高筑，过高的地方债务也成为土地和房地产价格增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4.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更紧
生态环境一直都是制约传统型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而传统型经济又是我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重要依靠。如今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加重，以及社会各界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的加大，经济发展不能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生态型经济是我国倡导的经济发展重要政策，对于如今处在结构转型中的经济来说，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已经越来越紧。而当前正热的“克强经济学”所体现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方向正是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这无疑将有利于生态经济的发展，也为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控指明了方向。
二、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判断
1.对现阶段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解读
现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就是热议的“克强经济学”所呈现的最大特征，就是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弹性，这也使其同传统的经济政策相区别开来。总的来说，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管理更加灵活。过去在经济增长速度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上，一向采用的“定值”管理得到改变，不再一味去完成指标，而采用“区间”方式来进行管理，各项指标只要在区间内就算正常，这样也显示了政府对放缓的经济体现的更高的容忍度，这无疑将更有利于经济结构的健康转型；
（2）更注重细节的调控。我国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过去采取的方式较为粗放，近几年逐渐变得更加的精细，更注重根据经济结构和细节来进行调控。例如2013年6月部分银行出现了“钱荒”，宏观调控选择了“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让金融机构来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不再盲目采用强制救市的措施；
（3）目标明确，手段有力。相比于改革初期的经济调控，新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上具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路线，采取的手段更加主动且有力，注重发挥市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对政府行为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断探求创造“升级版中国经济”的路径和举措，推进经济的转型，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
2.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判断通过对当前经济运作中存在问题的分析，以及对现阶段经济政策的解读，可以判断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未来取向离不开以下几个方向：
（1）继续深化经济改革。不论现阶段和将来我国在宏观经济调控上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有一点十分明确的就是，经济改革的方向不会改变，改革的步伐不会停止，继续深化经济改革是我国经济政策的总纲。改革的方向不会因经济运作中出现的问题和难题而改变。“三个一律”的落实，使政府权力向下级释放，更好地发挥了基层和市场的调控作用，也是经济上的改革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2）经济的宏观调控稳中求进。2013年我国经济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第一季度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环比增长低点，但是政府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马上出台相关扶持经济的政策和计划，而强调坚持统筹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之后又提出了区间管理的模式，对经济管理中区间管理的明确，表明政府依然会坚持保就业和稳步增长，在此基础上再去追求突破和前进，使经济发展质量跟上速度，实现更加全面的增长；
（3）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更大。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新一届政府也对经济转型体现出了足够的重视，在经济结构上投入了更大的调整力度，采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这次的政策和传统的积极财政政策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新的政策重点转移到了结构性的调整上面。通过建立完整规范的管理体制和更全面的税收制度，鼓励节约资源，加强对环境的保护，使我国经济结构向生态化、可持续化发展，减少对传统产业的依赖，顺利转型的经济将获得更加广阔的进步空间；
（4）利用民间力量来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宏观经济政策不变的战略重点。但是根据现阶段经济政策的分析，未来在拉动内需举措中将更多地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通过提高就业率，增加居民收入从而促使居民消费；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使国民收入分配更加均衡，改善消费结构和秩序；通过推进医疗改革、养老保障等，创造更加放心的消费环境。只有使内需扩大，经济才有更大的发展和调控空间，尤其在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多年之后，我国经济迫切需要新的突破点，那么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通过利用民间力量来扩大内需，作为经济调控政策有力的着力点，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很有必要。
经济的宏观调控一直都是我国政府的重要工作，相关国家政策也显示了领导人对经济发展的洞察和对未来的思考，通过采取“统筹施策、先易后难、逐个解决”的措施，以“区间管理”来代替硬性指标，积极打造“升级版”的中国经济，促进我国经济的转型。社会各界也要加大努力，积极相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共同推动我国经济的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少维.2014年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判断[J].金融与经济，2014（02）.
[2]郭芳，王红茹“.李克强经济学”三大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以及结构改革[J].统计与管理，2013（04）.
[3]刘迎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分析的逻辑与方法探讨[J].经济研究，2009（09）.
[4]耿庆峰，黄志刚.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及宏观调控对策研究[J].现代金融，2008（05）.
一、“中国经济现代化模式”的不可否认性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30年，取得了过去一个多世纪都远未取得的成就：年均经济增长率达9.6%，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根据2007年的数据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四，仅次于美、日、德。对外经济方面，2007年进出口总额为21745.37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104倍；2007年实际利用外资747.74亿美元，是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之一。而在2009年，全球经济低迷时，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8.7%的增长，再创世界奇迹。对于中国的成就，国际社会的看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对中国改革与发展成就持否定态度。“中国”和“中国崩溃论”是其典型代表；提出“中国”的美国学者伯恩斯坦和芒罗认为：“不久即将变为全球第二大强国，将随着世界面貌在新的四年中发生巨大变化而成为一支支配力量，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敌人”；“中国崩溃论”的代表人物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GordonGChang）认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我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使这些言论不攻自破。
其二，对中国改革和发展持肯定态度。世界上一些主流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道路选择应该作为一种成功的典范，为世界上大多数后发展国家学习和借鉴。2004年，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乔舒亚·库玻·雷默的《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一文提出：“中国正在指引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接轨，同时，使他们真正实现国家独立。”这种新动向和发展物理学被称为“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
二、“中国经济现代化模式”的不足之处
在为巨大成就感到自豪时，更要正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深层问题：经济发展的政府主导型和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性。第一个方面，中国传统发展方式就其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主要是依靠政府主导，依靠政府的投入，带动GDP的增长。在政府主导下，大力投资于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因此，这些行业硬件设施在中国获得较高水平的发展，但软件层面的市场体系尚不够完善。自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并没有建立起运转良好的金融体制和健全的法律体系，来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转。随着加入WTO，中国经济和世界接轨，软环境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金利用率低。据美国经济和政策改革研究中心的专家分析，中国投资额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很多钱都浪费了。二是金融领域大幅度落后，呆坏账多。中国银行体制仍有不少问题，还有很多地方亟须改革。提高资金的利用率、注重投资的质量、减少银行的呆坏账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三是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法律体系亟需完善。
第二个方面，我国政府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利用外资，却被外资所利用等。根据国情发展制造业，对扩大出口、增加就业起了重大作用。通过对外开放，参与了国际分工，取得了巨大成就，曾一度被称为“世界工厂”。所谓世界工厂，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有一批企业和一系列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生产能力、开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水平、市场份额等已位于世界同类企业和同类行业的前列，在世界市场结构中处于相对垄断的地位。并且它们的存在和发展，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价格走向以及未来的市场发展趋势。如此衡量，中国只是在一些劳动密集领域以及部分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相结合的领域成为世界的重要的生产基地。从总体上讲中国还远远没有成为世界的工厂。由于不具有不可替代性，很容易被产品输入国反倾销。产品的低端性个体表现在工业制造附加值比较低，为26%，一般发达国家都有40～50%。另外，我国的制造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乏品牌，也没有能够撑得起来的大企业集团。中国经济总量发展如此之快的状况下，竟然缺乏能与大型跨国公司抗衡的世界级私营企业。
这种局面固然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巨大客观使然，主观则是与西方相比较，依靠科技的投入相对要少。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20个左右，包括美国、日本等。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我国科学技术创新能力还较弱，2005年科技创新综合指数大约在世界排28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实行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外资，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来发展我国的经济，而实际上，却是出口导向的企业中是外资企业占据垄断地位。“中国的私营公司一贯受到国外资本市场和法律制度的歧视，外国公司比本地私营公司得到更多的认可、更好的法律保护和更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而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又效率低下。因此，由出口带动的中国制造业的振兴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物，这些投资实际上取代了中国国内的创业。”结果是中国得到GDP，外资赚取利润。
关键词：农村；市场化；指数；相对进程；各地区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1008)02-0018-08
一、前言
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市场化既是制度变迁的取向，也是制度变迁的原因”。
农村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农村经济市场化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费孝通先生关于“乡土中国”的判断，农村中蕴含着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一切基因，不了解农村发展，就不能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科学解释；不研究农村社会变化，就不能把握中国发展的动力和进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市场化，促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5元增长到1985年397元，7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加263.5元，是过去二十年净增值的4.38倍，而且一举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为全面改革提供了经验、信心和物质基础；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转移和农民种养结构的大变化，使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1992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23.47％，到2004这一比例变为34.03％，极大地支撑起农民增收、农村社会和谐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可以说，近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的每一个大进步都和市场化相关，市场化已经成为农村其他制度变迁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大规模的综合性的制度变迁，对各地的市场化水平进行测量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应当成为理论界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日渐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樊纲、王小鲁(2001、2003、2004)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3、2005)分别连续地公布他们对中国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测度值，前者还对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进行测量和排序。与全国性的系统研究相比，对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测度方面的研究落后了，这方面主要成果有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和张丽、栗子亮的《我国农村市场发育程度分析》，但这些研究主要注重状态描述，缺乏可计量性和可比性。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虽是整个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以个体农户为主要经济主体，以农业为主要产业部门，以土地和劳动力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经济形式，其市场化的方式必然有其特殊性，因此它的测量指标选取在遵循市场化指标的一般选取原则的同时，也应有自身的特殊性。
二、主要经济指标选择和评分标准
农村经济市场化就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使农村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仅包括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化、农村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市场化，还应包括与此相关的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转变。
1主要经济指标的选取。经济市场化是一个多因素共同演进的系统过程，希望对所有的因素都进行测度既不现实也不科学，为此我们采用主因素分析法，根据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选取对市场化有重要意义的因素来分析。在具体经济指标选择上主要有三大依据：一是效度，所选取的指标必须与市场化密切相关，能反映出市场化的某一方面的特征；二是信度，资料和数据来源必须是可信的、可重复验证的，另外为减小误差和个别年份的特殊性，我们使用连续三年的算术平均值为计量值，本文计算2004年的市场化水平，故取2002―2004年数据的平均数；三是可获得性，是依现有的手段能顺利得到的。根据这些要求，我们定出了五个方面的一级指标：
(1)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化。经济主体拥有自主决策的地位和能力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农村经济主体主要包括农户和乡镇企业。农产的市场化主要表现为农户是否能根据市场的要求自主地调整产业结构以获取最大利益，这可以通过两个指标来体现，一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的构成，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应越是多样化，这直接表现为农户收入来源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下降，而工资、财产等方面的收入比重上升，测量值表现为(1-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二是农业的种植结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应更能摆脱生存约束，越来越多地追求发展，粮食的种植比重应当越是下降，而其它产品的种植比重上升，测量值表现为(1-粮食作物种植占总播种面积比重)。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中国经济市场化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从近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实践看，市场化水平越高，乡镇企业越是发达，为此可以得到乡镇企业市场化方面的第一个三级指标，即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比重越高，市场化水平越高；此外，中国改革又表现为对外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企业不仅注重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也注重在国际竞争中实现发展和提高经营水平，在近年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乡镇企业出口占地区乡镇企业总产值比重成为衡量乡镇企业市场化的又一个三级指标。
(2)农村经济的货币化水平。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化经济，市场经济越发达，经济的货币化水平越高。这一指标可以通过农产收入的货币化水平(测量值为：农产人均现金收入／农户人均总收入)和农户支出的货币化水平(测量值为：农户人均现金支出／农户人均总支出)两个二级指标来衡量。
(3)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水平，现代市场经济使生产要素市场化并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生产要素主要通过市场来配置。在农村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此外由于资金和技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而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用劳动力、土地、资金和技术四个二级指标来测度。劳动力的市场化主要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就业结构(测量值为：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农村劳动力资源数)来衡量，但各地区的劳动力流动的数据一方面不能准确获取，另一方面统计指标口径也有差异，为此我们以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与总收入比来计量，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劳动力的市场化必表现为工资收入，可以免去仅计算劳动力流动而忽视就地市场化带来的误差；土地的市场化本应以土地的流转比率来测度，但因数据原因，我们以土地利用的比较效率作替代，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度，经济的市场化水平越高，土地越是稀缺，土地的价值越高，因此农民越是面向市场从事生产，对土地的利用越充分，从土地利用的比较收益角度看，就是土地的耕种面积与耕地实际面积的比值越高，(测量值为：土地的耕种面积／1996年耕地实际面积)；资金的市场化以农村存款占农村经济主体的收入比(近似测量值为：农业银行的农业存款加上农村信用社存款／农村经济总纯收入)和贷款占农村经济主体的支出
比来测定，(近似测量值为：农发行贷款余额加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加农业银行农业类贷款／农村人口每年的总支出)；技术的市场化本想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来测量，但由于数据不能准确获取加上对免费搭车现象无法测度等原因，所以我们寻求其他替代指标，从一般角度讲，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认识科技的作用，也越能发挥科技的作用，为此我们以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为指标来测度科技市场化能力水平，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以年来计数，小学为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我们以16年计算，(测量值为：小学劳动力占总人口比×6＋初中劳动力占总人口比×9＋高中劳动力占总人口比×12＋大专及以上劳动力占总人口比×16)。
(4)农村中介组织市场化水平。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为有效地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获取更多的比较经济利益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农村经济的组织形式，目前在我国的各种统计中都没有把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列入指标体系，2003年农业部软科学课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专题研究报告”对全国26个省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数量进行了调查统计，今引用该成果，我们以参与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农产数与全部农户数之比来计量。
(5)政府职能转换与市场环境对市场化的促进。建立有限而有效的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攻坚阶段，政府职能转换已成为市场化推进的关键，政府应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而更多专注于公共品的提供，同时针对地方政府规模过大的特点削减政府规模已成为共识，这方面我们以四个指标衡量：一是以(农户家庭经营费用＋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建造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工资支出)与财政农业支出和林业支出比表示农村经济的自主程度，比重越高，自主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也越高；二是以财政用于农林水利气象等方面的事业费支出与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比表示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提供水平，比重越高，表示政府职能转化水平越高；三是以农业税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表示政府对农村经济的依赖程度，比重越高，政府对农村经济的依赖程度越高，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地方政府的规模也越大，从而更有能力干预农村经济；四是以农民的税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测量农民的税费负担水平，负担越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越低，对市场信号的反应越不敏感，从而市场化水平越低。对农村的市场环境建设包括法制、人的观念等方面，在市场环境好的地区，生产要素的市场回报率在城乡之间的差距应越小，也就是较少存在干预资源优化配置的因素，各生产要素参与经济活动都能获得乎均收益，为此我们以可活动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城乡收益比来计量，劳均收益=人口总可支配收入／就业人口，城镇劳均收益=城镇人口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就业人口，农村劳均收益=农村人口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村就业人口。
2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数分配及计算方法。我们采用10分计数，对各指标的权重采用专家评分法，由10名经济学专家分别给出各指标的权重取平均数得出。
对各地区市场化水平的计算以最高水平为10分，计算公式如下：
i省第j项指标的得分=(Xij-Xmixj)/(Xmaxj-Xminj)×第j项指标分配分值
Xij是i省第j项指标的测量数据，Xminj是各省第j项指标测量数据的最小值，Xmaxj是各省第j项指示测量数据的最大值。
我们对各项指标及其分值分配列表如下(表一)：
三、2004年全国及各地区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我们根据2002-2005年全国统计年鉴、农业统计年鉴、人口统计年鉴、金融统计年鉴、各地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全国及除外30个省、市、自治区各项指标进行测量，得到如下结果(表二)：
在此我们并未计量各地市场化的绝对值，而只观察市场化的相对进程，因而指标的缺陷并不造成致命后果，因为缺陷是共同的，但有所误差在所难免。
经过详细计算，我们发现：农村市场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最低的是云南；有10个省的市场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20个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仅有陕西和广西进前二十名，排位最高的是陕西，排第15名，排名最后的10个省中，西部占了9个。从单项指标值看：上海有8项三级指标得分名列第一，分别是C1、C2、C4、C7、C8、C13、C]6、C17，表明上海在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化水平、乡镇企业的国际化、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水平、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发展以及政府职能转换的水平等方面显著高于全国其它省份；北京有7项指标得分第一，分别是C5、C6、C10、C11、C12、C13、C18，表明北京在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和货币化水平、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发展以及农村的市场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水平高于其它地区；另外浙江省在C4(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地方GDP的比重)取得最高分，该省乡镇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15.5％；四川在C9土地的利用效率方面取得最高值；河南省在C14农村经济的自主水平方面得分最高，表明该省农村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农村居民的自发投资；广东省在C15财政用于农村公共品支出占财政支持农村发展的资金的比重方面占优。与此相异的是，新疆在C1、C3、C4、C7、C8、C17共6项指标得分最低，有意思的是其中有5项是上海得分最高的，这6项指标也使得新疆在总体排序方面仅名列第26位；贵州省在C6、C10、C18三项指标得分最少，而这三项指标得分最高的都是北京；青海省则在C9、C12、C13三项指标发展最不足；另有吉林省、云南省、广西、上海、重庆、安徽省各有一项指标得分最低。云南省仅有5项指标得分进入前20名，有9项指标排名在25名以后，与其它省份差距明显，因而得分最低。北京和上海在C14即农村经济的自主水平方面得分位于最后两位，但在C17即农民的税费负担方面的得分居前两位，说明两个地区财政支农力度很大，真正做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在引导和支持农民走市场化道路可以也应当大有作为。
四、简要结论
对农村经济市场化水平进行测度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困难的过程，涉及农村经济生活方方面面，试图以少数几个指标来计算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农村经济市场化又是农村制度变迁的一个基础机制，对于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测度出各地农村市场化的相对进程，并从中发现各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为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各地有目的地选择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提供量化的依据。
从1969到1999年，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不间断地总共颁发了31届，有43位经济学者前后获奖。绝大多数获奖的学者，都曾在经济研究的这个或那个领域中作出了突破性的成果，有的甚至在多个领域中同时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成果。现任瑞典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assarlindbeck（林德贝克）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原则做了一个总结性说明，他认为可以划分出五个授奖的领域：一般均衡理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方法论。paulsamuelson（萨缪尔逊，1970年获奖）、sirjohnhicks（希克斯，1972）、kennetharrow（阿罗，1972）、gerarddebreu（迪布鲁，1983）和mauriceallais（阿莱，1988）等属于一般均衡理论；miltonfreedman（弗里德曼，1976）、jamestobin（托宾，1981）、francomodigliani（莫迪利安尼，1985）和robertlucas,jr（卢卡斯，1995）等属于宏观经济学；georgestigler（斯蒂格勒，1982）、jamesmirrlees（莫里斯，1996）、williamvickrey（维克瑞，1996）以及分别在1990年和1997年因金融经济学研究成就而获奖的五位学者都属于微观经济学；在交叉学科研究中，有许多学者都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这包括获奖的jamesbuchanan(布坎南，1986)?结合了经济学与政治科学，garybecker(贝克尔，1992)?结合了经济学与社会学，ronaldcoase(科斯，1991)?结合了经济学、法律和组织研究，herbertsimon(西蒙，1978)?结合了决策研究与组织管理以及心理学，amartyasen(森，1998)?结合了经济学与哲学。此外，simonkuznets(库兹涅茨，1971)，robertfogel（福格尔，1993）和douglassnorth（诺思，1993）?结合了经济学与历史；在经济研究新方法领域中，被提及者主要是那些从事计量经济学研究者，也包括1994年因博弈论研究而获奖的三位学者。
林德贝克认为，3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的历史反映了当代经济研究的四个趋势：（1）美国学者在经济研究中的领先地位?这可从获奖者中美国学者所占比重看出（截止1999年的43位获奖者中28位是美国居民，当然其中有若干位出生于美国国外并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接受教育）；（2）演绎方法而不是归纳方法的广泛使用?使用归纳方法曾在19世纪欧洲大陆的经济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而在20世纪因使用归纳方法而取得突出成就并因此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唯一学者是库兹涅茨；（3）数量分析方法的使用和对这种方法本身的研究?首届诺贝尔经济奖授予了宏观计量经济学研究者，1980年再次以此为题颁奖，由此而论，2000年的授奖题目为微观计量经济学就不是那么偶然的了；（4）宏观经济研究的突出重要性?这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评奖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在那20余年时间内至少有10位经济学者因宏观经济学研究或与宏观经济学有密切关系的研究而获奖。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认为，30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反映了经济科学作为一门“硬的”社会科学地位的确立，而年复一年的评奖和授奖活动则动态地反映了经济学研究在不断地走向深入和精细。
现代经济学是否可称之为一门硬科学在30多年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时的诺贝尔基金会及评奖委员会中一些人士（包括若干自然科学家）就不同意认为经济学是一门象物理学那样的硬科学（这或许也是后来由瑞典中央银行出面资助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之一）。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大部分地解决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说现代经济学就是一门硬科学，它的研究本质上与物理学没有什么区别?观察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对某种外界变化作出何种反应并试图运用已知信息去预测可能出现的反应：在物理学那里，“事物”是物体，一块石头或磁铁；在经济学这里，“事物”是人，有理性的人，有分析能力并有自身利益的社会成员。现代经济学满足了所有可被称之为科学的一个根本的共同特征：一个命题及其证明是可以被别人重复实验的，是可证伪的。而且，由于经济学的对象是人的行为，这种行为会由于别人行为的改变而改变，处于交互作用关系中的人的行为比一个孤立物体的行为具有更多的复杂多变性，经济分析提出了方法上的更高要求。
正象物理学已经从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发展到了现在所看到的包含多个博大精深专门领域的现代物理学一样，20世纪后30年的经济学也演变成了根深叶茂的庞大科学体系。现在已很少再有象萨缪尔逊或阿罗那样的一人就能在多个分支领域中作出巨大贡献的经济学者，更不用说象卡尔•马克思那样的学者?能对一切称之为科学的研究成果都持有亲自阅读的兴趣。这不仅是巨人的肩膀已经很高，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进一步就可能耗费大半生时间，而且也是因为已经有了众多的巨人，跨越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之间本身就不是容易的事情。
赫克曼和麦克法登从事的大部分研究是有关个人抉择行为的计量估算方法，例如城市居民购买住房、汽车和教育服务等，有时也涉及选民在大选中的投票等非经济行为。在他们之前，学者们已经发明了多种方法根据经验数据来估算决定因素（自变量）和被决定因素（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人们发明了虚变量来表示具有二分性质的自变量。象人种、性别、婚姻状况、信仰等都属于具有二分性质的变量，它们显然与具有连续变化性质的收入水平或支出水平等一类变量不同。后来，一些机智的学者进一步发明了具有二分性质的因变量，扩大了虚变量计量方法的应用范围。由于这些方法上的改进，使用这类方法并应用于经验数据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基于这类研究的结论对政策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大。但是，象赫克曼和麦克法登这样具有严谨科学态度的学者后来发现了虚变量计量方法运用中往往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信息丢失问题。
设想一项关于居民购买汽车的计量分析。样本显示了样本中所有住户的收入和支出数据，以及他们购买或未购买汽车的情况。根据这些资料并应有虚变量方法，学者们通常会估算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定收入水平的住户购买一定价格水平的汽车的概率，或者他们的汽车购买数量与其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对这种分析，赫克曼和麦克法登指出，研究者们忽略掉样本数据本身的信息缺陷所带来的问题，这就是，样本只记录了已购买汽车者在汽车上的支出，而没有（通常也不可能）记录未购买汽车者准备在购买汽车上的支出（即他们对汽车的“保留价格”）。可是，按照这些研究的目的，研究者们都将自己的研究结论推广到未购买汽车者的行为，从而导致“以偏概全”问题的出现。针对样本本身的信息局限性，赫克曼和麦克法登发明了新的方法来改进计量程序，并使计量结果更可信。这可以说是他俩对微观计量经济学在方法上的主要贡献。
也许有人疑问，这种改进有多大意义呢？一本大学计量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者比较了使用和不使用改进方法的计量结果，两者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估算系数的值，未涉及系数的符号（即原有的方法“根本上说”是正确的，新方法没有“从根本上”改进估算结果），相关系数r2也没有因使用改进方法而升高。据此当然有理由说这种改进是局部性的。人们甚至也有理由说类似于这样的改进在当代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研究中比比皆是。
很可能正是因为当代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这类局部性改进成果，诺贝尔经济学奖需要从中选择并加以奖励。从这个角度看，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经济学发展历史上具有示范意义，它显示现代经济学不仅是一门硬科学，而且正在变为一门精细科学。
中国如何构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利益制度框架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利益关系在全球范围的拓展过程亦是全球利益调整过程，这一利益调整是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奕中实现的。我国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博奕过程获得更大的利益，避免利益损失最现实的做法就是构建一个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利益制度框架，其主要功能：一是保证国内的利益主体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争取获取更大的利益，二是保证国内利益主体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安全，避免利益损失。
（世经评论•北京）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利益关系在全球范围的拓展过程亦是全球利益调整过程，这一利益调整是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奕中实现的。我国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博奕过程获得更大的利益，避免利益损失最现实的做法就是构建一个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利益制度框架，其主要功能：一是保证国内的利益主体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争取获取更大的利益，二是保证国内利益主体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安全，避免利益损失。
1．保证国内的利益主体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争取获取更大利益的风险利益制度创新。
首先应注重在全社会的范围内鼓励企业和其他利益主体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并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安排去维系人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激情。经济全球化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积极参与并融入到这一过程中，才能增进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但是，中国传统的求稳求安的意识使得大多数利益主体都惧怕风险。当他们面对多种利益活动选择时，其中一种经济活动的利益结果是不确定的，可能是利益增进（这种利益活动可能的利益获得是巨大的），也可能是利益损失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往往不愿选择这类利益活动。尤其经历了东南亚经济危机使世界许多国家都遭受了极大利益损失的教训之后，中国仍在痛定思痛，对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当然心有余悸。为了使中国的利益主体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更大利益，现实的风险利益制度的构建注重激励功能的创新显得较为重要，为此：我国要从转变人们的风险利益意识方面入手，这要求一方面政府应从各种具体制度内容上积极奖励或激励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其中政府适度地干预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行为，并且主导和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和有效获取更大利益尤为重要，这不仅可以增加利益主体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安全感，而且也可以保证激励机制的长期化。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通过一些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积极承担经济全球化的利益损失，减轻企业和其他利益主体的精神负担和利益损失。
其次，我国应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注重激励整个社会和企业的科技创新，积极创建科技创新的风险投资制度，推出一批拥有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成果，并逐步实现产业化，占领国际市场，以获取相应的利益；应建立一个双向的循环机制，既要引进外资，又要发展境外直接投资，将本国即将处于劣势地位的产业和过剩的生产能力转移出去，获取直接的投资利益。这是中国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发挥后发优势，获取较大利益的积极选择；我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不仅要加速国内的企业联合与兼并，也要加强跨国的企业联合与兼并，以增强与发达国家大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的抗争能力，在全球经济圈中占领一席之地，是我国获得全球经济利益的良好途径。
2．保证国内利益主体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安全，防范利益损失的风险利益制度创新应着重如下几个方面：
（1）我国应分阶段地开放，保持合适的开放度。我们应吸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的经济开放度不易骤然扩大。我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没有遭受大的利益损失就是得益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开放度与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宏观调控力度相一致。所以合理的开放度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避免较大的利益损失的保证。为此，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逐步地、有序地开放经济。把握经济开放度的基本原则是：经济开放的总趋势是不断地扩大开放力度，而具体的开放过程要根据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企业的经营能力分阶段、分层次地放开。
（2）构建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金融体系的信誉与规范化经营是比较脆弱的，在中国金融结构总体水平尚待提高、国内金融深化尚未完成之时，坚持对资本项目的管制是一项必须的防御措施。因此，在开放经常项目的同时，应构建对资本项目管制的制度体系。它应该包括：构建对资本流动中的外汇管制和数量限制机制，包括对国内金融机构对外资产和借贷规模的监管机制、对外国金融机构在国内业务的监管机制；构建双重或多重的汇率制度，以此保证对金融交易和商业交易实行不同的汇率；构建对外金融交易的税收制度，通过征收利息平衡税和高额交易税来抑制短期资本流入。
突破经济学一价定律，促进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平稳转型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一转型无先例可循、无理论可依。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和方案，对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早在1980年，就有经济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计划经济的一大弊端是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盲目放开价格会导致经济的混乱和恶性通货膨胀，因而应实行价格改革的双轨制方案，国家对供应严重短缺的部门继续管控价格，对供求关系相对宽松的部门放开价格。10年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采取所谓“休克疗法”，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生产大幅度下降，从反面印证了中国经济学者观点的正确性。1984年9月召开的莫干山会议，把价格双轨制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莫干山会议是当时青年经济学者的群英会，会议的最重要成果是产生了新的价格双轨制方案，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按产品划分的双轨制不同，价格双轨制是一物二价，一件产品既有计划价又有市场价，计划价适用于计划内的产量，市场价适用于超计划的产量，优点是能够鼓励企业进行适应市场需求的生产。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采纳了价格双轨制的建议。
价格双轨制是对经济学一价定律的重大突破。以1994年汇率双轨制的并轨为结束标志，价格双轨制实行了10年，为中国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其他经济体制转型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
创新组织理论，有效解释了国有企业改制成功的原因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国有企业改制被提上议事日程。与价格改革必须在全国范围统一推行不同，国有企业改制可以通过地方试验逐步完成。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广东和山东一些地方率先开始国企改制。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过缜密的调研，国务院出台“抓大放小”政策，国企改制全面铺开。在这个过程中，我国花大力气解决了几千万国企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社保问题，保证了改制的顺利进行。经济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国企改制取得了世界范围内少有的成就，原因在于采取了渐进和地方试验的方式。那么，为什么中国采用渐进和地方试验的方式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为什么同样进行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选择的策略和路径却差异巨大？这是世界经济学界都很关注的问题。为解释这一问题，中国经济学者对M型和U型组织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M型组织和U型组织理论。用通俗的语言来讲，M型组织就是以“块块”为主的组织，类似公司里的事业部；U型组织就是以“条条”为主的组织，类似公司里的职能部门。前者更注重“块块”功能的完整性，容易进行小规模的试验；后者更注重垂直管理，任何改革都涉及整个体系的调整。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也非常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因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较强的M型组织特征，适合采取地方试验的改革方式；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则非常僵化，具有很强的U型组织特征，不适合采用地方试验的方式进行改革，而且改革成本更高。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原因，而且解决了转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命题，同时也为组织理论创新作出了贡献。
中央统一领导+分税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我国是采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大国，如何在单一制下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一直是党和政府面临的执政y题之一。1978年之后，我国开始实行地方财政包干制度，降低了企业的税负成本，同时也显著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为上世纪80年代沿海地区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财政包干也造成了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税收纪律松弛，中央财力大幅度下降。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扭转了这个局面，同时也把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制度化。在单一制国家实行高度的财政分权，这是我国的一大创举。这个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同时也刺激了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中央统一领导则为地方官员引领方向，能够降低地方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国经济学者还发现，中国财政分权的成功归因于坚持中央统一领导。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许多国家都尝试过用财政分权调动地方积极性，但最终结果大都不尽如人意，原因就在于缺乏强有力的执政党和中央政府。
创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找到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正确路径
我国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中国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助推中国经济体量在短时间内跃居世界第二。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创造连续30多年高速发展的奇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学者提出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已经存在200年，但以前只是一个贸易理论。中国学者把这个理论扩展到解释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提出一个国家应该利用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我国而言，劳动力在很长时间里是最丰富的生产要素，因而，发挥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一理论和政策建议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同。
关键词：经济形势；发展趋势；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2
近10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每年都呈增长趋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并且每年我国的GDP增长成绩良好，并且在世界金融风暴与汶川大地震的影响下，我国还是成功举办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这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进步的表现，可以说我国前期的经济发展已取得良好的成绩，但是在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形势下，我国经济虽取得进步，但是由于我国国情所致，金融风暴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面对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我国如何面对并解决其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重要影响是我国应该开始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市场体制不断进行改善，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我国的经济在前期发展中取得良好的成绩。在现阶段中世界经济呈全球化发展趋势，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重要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我国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已经不在局限与内地市场竞争，更多的是与国际化的大型企业进行竞争，特别是我国的中小型企业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困难重重。由于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缺乏竞争力，许多中小型等民营企业出现倒闭或破产现象，造成大量劳动人口事业，导致我国出现劳动人口过剩现象并且最近几年中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不断增加，这些原因严重影响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
（一）当前经济形势下对企业的影响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对企业的影响主要从企业的发展、管理与企业金融方面进行思分析。随着我国市场化经济与国际接轨，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市场运用，对我国的中小企业造成严重影响。我国中小企业在市场中虽然具有管理灵活、市场反应灵敏等优势，但是由于企业自身的规模不大，可调动资源少，企业管理经营水平与企业的技术支持与大型外资企业比较存在很多的差距，因此面对外资企业，我国的中小企业缺乏先进技术、良好的管理模式以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管理中缺乏品牌意识、自身的成本控制以及对产品质量的管理。因此，我国企业虽在前期的经济发展形势下能取得良好的进步，但是现阶段中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市场下还没有良好的准备。同时，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中自身还是存在一定局限性，企业自身的运行成本偏高，中小企业的创建者与大型企业或集团比较，企业的创建者多数为朋友，因此企业自身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在管理中情亲大于制度，因此企业内部存在过剩的劳动力，企业的部分决策还是存在问题，面对问题时难以做出决定等因素无形提高了企业的运行成本，面对现代经济发展形式，在市场竞争中更需要专业、有效、高质量的管理对成本进行控制才能获取企业的利润，但是部分中小型企业的管理层对其没有意识，由于管理中缺乏远见并且缺乏判断力，导致企业的在进货中成本过高而且还要面对外资企业的竞争，导致在当前经济形势我国多数中小型企业出现破产或倒闭现象。
（二）当前经济形势下对就业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发展对我国企业造成严重影响，造成我国多数中小型企业倒闭或破产，导致我国的失业不断上升，随着我国教育普及每年我国的应届毕业生不断增多，因此，前期对企业造成严重影响加之对我国应届毕业人数不断上升，从而造成我国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在现阶段中我国多数地区出现就业难的现象，并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导致我国的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经济发展很难取得进步，也是我国人均GDP一直不得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拉大了我国贫富差距，造成经济发展止步。
二、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思考
金融危机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时代的必然性，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这样的发展形势，只有通过自身进行调节面对问题，思考出问题的解决方式，将问题转化成机遇才能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大力发展我国经济。现在全球经济结构正处在深刻调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经济运行的环境和条件面临不少新情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表现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等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一）对企业发展的思考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外资企业不断进入我国市场进行其自身的市场扩展对我国中小型企业造成严重影响，我国中小企业只有将挑战转化为机遇才有助于自身经济的不断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更多的资源开始进行共享，这也意味着全球企业都具有平等待遇，虽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同时我国企业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对自身进行发展。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国中小企业应该从自身问题进行解决，在前面已经提到，我国中小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为自身的管理问题，所以我国中小企业在前期发展中面对外资企业的不断冲击，我国中小企业可以学习外资企业先进的管理思维，通过对企业运行方式进行改革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相比较我国中小企业在自身发展中缺乏品牌意识，我国企业的品牌知名度与外资企业进行比较还有很大差距，面对现代社会人们对品牌的认知度不断提高，因此企业在降低自身成本同时应该提高企业的品牌知名度打造属于我国的品牌，同时不断更新企业的技术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
企业解决自身发展问题后国家根据企业的自身发展做出调整，例如我国企业中小企业在转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企业的资金周转问题，造成我国中小企业很难对自身发展进行扩展时很困难，因此我国中小企业前期已经解决自身问题之后，国家根据现阶段经济发展趋势提高相应的扶持，有助于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如：结合当前经济的发展形势，设置专项资金，当中小型企业在转型需要资金进行周转中可以对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在现阶段发展中由于中小企业转型期风险过大，因此许多融资机构不愿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项目，因此在发展中只有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才能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让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取得进步。
（二）对就业问题的思考
解决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提高我国企业的当前经济形势下的市场竞争力，让我国中小企业在与外资企业进行市场竞争中不被淘汰，能有效解决我国大部分人口的就业问题，但是随着我国教育普及，由于我国当代大学生就业出现跳槽与眼高手低的现象，我国中小企业在招聘中不愿更多接受应届毕业生，造成我国大学生出现“毕业等于失业”的说法，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由于经济全球化，我国市场化经济的发展也逐步多元化，机遇更多，因此可以对失业人口与应届大学生提供更多自主创业的机会，鼓励劳动人口自主创业通过政府政策对劳动人口进行创业的人员给予小额贷款，鼓励其创业发展。通过自主创业方式能有效解决我国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我国现在对就业问题也越来越重视，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强调突出重点，把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尤其是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化解产能过剩中出现的下岗再就业工作。提高政府公共就业服务能力，鼓励创业就业，多渠道创造就业岗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相较于改革开放前期的发展，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我国市场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更多的困难，同时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下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只有解决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我国的劳动人口过程的问题，我国经济在现阶段的发展中才能取得有效进步。
参考文献：
[1]杨冉.当前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问题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
[2]韩冰.新形势下中国应对反倾销问题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4.
[3]李志远.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社会责任：国际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
[4]李华新.金融危机使中小企业必须面对自己的创新之路[N].中国青年报，2008.
[5]张明.全球金融危机发展趋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N].中国城市经济，2009.
[6]孙宁遥.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
柯伟林（williamKirby）是美国人文科学研究学会院士，也是哈佛大学历史系及商学院讲座教授，哈佛中国基金会主席。近日，《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就G20杭州峰会的重要成果、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地位，以及全球化、世界经济发展等相关问题专访了他。
G20杭州峰会的重要成就
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举办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你如何看待此次峰会？会议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
柯伟林：对于首次出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的中国来说，这次峰会是一次展示全球领导力的好机会。与会领导人围绕杭州峰会主题，就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实现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G20杭州峰会开启了世界秩序形成的新阶段。《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提出，“承诺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加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透明、非歧视、开放和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尽管全球还面临着孤立主义、美国大选、英国退欧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次杭州峰会在很大程度上凝聚了G20所有成员的共识，激发了多个结构性改革，提出了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议题和方案。因此，“杭州共识”很可能会成为全球化历史上的重要节点。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地位
中国经济报告：此次G20峰会的议题涵盖金融、贸易、税收、环境、资源等诸多领域，成功举办此次峰会是否有利于促进中国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
柯伟林：过去，G20峰会一直关注经济和金融事务，特别是与国际金融体系相关的事务。尽管不同政体有不同的金融体系，但谋求和平与发展是所有国家的共同期望。此次G20峰会取得多个成就，包括达成了“杭州共识”。此外，这次峰会主要目的不仅在于做决策，更在于让各国领导人互相协商和交换意见。可以说，杭州峰会所获成就的影响将是长远的、战略性的。中国在峰会上展示了举办国际会议和进行国际协调的能力，令人敬佩。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如何才能成为形塑全球经济秩序的重要参与者？此次G20峰会是一个契机吗？
柯伟林：中国主办G20峰会，意味着其在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我认为，中国现在不仅在大规模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而且在更多领域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在我看来，如果能继续深入开展国有部门改革，中国在创业方面也能成为典范。此外，我相信中国在高等教育方面也能成为世界领先国家之一，这是因为中国的公立大学拥有几乎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资源。
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国家主席参加G20峰会时表示，“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但是，近期孤立主义势力兴起，还有英国退欧等事件，引发人们对全球化的反思。你如何看待全球化与这种“分离化”？
柯伟林：无论世界怎么变化，全球化仍将存在。15世纪以来，人类已成为全球经济时代的一部分，现在的全球化程度更加深入。我认为政府应该代表人民争取更多的全球化积极效应（而且是广泛的积极效应），同时，使全球化消极效应最小化。与我们的祖先、父辈生活的时代相比，当今世界更安全、更和平，原因在于维护和平是全球化繁荣的关键，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
中国经济报告：此次G20峰会提出，“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的作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企业应当如何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去？
柯伟林：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需要长期的努力。通过研究中国企业全球战略可以发现，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在当地获得接受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国正通过自身努力推进世界发展模式的变化。当前，世界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是继续走向深度的全球化，让全球化更加包容、更加可持续、更加普惠，还是任由这个世界走向分裂，甚至走向新冷战。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中的失败
结构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结构主义主张的进口替代战略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得以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增强了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经济的能力，降低了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但这一战略在发展现代化大工业的努力上却遭遇了挫败。阿根廷、巴西、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和许多非洲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经验表明，进口替代战略大幅降低了经济效率，抑制出口，加剧失业，导致国际收支恶化和危机不断。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东亚的一些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则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过渡后，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
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蔓延，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繁荣，反而弊端不断暴露，消极影响日益凸显，给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教训非常惨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批欧美派理论经济学家在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休克疗法，包括价格自由化、国有资产私有化、财政稳定化等。由于在改革上急于求成、忽视国情，休克疗法给俄罗斯带来了恶性通货膨胀、国有资产被大规模侵吞等极其严重的后果。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由于推崇新自由主义，并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推进贸易自由化，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导致国家经济严重衰退。
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在于，它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制度及其发展模式为圭臬，认为后进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起飞和现代化，在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必须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看齐，实施全面的、彻底的甚至是过度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过度的自由化导致东欧和拉美国家民族经济凋敝，国内经济和金融大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过度的私有化导致拉美国家储蓄率大幅下降，进而导致其经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过度的市场化导致多数拉美、中东和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得不到有效改善，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这就在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西方主流理论难以解释成功经济体的发展实践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更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于苏东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激进式休克疗法，中国不搞全盘私有化，不搞缺乏政府宏观调控的过度市场化，不搞没有资本账户管制的盲目自由化，形成并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就在于中国从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道路，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持续深化改革中不断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回首30多年，正是当时被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和路径，使得中国实现了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在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发展中国家转型和发展现象需要新解释
为何中国发展如此成功，有些国家却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倒退?依据笔者多年的经验观察，认为关键之处在于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和发展中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理论，而要用适合自己的理论解释和指导实践。
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是资本比较稀缺，但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更有利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要提高收入水平，应当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各种产业，从而最大地创造剩余和最快地进行资本积累，以改善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本国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的发展与转型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若要使其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除了发挥要素生产成本的优势外，必须降低交易成本。这就需要根据各种产业的资本需求量和风险，以及规模经济和市场范围的特性，为其发展提供相适应的金融、法律和基础设施。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能够最大地创造剩余和最快地积累资本，但前提是存在能够准确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有效市场，以及使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能够随着资本的积累、比较优势的变化和产业的升级进行相应完善的有为政府。建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并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健康发展和成功转型的制度前提。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通货膨胀；政府调控；博弈论
一、引言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也吸引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大学生是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另一方面，大学生群体是我国重要的社会群体，是我国社会的生力军，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然而在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行扩招，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十分严重。这种失业现象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而在经济学当中，菲利普斯曲线是描述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曲线。菲利普斯曲线成为当代经济学家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关系的重要经济数学模型，该曲线表明：一方面，失业的减小会推动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从而影响国民经济地发展；而另一方面，失业率的上升虽然会拉低通货预期，但是会造成社会的不安与恐惧情绪。从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的角度看，政府在保障就业、调控通货膨胀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政府在调节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时候有着不同的手段，在就业率通胀率之间进行平衡是政府政策选择的结果。因而可以将政府的决策转变为一个双人博弈的模型，博弈方一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不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博弈方二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不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依据“菲利普斯曲线”，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就政府在不同阶段的政策选择进行博弈分析。
二、促进就业与调控通胀博弈模型构建
（一）博弈的主体与形式
如前文所述，博弈主体是政府，因为政府在博弈中占据绝对主动地位。政府控制通胀可以采取抑制需求和调控成本的策略进行调控，因为就通货膨胀而言，实质是国民经济过热；而政府对于提高大学生就业率则可以采取拉动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加速发展的策略。正是这两种不同的策略就构成了政府政策选择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政府促进经济发展，拉动需求，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热，从而产生通过膨胀；因此，政府会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策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一直社会需求，从而对产品造成冲击，提高了失业率。政府在促进就业和调控通胀方面就是这样一种两难的博弈形式，选择不同的策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
（二）博弈的转换
由于本文构建的博弈模型不同于一般的博弈模型，因此需要对博弈模型进行转化，演变成能够反应实际问题的模型。本文可以设定两个博弈方，博弈方一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不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博弈方二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不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
（三）博弈分析说明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国不同经济时段面临着不同的经济任务。比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效率”是最重要的选择，社会的经济任务是富裕起来；而在我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则要更加注重质量，社会总的经济任务则是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结合。本文构建的博弈模型也是如此，在不同的阶段，政府需要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或者保障社会稳定，实现人民的生活富裕。因此，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促进就和和调控通胀的政策决策中选择不同的政策。本文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分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上升阶段与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分别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博弈偏好。
三、三阶段的博弈分析
（一）初级阶段：重视经济发展效率
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的水平，社会生产力尚且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的总体需求。人口总量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是政府的追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总量和水平都低，人民尚未达到温饱阶段，面临着生活的压力。此时，政府最为紧迫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来拉动。1978～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增长到99214.6亿元。更为直观的例子是当时在社会上掀起了“效率第一”的热潮，连国家政策也提出要保证经济的“又快又好发展”。
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我国政府在大学生就业调控与通货膨胀调控上表现出积极地态势。这是因为大学生就业会拉动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总量上升，最终实现我国的经济目标。而这一个策略，正推动了我国历年处于高通胀预期的阶段，财富贬值很严重，实质的经济效益并不突出。表1给出不同政策选择情况下的政府最终得益。
在这一阶段，政府的主要关心的是提高经济发展的总量。不仅中央政府如此，地方政府更是如此，因为较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总量会现实政府政绩以及推动执政者晋升。因此在进行政策选择中会倾向于选择高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
经济问题的出现。在政府进行高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时，经济社会呈现一片繁荣的情况，一方面是经济总量的急速上升，另一方面却是高就业率。但是“繁荣”经济的背后却是一系列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唯GDP论”导致的环境问题、经济泡沫，以及社会消费领域的虚假繁荣、收入的缩水。但虽然在一系列经济问题威胁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倾向于采取这种策略。这是因为在该阶段，采取这些策略是最佳的，也即“纳什均衡”。
（二）上升阶段：保障经济平稳发展
在经济发展经过第一阶段，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经济成绩，但是正如本文前面分析认为，在第一阶段的高效率政策下，产生了巨大的经济问题。在第二阶段，政府的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了；而且原来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政策已经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发展。因此政府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经济任务不是推动经济特快发展，而是在保证经济最大效益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较快发展，也即我国政策定义的“又好又快发展”。
在经济发展上升阶段，政府在大学生就业和通货膨胀上要进行一定的政策权衡。一方面，政府需要保证经济较快发展，因此需要通过促进就业来拉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社会的通胀预期；而另一方面，政府需要抑制通胀，更加实质性地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个阶段，政府的政策一方面就要推动就业，一方面则要维持低通胀。而在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经济发展变缓，社会的就业压力大，但是经济发展的效益较好。我国现在正处于第二阶段，经济发展相对以前处于较低水平，同时随着最近几年扩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就业压力特别大。
在这一个阶段的政府政策选择则是高就业调控与高通胀调控并存，但是所谓的高并不是特别高，而是相对处于一个较好的阶段，且两者的调控力度类似。在这个阶段，经济能够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经济发展的效益较高。且此时政府处于一个积极调控的阶段，对经济发展采取较多干预。
（三）成熟阶段：自由市场的调控
在社会经济发展经过了较为平稳的时期，取得了更大的经济成就，此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成熟阶段。而成熟阶段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干预较少，主要通过市场的方式进行调控。国民经济在这一个阶段处于一个较为完整阶段，各种经济制度完善，社会法律也是完善的，可以很好地保障经济发展。政府的干预也只是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预，过多干预会扰乱经济发展秩序。
在这一个阶段的政府调控转为低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并存的阶段。当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热，处于高就业阶段，通货膨胀的预期较大；市场机制会在此进行调节，压低通胀预期，从来拉动了大学生就业率，造成高就业压力；在高就业的压力下，市场机制再一次进行调节，促进消费，拉动就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又形成了较高的通胀预期；在无数次的均衡调节下，市场机制会将通胀与就业推到一个均衡的状态，也即帕累托均衡。正是良好的社会市场机制，政府的调控会逐步较少，对经济的干预也会下降。那么在这一阶段的政府最佳策略选择是“低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并存”的状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不同大学生就业与通胀调控政策选择。本文研究结果认为在经济发展低级阶段，政府会采取较为激进的经济发展策略，但是此时的经济发展效益不高，存在着很大的经济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需要改变以往的策略，而采取高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的策略，原因是在这阶段政府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效益，同时也要维持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发展到的第三阶段，也即经济的成熟阶段，此时整个社会的市场机制较为成熟，经济发展更多地以来市场来进行调控，政府干预较少，此时政府更加倾向于采取低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的策略。
（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得到了关于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对大学生就业调控与通胀预期调控的不同政策选择。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保证经济发展效益，适当减少政府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依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经济发展三阶段理论，我国在2000年前夕就实现了第二阶段，达到了局部小康水平。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转型，需要从依靠低水平的劳动和资源要素拉动到知识资本拉动转变。同时我国就业市场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学生群体越来越大。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日趋增加。与以往“孔雀东南飞”不同的是，我国就业人口流动呈现回流的趋势，在户籍制度改革，户籍限制逐步取消的情况下，小城镇的兴起则成为了我国大学生进行就业及自主创业的新天地，经济发展逐步实现地区均衡。在这一个背景下，我国政府需要对大学生的就业情况进行引导，创造就业机会，分散大城市的压力。同时，我国在经济发展要更加依赖于市场，通过市场的调控来推动经济增长。在这两方面的推动下，我国将逐步实现较高水平、较高效益的经济发展以及较轻的大学生就业压力，这不但提高了社会经济效益，也缓解了由失业引起的社会情绪。
参考文献：
[1]王云多.大学毕业生地区间流动预期对失业、收入及人力资本的影响――以哈尔滨市数据为例[J].经济评论，2013（04）.
[2]赖德胜，田永坡.对中国“知识失业”成因的一个解释[J].经济研究，2005（11）.
[3]朱国晓.质疑菲利普斯曲线――并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关系[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0（09）.
[4]郑功成.大学生就业难与政府的政策取向[J].中国劳动，2006（04）.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成果；问题；前景预测
国有企业，特别是主导国民经济的国有工业企业的状况，是关乎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以及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性问题。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新阶段，我们有必要厘清国企改革的脉络，提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以推动国企改革的进程。国有企业在新市场经济环境下步履惟艰，国企改革成了关系我国国计民生、社会稳定以及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之一。经过前一段时期的努力，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由于制度上、政治上、认识上、办法上等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国企改革任重而道远。
一、国有企业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果
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的进展，工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经济发展呈现增长速度较快、质量效益提高、结构协调性增强、群众实惠增多的发展态势。回眸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就会发现国有企业改革表面看是提高国企经营效率的问题，实质是公有制、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如何结合的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始终围绕着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之间关系的逻辑而展开。时至今日，国有企业与改革之初的状况相比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种渐进式改革已累计取得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1、初步建立面向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2、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国有职工的合理调整，使得国有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市场、空间以及资源，同时激发了民间投资热情，优化了国民经济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实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战略方针；3、大力力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大力推进科学管理，实现企业管理创新；5、同时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的力度不断提高，为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资金和技术基础。
二、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企业人员组织结构设置不合理
结构不合理、配置不科学是目前国企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队伍结构比例失调，管理人员富余、一线操作人员紧缺是比较普遍的问题。在人员配置上，普通型、技能单一型的人员富余，而从事经营管理、科研开发、技能操作的拔尖人才和一专多能人才不足。在配置方式上，不能按需引进，难以按需流动，导致资源适用性差，个人技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另外，由于近年来国企人才流失比较严重，整体上职工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有老化的趋势，企业净人力资源相对减少。
（二）部分企业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意识较差
社会保障是重要的社会基础工程，它与居民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也是关系到国企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随着我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的全面启动，由国家、政府和企业资产变现等多项资金来源渠道进行资金筹措，对国企并轨职工进行经济补偿的政策措施正相继落实到位。然而，在多数居民社会保障意识显著增强的同时，部分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意识则相对滞后，少数失业人员在领取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金后，不是积极缴纳社会保障金，而是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个别人甚至产生在临近退休年龄时一次性缴纳社会保障金的心理预期，对社会保障的作用和重要意义在认识上明显不足。
（三）部分企业弱势失业群体就业压力较大
从国企改革对失业人员的就业影响来看，居民受到的影响明显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有的国有企业由于连续多年处于严重亏损、停产及破产未变现的状态，其职工已形成事实上的隐性失业。有部分职工已经先期通过多种就业渠道形成了先就业。而那些市场意识较差、身体素质差、缺少专业技能、年龄结构偏大及一时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就业机制的弱势失业群体，国企改革对其就业的影响则相对较大，承受能力也明显较弱。目前，限于国家财力等方面的原因，国家采取的一些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措施，如兼并、破产、核销银行呆坏账准备金、债转股等，真正落实到具体实施改革的国有企业还有待时日。
三、国有企业改革存在问题对策分析
深化国企改革是振兴我国民族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本质要求。随着推进国企改革，促进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并轨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改革中出现的深层次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也将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因此，为确保国企并轨改革及改制工作的顺利进行，保持社会的稳定，未来，国企改革应从调整组织结构，优化企业人力资源配置，促进居民就业、创造和谐的就业环境、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加强对国企改革工作的监察等多方面入手、形成合力和共振。
（一）适时调整企业组织结构，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国企现存的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配置不科学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伴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企需要逐步建立以效益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管理机构上层次过多、分工过细、职能交叉，不利于提高管理效能、降低管理费用，也难以与管理水平的提高、信息技术的进步相适应。对经营管理、专业技术、技能操作人员这三支队伍在企业中的重要性应当统筹兼顾，结合各自特点进行培养选拔、均衡配置，才能发挥出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应坚持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相结合、机制转换与制度创新相统一，配套实施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一是改革管理体制，压缩管理层次，按照体制到位的内在要求和现代企业流程再造原理，建立起扁平式”的管理体制。二是通过主辅分离、改制分流等政策的灵活运用和细致实施，提高专业化程度和运作效率，在突出主业的同时又便于对辅业进行股权多元化改造和经营机制转换，拓宽富余人员分流安置的渠道。三是面向市场招聘人才和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相结合，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人力资源的配置，继续实行聘用制和竞争上岗，力争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在劳动力引进、内部人力资源流动、特殊人才聘用等方面进行创新，加快高级人才薪酬待遇与市价位的接轨进程，不断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益。
（二）坚持以人为本，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就业和再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坚持以人为本，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就业和再就业，不仅是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在一定时期内需长期坚持和着力解决的基础性工作。在加快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将就业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形成良性互动。通过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就业岗位，进一步扩大就业率的提高。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产业政策调整适度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大力发展服务、餐饮、旅游、零售等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再就业工作的政策优势，加强对各项再就业政策执行、落实情况的检查和监督。对于少数执行中有一定难度的相关政策的落实进一步作好协调工作，运用政策效应大力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
（三）加大对劳动法规执行情况的检查执法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随着就业需求的不断增大，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及部分国有企业无视职工利益，不认真执行国家《劳动法》或《劳动合同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个别企业不按规定执行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拖欠职工薪金，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不为职工交纳由企业支付的个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职工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劳动执法部门应加大对个体、私营等企业执行国家劳动法规情况的执法检查力度，一经发现企业有违反《劳动法》或《劳动合同法》的行为，除在新闻媒体予以公开曝光外，加重对企业的经济处罚，增大企业违反劳动法规行为的经济成本，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为失业人员创造一个和谐的再就业环境。
（四）建立国企改革的预警机制，加强对国企并轨、改制工作的监察
据了解，目前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已在半停产、停产及破产状态的困境中持续徘徊多年，企业中在一定程度上沉积的人员、财产、个别企业领导人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在企业并轨、改制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对于一些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更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国企并轨、改制工作的监察，提高企业改革工作的透明度。在具体操作上要严格按照程序办理，充分发挥职代会在改制工作中的监督作用，使改制过程合规合法，并建立相关预警机制，及时预见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提前采取应对的措施和办法。对于居民意见较大、上访频率较高、存在问题较多的企业，由政府派驻工作组进行疏导工作，从国家和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严格按规律、法规办事，以稳定促改革，在稳定中求发展。
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历经30年的艰苦探索与推进，能够取得目前这样的进展很不容易。经过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后保留的国有大型企业都是中国产业的精华，是几代人艰苦奋斗、辛勤劳动的积累，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把这批大企业改革好、发展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们既要充分认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又要清醒地看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锲而不舍地努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我们有理由坚定信心，经过努力来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
参考文献：
[1]余坤鹏，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J]，商业文化经管空间，2007年08月。
[2]李荣融，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取得丰硕成果[J].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系列报告会上的报告（摘要）。
[3]贾小梁，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相关政策分析[J]，中电联2007年经济形势与企业改革分析预测会报告（摘要）。
[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调查研究报告，2005年5月。
一、国内国际双循环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
形成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态势，其实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性事实。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较封闭的发展模式，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中国经济基本上是国民经济的内循环体系，进出口比重很低，国际资本很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开始发展国际大循环，开拓国际市场，引进外资和技术，进出口增长率超过了GDP的增长率，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到2006年，出口占GDP的比重和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都达到较高水平，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态势到2006年前后已经开始出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外贸进出口受到了很大影响，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36%以上，一直下降到2019年的17%左右。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64.5%；下降到2019年的35.7%。经常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也从2006—2007年的10%左右下降到2019年的1%左右，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一个经验性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走上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也都实行较自由的市场经济。按照主流经济学思维范式，市场经济以工具理性为主导，具有增长的无限性。增长的无限性之所以成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因为工具理性所追求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格。交换价值以货币形态来表现，企业追求以货币单位计量的利润最大化。世界各国由市场经济主导，无限地追求交换价值，其逻辑结果和现实表现就必然是经济全球化，即市场经济具有扩展至全球的内在冲动。那么，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必然要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中发展，追求无止境的经济增长。
就某一国家而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比重，首先取决于国家的规模。小国经济的增长更大部分要进入国外市场，进行国际循环。例如，新加坡的国际经济循环部分就非常大。而大国的国内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大，一般来说国内循环的回旋空间大，有更多的经济活动可以在国内市场中完成循环。例如，美国尽管是发达国家，相对于庞大的国内经济，它的国际经济比重就相对较小。2019年，中国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7%左右，而美国这一比重还不到10%，尽管它的经济开放度和自由度比中国更大。其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与双循环格局也有密切关系。各类产业的产品可以分为可贸易产品和不可贸易产品两类。农产品比如粮食、玉米、大豆等大宗商品是可贸易产品，矿产、石油等资源性产品，是可贸易性很强的产品，工业制成品也是可贸易性较强的产品。而另一类经济活动或其成果（产品）的可贸易性就较小，例如房屋、电力等，大部分是国内消费，只有极少量会售出到国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不可贸易产品的增长加快，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通常会提高，不可贸易产品中最重要的就是服务业。服务业中尽管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进入境外，形成服务贸易，但和制造业、农业相比，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一般比较小。所以，服务业比重提高，国民经济中的可贸易产品比重通常会下降，不可贸易产品比重上升。最后，影响国内国际市场比重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学特别关注的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及其所决定的比较利益关系，以及各国间的资源差异所导致的国际分工状况。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受到国际分工的深刻影响，反之，国际分工的深化也使得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更加融合。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框架来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就是一个趋势性事实。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双循环，而是要形成新发展格局。要认识新”在哪里？现在提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含义是深刻的，不仅仅是指出一个经验事实或趋势性事实，而且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二、新发展格局体现了战略关切取向的调整
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理论关切分别是效率和公平。经济学的第一个重要关切点是效率。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是可以实现高效率。只要允许自由竞争，发挥市场的价格机制作用，它就可以（至少在理论上）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率，因而效率很自然就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个核心关切点。经济学的第二个重要关切点是公平。但市场经济有其局限性，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公平问题。公平分为事前的公平和事后的公平。事前的公平主要是指市场秩序（产业组织）是否能保证公平竞争；事后的公平主要是指市场竞争所导致的结果是不是公平，也就是收入或财富的分配是否均等。当然，经济学和经济发展还有一些其他的关切因素，比如不确定性因素、风险性因素等，但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也大多归结到效率。而当考虑到国际关系时，还要考虑国际经济循环时的两个主要关注点，即各国间的市场是否存在贸易壁垒，是否存在关税。因而国际自由竞争的经济学逻辑，就是没有贸易壁垒和低关税，最好是零关税、零壁垒，那么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就可以一体化。如果达到零关税、零壁垒，国际和国内循环也就没什么区别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基本逻辑。
从根本的理论逻辑来说，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在原有的理论逻辑中加入一个重要的关切因素：安全。也就是说，当强调新发展格局时，实际上体现了战略关切取向的变化。在传统的经济学体系中也有安全因素，主要是指财产安全和人权保障，假定每个人都是人身独立的经济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受威胁，私人财产得到保护，不受侵犯。这是市场经济底层逻辑的假定，是一个制度前提，没有安全就没有市场经济。但这不是传统主流经济学本身所研究的主要问题。
现在的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对安全的关切甚至超过了效率和公平。在许多情况下，宁可牺牲效率和公平，也要保证安全。于是，安全成为经济思维和战略取向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关切因素，但是安全很难定义。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最基本的安全是经济主体的安全，特别是财产安全。而企业层面的安全是供求关系的安全。从需求来看，生产出的东西能不能卖得出去，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惊险的跳跃”，如果有了障碍卖不出去，就是需求环节的安全风险。而从供给来看，如果发生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情况，例如所需要的卡脖子”技术无法获得，就是供给环节的安全风险。供求关系的安全性是经济安全。除了经济安全，还有其他多种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社会秩序安全等。当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发展，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国际化，表现为诸如疫情国际化、恐怖组织和活动国际化，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副产品”。再进一步是更复杂、更难定义的国家安全。而且各个国家对于国家安全的定义非常不同，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规则和政府治理体系可能很不相同，或各具特色。正是由于对于安全关切的提升，使得新发展格局体现了战略关切取向的调整。换句话说，由于对安全的深度关切，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必须形成更具安全关切性的新发展格局，并使之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三、国内循环为主体以规则博弈
纵深化为基础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的格局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从而使得新发展格局的双循环态势，特别是对于大国而言，应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作为基础。这是由当今世界正在展开和不断深化的规则博弈变局所决定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第一是微观经济主体的同质性，即假定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企业的表现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第二是空间的匀质的，如同空盒子一般，经济主体和各种信息可以在这个想象的经济空间中进行互动。如果按照这样的微观——宏观经济的范式思维来想象经济全球化，那么各国都门户开放，各国的企业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标，一般的企业均为私有制，在全球范围进行自由竞争，最理想的是零关税、零壁垒，就可以实现最高的经济效率和全世界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坚信这一经济学传统范式的人认为，如果现实世界离开了这个想象中的经济全球化格局，那就不合理了。但现实世界恰恰非常不同于经济学传统范式所想象的世界。世界各国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一样，各国所构建的市场规则体系也很不一样。放眼世界，当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为什么各个国家应对疫情的方式各不相同呢？中国的抗疫效果很好，而其他国家不能实行的原因就是，各国的价值理念不同，对于安全的定义不同，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不同，所采取的抗疫方式当然难以相同。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看到：国家和国家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性，第一，经济主体（企业）的性质和行为目标并不是一样的。中国还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尤其是金融业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国有企业的行为目标跟民营企业不可能完全一样。第二，规则空间不一样，我的方法对我很适合，但对你可能不适合。这就是现实的世界。所以，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际上暗含着这样的学理考虑：中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规则空间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在不一样的规则空间中，哪些空间更加有效率，更加安全，各国企业就会倾向于到更有效率、更安全的地方去进行经营活动。现在我们越来越倾向于形成一个基本的判断：在今天的世界，至少是在相当一部分领域中，国内的规则空间有效性和安全性可能要比国际的规则空间要更好一些。也可以反过来说，在国际规则空间，企业经营的安全保障可能不如国内。所以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可以保证更大程度的安全性。各个国家在关切安全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大国，都会考虑怎样把跟自己国家经济命脉相关的重要环节掌控在自己手里。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放弃国际循环，而是要考虑到产业供求关系的安全性，希望在国内构建更加完整安全和畅通的经济循环体系。
因此，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取向将突出两个问题：一是安全性，另一个是畅通性。只是安全而不畅通就没有效率，只是畅通而失去安全则难以可持续地循环畅通。每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不一样，文化和历史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社会偏好不一样，所以应对安全性和畅通性的关系必然有不同的国情特色。那么，构建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几个关键问题。首先要判断中美之争的实质。中美冲突根本上是规则之争，美国人认为他们那套规则是唯一合理的，基于微观——宏观经济的范式承诺，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确性。在那个范式承诺下所构建的经济学和经济制度，是唯一最优的。如果离开那个经济学范式，就是错误的异类。美国人现在就是坚持这个思维框架，因而认为世界上没有第二种经济科学，也没有第二种有效规则体系。但是，如前所述，这种范式框架已经不符合今天的现实，连一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都承认，在人类经济发展的版图中存在着另外的世界”，而且可以取得不次于美国的发展成效。在20世纪之前，由于没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成功案例，可以说，那时的经济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但是21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昭示世界，人类社会现代化确实还有其他的成功经验和可行道路。在这个另外的世界”，不同于西方化，也能够实现很高的发展效率，其公平性和安全性与西方化相比，也不差。深刻的思考可以揭示，世界确实发生了极大改变，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动摇，关切点发生了改变，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主体和空间秩序也发生了变化，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所构建的经济学体系已经不是现实的图景。中国经济崛起之后，经济全球化已不再遵循英国美国曾经主导的那个发展格局的基本逻辑，不再是把全世界的规则变成同质化（西方化），而是要解决不同国家如何形成适应国情的规则，以及不同的规则空间如何进行衔接的问题，这就是新发展格局”。现在大家都在说世界大变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子就是规则博弈和规则重塑。由于现实世界不是微观—宏观经济学范式承诺所认定的全球规则一元化世界，而是一个域观世界，即世界经济是以不同域态域境的主权国家所构成的，主权国家拥有规则安排的主导权。以域观范式承诺的思维逻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体现了中国制度性质和价值文化特征，能够适应中国国情。当中国经济大规模进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当然会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形成规则博弈之势。
1.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选择保护贸易政策的原因
在工业经济时代，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主要依靠农业，民族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结构呈现出单一化、畸形化的特征。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则获得了较充分地发展，国内市场日趋饱和，急需向海外扩张其原料和销售市场。于是，发达国家大力提倡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在原则上要求国际贸易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因此，发达国家可以将其工业制成品销往广大的落后国家，以实现其经济扩张；而落后国家只能生产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经济结构无法得到改善和提升，经济发展将始终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在这种不对称的经济发展要求下，发达国家往往会倚仗强势，大力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剥削和掠夺落后国家的经济资源，摧残和扼杀其新兴工业。在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发展利益将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面对特殊的历史背景，发展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思路和口号。保护贸易政策的提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可，成为其在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中的必然选择。
通过对本国民族工业进行保护，民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获得了一定的空间。生产力水平获得实质性的提高。保护贸易政策使落后国家固有的、静态的、结构水平低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创新的、动态的、结构水平较高的比较优势，这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保护贸易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须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
贸易保护有利也有弊，因而实施贸易保护就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贸易保护所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包括：一是减少眼前的贸易机会和贸易中的比较利益；二是容易形成行业中的低效率。要使贸易保护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就应该使其保护成本降至最低，使其利大于弊。因此，实施保护贸易政策应该具备以下两个社会历史条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形成。在此历史条件下，由于国际贸易会受到地域和时空的局限，比较利益无法得到充分地体现，因而可以从客观上降低贸易保护的成本。在工业经济时代，由于信息技术较落后，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形成，落后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所损失的比较利益也是较为有限的。而通过贸易保护能够使落后国家获得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长远利益会弥补并超过近期保护所付出的代价。这体现了落后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选择贸易保护的合理性。二是工业落后，国内生产力水平低下。贸易保护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护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在这点上贸易保护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然而随着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贸易保护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而边际成本则会不断上升。这是因为贸易保护难免会导致国内行业的低效率、市场信号的扭曲等负面效应。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贸易保护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将会极大地阻碍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此时，该国采取贸易保护的边际成本将大于边际收益。
3.贸易保护使许多国家民族经济得到振兴
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通过贸易保护而使传统的经济结构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主要表现为：(1)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的比重在上升；(2)工业生产总值中制造业的比重在上升；(3)制造业中重化工业和机电工业的比重在上升。这几个“上升”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合理化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多样化的经济结构使发展中国家摆脱了历史上对发达国家过分依赖的状态，增强了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自信心。如韩国、墨西哥、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早期曾经只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后来却通过推行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扶植起了一批竞争力较强的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股新兴力量。
二、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是知识经济时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捷径
1.知识经济时展中国家继续实施贸易保护的理由和社会条件已渐渐失去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由于发达国家单方面海外扩张的要求而导致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疯狂掠夺和剥削，形成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如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这种转变使得发展中国家继续采取贸易保护的理由不复存在。同时，发展中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及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信息高科技的出现及经济全球化物质基础的形成，都令贸易保护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日渐消失。
在知识经济时代，贸易保护的边际成本已开始超过其边际收益，这表现在贸易保护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其一，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抑制了企业的积极进取精神，使经济发展产生高成本和低效率。国内企业感受不到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这使其失去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动力，形成企业的低素质和生产的低效率。其二，贸易保护造成市场信号扭曲，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较强，这会使市场信号出现扭曲，使产品价格不能正确反映一国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导致资源使用上的浪费和产业结构上的倾斜。其三，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将会损失更多的比较利益。经济全球化大大降低了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使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获得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国仍然采取贸易保护将意味着损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的贸易机会和比较利益。
2.知识经济时代，自由贸易政策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1)采取自由贸易有利于降低生产经营的成本。由于当代信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传递已经变得十分便捷，一国的企业可以即时地获得世界市场的信息，可以将生产和贸易的各个环节分布到世界市场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实现全球化的经营管理，从而大大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生产经营成本。发展中国家只有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才能融入经济全球化当中，获得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
2)采取自由贸易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在自由贸易中，拥有先进技术的出口方为了贸易的需要而不得不把与贸易内容有关的技术、性能、特点和某些参数向进口方介绍，这样，就发生了“技术外溢”。这使得进口方的技术在低成本下得以较快的提高，这个过程是通过“干中学”来完成的。显然，“技术外溢”和“干中学”对于落后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有利于吸引国际投资，从而为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充足的资本来源，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一个采取贸易保护的相对封闭的经济来说，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通常会导致较长时期的经济低迷。由于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需求扩张的产业不能形成足够的资本存量，无法吸纳从传统产业中游离出来的失业人口。同时，传统产业由于市场萎缩的约束，物质资本过剩却难以转移，不断地形成新的失业人口。相反，在一个采取自由贸易的开放经济中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的问题在开放的经济中将不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过程的重大障碍，因为国际间资本资源的平行转移会取代孤立经济的资本资源的跨产业转移，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物质资本资源及其物化的知识资源运动转移的主要方式。所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吸引国际资本的直接投资，有利于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3.知识经济时代自由贸易能够加速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
同以前相比，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日益趋近：经济结构多元化，工业化程度较高，信息科技发展迅速。在这种条件下，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能够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加速实现经济赶超。以下的理论模型可以说明自由贸易是怎样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赶超的。
假设两国都是多元化经济结构，工业体系较完善，都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且两国间不存在要素流动。假定，只有两种产品，一种是消费品，一种是资本品，并且前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后者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不考虑技术及其变动的影响。由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可知，发展中国家在最初阶段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而发达国家则同时生产消费品和资本品。这样，两国间的贸易格局将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同时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将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品）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分别记为Y、K和L，可将总量生产函数表述如下：
Y=F(K,L)(1)
假定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类型的，并且是一次齐次的。人均生产函数形式可表达如下：
y=f(k)(2)
(2)式满足Inada条件
附图
产品市场是竞争性的。企业将在产品及要素价格给定的条件下最大化利润：
dY/d≤r/p(3)
dY/dL≤w/p(4)
r是实际租率，w是实际工资，p是以投资品价格作为尺度的消费品。P是外生给定的和始终保持不变的。
用人均生产函数的形式，上述条件可以写为：
dY/dK=dy/dk≤r/p(5)
dY/dL=y(k)-(dy/dk)k≤w/p(6)
将工资对租率的比率记为Ω，可将静态效率条件记为：
Ω=(dY/dL)/(dy/dk)=y/(dy/dk)-k(7)
产品市场均衡条件可以表达为投资与储蓄间的均等：
I=p(F(K,L)-C)(8)
上式中，I是总投资，C是总消费。
假定贸易处于平衡，汇率是固定的。因此有：
M=pX(9)
上式中，M是总进口，X是总出口。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汇率规范化为1。
发展中国家完全专业化于消费品的生产意味着：
I=M=pX(10)
将上式代入储蓄—均衡条件，我们得到：
X=Y(K,L)-C(11)
到此为止，我们完成了对模型静态部分的描述。让我们转向模型的动态部分。我们有基本的资本积累恒等式：
I=dK/dt+δK(12)
上式中，δ是折旧率。
将上式代入基本的储蓄—投资均衡条件，得到下列的基本增长方程：
dK/dt=p(F(K,L)-C)-δK(13)
此外，由方程(11)，我们有：
dK/dt=pX-δK(14)
假定劳动力的增长率为外生给定的：
dL/dt=nL(15)
上式中，L是劳动投入，n是劳动力增长率。运用人均形式，基本增长方程可以写为：
dk/dt=p(y(k)-c)-(n+δ)k(16)
上式中，c是人均消费。
由于投资品完全来自进口，有：
dk/dt=px-(n+δ)k(17)
上式中，x是人均出口。
比较这一方程与无贸易条件下的新古典基本增长方程，我们可以看出仅有的差别在于后一方程中的(y-c)为前一方程中的p(y-c)所代替[3]。在该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快于它处于封闭状态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增长。这意味着贸易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都已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可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其实现经济赶超。
4.知识经济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容易导致产业升级缓慢和危机的发生
韩国政府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竭力扶持汽车工业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韩国已经建立起了颇具规模的汽车工业。但此时政府依然不放松对汽车产业的保护和扶持，最终导致汽车产业的市场根基薄弱。一场危机过后，现代集团已在戴姆勒—克莱斯勒帐下听令，大宇集团成了福特公司的囊中之物。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很早已走入国际市场，置身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并造就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制造业企业；但日本的其他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则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长期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创新乏力，不能为制造业提供新的投资项目和金融工具，使制造业中的大量剩余资本只能涌入有限的房地产和证券投机领域，这成为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生严重泡沫经济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进入持续萧条期。与此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鼓励中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因此台湾经济的整体状况比较健康，产业升级较为顺利，虽遭受东南亚危机冲击，经济仍能正常运转，这在电脑硬件设备制造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今，在世界电脑硬件制造业中，台湾企业的生产能力已占居重要地位。
三、推动自由贸易是当今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正确选择
1.保护贸易政策已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迅速，年均实际增长率达11.72%，第二产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上升到1999年的49.3%。我国工业发展不仅规模相当可观，而且门类齐全，体系完整。“九五”期间，我国工业发展也已上升到较高阶段，一般加工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而技术相对密集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术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术产业特征的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的比重升幅很大，1999年的比重已高达8%[7]。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增长带动了工业结构的升级。
自1978年以来，我国外贸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99年的进出口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17.5倍。1979年～1999年的出口与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15.3%和13.8%。从1980年到1998年，我国外贸出口占世界贸易出口的份额由0.9%上升到3.4%，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7位。伴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迅速增长，外贸出口的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制成品比重显著提高。我国制成品出口的份额由1980年的54%上升到1999年的89.8%，对出口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97.0%。在工业制成品中又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主。1998年机电产品出口达665.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6.2%，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7]。
由于我国工业与外贸的迅速发展，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同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保护贸易政策已基本完成了其保护落后民族工业的历史使命，保护贸易政策逐渐失去了其当初存在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要求
2.保护贸易政策的边际成本日益递增，消极作用日益增强
1)保护贸易政策造成长期以来我国价格信号扭曲。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脱节。由于限制了进口，这就为一些落后的企业提供了宽松的生存空间，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不能有效发挥。长期如此，市场就出现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严重脱节，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使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得到准确地反映。保护贸易政策造成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产品都存在人为的价格扭曲，而且两个市场是脱节的，造成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准确地反映。我国的经济难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确定自己的市场分工和产业结构定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无法有效地实现，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
2)贸易保护政策造成我国企业技术落后和生产的低效率。表1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发达工业国的历史状况。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情况已大为改观，但是由于贸易保护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存在着，我国企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就仍然大大滞后于较发达国家。这可以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长期处于较低层次反映出来。长期以来，我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大多数出口制成品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口商品列前几位的主要集中在服装、家用电器、通讯设备、玩具、钢材等劳动密集型产品。1998年我国出口总额1837.57亿美元，其中纺织品出口额404.92亿美元，占出口总额1/4，而光学、计量、检验、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的出口额仅为65.6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30。1999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的13%，是发达国家的1/3。我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贡献仅为30%，是发达国家的一半[7]。
表1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国家工业
劳动力（百万）产值（百万美元）人均产值（美元）
美国50.31048224.320839
加拿大4.993960.019175
前西德19.5300416.815405
日本31.6446405.414126
荷兰4.445015.010238
英国15.4145632.09457
意大利16.9141136.08351
中国83.5123583.5148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中国只有融入其中才能提高效益，促进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人类从工业化向信息化、从一国经济向经济全球化加速转化的10年。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础之上的，信息革命使得世界各地的生产、贸易及其他各种经济联系可以突破地域和时空的限制。经济的信息化和网络化还使全球资本市场连为一体。大量不受各国管理当局和国际组织控制的“无国籍”资本，遵循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原则在国际上自由转移，推动着生产要素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流动。经济全球化可以突破单个国家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限制，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带来更高的效益。因此，我国必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
4.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产业结构面临进一步升级，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需求量将不断上升，这就要求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自由贸易
当人类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产业结构将面临着进一步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由于物质资本在产业间的转移需要高昂的成本，从而导致新经济的建立缺乏足够的资本存量，传统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却大量过剩。因此，我国就应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自由贸易，充分吸收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只有这样才会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我国经济步入新的增长平台。
【参考文献】
[1]文贯中，郑志海.WTO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陈漓高.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外开放[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KINADA.FreeTrade,CapitalAccumulationandFactorPriceEqualization[J].EconomicRecord,September.1968.
[4]范爱军.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适度保护问题探讨[J].改革，2000,(6):32.
[5]陆家骝.论中国“入世”的经济结构效应[J].中山大学学报，2000,(3):03.
